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体育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引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去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从“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的转向，并非简单的政策更替，而是一个基于实践演进、理论深化和战略升级的有机过程。它体现我国发展理念从解决“有没有”的生存性问题，迈向解决“好不好”的发展性问题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进入了全面小康的新时期，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我国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在这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我国民俗体育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实践转向

（一）理念转向：从“基础建构”到“全面覆盖”

从“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它不再仅仅关注最低标准，而是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致力于优化整个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乡村是以面带点，防止社会发展出现“木桶效应”；共同富裕是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追求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其内涵远不止于“农村发展”的表层概念，它关注的发展重心向缩小区域、城乡和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民俗体育是释放共富效应的有力抓手，共同富裕视域下民俗体育要包含全民理念，这不仅是目标的升级，更是理念、路径和价值的全方位演进。两者是阶梯式递进、螺旋式上升的关系。

（二）目标转向：从“物质供需”到“精神富裕”

体育助力乡村发展政策历程表明,体育扮演的绝不局限于物质需求这一方面,而是借助体育手段和独特优势,帮助乡村地区与人口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将体育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容、目标或任务，通过加快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保证群众充分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权益。共同富裕阶段的核心目标不仅关注物质财富，更加追求区域的整体性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通过体育改变群体的生活模式，使其行为习性、传统习俗、心理状态、生活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等多维度、非物质的文化表现的以转变、提升，实现精神富足、文化自信和社会和谐。

（三）模式转向：从“资源利用”到“文化赋能”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价值导向。民俗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不再将民俗体育视为等待被利用的静态遗产，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活态的、能够与当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产生化学反应的文化资本，通过创造性转化，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要以“体育+”理念助力乡村振兴，变“输血”为“造血”，使其成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的新引擎。乡村振兴是基于体育与经济的融通性，把体育作为经济开发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共同富裕，则通过构建“体育+”或“+体育”的模式，改变长期处于特定历史及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单一模式，充分激发体育的多元效应。民俗体育“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的内涵，体现了从一种短期、外生、生存型的帮扶模式，向一种长期、内生、发展型的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变。

二、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规划成效不足

民俗体育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民俗体育发展成效显著，但与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目标要求，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民俗体育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缺少专门关于民俗体育的发展纲要。在民族地区和偏远乡村，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民俗体育资源，但在过去的发展中乡村存在侧重引进外部资源，民俗体育或被忽视，或开发层次低，民俗体育文化与地区还未形成相互呼应，未能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另一方面，自上而下“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压缩了民俗体育的生存空间。相关部门配置体育资源、举办体育竞赛、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多以篮球、足球、马拉松等现代运动项目为主，在赣南地区则是以户外运动项目居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体育文化振兴，但与本土化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从而影响乡村建设和民俗体育发展深度融合的质量及效率。

（二）价值功能缺失

民俗体育项目的社会适应性和功能性逐渐缺失。虽然民俗体育文化在不断注入新的形式和内涵，但受其自身地域性与封闭性特征的影响，民俗体育文化内生动力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部分民俗体育文化形态逐渐淡出文化场域。民俗体育呈现出“工具性”角色，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兴旺发达，但从本质而言，这种发展模式不利于融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框架，无法形成自我能力塑造与提升的内生机制。反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民俗体育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的弱化和异化。在一些商业开发的民俗体育活动中，组织者为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人为造成民俗体育商品化、庸俗化，一些经过多次改编的“伪民俗”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展演形态和价值函数，甚至异化为纯粹的竞技体育与表演，失去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

（三）生态变迁冲击

赣南民俗体育基于乡村既有体育文化资源“内生型”的文化样态，多以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体育项目为主，虽然符合本土化发展要求，但仍存在诸多与现代社会结构不匹配的内容形式，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对体育活动的多元诉求。在我国长期实施的二元制社会管理下，城市与乡村已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导致民俗体育的保护和传承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给乡土村落带来了冲击与消解。一些民俗体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或遗忘，甚至趋于没落的风险。三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或是因场景类型的减少，或是受到现代体育的冲击，亦或是历史变迁消亡，民俗体育在这些场景中的不可替代性已不复存在，包括民众参与民俗体育以观赏为主而缺乏具身体验，民俗体育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民俗体育传承与保护缺失，自生能力缺乏，传承活动难以维系。

三、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推进策略

（一）新理念：从目标化迈向标准化

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分阶段扎实推进。因此民俗体育发展要深入开展调研，科学梳理帮扶思路与发展路径，提升规划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二要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民俗体育的地域特点和发展动态，不断提升乡村发展质量和效率。三要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在“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民俗体育要制定更高标准，原有针对乡村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新的周期内要实现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和力度，遵循动态监督机制，不断提升发展水平。要因地施策、分类指导与重点突破，充分挖掘村落资源价值，不断丰富民俗体育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保障民俗体育文化内核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统筹资源和市场要素，实现传统村落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充分做好预研究和困难风险研，从不同关联方的站位和角度做好问题难点分析和应对策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从而保障民俗体育带动村民致富。

（二）新动能：从外驱力转向内生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民俗体育发展赋予了政策支持与现实机遇，民俗体育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动能。民俗体育以它独有的魅力与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精神力量。在“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从而实现主体和客体双需驱动。一是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民俗体育走进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的行列，发挥其健康促进的价值意义。二是重视地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强调对本土力量、青年一代的有效培育，让村民真正行使乡村发展主体的权利。通过民俗体育发挥乡村体育治理的示范效应，引导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三是是用理想信念的力量，增强其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向共同富裕的动力和信心，从而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

（三）新格局：从平面化化转向立体化

在“乡村振兴”转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跨领域合作、全要素联动。要明确民俗体育项目定位、提升文化保护意识，把握民俗体育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关系。拓展村落体育空间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政策、制度和资源等实现结果的中间媒介和物质载体。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须在新时代生活空间的框架中寻求契机，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与路径。要更加注重模式创新与机制优化。相对于现代体育，民俗体育的发展更应坚持文化本位，构建民俗体育文化空间。一是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的原则，建立较为完善的民俗体育管理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各级部门协调、全社会参与的民俗体育现代转型传承发展管理机制。二是要充分利用民俗体育集体性、传承性和模式性的特点，积极引导民俗体育实现现代功能转型。文化生态土壤是我国民俗体育存在的基础，保护与发展并重是传统村落焕新的关键。将民俗体育传承与基层服务深度融合，将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融入乡村振兴，提升数字化保护的整体性与地方性动态耦合。三是让更多的民俗体育活动参与者走进乡村、宣传乡村，同时，也把美丽乡村带进城市，从而促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最终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和活态化传承。

四、结语

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站在文化自信的历史方位重新审视、阐释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主体回归。其核心在于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工具理性”，转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价值理性”。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遵循与价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本文通过分析民俗体育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阶段的实践转向，并最终提出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民俗体育实现创新性发展与转化的路径，从而为体育强国建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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