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线下演出市场迅速回暖并呈现井喷态势，演出市场活跃，需求与供给旺盛。同时也显现出许多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如黄牛炒票倒票哄抬价格、消费者非理智追星、不文明观演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演出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构成阻碍。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将重点放在对加强票务管理以及演出现场管理上：明确大型演出活动严格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演出举办单位、票务销售平台应当加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其次，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表演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使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得到保障。接着明确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于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最后，要求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部门、综合执法机构对大型演出活动的实地检查，现场核验演员信息及演出节目内容，严禁擅自变更演员及演出内容，严禁假唱、假演奏等违法违规行为。

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

（一）多源流理论概述

政府政策的出台是经历了长时间酝酿、逐步推进的结果，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政府政策的制定存在其内在逻辑，探讨政策议程设置的制定逻辑对于演出市场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学者约翰·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提出的理论模型，用以研究政策议程设置的经典分析工具。理论认为政策的议程设置是由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种相对独立源流在关键时间点推开政策之窗，然后有机耦合后的过程。当三条源流交会时，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问题流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焦点事件、社会指标以及政策反馈。政策流是指政策共同体针对问题的各种方案和建议。政治流是指影响政策制定的政治因素，如国民情绪、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当这三种源流在某个时刻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政策之窗，就有可能促成政策变迁的发生。政策之窗作为政策变迁的机会之窗，是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

（二）多源流理论的本土化修正

多源流理论一经提出，便以其出色的解释力和普适性步入学术视野中心，并迅速确立了其在政策议程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地位。近年来，国外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借助它，揭示了诸如文化数字化战略、影视产业扶持政策等重大改革的决策脉络并对后续的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推动意义。但是必须指出，金登的多源流理论诞生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观察，其背景是对国外政府政策出台过程的总结，强调的是各源流的“相对独立性”、“模糊性”和“偶然耦合”，与我国的国情并不一样。因此在理论适用时必须进行本土化修正，避免生搬硬套。

已有不少学者在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政策问题时指出了这种差异。本文认为，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启发式框架”而不是僵化模型，其核心要素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产业政策过程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因此，本文并非对理论的直接套用，而是借鉴其核心要素，并结合国内政策制定的情境特征对其进行修正性应用。

首先，在金登模型中的政治源流强调利益集团博弈和选举更迭，这与国内政策情境并不相符。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本研究将政治源流修正为“党的治国理念”与“社会民意”的结合，以更准确地反映政策议程的政治动力。其中，“党的治国理念”（如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政策议程提供了规范性的价值指引与总体方向；而“社会民意”（如网络舆论和国民情绪）则构成了政策制定者感知识别问题的情境性反馈与回应动力。其次，政策之窗的开启机制与原模型强调的“偶然耦合”不同，中国的政策之窗开启往往体现了政府的能动性。它更多地表现为决策层在敏锐感知问题源流的演进和政治源流的民意变化后，进行的“主动回应”与“适时开启”，体现了政策制定的预见性与回应性。

二、问题源流

（一）焦点事件的发生

在演出市场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一些典型案例和突发情况，如演出事故、纠纷、争议等不仅是引起政策制定者识别当下市场中存在问题的重要视角，而且往往能够吸引到更多消费者的注意，吸引其参与到其中，使得其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快速提升。而具体化的利益诉求是焦点事件触发议程的必要条件。演出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炒票、倒票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并且损害了演出市场的信誉和秩序；有关票务平台管理以及对“黄牛”的监管与打击等问题也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大型现场演出涉及到人群的聚集，非理智追星以及不文明的观影现象不仅已经危害到演出的安全和安全，也对演出呈现出的效果与品质造成影响。

（二）系统指标的变化

演出数量、演出收入、观众人数、门票价格、票房占比等数据和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演出市场的运行状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演出市场的总体趋势以及个别现象。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19.33万场，同比增长400.86%；演出票房收入167.93亿元，同比增长673.49%；观众数量6223.66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超10倍。通过分析数据表明，演出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然而从微观层面看，一些热门演出的门票价格却远高于票面价格，甚至出现了数倍、数十倍的炒票现象，导致普通消费者难以购买，造成了演出市场的不公平和不规范。这些现象说明，演出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存在，演出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演出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尚未落实到位。

（三）现行政策的评估反馈

除了焦点事件与系统指标外，问题源流的出现还需要依靠现行政策的反馈。现行政策指的是针对演出市场的一些规范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本。针对市场政府出台了诸如《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条例》、《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实名制购票在此前的政策文本中早有确立，但仅限于在网路上购票时的环节，入场时并不查验实名信息，这就给了“黄牛”炒票行为的可趁之机。而23年9月发布的《通知》明确了“强实名”的执行，即在购票、验票、入场等诸环节都要严格审查实名信息，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进一步遏制“黄牛”猖獗的炒票行为。此外文旅部在23年4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门票数量不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而在同年9月发布的《通知》中将销售比例提升至85%也显示出政府政策的制定是针对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效果反馈而灵活调整的。不断完善、优化政策的内容和效果，政策制定者需要及时收集和反馈举办单位、票务平台、消费者以及基层政府机关的意见和反馈。

三、政策源流

（一）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是影响政策源流形成的要素之一。《通知》的制定和实行依托数字技术的支撑和保障，能够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和效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在提高演出市场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方面提供有效赋能。通过人脸识别和电子票务系统，实现了对观众身份的精准核验。该技术手段有效遏制了黄牛票的泛滥，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同时，电子票务系统能够对门票进行追溯和回收，进一步完善退票机制，保障消费者的退票权利。这种技术手段提升了票务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增强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感和参与热情。

数字技术在演出市场的监测和评估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演出市场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估，监督演出举办单位和票务平台的行为，确保其遵守相关法规和政策。这种监测和评估机制有助于及时发现市场中的问题，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在演出安全管理方面，数字技术同样不可或缺。智能化设备和技术手段，如智能监控系统、预警系统等，能够对演出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演出活动顺利进行，同时提高了演出活动的整体质量和体验。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利用数字技术得以获取更直观的政策反馈以及即时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政策制定者使用数字平台和在线工具能够及时收集和分析诸如演出举办单位、票务平台、消费者以及基层政府机关的反馈意见。而这些反馈意见为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

政策源流的政策产生是渐进式的，该过程呈现“柔性上升”趋势。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尊重和保护多方权益为基础，其中包括消费者、演出者、演出举办单位和票务平台。政策旨在规范并约束各方的行为，同时推动演出市场朝着良性竞争和创新发展的方向发展。在《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求平衡各方权益；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确保消费者的购票权利，同时也为演出者的知识产权、演出举办单位的经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梯次退票收费标准的合理建立，允许消费者按照不同比例进行退票，很大程度上的维护了消费者的退票权利和演出举办单位的收益权利；演出安全管理持续加强是政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原则。在大型群集性演出中容易发生踩踏事故，而安全永远是现场活动中最重要的前提。

四、政治源流

（一）党的治国理念

党的治国理念是指导中国公共政策走向的根本遵循。具体到本次《通知》，其政治源流首先体现为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与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对于演出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反映出政府对于演出市场的重视和支持，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关键指导；二是可以对演出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引领和调控的作用，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定的保障。《通知》的出台也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为演出市场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指导和支持；二是相关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为演出市场的规范管理提供了保障和服务；三是社会各界对演出市场的规范管理有着强烈的期待和需求，为演出市场的规范管理提供了动力和监督。

（二）社会民意

如果说党的治国理念奠定了政策的“应然”方向，那么社会民意则提供了加速政策出台的动力。金登的模型中的“国民情绪”在国内情境下，尤其在网络时代，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可被感知的社会共识。社会民意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道、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表达和反映。演出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出演出市场的需求和问题，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二是对演出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产生推动或抑制的作用，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或压力。根据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观看演唱会的原因为喜爱的明星（56.7%）、消费水平恢复（48.1%）、外出驱动力（47.7%）。这些数据说明，国民情绪和公众舆论对于演出市场的需求和期待是强烈的，为演出市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信心。社会民意对于演出市场的乱象和问题是不满和愤怒的，为演出市场的规范和整治提供了舆论和监督。国民情绪对于市场治理的政策制定具有强力的推进作用。

五、结论

营业性演出市场治理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研究市场治理政策的逻辑是为了评估政策效果，使政策制定者在更全面的掌握市场现况的条件下调整或更改政策，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经过多方面评估、研究、调整后的政策在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得到有效提升，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和谐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政策分析帮助政府规范市场秩序，优化管理机制，保障公共安全，增强在文化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在文化产业方面，规范的市场秩序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观众，扩大了文化市场的规模，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政策扶持和市场治理提高了文化产品的普及度和可及性，提升了公众的文化素养。促进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优质文化产品得以引进和输出，扩大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对《通知》提出的各源流分析得知该政策议程的提出是现实市场问题驱动、技术赋能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与公众舆论交汇的共同结果。三条源流分别显示出政策制定的背景、价值导向、内在逻辑以及政策目标。其中，问题源流显示出《通知》政策议程所要解决的市场上存在的在重点问题；政策源流指出了《通知》内涵的技术依据以及政策制定所遵循的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政治源流则彰显了政策议程中施政理念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民意的催化作用。在三条源流交汇的过程中，问题源流显示出强劲的现实推力，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表现出的是较为隐秘的内在推动力，而且与金登认为的这三条源流之间彼此独立的观点不同，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语境中，这三流是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因此，政策之窗的开启并非源于孤立的重大事件，而是党和政府在敏锐感知到问题源流的紧迫性（市场失序）与政治源流的强大共识（党的治国理念与社会民意的同向共振）后，发挥能动性、主动进行整合应对的结果。这反映了在演出市场上制定市场治理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以政治源流为基础，问题源流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模式。演出市场上出现了扰乱市场价格的现象、不文明的观演现象首先使得更多的社会公众加入到事件的讨论中，扩大影响力。接着政府部门将指标反馈、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以及技术能力都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并将公众表达出的舆论与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政策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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