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1月，习总书记首次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解释：“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蕴含着强大生态效能，其生态属性与乡村生态振兴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进入新时期，如何打通生态绿色转化通道，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挖掘生态产品价值、保护自然环境、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改善人居环境，成为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围绕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时代特征进行探讨，然而，在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制，剖析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制

新质生产力在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质”则体现为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依赖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和提升。在乡村生态治理中，新质生产力作用十分显著。一方面，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者，能够显著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专业化、高效化、个性化水平；高精尖设备等新质劳动资料的应用，推动乡村生态治理向智能化发展；新质劳动对象则促进乡村生态治理深度化和再造化。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向有机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进而改善人居环境，维护生态系统，为实现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质劳动者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以“质”为关键。从劳动者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新质劳动者，属于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这些 “智力工人”参与乡村生态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治理效能。其一，专业化。知识型劳动者具备多维生态治理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针对重点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其二，高效化。此类劳动者在发现问题后能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及时解决突发性问题，避免因决策延迟而错失最佳应对时机，从而实现乡村生态治理的高效运作。其三，个性化。生态治理工作日益复杂，创新型劳动者看重治理工作的独特性，为乡村治理方案、方法、流程进行个性化定制。

（二）新质劳动对象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

传统生产力结构由劳动资料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形成“三点一线”的模式，新质生产力亦是如此。其一，深度化。新质劳动对象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现的自然物，非表面的自然资源。农民作为乡村生态治理主要力量，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加剧了资源与生态的矛盾，新发现的自然物作为劳动对象可以有效缓解矛盾。其二，再造化。新质劳动对象是在科技进步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注入技术要素的原材料。出现环境问题时，新技术可以对原劳动对象进行改造，实现原材料的再加工再利用。其三，数据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迎来绿色、循环、低碳的新机遇。新质劳动对象拓展至非物质形态，如数据。数字技术在乡村广泛应用，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更是当前生态环境绿色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迫需求。

（三）新质生产资料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

就劳动资料而言，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是一系列“高级、精密、尖端”设备。新质生产力要求运用高精尖设备，增加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发展乡村绿色产业。其一，有机化。乡村绿色经济的转型发展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生产有机农产品。其二，智能化。以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智能技术设备为核心的智能化，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智能化为乡村社会治理开拓了新的空间、创造了新模式，治理效能实现数据化、可视化。其三，绿色化。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科技为支撑，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为乡村生态治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但在推进现代化治理过程中，仍面临基础设施、人才供给、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数字基础建设薄弱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然而，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成为科技创新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缺乏数字技术落地的良好环境。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数字基础设施尤为匮乏。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6.5%，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接入能力较弱，缺乏与之配套的基础条件，阻碍了智慧农业的发展。其二，数据管理机制不完善。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数据悬浮”现象，根据《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52.6%的县域存在数据采集格式不统一问题，导致跨部门数据共享率不足30%，基层政府将70%的数字化投入用于平台界面优化和公众号运营，而对生态数据采集的投入占比不足15%。其三，多元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科层制限制，但基层政府“主导者”角色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县域政府将环保预算投向“可视性”形象工程，重污染企业在贡献县域45%工业产值的同时，排放了80%的污染物。

（二）新质人才供给不足

新质人才在增强乡村生态治理韧性、推进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新质人才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因素。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才是乡村发展的关键，人才兴，则乡村各项事业兴，人才废，则乡村各项事业缓。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科技人才培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乡村治理人才培养和供给方面仍存在不足。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在赋能过程中出现“人才缺位”现象，乡村整体学历素质和数字素养较低，在乡村治理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严重制约了新质人才在乡村生态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三）资金支撑保障不力

乡村生态治理资金困境源于财政责任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市场机制与公共属性的价值失衡以及监管体系与技术支撑的系统性滞后，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重制度性梗阻。其一，财政投入双重悖论：责任倒挂与激励扭曲。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投入强度呈现“越穷越污染”的逆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研究表明，人均GDP低于4万元的县域环保支出占财政比重普遍不足3%，而污染负荷指数却高达0.78，当GDP增速超过7%时，环保支出弹性系数骤降至0.45。其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马太效应与监管失灵。专项资金分配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审计署专项调查显示，2024年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资金中，环保绩效前30%的县域获得57%的转移支付，而污染负荷指数超过警戒线的县域仅获23%。其三，融资渠道存在制度梗阻：风险收益失衡与政策激励不足。当前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项目内部收益率低、回报周期长与资本短期退出预期不匹配，以及环境正外部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四）制度保障不够健全

制度体系建设是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当前制度保障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设计不科学两个方面。其一，法律体系不健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主要针对城市点源污染为样本，对农村面源污染等特殊性问题缺乏针对性制度设计。其二，制度设计不科学。中央与地方在生态治理事权划分上存在“权力上收与执行下移”矛盾，使得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打折扣”现象，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可能出现“选择性执法”现象。同时，地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中生态保护的考核权重比较低，导致基层干部面对生态治理问题时缺乏因地制宜的创新和变通。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乡村生态治理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剖析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基于此，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培育数字技术落地乡村的沃土

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数字经济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条件。其一，深化农村互联网产业投资。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服务。借助农产品网络营销的发展机遇，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拓展乡村电商服务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引进人工智能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深度分析，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决策支持。其二，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优先地位。推动乡村网络、水利、冷链物流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技术革新，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建设。构建完善的乡村交通网络，将智能感知平台系统应用于乡村道路，加速智慧物流体系建设，为乡村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

（二）创造新质人才服务乡村的条件

新质人才在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乡村生态治理离不开新质劳动者。其一，培养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政府应统筹考虑新质人才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开展校企合作，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当地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农业的热情，增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动力。明确人才引进计划，做好人才扶持工作，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稳固人才队伍。其二，加强治理主体的培训。开展生态治理知识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专业素养和数字技能。其三，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乡村生态治理中表现突出人才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更多人才投身乡村生态治理的积极性。鼓励新质人才在乡村开展创新实践，对其创新成果给予保护和支持，推动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和创新发展。

（三）拓宽乡村生态治理资金渠道

资金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针对当前资金支撑保障不力的现状，需从多方面拓宽资金渠道。其一，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政府提高乡村生态治理的财政预算占比，设立专项资金；调整财政投入方向，向农村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监测设备等的投入转变。其二，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生态治理项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生态治理相关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其三，发展绿色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为乡村生态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工程等项目。

（四）完善乡村生态治理制度建设

健全的制度保障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需从法律体系、制度设计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其一，完善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细化农村面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填补法律空白。其二，优化制度设计。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避免出现权力与责任失衡现象，同时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在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引导基层干部重视乡村生态治理工作。其三，强化监管机制。建立乡村生态监测网络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加强对乡村生态治理项目的全过程监管，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法水平，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确保乡村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升级，为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与要素保障，其专业化、智能化、绿色化特征对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乡村生态治理仍面临数字基建薄弱、新质人才匮乏、资金支撑不足及制度保障不完善等现实梗阻，制约了新质生产力效能的充分释放。未来需聚焦数字技术落地、人才引育、资金拓展与制度完善四大路径，推动技术、人才、资金与制度要素深度融合，方能破解治理难题，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为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可持续动力，共建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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