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许多本土传统艺术在快速的城市化浪潮中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忧虑。西宁市湟中区的大有山村——这座在青海省以“武术之乡”闻名的古村落，一直默默孕育着另一项非遗瑰宝：民间小调。这些在家庭炕头与乡村庙会间传唱的乡土之音，承载着河湟地区独有的情感记忆与生活哲学，却因传承断层与现代性冲击，正逐渐从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消逝。为抢救这份“音韵遗产”，本研究聚焦大有山村现存的老一辈小调传承人，通过深度口述访谈探秘他们的生命场域。尝试探究以下问题：这些民间艺人是如何习得并坚守这门艺术的？面对几乎后继无人的困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期待？有别于资料整理或乐谱记录，口述史讲述了“人”的故事：一位七旬老人回忆年轻时偷师学艺的趣闻，讲述自己如何慢慢习得乐器和记忆乐谱，亦坦言如今观众渐稀的怅惘。这些生动的讲述不仅填补了官方档案的细节空白，更揭示了民间小调作为“文化基因”的情感价值——它是村民的精神纽带，也是他们闲暇时舒缓压力的有效渠道。

本文不仅是对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活态记录”，更希冀引发深层思考，即当传统艺术脱离原本的生存情境，仅凭政策的保护能否维系其生命力？而这个答案或许藏在他们乡音的余韵中。

一、调查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调查背景

民间小调是汉族民歌中的一种体裁，它是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是中国民歌体裁类别的一种，最早出现于《诗经》，一般指流行于城镇、集市的民间歌舞小曲。结构均衡、节奏规整、曲调细腻婉柔。民间俗称小曲、俚曲、里巷歌谣、村坊小曲、俗曲、时调、丝调等。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现状始终是文化保护领域的核心议题。青海汉族民间小调，流传在青海东部的汉族聚居地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青海汉族民间“小调”起源较“花儿”“叙事歌”为早，成熟于清代，兴盛于现代。表现感情细腻曲折，形式规整，表现手法丰富多样。2011年5月，青海省西宁市申报的青海汉族民间小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山村民间小调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年轻群体认知断层、传统演唱场景急剧减少等困境。

（二）研究意义

在过去，地方民间音乐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主流音乐，也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沟通交流的便利便捷，社会变迁，群众的审美情趣也随之改变，不同音乐之间进行交流与融合，音乐作品呈现多元化形式，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市场上渐渐失去原有的地位。音乐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民间音乐中所表现出的音乐内容是人民群众生活中各方面的集中反映。从学术层面来看，口述史方法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来深入挖掘被调查者的习得经历、想法与价值观念等。从而从微观角度来填补官方所不曾了解到的空白，通过研究对象的自述来了解他所经历的传承过程。从实践层面上，可以通过被调查者的自述，生动还原民间小调传承的真实场景，捕捉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情感脉络，为非遗保护提供鲜活的实践依据。此外，口述资料的记录对文化记忆的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以个体叙事留存鲜活历史，延续文化传承的生命脉络。

二、大有山村民间小调的文化空间

（一）地理与自然环境

大有山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海子沟乡，距离市区仅7公里，四周群山环绕，属于高原盆地地形。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就像给村庄套上了一层“保护罩”，使当地民俗民间文化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这就使得大有山村民间小调依旧保留着原汁原味。因过去交通不便，村民在翻山越岭时，常用歌声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了小调中悠长拖腔和高亢嘹亮的特色，方便在山谷间传得更远。而任何民族的音乐都离不开语言的支撑，可以这样说：方言的特点决定着该地区的音乐艺术风格。方言的运用使民歌浓郁的地方特征更加鲜明，让它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小调唱词中充分体现了百姓生活，涉及内容广泛。大有山村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且日照长、太阳辐射较强，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这样的气候适合种小麦、青稞等农作物。春种时，小调里充满了对丰收的期盼；秋收时，小调的节奏和收割动作一致，歌词唱着丰收喜悦。就连强烈阳光和多变天气，也都成为了小调素材，诉说着劳作的艰辛。地理与自然，就这样深深融入了大有山村民间小调的“血脉”之中。

（二）传统与习俗

在此次大有山村田野调研中发现，民间小调的演出场景丰富多样，除了在热闹隆重的村中庙会，茶馆也是其重要的展演空间。这些看似寻常的演出场合，实则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成为民间小调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载体。根据张齐的口述，在他们那个时代许多年轻村民正是在日常消遣中，逐渐对民间小调产生兴趣，从而开始模仿老艺人的演唱。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本文以“口述史方法论”为框架。首先，口述史理论，借鉴保罗·汤普逊“社会记忆建构”理论，社会记忆并非静态存在的，而是在群体互动与历史变迁中不断被创造、重构与传承，其关注叙述中的历史细节与情感维度。

（二）研究方法

首先，深度访谈法是选取大有山村5位代表性传承人（3男2女，年龄65-80岁），进行累计3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内容涵盖学艺经历、演唱实践、传承困境等。其次，对访谈进行了录音转文本记录。最后，参与观察法是跟踪记录传承人日常练唱的场景，补充口述资料的空白。

四、调查对象与口述方法论建构

（一）传承人样本特征及相关表演场景

本次调查选取的5位代表性传承人具体情况如下：张齐（化名），81岁，十几岁开始学艺，会拉二胡、弹扬琴等。赵来（化名），76岁，十几岁学艺，擅长弹扬琴、拉三弦等。赵熙（化名），73岁，十几岁开始学，擅长板胡、月儿等。山清（化名），51岁，四十多岁学艺，擅长碰铃。陈晓（化名），53岁，四十几岁开始学艺，擅长碰铃。

在表演的时候根据民间小调的演唱场合，在生活性场合中，民间小调的演奏一般会使用吹管乐器及弦乐器进行演奏。在表演性场合中，一般使用打击乐器来进行伴奏。这些不同场合使用的不同乐器和民间小调的演唱针对的对象息息相关。比如多使用弦乐器能更加突出演唱的情感，使观众身临其境产生共鸣，而打击乐器则更加具有节奏感使人热血沸腾等。

（二）口述访谈流程设计

1. 前期准备

选择访谈核心，如此次访谈内容聚焦于传承人的口述史，包括几岁开始学、跟谁学以及几岁学成等问题；场景搭建包括选择传承人熟悉的家庭环境进行访谈，使用专业录音设备并同步转录文字。

2.访谈策略

首先，生命史线索是按“童年记忆-学艺经历-成年实践-老年传承”时间轴展开，如张齐讲述20世纪40年代随村里的老人学唱的细节；其次，专题聚焦是针对“技艺核心”（如乐器和乐谱的习得）、“历史转折”“现代挑战”（如技艺断代）等主题进行深度访谈。

五、传承人口述中的历史脉络与技艺传承

（一）代际传承的口述叙事

张齐（81岁）口述：“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村中老人常在庙会上、午饭后或农忙结束之后演唱民间小调，我听着听着就对民间小调产生兴趣。老一辈唱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模仿，看着人家怎么拨弄乐器，怎么唱，然后自己慢慢就学会了。”这段叙述揭示了传统传承的三大特征，首先是场景依附性，民间小调与村里的生产生活紧密绑定，演唱空间不拘场所；其次是口传心授性，无乐谱记录，依赖听觉记忆与身体实践（模仿），错误纠正带有强制性；最后是文化价值认同，被视为是一种“俗”的娱乐，反映了传统社会对民间艺术的价值定位。

（二）技艺传承的口述细节

首先，发声方法的代际传递。陈晓（53岁）边演示碰铃，边唱民间小调。通过表演，归纳出传统发声技法的三大要素，首先是生理控制，头腔共鸣的身体感知；其次是辅助训练，对山喊唱等独特训练方法；最后是审美标准，声音不仅要高亢嘹亮，还要有颤音装饰等地域性评价体系。

其次，歌词传承的口述原则。山清（51岁）讲述：“我们这些唱词都是张老师教的，内容都是神话故事、民间传统故事还有劳动生活故事”。这段口述揭示传统唱词传承的核心逻辑，第一是抽象思维，以神话和传统故事为主；第二是生活关联，将劳动体验转化为歌词表达；第三是文化代沟，对现代语言的排斥反映传统审美与当代语境的冲突。

六、传承人口述中的现代性冲击

（一）教育所带来的新视野

赵熙（73岁）谈及子女传承时不停地叹气：“孩子们都在西宁打工，家里聚餐时也不听，而且人家也不学，孙辈都在学什么小提琴之类的。”根据村里的老一辈所讲，在他们那个年代能吃饱穿暖就已经很知足了，哪里还敢谈教育。但现在不同了，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大部分年轻一代都去城镇接受了教育，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对民间小调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存在一些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有一部分年轻人认为他们更喜欢现代音乐风格与艺术形式，觉得民间小调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这是我们的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具有我们本地独特的艺术特色，应该借助发达的网络与新媒体来更好地保护与发展。

（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小调是人们在劳动以外的休息和日常生活中，抒发情感、娱乐消遣、随意而发的民歌。农村里产生的小调一般来说，是农民阶级根据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所作；城市中产生的小调多是一些市民、商人甚至城市底端的乞丐根据日常生活所创作出来的，所以说“小调”的来源甚广。首先，在全球化的进程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不管做什么都更加看重高效率。以前在生产劳作时用来舒缓疲惫的小调演唱环节逐渐减少，就连村中庙会上的表演也因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小调传承断代，只能凑齐老年群体来勉强维持，民间小调也逐步失去了其所依附的情境。其次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年轻一代渐渐脱离传统的生产劳动，而融入一个大趋势之中，从而丧失对劳动题材民间小调的情感共鸣。

（三）经济压力的现实制约

经济因素直接冲击着民间小调的传承脉络。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因为经济原因进入到城里打工，所以他们无暇顾及民间小调的传承与发展。赵来谈及这一点不禁感叹道：“我家孩子和我说，唱小调又不能让我们有钱花，还是谈点实际的吧。”对年轻一代而言，学习小调不仅没有收入，还得贴钱，否则这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所以经济压力使他们转向更有“价值”的一边。其次，张齐老人和我们讲道：“在我家学习和演唱的这些人，都是我自己贴钱才能继续，而且有些村里的小孩找我学也是免费的。”根据这个口述资料可以看出，由于民间小调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导致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时候不仅不能保障他们的传承，还导致没有新人进入到民间小调的传承中来。

七、传承人口述中的应对策略

（一）传统场景的消逝记忆

赵熙讲：“也有一些政府组织的活动邀请我们去参加，但改一些词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有难度的，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这种改变体现出老一辈艺人的生存智慧：第一，要与时代密切结合，不能为时代所淘汰；第二，通过新媒体的力量来扩大一些知名度，让更多人听到民间小调；第三，就是将传统曲牌与当代议题结合，增强时代相关性；第四，民间小调的传承需要一些新生代的力量，所以一直在免费去教小孩子们。

（二）私人领域的坚守实践

张齐老人的家庭传习：“我将家里的庭院打造成我们平常演习的地方，每天都在练习。只要有人请我们去，不管给多给少我们都去演。有时候我们也拿手机去录，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我们也不太会玩儿手机。”这种“柔性传承”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非正式性，在家庭中进行传承而并非系统性的、死板地去演奏；其次是新媒体的介入，借助手机等设备将演唱过程录制下来发送出去，在空间上得到延伸；最后是现代性转化，因为是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所以较为灵活，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八、口述资料的文化意义与保护对策

（一）口述史视角下的文化价值重估

首先，作为活态的传承记忆，通过五位传承人的口述资料来梳理，搭建出大有山村民间小调的传承脉络。大有山村的民间小调的传承是以师徒传承型，方式就是口传心授，而老一辈的艺人也不知道他们所模仿的艺人的姓名。他们只是在生产劳动时听到后模仿，然后自己进行慢慢地摸索，一遍遍地重复才学成。

其次，作为民间小调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大有山村所特有的文化，其中的《关王庙送行》《八仙》等曲目构成了民间小调与社会发展变迁的互文关系，印证其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文化价值。

（二）基于口述资料的保护对策

第一，应该建立传承记忆叙述的文本，除了音频记录外，还应该记录所使用的乐器、演习场景等影像资料；第二，应该在非遗生活馆中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将其做成视频资料或一些小游戏进行可视化呈现。第三，将民间小调进行传统的场景再现，大有山村独特的文化融入民间小调的表演中，开展农家乐等活动来吸引游客参观游玩，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到大有山村民间小调的独特性。

九、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发现总结

本研究根据艺人的口述资料揭示了西宁市大有山村民间小调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现象：其一是口传心授的优势消失，大有山村的民间小调是无乐谱记录的，所演唱的内容完全是靠几位艺人一遍遍重复和模仿形成习惯性记忆，没有乐谱的口传心授就赋予其灵活的生命力，但也导致技艺的技巧和细节逐渐消逝；其二是地域认同和代际隔断，大有山村的民间小调尤其独特的青海唱腔，这是每个地方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根基，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年轻一代传承的阻碍；其三是传统情境的消失，民间小调是依赖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情境而产生的，但现在快节奏和多元化的生活打破了这种传统，是大有山村民间小调逐渐丧失了这种传统。

（二）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可结合格尔茨的解释-深描的研究方法，不仅要关注民间小调本身，还要关注其背后的意义网络和社会情境。将深描方法应用于大有山村民间小调的传承研究，这就意味着研究不再流于表面，而是深入解析其传承实践、日常演习与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关联；其次，除了村里固定进行演唱的艺人外，还应该关注偶尔的参与者的口述记忆；最后，事物的发展必须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尝试用科技来构建“民间小调的记忆图谱”，实现口述资料可视化。

（三）田野调查反思

在此次田野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作为参与者又被老一辈艺人视为可以帮助“它们”重新焕发活力的人。这种拉扯使我们不停地去思考，非遗的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民俗民间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更是传承人与研究者所共同书写的一段记忆。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以理性且客观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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