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1934年至今，三星堆遗址经历了多次发掘，共清理出祭祀坑8座，以及疑似祭祀坑若干。在这些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骨器、海贝，其中许多文物都以独特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蕴涵着三星堆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真实面貌。

一、遗存类型与保存状态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资源的遗存分为两类：原始动物遗存、以动物遗存为材料的二次加工产品。原始动物遗存中，发现大量碎骨如猪骨、牛骨等哺乳动物骨骼，以残破碎骨为主，伴随灼烧痕迹；而完整遗存则以象牙和海贝为主。8个祭祀坑除k5、k6并未发现象牙外，共发现象牙800余根，并且部分象牙伴随局部焚烧痕迹；海贝遗存数量庞大，每个坑海贝数量不一，其中，以K2发现海贝最多，共发现海贝约4600枚，其中3300枚较完整，残破者共3112.8克，折合约1300枚，有黑、白两色。K2的海贝主要出自尊罍中，有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其他发现的以动物遗存为材料的二次加工产品主要是骨角制品，其中只有少量器物为完整器。K1出土骨器无完整器，只清理出碎片10片，器型难以辨认，但9片外侧雕刻有精细的云雷纹，1片云雷纹在内侧；在K2发现了长鼓形象牙珠116件、算珠形象牙珠4件，有雕刻花纹的象牙器残片四片，另有虎牙3枚，牙根部都有一个穿孔，可能为某种装饰物；k4发现象牙制品共44件，其中象牙珠2颗，残片42件；K7发现疑似象牙材质的雕刻器19件，另还有长鼓形骨角珠81件，还发现了蚌片14件，能辨认主要为璋形蚌片；其余祭祀坑具体骨角器形制不明，有待相关人员整理。

二、动物资源的选择

（一）祭祀动物的选择

三星堆文化虽然从青铜人面头像、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器物上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但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与周围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存在深刻的文化交流。考古资料显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圭、琮、璋、瑗、斧、凿、刀、剑、斤、锛等玉石器，大部分器形基本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玉石器相似；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罍、尊、盘等青铜器器型和纹饰如饕餮纹和云雷纹，也与殷商青铜器的风格一致，很可能是在蜀地产生的一种以继承殷商传统为主体的地方变体。此外，中原文化不只是在器物上影响了三星堆文化，随着研究深入，更多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礼制也影响了三星堆文化，比如李伯谦认为“古蜀王国不仅在青铜器铸造而且在玉器制作等工艺技术以及某些礼仪制度上确曾受到过商文化的影响”；霍巍教授同样认为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璋、玉璧、玉琮，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也同样深受到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这些礼制性器物表明了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礼制的学习，同时暗含着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祭祀行为的模仿。祭祀行为是古代中国通行的国家仪式，尽管古蜀地区相关文献记载十分匮乏，但中原地区与祭祀活动相关的记载为数不少，可参考对古蜀地区祭祀体系进行初步复原，例如古蜀地区祭祀类坑与祭祀器物掩埋坑，与《左传》记载的郊祭、四时之祭、禘祭、考祭、望祭五种祭祀大致相符合。此外，在祭祀活动中除了不同材质器物的模仿与运用，三星堆文化祭祀同样使用了动物，这一习俗也与中原商文化高度相似，同样暗示古蜀与中原的深层互动。《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也就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用牛、羊、豕三牲，而诸侯祭祀社稷时，使用羊、豕二牲。根据早些年日本动物考古学家本乡一美对三星堆一号祭祀坑骨骼碎片的动物学观察，他发现坑中的动物种类大部分为中型动物如猪、羊、山羊等；少部分为大型动物，如牛、水牛等；主要是动物的肢骨碎片，少部分为头骨碎片，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祭祀时很可能借鉴了中原地区的“太牢”与“少牢”。2023年，西北大学教授温睿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结果表明，三、四、七、八号坑沉积物和陶片的脂肪酸结果显示出动物脂肪的存在，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结合七号坑发现的家猪牙和一号坑鉴定出的黄牛骨渣，推断牛和猪最有可能是黄牛和家猪。这更加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在祭祀坑形成前存在仪式性燎烧活动，而祭牲选用可能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这些动物大部分应为三星堆时期古蜀居民家养动物，从侧面也表明了三星堆时期古蜀地区的畜牧业已经较为发达，而少部分如鹿可能为居民偶然得到的野生动物。

（二）象牙的选择

在祭祀坑中除了发现大量的动物碎骨外，还发现大量象牙与海贝。除了五号、六号祭祀坑没有发现象牙外，其他祭祀坑皆发现了象牙；除去或完整或破损的象牙，还有更多的象牙制品如象牙珠、雕刻器等。值得注意的是，象牙的集中埋藏（如1号坑）与青铜器的分层堆叠（如2号坑的三层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象牙这种动物资源在祭祀流程中的特殊地位。崇拜象牙的传统，历来有之。叶舒宪分别举例了国外与国内最早出现象牙制品的遗址，指出对兽角、兽牙的崇拜早在旧石器时代全球范围内就已经出现，象牙作为一种当时的社会奢侈品，可能作为通灵圣物或载着信仰者心目中的超自然生命能量。而古蜀文明在祭祀上选择象牙的原因，段渝认为这与中国西南的生态条件有关系。古代的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大陆，一直是富产大象的地区，而大象以其体量与性情，也成为这一地区内各族群共同崇拜与敬畏之物，因而象牙也尤为珍贵。而先秦时期的古蜀政权是以三星堆、金沙的神权政体为中心，统领着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族群，古蜀的统治者因此选择了西南夷各地认同的象牙作为当时祭祀最好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古蜀的统治者又以象牙巨大的数量来昭示自己对于古蜀国财富的掌控，并且将如此重要的经济命脉控制在手中来为古蜀国的神权政体服务。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象牙还可能代表了古蜀人群的月亮崇拜，这是源于两者的形象更加接近的缘故。由于月亮毕竟圆少缺多，因此，象牙也能代表月亮，用来祭祀和崇拜月亮。

（三）海贝的选择

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海贝一部分散落于祭祀坑底部，根据清理，坑内投放的器物有一定的顺序，首先投放的是海贝、玉石礼器，青铜兽面，风鸟，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树枝（神树）等。另有一部分海贝放置于青铜尊、罍之类的礼器之中。这种现象与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情况相似。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海贝的种类主要分为三种：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其中环纹货贝的数量最多，并且与云南地区发现的25万枚海贝种类相同。海洋贝壳因其所承载的象征价值而显得尤为珍贵，进而被纳入祭祀仪式的范畴，与象牙相提并论，成为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海贝所承载的深层含义，学界观点众说纷纭，其中以装饰物观念、交易媒介概念以及财富象征理念作为主流解释框架。在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的海贝，以及与三星堆遗址中所见相似的云南区域海贝，数量极为庞大。这些海贝大多未经过穿孔处理，其在考古现场被发现时，有的被放置于青铜材质的贮贝容器之内，有的则呈现出成堆散放的形态。尽管不能忽视部分物品曾被当作装饰品的事实，然而，若将所有这些遗物均归类为贝类装饰品，无论是基于逻辑推理还是实际应用需求，此类假设均显得不切实际。因而，关于这些物品作为饰品的推断缺乏确凿的证明。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 金为三品， 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司马迁认为在虞夏之际就已经出现贝币成为流通货币。196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贝、石贝、玉贝，其中天然贝上钻有小孔。而早在1953年，就在中原地区大司空遗址的83座墓葬中发现了234件海贝，它们放置的位置绝大部分都是在人架的口中、手内、脚下3处，并且这些贝都是天然的，仅在背上的一段琢孔1个。文献和考古出土实物都证明，起码在夏商时期，贝币就已经出现。张善熙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实际上就是作为商品的媒介出现。他指出，城墙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的出现，而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大量兵器、青铜器、玉石器表明在三星堆城内存在含有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因此，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商代晚期祭祀坑中出土的贝除了作为祭祀之珍宝和财富献与诸神外，同时也具备了货币的形态，而流通于世。个别研究者对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海贝与云南区域内发掘的海贝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汉晋之际、南诏及大理国时期，乃至元、明、清三代，云南地区已确切记录在商贸交易中使用贝币，此点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有所述及：“交易媒介采用缯帛与贝币，其中贝币尺寸如手指般粗细，每十六枚构成一觅之值。”在云南地域范围内，青铜时期遗址中发掘的众多贝类遗存，其是否充当贝币的角色，长久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云南古代用贝试探》一文中，熊永忠从原产地视角剖析了云南与中国中原地区海贝品种的差异性：其中，货贝源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带，主要作为边疆与东南亚地区对中原进行贡赋贸易的媒介；而环纹货贝则源自印度洋边缘，通过南亚商人之手，经云南地区传入中原。针对海贝的功能性探讨，研究者明确指出江川与晋宁地区出土的海贝并非用作装饰品。进一步地，研究者从国内交易、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以及国际交流三个维度，详尽地阐述了海贝不具备货币职能的论点。经过详尽的分析，该研究提出，海贝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财富与丰饶的符号，其功能在于彰显墓葬主人的高贵身份。基于三重逻辑依据，首先，海贝作为外来珍稀资源，由外商引入，其珍贵性源自异域；其次，滇地居民视牛为财富的象征，海贝与牛在象征意义上具有相似的功能性；最后，海贝的获取相较于牛更为困难，从而赋予了其更高的象征意义张炳才同样认为，云南地区的贝为“宝贝”。而放置贝类的贮贝器内显示自己珍藏“宝贝”之多，夸示自己富贵的程度，外则“要利用贮贝器盖上所表示的特定场面，或器身上铸出的某些图像，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统治阶级很重视贮贝器，贝也被他们视为极为珍贵的稀有之物，只有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才能具有。依据熊永忠的研究推断，三星堆遗址中数量最为丰富的环纹货贝，与云南地区出土贝类同宗，而云南地区青铜时代较中原与古蜀地区的青铜时代稍滞后一点，因此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海贝更可能与云南地区青铜时期的海贝使用的方式相似。部分研究者亦持类似观点，从经济角度审视，三星堆文明已达到一定规模及高度，由此带动了交换行为的产生，货币的存在亦随之成为必然。但三星堆遗址的海贝出土情况表明，此类遗物仅在一号及二号祭祀坑中有所发现，而在该遗址的其他区域尚未有类似发现。这表明海贝作为交易媒介的基本流通职能并未显著展现。换言之，若海贝确实作为货币使用，那么在其他相关遗址应广泛存在，然而现实情况与之相反。在三星堆遗址所发掘的海贝之中，部分海贝经人工打磨并钻孔处理，此类海贝仅占据总体中的一小部分，且均发现于祭祀仪式所使用的坑穴或青铜礼器之内，所以人们无法确凿地将这些海贝归类为货币，其功能更可能在于作为珍贵财富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曾作为货币使用的可能性。单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而言，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其作为财富与珍宝的象征，主要参与祭祀活动，然而，亦不能完全排除彼时海贝已逐步具备货币属性的实际情况。总而言之，可以统一的一点是，海贝在当时作为珍贵物品受到了三星堆统治者的重视才会同象牙一样作为祭祀物品之一。

三、动物资源的来源

作为祭祀用的牲畜毫无意外是当时三星堆古蜀居民的家畜，而象牙和海贝的来源则复杂得多。

对象牙资源的来源，学界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均有可能是三星堆象牙的来源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如此数量丰富的象牙，可能来自异域，如印度或东南亚地区。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自远古时期起，中华南方便流传着有关象群栖息的神话。有关学者提出，《国语·楚语上》中有所记载：“巴浦地区的犀牛、牦牛、犀牛及象，其数量是否可以穷尽？”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亦有所述：“巴蛇吞噬象，历经三年方排出其骨骼，贵族服用此骨，即可免除内心及腹部疾病。”《山海经》之中，《中山经》篇章亦有所记载：岷山，乃江水之源……栖息其中的走兽以犀牛、大象为多，夔牛亦颇为常见。霍巍阐述，《吕氏春秋》中《古乐篇》篇章提及“殷人利用象力，对东夷施加暴行”，这一叙述揭示了殷商时期人们驯服大象用以征战反叛的东夷族的历史事件。同时，殷墟妇好墓中也发现的象牙雕刻。因此，鉴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之庞大，其来源不可能过分零散，相反，这些象牙很可能主要来源于古代巴蜀及滇越地区，相当于现今的四川和云南，以及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域。三星堆遗址凭借其资源利用的优越条件，不仅在祭祀仪式中大量动用象牙，而且极有可能充当中原王朝获取交换及贡品象牙的关键集散地周志清同样认为商周时期出土的象牙遗物除了象牙和象牙器外，另外还伴随有一定数量的臼齿和头骨，这些臼齿和头骨遗骸的存在，进一步佐证象牙当属于来自本地的产物，若为舶来品，其大可不必大费周章从遥远异域将臼齿和头骨运送至此。傅顺等人通过对古蜀地区相关遗址的孢粉古植被分析、古气候分析、遗址区地球化学行为分析指出，当时成都地区平原植被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局部地区为低洼的湿地，生长着热带亚热带植被，存在着温暖湿润与温暖干旱的气候交替的现象。结合象牙的种属鉴定为亚洲象种，他们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可能为本地而产，随后由于气候变迁，亚洲象数量剧减以致消失。而邱登成认为，尽管历史文献中记载巴蜀地区曾存在大象，但对于其是否能够供应大量象牙仍存疑虑。依据古地学资料的阐述，尽管新石器时代的成都平原树木葱郁、植被繁茂，但沼泽遍布，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适宜象群栖息。在成都平原，除却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发掘外，尚未观察到大象遗骸或象牙的集中埋藏情形。除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成都平原未发现大象遗骸或象牙集中埋藏现象；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总重超1吨，本地象群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需求；再结合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印度洋海贝，他推测数量如此庞大的象牙可能通过贸易从印度河流域（如摩亨佐·达罗）输入，贝币则作为贸易媒介。段渝进一步指出，无论在渝东鄂西还是岷江上游地区，数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未曾发现盛产大象的情况，而河南作为豫州象产地的观念，已由徐中舒和郭沫若两位学者通过深入研究与详尽论述；除此之外，人们常认为的云南产象，实则是汉唐时期记载的古哀牢地区，也就是云南西南边陲，但古蜀文化与云南的关系，主要是与滇文化和滇西文化的关系，与云南西南部并无何种关联，因而他认为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既不是成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来自与古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这些象群和象牙是从象的原产地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两种看法各有不同，但都缺乏对象牙本身的研究。目前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正致力于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开展锶、氧、碳同位素分析，旨在对成都平原出土象牙与其它地区所产象牙及其环境条件进行对比分析。学术界翘首以盼，期望该研究能够为探究象牙来源的问题提供确凿的证据。

反观海贝，毫无疑问是舶来品。在传播路径上，学界对其具体路径的共识尚未形成。主流观念将象牙来源与海贝结合，提出一种理论，即这两者通过遍及印度洋及东南亚的跨区域贸易通道，途经云南地域，最终抵达古蜀地区。段渝提出，在印度洋北部，长久以来存在着一种以齿贝作为交易媒介的风俗。此外，东印度洋沿岸及缅甸亦为齿贝的主要产地。观察到西南其他区域亦发现源自印度的白色贝壳，将这些出土的海贝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在三星堆文明同期，云南地域尚未发掘出类似的海贝遗迹，据此，段渝推断三星堆遗址中的海贝应源自古蜀文明与印度区域之间的直接经济及文化交流产物。此外，长期从事三星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邱登成同样认为，“成都平原为内陆盆地腹心，去海甚远，则其所出大量海贝是通过某种渠道由印度洋北部地区输入，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此外还有学者结合了云南地区出土的海贝，这些海贝同样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历史地理与考古学证据表明，“蜀身毒道”等西南古商道的存在时间早于公元前4世纪，其范围贯通川滇，延伸至缅印。据此背景分析，云南地区长期盛行的以海贝为货币的制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印度币制的单向学习。实则是，云南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印度、缅甸等地共同形成了一种以贝币为基础的区域性货币流通体系。此体系影响深远，其辐射范围广泛覆盖了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的诸多地区，进而围绕贝币这一核心要素，形成了一个结构相对稳定、功能健全的古代国际贸易圈。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一贸易圈发展更为成熟和活跃，古蜀文明必然会利用贯通四川与云南的古老商道，借助云南这一枢纽，主动融入并利用这一庞大的贝币贸易网络，从而与东南亚、南亚，并进一步与西亚、中东等地开展了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经济与文化互动。有关海贝来源的第二种观点，持有独特见解的学者认为，海贝源于亚欧大陆，并且推断是沿北方草原传播而来。彭柯与朱岩石指出，海洋贝类的兴起、鼎盛及衰落与青铜文明的诞生、繁荣及衰退在时间线上基本保持一致。即便在海贝在中原文化中逐步减少直至消失之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诸如匈奴、鲜卑等，仍旧保留着使用海贝作为珍贵装饰的习惯。此外，国外使用海贝区域与中国北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例如卡拉苏克文明与中国北方青铜文明之间的互动，是值得重视的。因此，部分学者推断，在远古时期，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或许业已形成了一条与后世丝绸之路功能相似的贸易通道，海贝便是通过该通道实现了大规模的扩散与传播。秦小丽注意到，海贝、绿松石及红玛瑙三者组合而成的套装，在考古发掘中屡次相伴出现，揭示出西北区域为该套装唯一连续出土的地域。伴随历史演进及文化空间的扩展，此三种物品逐渐转化为象征礼仪的器物和关键性的资源财产。而施劲松先生指出，三星堆遗址集中展现了海贝、绿松石及红玛瑙的共存现象。在该遗址早期发掘阶段，曾发掘出饰有绿松石的青铜器。在八个用于祭祀的坑中，大部分都含有绿松石器。特别是二号坑和八号坑，从中发现了玛瑙。这些发现与海贝一同出现，揭示了这三种物品均非本地所产，且与中国的西北地区存在着某种联系。对于这两种论述，均需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但可以确认的是，大量海贝的使用代表着不同地区之间或文化或商品之间的交换，体现了三星堆文明对外交流的开放性与活跃性。

四、结语

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动物遗存的系统性研究梳理，揭示了古蜀文明在祭祀资源选择上的复杂性与多维文化互动。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类型学、埋藏学及功能分析，可以发现三星堆祭祀动物组合的选择存在双重文化属性，三星堆祭祀既反映了古蜀对中原商代祭祀礼制的主动吸纳，也体现出早期国家祭祀仪式的跨区域趋同性和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同时又体现出本土信仰的独创性：三星堆祭祀坑中埋藏的象牙和海贝的数量远超实用需求，结合金沙玉璋“肩扛象牙”的祭祀场景，表明二者被赋予通灵媒介与权力象征的核心功能。这种以稀缺资源构建神圣空间的实践，凸显了古蜀神权政体对西南地区精神资源的整合能力。其次，对象牙与海贝来源的贸易网络的讨论，反映了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与周边地区乃至跨区域之间的流通。尽管文献记载巴蜀地区曾产象，但金沙遗址一吨象牙所需猎杀量（约300头雄象）与成都平原沼泽地貌的生态承载力存在矛盾。而象牙结合与云南出土同源的印度洋环纹货贝及青铜器上的南亚文化元素（如神树、权杖），为“南方丝绸之路”贸易输入说提供了关键物证。单方面讨论海贝的传播路径，根据环纹货贝的印度洋产地属性，印证了经“蜀身毒道”的跨文明交换；海贝与绿松石、红玛瑙在坑内的共出现象，又暗示其可能同时通过北方草原通道传入。这种海陆双线贸易网络，彰显三星堆作为青铜时代资源枢纽的开放性。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综合分析，目前相关研究领域尚有两项核心问题待解：首先，针对象牙同位素的追踪溯源技术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便准确验证本土象群与输入象牙的比例构成；其次，海贝在祭祀仪式中的确切作用，需借助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探究未来学术方向，预期将集中于科技检测手段与区域互动体系融合的深入剖析，借此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架构中，重塑古蜀文明如何借助动物资源的挑选，协调中原地区的礼制标准、本土文化信仰以及跨区域贸易的驱动力，进而形成其特有的文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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