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与战略性部署指导下，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清晰的顶层设计与行动指南，他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指导性意见，多措并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

1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

1.1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自己的独特国情特征，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结合中国具体实践要求，成功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国家的发展方向，对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不断改革创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位，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乡村治理作为乡村工作的重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需要。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主体通过多种治理手段对乡村基层公共事务、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解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其中乡村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能够起到直接或间接作用的组织或个体都能算作治理主体，包括基层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村民等，乡村治理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塑造的，因此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始终强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2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需要与国家整体发展统一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方案，乡村治理也需要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给农村带来强大动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发展，要求乡村治理主体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尽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第二，乡村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单单是城市人口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乡村有效治理，“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治理关系到乡村发展环境是否稳定，有效的乡村治理能够构建良好秩序、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点，是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乡村治理是最基本的治理单位，也是与农村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方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主要矛盾依旧存在，充分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考量，把人民群众放在乡村治理的第一位，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上下环节，中国式现代化是宏观层面的发展方向，乡村治理是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中自上而下的助推力，乡村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中自下而上的内驱力，二者形成互动闭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

2.1 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时代呼唤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实现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中指出“进行乡村治理工作，工作内容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农村进行社会服务，要加快构建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工作在全党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加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改革方向，有效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改革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九大本质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整体上的新时代发展要求，例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农业绿色发展”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该文件聚焦乡村振兴工作，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的现状

“在一个完全的、更大型的社会里肯定要出现精英层在文化方面向农民层施加教育和示范作用的现象。乡村治理模式经过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脱贫攻坚时期，从双轨政治、政社合一、简约治理到“三治融合”，逐步朝着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前进，在新时期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即自治、法治、德治。习近平指出：“乡村治理的方向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具体而言就涉及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从行政体制、市场体制、社会体制三个角度分别认识。

乡村治理指乡村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行政体制是自上而下强调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精细化，处于工作末端的村级干部需要承接上级资源和任务，应对检查评估，是乡村治理的底线和基础保障。市场体制的社会组织出于利益追求，将资源投入乡村要素市场，在符合政策要求的情况下自发加入公共事务的工作中去，是政府工作的补充之一，但其行为受到政府和村民的监督，多为辅助性体制。社会体制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强调村民自治，突出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村民自己筹钱办事的前提是已经达成集体共识，在建设管理过程中村民也会更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公共事务的解决会与群众偏好更相符合。同时，村干部需要全程参与，从思想动员、经济账本到项目实施，都要与村民紧密联系。乡村治理在朝着密切联系群众，回应群众诉求，鼓励村民自治的现代化方向推进。

2.3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件精神解读中强调，“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发展水平、工作基础各不相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搞‘一刀切’”。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受到各地风土人情的影响，不仅不能以统一的标准去衡定，而且其具体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当下乡村治理存在着“十里不风百里不俗”“山水林田湖草沙”“一方水土一方人”等问题。

“十里不风百里不俗”，同地区的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在不同地区进行村级治理的重点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巨大，资源环境条件具有先天差距，村集体建设程度完全不同，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化模板，进行借鉴时多会发生错用、漏用、不能用的情况。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对全国各地复杂多变的地理情况的简单总结，也反映出中国不同乡村的先天条件各不相同。先天运输条件、生产力发达的乡村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不亚于城市的经济体量，从而有足够的成本培养、吸引高素质人才，形成专职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干部，实现乡村治理的科学自治。而艰难环境的乡村发展缺少可借鉴的成功示范，其缺少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依赖国家资源的下乡，打造自身产业不易，内生动力不足难以持续进步，人口流失严重，人才资源短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开展难以进行。

“一方水土一方人”，乡村治理是在熟人社会中开展的，熟人社会的规范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受到特殊因素影响，标准化的规则一般难以起到重要作用，村干部需要适应当地风俗，能够因人而异地灵活开展工作，拥有强大的社交沟通能力，在规章制度下巧妙实现任务推进。这种村干部一是难以短期培养训练，往往需要在当地长期驻扎，通过经年累月的交流后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才能有效开展工作，时间成本高；二是这类村干部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他们的工作成绩与当地发展息息相关，其工作经验常常与具体情况和具体人物相联系，整理出的工作经验无法在其他乡村地区直接运行，需要较长时间再次与当地具体情况磨合，探索运用可能性。

中国的乡村治理不是可以运用统一标准实现的，它既受到大环境的整体影响，又会有小地方的独特情况，因地制宜要求的是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加快全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地区可兼容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3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中国乡村纷繁复杂的情况给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挑战，关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发展多数从主体、体系、模式等角度进行分析解答，强调建设水平、人员队伍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方法在于优化，要优化硬件、软件和执行者。

3.1 优化基础设施，做好硬件联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先决条件。除了承接好国家的资源下乡，乡村内部也要有向上的发展动力，不能只是上面扶着，更需要自己站立乃至独立行走。因此，做好双向发力是乡村基础设施赶上时代潮流的重要保障。“要想富，先修路”，这句俗语早已耳熟能详，从泥泞小路到沥青大道，从绿皮火车到高速动车，中国道路发展不仅与城市相关联，也与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脱贫攻坚的难关之一就是道路修建，有了与外界交流联系的方式，才能有与外界发展同行的可能。此外，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依旧任重道远，在许多刚刚脱贫地区，其基础设施的建造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也是由政府出钱出力，基础设施只能说是“有”，不能说上“用”，应该让乡村在基建上“用”起来，并逐步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提升，不要让乡村成为“新基建”的“局外人”。

乡村基础建设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与硬性要求。一是高新技术与基础设施联通，2018年国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信息技术产品要服务“三农”发展，随后移动通信、直播电商、物流网络等陆续在乡村地区出现，其发展程度处于初级状态，需要借助新型技术进一步完善物流网络与直播环境，提高基础建设水平。二是乡村设施与城市设施联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早、成熟度高，与后期建成的乡村地区存在错位。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现代化发展必然需要通过城镇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关联城市，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提高建设质量，提供便捷服务，扩大资源享用的范围，推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好实践空间。

3.2 优化治理体系，实现软件兼容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必要前提下，对现有治理体系的优化是关键步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党领导下的“三治”结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要素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发挥“三治合一”的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农村居民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重视村民自治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作用。”法治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最低保障，自治要在法治基础上开展，德治是对法治和自治的补充，以非正式的公序良俗来规范群众，法治带来的是稳定的权威，自治和德治又给治理体系以充分的竞争发展空间。

要实现乡村善治就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乡村善治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方式。治理体系建设是乡村治理的软件部分，实现软件之间的兼容，软件与不同硬件的兼容是关键。“三治”是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实现三治合一是乡村治理破题的必然走向，要“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通过对自治主体地位的巩固，法治保障的落实，潜移默化加强德治，推进“三治融合”。良好的治理体系要与硬件设施兼容，在强调“三治合一”的核心地位的同时，要允许在落实的具体规范上存在差异，不同地区都要推进“三治融合”的体系，但要接受其与当地硬件情况磨合中出现特殊性，兼容不同系统的软件在运行时出现的差异。

3.3 优化队伍人员，把准尺度方向

乡村治理的主体较为复杂，基层党组织和参与自治的村民是重要人员，作为关键执行者，二者队伍人员的优化必不可缺。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农村党支部占据着领导核心地位，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在选人用人之初建立严格的制度关卡，吸纳优秀农村党员投身乡村治理，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党组织人员水平，其次在组织内部要推进多方面的培育机制，通过内外监督等多重手段的约束和管理，从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培养人员素质，最后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人员能力，深入实地考察真实情况，因地制宜寻找发展方向，把准当地发展的脉搏，大力推动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乡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通过乡村产业等硬件基础的发展，带动一批青年群体重返乡村，提供乡村自治的人才资源，要大力发掘乡村精英，进一步优化乡村自治人员队伍结构。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村民主体地位，把保障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满足村民利益的合理诉求，提高村民参与积极性。

把选择权交给居民，由居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居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乡村治理工作要配合国家顶层设计，关系乡村群众，需要把准过程中的尺度和方向，需要尊重村民意愿，但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支持村民自治，但不能忽视法治建设，要坚持原则不动摇，以灵活的方式推进乡村治理的发展。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找优势、补短板，实事求是看待乡村治理现状，努力解决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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