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芮斐德（Robert Redfield）曾将传统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类，历代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论述。综合而论之，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而产生的精英文化即大传统，一般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为小传统，这一对概念可以类比于当代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学者王元化认为，大众文化（小传统）来自民间，具有民间的活力，大众文化往往是高雅文化的载体，也推动着文化的发展，而戏曲就是大众文化的载体之一，其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与审美趣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传统文化基因，具有恒久性与持续性，其艺术价值与艺术魅力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同时，戏曲文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而历史剧充分体现出戏曲虚拟性、程式化、写意性的美学特征，比如，戏曲的写意性表演特征就沿袭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以少总多”的原则。因此，深入探讨戏曲作品的创作路径，不仅有利于运用传统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利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是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新编历史剧的功能不可或缺。

一、何为新编历史剧

（一）本论文论及戏曲作品的剧种范围及时间节点

为确保论述的时效性，本文将论述近十年来新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戏曲作品；同时，为增强代表性，本文将重点分析2018-202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舞台艺术创作项目的戏曲类入选剧目，包括京剧、昆曲与各地方戏曲剧种，同时将结合省内外近年来较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新编历史剧戏曲作品进行论述。

（二）新编历史剧的定义

依据前辈学者的定义，本文论述的新编历史剧，主要指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创作演出的、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间背景为1911年以前的戏曲作品。

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演出现状

（一）创作演出现状

广大戏曲工作者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对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进行创作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为落实《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家艺术基金对戏曲的支持力度一直较大，单就舞台艺术创作项目中的戏曲项目来看，2018年，立项资助戏曲项目60项，2019年53项（占比40.2%），2020年31项（占比35.2％），2022年45项（占比44.6％），2023年39项（占比32%），2024年45项（占比36.6%）。其中，新编历史剧的占比一直不低。以国家艺术基金创作资助项目为例，2018年—2024年（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创作年，不列入统计之内）共立项70余项新编历史题材戏曲项目，涉及多个地方剧种，更不乏一些较为小众的地方戏曲剧种剧目，足见对新编历史剧的重视。新编历史题材戏曲剧目的创作主旨可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二是歌颂民族团结；三是讴歌维护祖国统一；四是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道德理想，特别是讴歌奋斗精神；五是体现人文精神与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与时代价值。这五个类别的选题与主旨常会出现交叉、融合，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同时，纵观近年来各地的新编历史剧，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专业表演院团仍是新编历史剧创作演出的主体；二是着重从本地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历史典故中寻找创作灵感；三是创作主旨着重与现实接轨，主动对接大众关切的社会话题，如反腐倡廉等。

（二）创作题材

就选题而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历史人物特别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人物为主角，如帝王、贤臣等。如京剧《文明太后》，讲述北魏冯太后以民为本、实施改革、促进民族融合的艰难历程；越调《诸葛亮·临危受命》展现白帝城托孤时期的三国历史，创新塑造诸葛亮形象；河北梆子《燕赵风骨杨继盛》为廉政题材，讲述明朝时期杨继盛秉公直谏的儒者风范；此类题材作品还有粤剧《梁启超》、芗剧《一代相国蔡新》、秦腔《姚启圣》《蔡文姬》等。二是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具有一定历史记载的远古传说为故事内核，如京剧《大舜》，以远古神话题材切入，塑造了忠孝仁义的大舜形象，体现了“孝、仁、和”为核心的舜文化内涵；越剧《素女与魃》以上古时期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为背景，讲述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三是以在某一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为主角。如川剧《落下闳》以汉朝天文学家落下闳的事迹编排；赣剧《一代鸿商胡雪岩》讲述胡雪岩的家国情怀；锡剧《徐霞客》还原徐霞客最后一次西南远游壮举。四是讲述某个历史阶段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如京剧《梅花簪》讲述了明末清初时期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悲剧；花鼓戏《豆腐西施》以轻喜剧形式宣扬孝道思想。五是讲述地域特色文化地标的故事。如越剧《藏书楼》讲述著名明末清初学子保护宁波市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故事；淮剧《范公堤》主要讲述范仲淹修筑拦海堤坝的历史；同类题材的还有锡剧《通运桥》等。

以省内而言，新时期以来，四川涌现出川剧《巴山秀才》《夕照祁山》，京剧《薛涛》等一大批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在内容与形式上既继承了传统，又推陈出新，甚至在学界掀起讨论，受到观众的瞩目与好评。四川省1982年提出“振兴川剧”口号时，曾于六条措施中重点提出：立即着手创作和演出一批优秀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以达到“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川剧的目的。《四川省志·川剧志》中将川剧舞台上出现的新编古装剧大致概括为以下四个类别：一是历史故事类，代表剧目如《夕照祁山》《马嵬轶事》《太子贬巴州》《华清池》等；二是传奇故事类，代表剧目如《白蛇后传》《芙蓉花仙》《中国公主杜兰朵》《太后改嫁》等；三是乡土题材类，代表剧目如《草莽英雄》《刘光第》等；四是探索创新类，代表剧目如《潘金莲》《田姐与庄周》《红楼惊梦》《四川好人》等。近年来，四川省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廉政题材，如川剧《苍生在上》，讲述秦朝著名廉吏张鹏翮临危受命赈灾治河的故事，该剧荣获第四届四川文华剧目奖、第九届巴蜀文艺奖；川剧《草鞋县令》，以清朝什邡县令纪大奎的故事为素材，讲述其赈救灾荒、安置流民、修建水渠的故事，该剧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四届四川文华剧目奖、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二类是爱国题材，如川剧《南海李准》，以清末李准收复东沙岛、命名西沙群岛的史诗为蓝本，彰显了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第三类是四川历史名人题材，如川剧《落下闳》，以史实为依据，讲述四川省首批历史名人、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的人生故事与科学精神；川剧《梦回东坡》，以暮年苏东坡在常州风雨夜的梦境为叙事载体，通过回溯其人生轨迹，塑造出一位兼具乐观豁达胸襟与诙谐幽默气质的立体苏东坡形象，该剧获得第五届四川文华剧目大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川剧《诗酒太白》，以唐代诗人李白为主角，展现了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包括他的诗歌创作、政治抱负、人生理想以及他在诗酒之间的豪放性情和豁达胸怀。

三、新编历史剧的现代性辨析

学者黎继德将当前戏曲新编历史剧的有关观点分为以下四类：一是郭沫若的“失事求似”论，即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注重内在历史精神的真实，突出其精神在人物所处时代的合理性合理发展；二是茅盾的“历史剧创作可以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假人假事”论；三是薛若琳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论；四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论。开拓历史题材要用当代审美观照历史，提倡独立思考、独特发现和独到表达。剧作家郑怀兴认为，“历史剧作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艺术虚构”。有学者认为，戏曲发展的“三并举”应该根据不同戏曲剧种的历史、来源、风格、样式而侧重点不同，各自扬长避短，突出重点。著名剧作家曹禺曾撰文，称川剧是公认为家底厚的大剧种，“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应该在丰厚的剧目宝库中进行加工、磨炼，多出一些增添光彩的好戏。其题中之义，即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要做好传统剧目的抢救继承工作，保留传统剧目的艺术表现手法、艺术水准与美学精神，才能更好地推陈出新，实现戏曲的活态传承。

（一）何为新编历史剧的现代性

所谓戏曲的现代性，“体现在主动关照现代文明成果、现代审美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的创作进程中”。本文认为，戏曲的现代性无法与某个时间概念或时段概念划等号。正如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样，也不能武断地将戏曲的现代性与新编现代戏混为一谈。不乏一些新编现代戏，其创作观念陈旧、人物脸谱化、假大空，并未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故而与时代格格不入，并不具备长期演出、成为舞台精品的可能性。反之，一些新编历史剧因在主旨、题材、舞美等方面推陈出新，对于人性深度发掘，即使在当代也能引起观众的共情与共鸣。纵观近年的新编历史剧，多结合当年度的主题创作节点，从历史典籍、本地历史文化及历史文化名人中寻找创作题材，实现从历史典故到舞台艺术的转变，实现历史故事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衔接。如川剧《草鞋县令》以清朝县令纪大奎赈灾修渠的史实为基础，晋剧《巡城记》取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临县道情《大河古镇》取材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志》的记载，秦腔《李白长安行》中的“书禁”情节取材于《中国通史》，湘剧《烧车御史》取材于《清史稿·人物列传》的数十字记载。在掌握了历史典故素材之后，如何将从史料中获得的创作素材进行筛选、整合加工，则需要完成其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这些过程需要创作者寻找到与当代观众共鸣度高的切入点，并通过采风、调研等形式让故事落地，最终在戏曲表演舞台上呈现出来。

（二）新编历史剧的现代性如何实现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艺术创作规划提出，要“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一批展现中华民族历史地位和影响力，阐发中华文化富于历史性、跨文化性的永恒魅力和当代精神气韵的优秀作品”。四川省“十四五”艺术创作规划也提出，要挖掘巴蜀传统文化资源，如三星堆、金沙、三国文化等，这在创作题材上为当前戏曲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要实现新编历史剧的现代性，必须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着手，只有充分挖掘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并且将其与当下的社会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才能让新编历史剧焕发新的生机。

1. 新编历史剧在思想性上应与时代同频共振

新编历史剧要选择善于体现时代精神、广大观众有共鸣的历史故事题材，了解特定历史背景与人物命运，要以史实为依据，大胆进行艺术加工，同时要正确认识历史剧的“拟历史性”，即“历史剧由一些有着历史意蕴的意向性的再现客体构成一种虚拟的历史”，“历史的外在方面在艺术表现里必须处于不重要的附庸地位，而主要的东西却是人类的一些普遍的旨趣”，这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永恒命题、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常规题材中创新角度、找准侧重点，在地域性题材中探寻具有人文共鸣的主题，体现作品的艺术价值。

首先，要始终坚持并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需要超越口号层面，在历史题材中构建古今情感共鸣点。例如川剧《草鞋县令》以清朝县令纪大奎赈灾修渠的史实为基础，通过“官民互救”的叙事重构，将传统清官形象转化为现代治理理念的历史隐喻——剧中纪大奎与流民共同夯筑水渠的程式化舞蹈，既保留戏曲虚拟性特征，又以集体劳动的场景映射“人民性”的当代价值。这种创作路径呼应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即通过历史题材激活民众对本土治理智慧的现代认同。陕西秦腔《诗圣杜甫》则更进一步，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句中植入当代乡村振兴的视觉符号，如无人机航拍麦田与戏曲龙套队形的蒙太奇处理，使历史忧思与现代民生议题形成跨时空对话。

2. 要实现主旨角度的创新性呈现

纵观诸多新编历史剧的创作选题，都属于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或历史典故，有时甚至会出现选题类似的情况。因此，如何在熟悉的题材中推陈出新，十分考验创作者的功底。学者刘钊在论及新编历史题材戏曲创作时，曾将创作角度的创新总结为四种途径：一是对女性历史角色的深入挖掘与当代阐释。打破传统历史叙事中男性中心的视角，将女性置于叙事核心，细腻展现历史情境中的性别角色互动，呼应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京剧《文明太后》以北魏冯太后为主角，通过其推行改革、平衡朝野的政治实践，颠覆“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认知。剧中“垂帘听政”场景通过舞台化处理，将冯太后的水袖仪态与群臣的蟒袍踱步构成富有张力的视觉对话，艺术化地呈现历史中女性参与政治治理的复杂面貌，为传统叙事注入新的解读维度。二是知识分子的反叛与重塑。突破“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文人形象，聚焦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价值突围，映射当代知识群体的现实思考。川剧《落下闳》塑造的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不再是传统史书中“观象授时”的工具化形象，而是通过其与官方历法的冲突，如坚持实测而非盲从典籍，展现知识分子“追求真理高于服从权威”的现代精神。剧中“观星台论战”一场，落下闳以算筹演示天文数据的程式化动作，实则隐喻科学理性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三是世俗平民的悲情史诗。将历史叙事的焦点从帝王将相转向市井百姓，以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折射时代变迁，契合当代“人民史观”的创作导向。京剧《梅花簪》以明末清初一对平民男女的爱情悲剧为线索，通过“兵荒马乱中簪子易主”的细节，将个人情感置于朝代更迭的宏大背景中。剧中商贩、流民等龙套角色的群像表演，如逃难时的“跪步”程式与现代舞蹈的踉跄动作结合，打破传统戏曲“主角中心制”，使平民成为历史的真正言说者。四是历史权力的解构与重构。通过对历史权力结构的重新审视，展现传统叙事中未被充分呈现的复杂面向，以现代价值观重构历史认知，实现对“宏大叙事”的批判性反思。魏明伦创作的川剧《夕照祁山》聚焦诸葛亮晚年与魏延的理念分歧，在保留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人物关系进行深化。剧中“兵符交接”场景中，诸葛亮颤抖的手指与魏延紧握的剑柄形成张力，通过戏曲“把子功”的变形，如枪棒交锋变为权杖对峙，细腻传递权力结构对个体抉择的影响，在尊重历史原型的同时，为“忠贤”叙事注入人性维度与现代思辨，拓展了传统题材的表现深度。

3. 第三，要完成新颖选题的开创性发掘

要确保新编历史剧具有现代性，必须寻找到与时代精神合拍的历史材料。当代新编历史剧的取材，仍延续了前人的创作思路，多从历史典籍与历史传奇中获得创作依据。寻找新的写作角度，多适用于历史记载翔实的创作题材，但在涉及历史典籍中记载寥寥、仅有只言片语的题材时，将其加以丰富完善，创作出新编历史剧，也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思路，这就需要创作者提升对历史文化尤其是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从中开创性发掘新颖选题。针对史料记载匮乏的题材，可采用“考古学式创作法”：如湘剧《烧车御史》依据《清史稿》中47字记载，通过三个维度重构历史现场。一是物质文化考证，还原清代御史台车辆规制，以“烧车”道具的材质变化（从木质到金属）隐喻反腐力度的时代升级；二是社会心态复原，参考同时期《阅微草堂笔记》的民间记载，虚构御史家人的心理冲突，将历史事件转化为“个体在体制中的选择”这一现代命题；三是文化符号嫁接，将御史官服的“獬豸”纹样与当代纪检监察标志并置投影，实现历史正义符号的现代转译。

2. 新编历史剧在艺术性上应推陈出新

戏曲的虚拟、程式、写意特征是阐述戏曲表演美学特色的关键词，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体系的基本理论共识。新编历史剧的艺术性推陈出新，绝非对传统的颠覆，而是以现代审美眼光重新激活戏曲本体的生命力。从虚拟程式的当代解构，到地域声腔的创新表达，其核心在于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守的是戏曲写意的美学精神，创的是历史叙事的当代话语。当川剧的水袖在全息投影中舒展，当秦腔的嘶吼与交响乐团共鸣，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迭代，更是中华文化在历史纵深中完成现代性建构的生动注脚。唯有如此，新编历史剧才能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真正成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时代艺术。在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中，艺术性的突破需在坚守戏曲本体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转化，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展开：

一是在虚实之间重构舞台意象，完成写意性美学的当代转译。戏曲的写意性本质上是“以形写神”的艺术哲学体现，强调通过简约的舞台符号传递深层意境。当代创作需避免对实景舞美的过度依赖，转而以“留白”艺术激活观众想象。例如川剧《草鞋县令》中，“夯筑水渠”的群舞通过程式化动作模拟劳动场景，演员手持虚拟木夯的“云手”“蹉步”与背景水墨投影的河流波纹形成互文，既保留戏曲虚拟性传统，又以现代多媒体技术强化“水利兴邦”的意象表达。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方式，暗合中国传统美学中“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理念，使历史场景的呈现既符合当代观众的视觉期待，又不失戏曲本体的写意神韵。对于地域特色鲜明的剧种，可进一步挖掘方言声腔的写意功能。如蒲剧《更上一层楼》中，演员以蒲州梆子特有的“慢板”唱腔吟诵王之涣诗句，拖腔中的“黄河”“白云”等词汇通过音高跌宕形成空间纵深感，配合虚拟的登楼程式，使“欲穷千里目”的哲学意境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意象。这种声腔与程式的协同，本质上是以戏曲特有的艺术手段实现对历史诗意的现代诠释。

二是在守正创新中平衡本体与突破，实现跨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新编历史剧的艺术性提升需审慎吸收现代艺术元素，但必须以不消解戏曲本体为前提。以音乐创作为例，京剧《文明太后》在保留西皮、二黄核心腔调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山西民歌《绣荷包》的旋律片段，当冯太后思念故乡时，民歌元素以笙箫音色淡淡切入，既凸显人物的地域身份，又避免破坏京剧音乐的完整性。这种“局部嫁接”的策略，为传统声腔注入地域文化肌理，实现了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的和声共振。反之，秦腔《诗圣杜甫》中交响乐与板胡的强行融合引发争议，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戏曲音乐的程式化特征。戏曲伴奏的“托腔保调”功能与交响乐的交响性思维存在本质差异，生硬叠加易导致声腔表意的断裂。这提示创作者：现代元素的融入需遵循“戏曲化”原则，如川剧《落下闳》将现代电子音效转化为“星象运转”的拟声符号，通过打击乐与电子音的节奏对位，既营造出“观天测象”的科技感，又保持了川剧锣鼓经的传统韵律，实现了技术手段与艺术本体的深度融合。

三是在多元语境中彰显地域文化根脉，推进剧种特色的坚守与激活。在编创人才跨地域流动的背景下，新编历史剧面临“去地域化”风险。地方戏曲作为戏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处处彰显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在戏曲艺术的演进历程中，地域文化的烙印始终清晰可辨，既通过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方言体系等外在形式得以展现，又以内在的文化底蕴为支撑，凝聚着特定区域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独特人文品格。从创作实践来看，地域文化在戏曲作品中的呈现既体现为方言俚语的灵活运用，也表现为贯穿始终的地域文化氛围，而更深层的则是作品所散发的独特文化气质。正如相关研究指出：“地域文化在戏曲作品中或表现为语言特点，或呈现为一以贯之的地域氛围，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中呈现的文化气息”。比如，川剧善言川人川事，如川剧《蜀王治吏》中的唱词：“浣花溪茅屋秋风悲杜甫，望江楼锦签美文薛校书，驷马桥豪情激荡相如赋”，包含了浣花溪、望江楼、驷马桥等成都地名，蕴藏了杜甫、薛涛、司马相如等诸多文学名家的历史典故；评剧《兴国风云》的风俗习惯、背景装束都具有浓郁的东北特色，能够激起观众的乡土意识；蒲剧《更上一层楼》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以诗人王之涣三登鹳雀楼为主线，串联《登鹳雀楼》《凉州词》等著名诗作，彰显盛唐气象。同时，历史剧善用俗语俚语，如川剧中的“猫儿抓糍粑——脱不了爪爪”等，传承了一地方言体系的文化基因。除方言体系的活态传承外，声腔板式的创新适配、表演程式的在地化改造也是坚守剧种特色、彰显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

四是在技术理性中守护艺术诗性，把握舞台科技的适切运用。现代舞台科技为历史场景的呈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但需警惕技术至上主义对戏曲写意性的侵蚀。湘剧《烧车御史》的“烧车”场景堪称典范：舞台中央悬挂可升降的御史车模型，车身以镂空金属材质打造，内置LED灯带模拟火焰燃烧。当演员以“喷火”特技配合灯光渐变，金属车架的热感变形与虚拟火焰形成视觉通感，既突破了传统一桌二椅的局限，又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反腐决心的抽象主题转化为震撼的视觉奇观。这种技术运用始终服务于艺术表达，避免了为炫技而牺牲戏曲的诗性特质。

五是鼓励理论争鸣与创作实践的辩证互动。当前学界对新编历史剧的艺术性争议，集中体现在“传统程式的当代转化尺度”“地域特色与全国传播的平衡”等问题上。例如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曾因引入现代舞蹈元素引发热议，但其通过“醉步”与现代肢体语言的拼贴，深刻揭示了人物的精神撕裂，最终成为戏曲现代性探索的经典案例。此类实践表明，艺术性的突破需要在理论思辨与创作试错中寻找平衡点，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可盲目求新。正如曹禺对川剧的期许：“在‘唐三千宋八百’的宝库中磨出新时代的光芒”，新编历史剧的艺术性提升，本质上是一场在传统基因中培育现代性萌芽的文化创造性工程。

四、结语

2021年底，文化和旅游部启动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为新编历史题材剧目的创作演出提供了新契机。与此同时，四川作为文化大省，有成都、自贡等八座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璀璨夺目，名人辈出。截至2020年，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已经评选出大禹、李冰、李白、司马相如等20名历史名人。这些历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承载了四川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铭刻了四川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忆。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新编历史剧创作中，要抓住政策引领下的创作新机遇，实现地域文化赋能下的现代性突破。从川剧《巴山秀才》的启蒙思想到《草鞋县令》的现代治理隐喻，新编历史剧始终在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寻找艺术坐标。当传统戏曲的水袖拂过数字化舞台，当方言俚语转化为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其现代性本质在于以历史为镜鉴，以戏曲为媒介，在守护文化基因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建构提供富有生命力的艺术表达。这既是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使命，也是戏曲艺术融入地方文化和旅游发展大局、参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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