引言

在当今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个体不仅面临来自学业、职业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常态压力，还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经济波动与社交环境变迁等多重逆境。在此背景下，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在压力与挫折中保持健康适应与持续成长的关键能力，日益成为心理学、教育学和临床干预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心理韧性不仅关系到个体能否从创伤或失败中“恢复原状”，更体现在能否在逆境中实现“创伤后成长”，获得更深层次的心理资源与生命意义。

学界对心理韧性的探索始于20世纪中后期对处境不利儿童发展差异的观察。从Garmezy提出“抗压力”概念，到Werner和Rutter等人将其发展为系统的“心理韧性”理论，研究视角逐步从静态的“个人特质”拓展至涵盖环境互动与动态过程的整体模型。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韧性的研究进一步从“缺陷修补”转向“潜能激发”，强调其可塑性与可干预性。因此，系统梳理心理韧性的概念演进、测量工具及其理论模型，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类适应系统的理解，也为在学校、家庭与社区环境中开展科学有效的心理韧性培育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本文旨在对上述核心内容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干预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框架与方法论支持。

一、心理韧性概念界定

20世纪50–6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内部的发展结果变异性问题，从而开始了对心理韧性的研究。

Garmezy (1971) 对精神分裂症儿童进行研究，提出心理韧性的雏形概念——“抗压力”（stress resistance），并揭示了抗压力起作用的内部机制——保护性因素（Garmezy, 1974），奠定心理韧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Werner & Smith (1992) 通过对处于高危环境中的儿童进行32年追踪研究，正式提出“resilience”（心理韧性）一词，将其界定为“个体在高压或逆境中实现积极适应的能力”。同期 Rutter (1979) 基于“母爱剥夺”研究，将其界定为“对压力与不利条件的积极反应”。其核心共识是韧性是风险-保护机制交互下的动态适应过程。

目前学界对心理韧性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概括来说有结果说、特质说和过程说三大类别。

特质说关注个体在面对危机时的一种心理特质，如“自我效能感”“乐观”或者“幽默感”（Connor & Davidson, 2003），基于此编订了相关量表如《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过程说关注个体在遇到威胁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应对和策略（Fisher et al., 2018, p.11）。例如：Kumpfer (1999) 将心理韧性定义为在逆境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Masten（2001）将其定义为基本适应系统的运作。

结果说关注经受压力后的最终结果，倾向于将心理韧性视为一种“反弹力”或“复原力”。以 Smith (1982) 为代表将心理韧性界定为个体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挫折、逆境打击之后的成功适应和良好发展能力，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Campbell, 2014; Fisher, Law, 2021），或者从压力事件中自我恢复的能力（Gage, 2017）。

二、心理韧性测量工具

依据对心理韧性概念界定的侧重点，可以将测量心理韧性的量表分为特质说量表、过程说量表和结果说量表三大类。

特质说量表旨在测量影响心理韧性的个人特质，该类别的量表数量较多，包括《Resilience Scale》《CD-Resilience Scale》《HFRA》等量表。

其中 Wagnild 和 Young (1993) 开发的《Resilience Scale（简称 RS）》是第一个用于评估心理韧性的测量工具，包括个人能力、对自我和生活的接纳两个因子和意义感、自信、坚持、存在感和沉着五个因子。Connor 和 Davidson (2003) 的《CD-Resilience Scale（简称 CD-RISC）》适用于临床研究，涉及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感和精神信仰5个因素，于肖楠等人（2007）修订了该量表的中文版，只提取了三个潜在因子（韧性、乐观和力量）。由李海垒等（2008）修订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HKRA）》适用于对青少年内部的心理韧性品质进行测量。R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RSA）则适用于对成年人的韧性进行测量，包括五个因子（个人能力、社会能力、家庭和谐度、社会支持和个人组织性）。

过程说量表旨在测量影响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心理韧性因素。以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编订的心理韧性量表为代表，该量表以 Kumpfer 的心理韧性过程理论为基础，测量个体在与困境相抗衡的过程当中，能够促使韧性产生的因子，共计两个二阶因子（个人力和支持力）和五个一阶因子（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

结果说量表旨在测量个体经历困难、挫折和压力后恢复的结果，即心理韧性的最初含义——复原力。《心理韧性量表简化版（BRS）》是唯一一个聚焦于复原力进行测量的量表（Agnes, 2005），近些年来在国外已得到了广泛应用（Kunzler et al., 2018），其有效性也得到了验证。在国内，陈维（2003）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信效度良好；田雪（2022）在青少年群体进行了信效度、方法效应研究和纵向等值性检验，研究发现，BRS 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性能，而且 BRS 是单因子结构，不具有方法学效应，具有跨生源地、性别的测量等值性以及跨时间的纵向等值性。

三、心理韧性的理论模型

心理韧性的理论模型发展经历了从早期关注个体特质和保护因子的静态研究（20世纪70–80年代），到中期强调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90年代），直至21世纪与积极心理学融合，转向应用性干预和跨文化测量的三个阶段，呈现出从单向因果解释到多维系统整合的演进脉络（周学萍, 2012）。代表性模型包括 Gramezy（1985）的“补偿-挑战-预防”模型、Kumpfer（1999）的韧性框架模型、Masten（2001）的 Ordinary Magic Model、Richardson（2002）的心理韧性过程模型、Ginsburg（2006）的7Cs模型等。

（一）Gramezy 的“补偿-挑战-保护性因素”模型

补偿模型：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之间互相压制、抵抗与补偿（Garmezy & Tellegen, 1984）。该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保护性因素足以抵消危险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挑战模型：危险因素水平较低或适度能增强心理韧性，但危险因素过强会引发心理问题（倒 U 型曲线）（Garmezy, 1985）。该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心理韧性较强的个体能够应对挫折，而心理韧性较弱的个体不能。

保护性因素模型：两种因素对心理韧性的作用机制具有交互作用且保护性因素具有调节功能。分为两种模型——保护-稳定模型：保护性因素完全中和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使风险与负面结果之间的关联归零；保护-反应模型：保护性因素部分减弱风险的影响，但无法完全消除，风险与结果仍存在显著关联。本研究倾向于保护-反应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心理韧性可能在风险因素和结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局限性：静态视角，未解释因子间如何交互。

（二）Kumpfer 的心理韧性框架模型

美国心理学家 Kumpfer（1999）吸收了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交互作用并建基于系统观点的人-过程-环境模型（Bronfenbrenner，1979；Ford & Lerner, 1992），提出了一个相对整合性的弹性框架（Resiliency framework），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作为前提条件的环境特征（如危险因子或保护性因子）；二是作为心理韧性者个体的特征；三是消极事件后，对人、环境、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动态机制以及机能重组的结果（韧性重组、适应和适应不良）。

突破点在于整合了影响心理韧性的多方面因素：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等，内部因素包括认知、情感、行为、身体和精神，并解释了心理韧性的形成是动态的，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

该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设计整合式的心理韧性的干预方案，涵盖个体特质、环境因素和动态过程多方面因素。

（三）Richardson 的过程模型

Richardson (2002) 从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上阐述了心理韧性的过程模型。该模型认为，当个体未遭遇困境时，身体、心理、精神达到了暂时的平衡状态，而当个体面临压力事件时，个体的保护因素就与存在的危险因素相抗衡，如果压力过大，平衡就会发生瓦解，此时个体就会体验到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因此会进入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整合阶段，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1. 韧性重组，即增强了个体的韧性；

2. 稳态重组，个体为了维持暂时的心理安逸而不肯改变，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3. 适应不良重组，伴随着丧失而建立起更低水平的平衡，这时个体不得已放弃生活中原有的动力、希望或者动机；

4. 功能失调重组，伴随着功能紊乱而出现的失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转而采用物质滥用、破坏行为或其他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压力。

该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个体对抗负性事件时，应注意保护性资源的调动与利用，如果及时发挥作用，可引发积极结果，反之亦然；心理韧性的复原结果是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结果，与普通意义上的“复原”有区别，因此应引导学生能动地将消极情绪化为成长的动能。

（四）Masten 的普通魔法模型

Masten 提出的心理韧性模型强调韧性源于普通的人类适应系统，而非特殊品质。其核心观点是，在逆境中，良好的认知能力、家庭支持和自我调节等基本保护因素能促进积极发展。根据该理论，心理韧性强调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并重视他们在遇到挫折时惊人的恢复能力，它主要衡量一个人适应危险情况的结果。

该理论模型对研究的启示：心理韧性并非人的特殊品质，而是可以通过环境培养的能力。

（五）Ginsburg 的 7Cs 模型

青少年先天就具备一些资源和能力，关注这些优势可促进心理韧性的培养，即从逆境中恢复、发展的能力。心理韧性包括 7 个核心维度（7Cs）：Competence（能力，又称胜任力），指有效处理学业、认知、社交等问题的能力；Confidence（信心，又称自信），植根于能力，是对自身能力的坚定信念；Connection（联结，又称联系），指与同龄人、家庭、学校、社区建立积极、支持性联系；Character（品质，又称品格、品性），指尊重社会文化规则、正确的是非观、正直诚实利他等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特质；Contribution（贡献，又称奉献），当青少年同时具备信心、能力、品质、联结时，可为家庭、社区、社会做贡献；Coping（应对），指有效应对压力/挑战的能力；Control（控制），指青少年面对诱惑时能抵抗、避免危险行为，有助于提升独立性、目标感、能力、信心。

该模型对本研究的启示：可聚焦影响心理韧性的关键因素（7Cs）进行干预。

综上，心理韧性模型的共同点为：均解释了心理韧性对于个体应对危险的调节作用；承认韧性是个体特质、环境支持和动态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普遍强调环境支持、调节能力、应对能力等关键保护因素；并明确指向干预设计。

四、总结

心理韧性是个体至关重要的心理资源，它如同心灵的“免疫力”，能帮助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困扰等外界困难和挫折时，保持积极心态并有效应对。根据耶克斯-多德森定律，适度的挑战恰恰是培养韧性的土壤。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有意识地通过体验式学习、认知重构等方式，来锻炼并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为他们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1] 陈双艺, 仇剑崟. 心理韧性的研究进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1, 41(10): 1397-1400.
2. [2] 陈维, 刘洁, 罗杰, 等. 简式韧性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01): 24-28.
3. [3] 甘怡群, 胡月琴.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 心理学报, 2008(08): 90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