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铜镜作为我国古代的日用品由来已久，其最早发现于齐家文化，流行于春秋战国，隋唐时期达到顶峰，其后逐渐衰落。我国铜镜种类繁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铜镜”的唐代螺钿铜镜无疑是中国铜镜史上的一朵奇葩。作为唐代的特种工艺镜，螺钿工艺在商周时期便已出现，当时多与漆器结合，王世襄《髹饰录解说》记载：“螺钿，一名甸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即螺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螺钿工艺与更多器具结合，而唐代的螺钿铜镜尤为突出，从中唐、盛唐到晚唐，螺钿镜的变化展现出了极大的时期特征，可以说螺钿铜镜的变化映射了唐王朝的兴衰史，而现在多数研究是针对螺钿的工艺、纹饰以及现代用法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通过螺钿铜镜在唐代不同时期的变化，探讨螺钿铜镜对于唐王朝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并从中找出其与唐代兴衰的关联，以加强对螺钿铜镜的认识。

一、唐螺钿铜镜的功能

将螺钿嵌于镜背上是唐代首创，也有镶嵌宝石点缀即宝装。在唐朝文献中，符合这一工艺特征的铜镜被称作钿镜、宝钿镜、宝装镜。如李贺《恼公》：“钿镜飞孤鹊，江图画水蒺”；温庭筠《女冠子·二》：“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帏”。这种将漆工艺与贝壳镶嵌相结合的复合镶嵌工艺，在唐代被赋予了政治色彩。《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的“资鉴思想”记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这项措施后形成了唐代的特色政治——“进镜”与“赐镜”，由此可知，铜镜在唐代已经被赋予了政治属性，而螺钿铜镜由于其技术的复杂与原材料的珍贵更是成为了“进镜”中的高级品。

现存的考古发现和传世的螺钿铜镜至少有22枚，国内博物馆和相关机构收藏7枚，日本正仓院收藏9枚，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收藏1枚，日本铜镜收藏家千石唯司收藏2枚，大英博物馆收藏2枚，韩国潮岩博物馆收藏1枚。虽散布于世界各地，但基本为遣唐使带回的大唐“国礼”，系唐镜中之精品。其中绝大多数为盛唐时期的作品，且以花卉、花鸟题材居多。在工艺上，早期认为唐代螺钿铜镜承袭商周工艺，是螺钿与漆器的结合物，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1和铜镜6与李倕墓出土均属于树脂底。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正仓院和我国出土的唐代螺钿铜镜究竟是漆底还是树脂底进行了分析讨论，最终推断“正仓院样式”螺钿铜镜树脂底，树脂底螺钿铜镜是唐代铜镜的主流样式。

由此可见，在唐代螺钿镜不仅是仪容的常用工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帝王恩赐的高级物品和国家交流物。

二、唐螺钿铜镜与唐王朝的兴衰

唐代作为中国最为辉煌的历史时代之一，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上可谓空前绝后，大到商业互通创设市舶机构，小到器物纹饰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经济交流、丝绸之路，交流范围从亚洲到非洲，可以说唐代的中国社会，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高度发达，而螺钿铜镜也在此间应运而生。螺钿铜镜始创于中唐前期，风靡于盛唐，禁止于安史之乱后，至五代之后绝迹，虽然兴盛时间只有100多年，但映射了整个唐朝社会的兴衰。

（一）兴起

螺钿技术由来已久，而螺钿铜镜却至唐代才出现。铜镜，在古代亦称“监”或“鉴”。《说文解字》中记载：“监，可以取水于明月，因其可以照形，故以为镜。”唐太宗时期提出了著名的“资鉴思想”，而其中的“鉴”就有镜子的意思。到贞观中期以后，该项政策形成体系。开元中期以后，随着唐国力的强盛、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额外献”剧增，加之文化交流频繁，西域宝石工艺传入，应运而生了铜镜新品种，即唐朝特种工艺镜——螺钿镜。该种镜在制作时有漆底与树脂底的区别，相较于漆底，树脂底铜镜年代更晚。其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制胎、选料、制料、粘合、髹漆、磨显、开纹、推光八个步骤。螺钿铜镜的工艺流程和金银平脱镜的制法相似，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脱工艺，区别在于其用料不同。

兴起于中唐前期的螺钿铜镜如唐代前期的历史一般，处于发展期的唐朝，即使螺钿技术已经发展精湛，但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技术与本地技术并未达到成熟的融合，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一样，刚经历六朝余波，处于改朝换代的发展期，大环境需要更多的经营、完善与整顿，才能步入繁盛的阶段。而当政者的政治理念也会影响螺钿铜镜在兴起期的状态，太宗时认为导致隋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是隋炀帝不能抑制自身的私欲，劳民伤财。因此中唐前期，特别是初唐，朝廷内外多避讳骄奢淫逸之举，且该思想影响时期较长，加之内外贸易发展，所以螺钿铜镜在兴起期时虽并未达到其鼎盛期的豪奢浓重，但已经有了一定的外交与文化交流象征。

（二）鼎盛

盛唐是唐王朝发展的巅峰期，也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高峰期，更是螺钿镜的鼎盛期。从考古发现可知，绝大多数螺钿铜镜都出自玄宗至德宗时期。如出土于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M2李偃墓的螺钿宝相花镜和螺钿花鸟镜为开元廿四年；河南陕县后川1914号墓出土的云龙纹嵌螺钿铜镜为至德元年。经过清理之后，其依旧如初始一般，闪耀着夺目绚丽的光彩。可以说，盛唐时期是螺钿铜镜的风靡时期。

盛唐时期，铜镜已经完全褪去了汉代铜镜形制的禁锢，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镜形百花齐放，镜背纹饰也由前期的海兽葡萄、瑞兽等纹饰逐步加入花鸟纹、人物纹等。该时期螺钿铜镜极大程度上映射了唐朝的繁华富丽，其工艺难度、所用材料以及最后成品的奢靡与璀璨在整个铜镜史上无出其右。螺钿的主要材料为贝壳、螺类生物，其本身的收集成本就较高，且工艺技法更是繁复，在此期间又与西域宝石镶嵌技术结合，加之被朝廷垄断，奢华指数达到了整个唐王朝时期螺钿镜发展的顶峰，因此螺钿镜在当时尤其在王公贵族中盛极一时，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并成为外交礼品，加之此时期唐朝与外国交流更加深入，螺钿镜逐渐传入外国，被国外仿制，尤其在日本。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有两次遣唐使返回日本，一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吉备真备在赴唐19年后，四条船共594人返国；二是天宝十三年（754年）遣唐正使藤原清河与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在赴唐两年后返国。在此期间螺钿镜作为“国礼”被赐赠予日本，并附赠了相关技术，由此螺钿镜不仅被正式赋予了政治价值，还传入海外，影响了日本的制镜风尚。原田淑人说：“奈良镜鉴，多从唐来，亦颇自造，其时工巧，无多让与唐。”当时由西域高级工匠和唐将作监工匠共同完成的螺钿镜，其铸造材料皆为西域、南海进贡的极品珠玉宝钿，这两方面都是日本铸造极品螺钿镜无法获得的必备条件。同时盛唐时期唐王朝国力强盛，无论是文化、财力、军事、科技还是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都是其成为盛世的支撑，且当时“丝绸之路”贸易频繁，也为唐王朝的国家经济与物质文明交流提供了通道。因此，盛唐成为螺钿镜的顶峰时期是必然的。

（三）衰落与禁止

史家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衰落甚至走向灭亡的分水岭，诚如螺钿镜在当时的境遇。安禄山在天宝九年（750年）天长节时得到了玄宗赏赐的宝钿镜一，九年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谋反。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虽然以唐王朝的胜利结束，但是也耗尽了唐朝最后的繁荣，而随着那场战乱消亡的不仅有安禄山所得的那面螺钿镜，还有整个唐朝的螺钿镜以及大唐气运。考古发现了中唐晚期到晚唐的螺钿镜，其展现了该类铜镜从纷繁富饶之像向简化朴素风格的转变。如偃师杏园王嫮墓出土的螺钿花鸟镜为大历十年（77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的八瓣葵花形花鸟螺钿镜为玄宗至代宗时期（719-779年）；洛阳涧西兴元元年（784年）墓出土的螺钿人物镜（784年）等。在盛唐时期频繁出现的螺钿宝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全螺钿装饰，而原本光彩夺目的螺钿也由于原料品质降低而不再光彩夺目，且此时的螺钿镜外形也以圆形为主。

从繁到简、从亮到暗、从满到疏，都体现了螺钿镜在逐渐衰落。尤其到肃宗时期及之后，螺钿镜迎来了最后的一击。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诏：“准式，珠玉、宝钿、平脱、金泥、织成、刺绣之类一切禁断”；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二月乙亥，南郊礼毕，赦曰：朕思素俭敦，以淳风必约，严章以齐侈俗，其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六月“丁丑，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平脱、宝钿等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对于螺钿镜等奢侈物件的禁止虽是为了进行新一轮的生息，但本质上是唐王朝所做的最后挣扎。即使后来代宗多次下诏禁止，螺钿镜依旧留存了一段时间。如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的螺钿人物镜为贞元十四年（798年）。根据其出土状态可以看出，相较于肃宗时期，贞元即德宗时期螺钿镜的整体工艺更显粗糙，虽然螺钿还存有余光，但镜背纹饰排列更加稀疏，且几乎无宝装，镜缘也更为破碎。宝石及工艺的缺失应是与西域文化交流减弱，而螺钿品质的降低是交通要道联通受阻，而整体粗糙应是铜矿的产量降低。安史之乱产生的战乱造成极大破坏与损失，商业萧条、财政危机导致生产力下降，由此铜矿业产量也减少，并诱发后续更多问题。因此此时的螺钿镜不仅反映了其本身的将灭之局和晚唐铜矿业的大萧条，更折射出被安史之乱打成筛子的唐王朝的将死之相。

三、结语

作为我国历史时期的重要朝代之一，唐朝无疑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文化遗产，但螺钿镜以其独具特色的技艺为人关注。螺钿镜从始创到绝迹仅仅100年，却成为我国铜镜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螺钿技术流传发展至今，但螺钿镜的复刻却未曾显现。这个盛极一时的铜镜品类，依靠着奢靡而起，也由奢靡而落，就如同唐王朝一般，在盛极之后迎来悲鸣。对于唐王朝来说螺钿镜是功臣赏赐物，也是国家交流的礼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于螺钿镜来说其真正的作用还是一面镜子最原始的功能——映照，只不过它所映射的是唐王朝的兴衰。复杂的工艺，繁荣昌盛的“大唐气象”无不是在向后人诉说绝顶的繁华，但富丽堂皇的铜镜之后却是民生与社会凋败的伊始。从早期发展，到中期顶峰，再到晚期衰败直至绝灭，螺钿镜的原材料与制作工艺都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化，且其从早期王侯用品、到盛唐国礼再到中唐被禁止的身份定位，也充分映射了唐朝的历史的兴衰脉络。对于唐太宗来说，其历经了灭隋战争，朝代兴亡，对于统治辛劳有着很深的体会，同时他也能从隋朝的兴亡之中吸取经验，在畏民之中形成了民本思想。而这面映射唐朝兴衰的螺钿镜，却与唐太宗“资鉴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最终也如其所忧虑的一般和唐王朝一起被埋入黄土。

参考文献：

1. [1] 王世襄. 髹饰录解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
2. [2] 中华书局编辑部. 全唐诗：增订本(第89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1999.
3. [3] 赵静莲. 敦煌疑难名物词语考释五则[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03):132-137.
4. [4] (唐)吴兢. 贞观政要·卷二[M]. 骈宇骞,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5. [5] 侯鲜婷. 基于馆藏文物的唐代螺钿铜镜科技分析[J]. 收藏家,2023(06):34-39.
6. [6] 高桥隆博, 韩騄. 唐代与日本正仓院的螺钿[J]. 学术研究,2002(10):84-87+133.
7. [7] 胡健. 唐代螺钿铜镜的样式和工艺新探[J]. 中原文物,2017(03):88-97.
8. [8] 尚刚. 唐代的特种工艺镜[J]. 南方文物,2008(01):76-80+86+0+4+169.
9. [9] 马万超, 张昊阳. 《贞观政要》所见唐太宗政治思想探赜[J]. 新楚文化,2024(18):4-7.
10. [10] 范淑英. 唐代螺钿镜的定名及其工艺内涵[J]. 考古与文物,2014(01):89-94.
11. [11] (后晋)刘煦.旧唐书·本纪·代宗纪[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2. [12] 贾国涛.以镜为镜——论唐代螺钿镜兴匿与丝路文明昌衰之关系[J]. 艺术设计研究,2017(04):97-102.
13. [13] 姚汝能. 安禄山事迹(上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 [1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文物精华：铜镜[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
15. [15] 刘晌.旧唐书：代宗本纪(第1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6. [16] 赵清文. 贞观政要正宗[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