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体系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新阶段。其中，代理制度作为衔接民事主体与法律行为的重要枢纽，在体系整合与规则创新方面均有显著进展。第170条第1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但是，法律文本的简洁性往往伴随着解释上的多义性。例如，第170条第1款在“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职权范围的判断标准、与代表行为的区分以及其在代理制度中的体系定位等方面均有“不准确”的现象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代理还是表见代理，司法裁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理论界对职务代理的性质属于法定代理、意定代理抑或混合类型亦争论不休。也正如学界所言，如若只是简单地移植已有的制度（《民法通则》第43条），仍会带来许多困扰，该制度建立的基础需要厘清代理权的权力来源。

一、职务代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与规范演进

职务代理并非凭空产生的制度，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形态变迁，深刻反映了民事主体制度与法律行为理论的交互发展。理解其历史脉络，是准确把握当前规范内涵与完善方向的前提。

（一）《民法通则》时代的职务行为规范：第43条的解读与局限

我国职务代理制度的雏形可见于《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文并未直接使用“职务代理”的概念，而是通过民事责任归属规则，间接认可了企业法人工作人员在经营活动中实施法律行为的效力归属。在当时的立法语境下，“经营活动”被视为企业法人的核心行为范畴，而“其他工作人员”则指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具有特定职务身份的自然人。

翻阅法条不难发现，该条款的规定将职务行为框定在“经营活动”的范围内，职务行为即是指所谓的法律行为，只有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工作人员才能形成职务代理，这也是通说的表达。支撑该观点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此条款在约束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的行为前，增加了“以法人名义”的表述，不仅仅是简单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将“工作人员”的代理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观。同时，也促使着职务代理制度的建设更加明确。

第43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而代理制度的核心是“代理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反观对应的《民法典》第162条表述“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而非其实施的代理行为发生效力，该规定更像是一种民事义务，非民事责任。必须明确的是，民事责任既可以因违反法定义务而产生，亦可以因发生侵权行为而产生，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企业法人承担工作人员引起的侵权责任。因此，既然职务行为可以承担民事责任，就应然地包含了与其行为相关的违约责任等。实际上，这就等于承认了职务代理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民法中“机关代表（Vertretung）”就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即代表中包含代理，亦包括承担损害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中进一步明确：“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处“以法人名义”要件的增加，实质上是将表见代理中的权利外观理论引入职务行为认定中，强化了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然而，该条款仍停留在责任承担层面，未形成完整的职务代理行为效力规则，且将“法定代表人”与“其他工作人员”并列，未能清晰区分代表行为与代理行为在权源与构成上的本质差异。

如前所述，通过文义解释可以得出《民法通则》第43条中存在职务代理的内涵，但是其存在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体系解释下，明确第43条的位置位于民事主体第三章“法人”之中，这就难免令人生疑，既然是关乎主体的规定，法人工作人员意思表示是否与法人意识表示具备同一性？另外，在第43条中，只是限定了“经营活动”，工作人员进行的经营活动范围以及工作人员的范围均陷入了法条难以解释的困境。最终，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认识：第一，职务行为中代理人的行为与法人意志是一体的，也即代理人代表法人意志，此时只有职务代表行为，并不存在代理规则适用的余地；第二，职务行为仅仅限于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负责人，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均不构成职务代理，而应当构成表见代理。

本文认为，《民法典》将《民法通则》第43条进行拆分是能够自洽的，代表行为与职务代理界定了企业与企业工作人员意思表示的差异，有利于消弭主体问题中的混同争议。此外，《民法典》将“企业法人”外延至“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一举动虽然在这种制度下大有混淆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之嫌，但在当前确立的民商合一的规则之下，亦能保障其形式的一致，未尝不可。

（二）《民法典》对职务代理制度的重塑：分立、扩展与遗留问题

《民法典》对《民法通则》第43条进行了结构性拆分与逻辑重构。其中，第61条承接了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该条款明确了法定代表人行为的代表性质，其权力来源于法律或章程的直接规定，无需另行授权。

而第170条则是专门针对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外执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确立的职务代理规则。相较于《民法通则》，本文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突破：

一是行为范畴从“经营活动”扩展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这使职务代理不再局限于商事领域，亦可涵盖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等各类组织的民事活动，体现了民商合一体例下的制度包容性。

二是主体范围从“企业法人”延伸至“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效力问题长期依赖类推适用，此次立法明确将其纳入规范，增强了制度的周延性。

三是法律后果表述从“承担民事责任”转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这一转变更贴合代理制度的核心特征，即代理行为在法律效果上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而非仅涉及责任承担。

尽管如此，第170条的规范表述仍遗留若干关键问题：其一，“工作人员”是否包括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其二，“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如何界定，其判断标准是内部授权、职务常理还是外部善意信赖？其三，职务代理在代理制度体系中应如何定位，其与委托代理、法定代理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构成了当前理论与实务争议的焦点，亦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切入点。

二、代表与代理的权源辨析：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应予排除

厘清代表与代理的本质区别，是正确界定职务代理适用范围、避免体系内部冲突的理论基石。这一辨析直接关系到法人意思表示的实现路径与外部责任的归属逻辑。

（一）代表行为的本质：身份性、概括性与意志同一性

代表（Representation）与代理（Agency）在民事法律中常被并列讨论，但二者在权源基础、行为性质与效力范围上存在本质差异。通说认为，代表行为是指代表人以被代表主体名义实施、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该主体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代表人与被代表主体在法律人格上具有同一性或者拟制同一性。在我国民法体系中，法定代表人即为典型的代表人，其代表权直接来源于法律或法人章程的赋予，无需法人另行授权，具有身份性、概括性与持续性的特点。

《民法典》第61条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第105条对非法人组织负责人亦作类似规定。这表明，代表行为在法律评价上被视为法人自身的行为，代表人的意志即法人的意志，二者不存在分离或授权关系。因此，代表行为无须适用代理规则中关于授权范围、表见代理或职务代理的审查要件，其效力直接及于法人，除非代表人超越法律或章程的限制，且相对人非善意。

（二）职务代理的权源：职务关联性、职权限定性与行为分离性

职务代理则属于代理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代理权来源于代理人所担任的职务，而非具体的授权委托。职务代理人通常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中担任特定职位、履行特定职责的工作人员，如部门经理、采购专员、财务人员等。其代理权限一般与职务内容相关联，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定性。在行为性质上，职务代理人的行为并非法人自身行为，而是代理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独立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依据代理规则归属于法人。

由此可见，职务代理与代表行为在权源上存在根本区别：前者基于“职务身份+职权范围”，后者基于“法定身份+概括权限”；前者需审查代理人是否在“职权范围内”行事，后者则原则上无需审查权限具体内容；前者存在代理人意志与法人意志的相对分离，后者则强调二者在法律上的合一性。

（三）体系解释下的排除适用：避免逻辑冲突与制度叠床架屋

将法定代表人及非法人组织负责人纳入第170条“工作人员”范畴，在文义上或许具有包容性，但在体系解释下将引发严重的逻辑冲突。一方面，第61条与第105条已对代表行为作出专门规定，若再将代表行为纳入职务代理条款，将导致规范重复与适用竞合；另一方面，代表行为无须审查“职权范围”，而职务代理则以此为核心要件，若对代表人适用职务代理规则，将不当限缩其代表权限，削弱代表制度的效率价值。

此外，从法律保护强度来看，代表制度对相对人的保护程度高于代理制度。在表见代表情形中，只要相对人善意，法人即应承受代表行为后果，无需考察法人过错；而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除需善意外，通常还需证明其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且法人往往可因内部管理过失而减轻责任。若将代表人行为置于职务代理框架下，可能降低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水平，影响交易安全。

因此，为避免体系混乱与价值失衡，应在解释论或立法论上明确将法定代表人及非法人组织负责人排除于第170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具体可在条款中增设“非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的限定语，或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该条款仅适用于“非代表职权的工作人员”。

三、职务代理制度的体系定位：迈向代理分类中的特殊类型

明确职务代理在代理制度中的应然位置，是解决其性质争议、实现规范协调的关键。这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法定与意定二分，审视其独特的权源结构与制度功能。

（一）现行代理分类的局限：法定代理与意定代理的二元格局

《民法典》第163条确立了代理的基本分类：“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此分类沿袭了传统民法的二分法，以代理权来源是否为被代理人意志作为区分标准。然而，职务代理因其权力来源兼具法定性与意定性，难以完全归入任一传统类别。

职务代理的“法定性”体现为：法律或商事惯例对某些职务（如公司经理、商店售货员）的代理权限有一般性推定，无需法人就每项事务单独授权；其“意定性”则体现为：具体何人担任该职务、其具体权限范围如何，仍取决于法人的任命或内部规章。这种混合特征使得职务代理在现行二分法中处于尴尬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常被笼统归入“委托代理”或类推适用表见代理规则，缺乏独立的规范定位。

（二）职务代理作为特殊代理类型的理据与比较法参照

从功能主义视角看，职务代理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组织内部分工与职位身份的代理形态，其目的在于提高组织运行效率、降低频繁授权的交易成本。比较法上，德国商法中的“职位代理”、日本民法中的“职务代理”均被视为独立于法定代理与委托代理的代理类型，其代理权直接来源于职位本身，而非个别授权。

我国《民法典》虽未明示职务代理的独立地位，但第170条的实际内容已具备特殊代理类型的实质特征。将其纳入代理分类体系，不仅有助于澄清其法律性质，亦能增强代理制度的层次性与适应性。具体而言，可将第170条调整至第163条第2款，表述为：“基于职务关系产生的代理，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处理。”如此，既维持了代理基本分类的清晰性，又为职务代理提供了明确的规范指引。

（三）职务代理与表见代理的界分：职权范围与善意信赖的协调

实务中职务代理常与表见代理发生混淆，尤其在代理人超越职权时，应认定为职务代理无效还是构成表见代理，裁判标准不一。本文认为，二者虽均涉及代理权外观，但制度重心不同：职务代理关注的是代理人基于职务的通常权限，其范围可根据职务性质、行业惯例、内部规章等客观判断；表见代理则关注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其判断更侧重于相对人的主观善意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原因。

在规范适用上，应确立“职务代理优先，表见代理补充”的顺位关系：首先审查行为是否属于代理人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若是，则直接适用第170条；若否，则进一步审查是否满足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如此既可维护职务代理的制度效率，又能通过表见代理规则弥补职权限制可能对交易安全造成的冲击。

四、职务代理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司法应对

理论上的澄清最终需服务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当前职务代理制度在司法适用中面临的挑战，揭示了文本规范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指明了制度细化的方向。

（一）职权范围的判断标准：内部限制与外部效力之争

职务代理的核心要件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然而如何界定职权范围，实践中存在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张力。内部视角强调以法人内部规章、岗位职责说明或授权文件为依据，严格限制代理权限；外部视角则倾向于以职务常理、行业惯例或交易习惯为标准，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

《民法典》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结合第170条第2款“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可以推知立法倾向于外部视角，即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况下，职权范围应依客观标准判断。然而，“善意”的证明责任、法人内部限制的公示要求等问题仍有待细化。建议未来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明确职权范围的判断应综合考量职务名称、交易性质、行业惯例、既往交易模式等因素，并适当强化法人对内部权限公示的义务。

（二）非法人组织职务代理的特殊性：意思能力与责任承担

非法人组织虽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人格，但在实践中多以组织名义开展活动，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效力问题日益突出。第170条将非法人组织纳入规范，具有进步意义，但亦引发新的理论争议：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其职务代理权源是组织自身还是其背后的成员？

本文认为，非法人组织作为民事主体的一种，应承认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意思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其负责人或多数成员的意思形成机制体现。职务代理在非法人组织中的适用，实质是组织通过内部职位设置，将部分意思表示权授予工作人员行使。在责任承担上，虽然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其成员或设立人可能承担补充责任，但这不影响职务代理行为在组织层面的效力归属。司法实践中应避免因责任最终归属问题而否定职务代理行为的效力，从而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

（三）数字经济下的职务代理新挑战：电子化办公与远程履职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远程办公、电子授权、自动化交易等新模式日益普及，职务代理的传统认定标准面临挑战。例如，员工通过企业微信、钉钉等办公软件以组织名义对外签约，其职权范围应如何认定？自动化系统执行交易指令，是否构成职务代理？这些新场景要求职务代理制度在坚守核心法理的同时，增强灵活性与适应性。

建议在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电子身份认证+职务关联性”的审查思路，即只要相对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为主体具有相应职务身份，且所涉事项与该职务通常内容相关，即可推定成立职务代理。同时，法人应加强电子授权管理与权限公示，防范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风险。

五、立法完善路径：规范重构与体系整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就职务代理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条款位置调整：将第170条纳入代理分类条款

将第170条整体移至第163条之下，作为该条第2款或单列一款，明确职务代理为代理的特殊类型。具体表述为：“基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职务关系产生的代理，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调整后，第170条可相应修改为：“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非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职权范围的内部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二）主体范围明晰：排除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

在条款中明确增加“非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的限定语，或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说明该条款仅适用于非代表职权的工作人员。如此既可避免体系冲突，亦能强化代表行为与职务代理的区分适用。

（三）职权判断标准的细化：引入客观综合标准

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结合职务性质、行业惯例、交易习惯、既往行为模式等客观因素综合认定。法人对内部职权限制应承担合理公示义务（如通过章程公示、交易告知、岗位明示等方式），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四）责任承担规则的补充：明确越权代理的效力衔接

对于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实施的行为，应进一步明确其与表见代理制度的衔接规则。建议在司法解释中规定：“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超越职权范围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以此形成职务代理与表见代理的有机衔接，既保护法人内部管理自主权，又维护外部交易安全。

六、结论

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律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法学理论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更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状态的发展不断予以修正和完善。职务代理制度作为连接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交易的重要法律机制，其规范完善关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与交易安全。《民法典》第170条的设立是我国代理制度发展的重大进步，但其在体系定位、主体范围与判断标准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本文通过历史追溯、理论辨析与实践考察，论证了将法定代表人及非法人组织负责人排除于该条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将职务代理作为特殊代理类型纳入代理分类体系的立法构想。

法律的成长始终与社会经济实践相伴而行。职务代理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立法层面的规范重构，亦依赖于司法实践的理性积累与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组织形态与交易模式的不断创新，职务代理制度亦应保持开放性与适应性，在维护法人意思自治与保护交易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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