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律应该追求什么价值，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古代罗马学者西塞罗曾经说过：“我们是法的仆人，以求自由。”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把秩序放在首位，主张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秩序，就会进入“众叛亲离”的战争状态。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却显示出法的价值系统中，秩序和自由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二者不仅是法律的基本元素，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使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比如，在“大数据”时代，除了要通过立法来建立“数据安全秩序”，才能有效地防范“数据风险”；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限制人员流动和强制隔离等秩序性措施，是对公民自由和流动自由的直接抵触。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对“秩序”和“自由”的价值冲突进行深入阐释和科学调和。

为此，本论文将“秩序”和“自由”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秩序”和“自由”的法律含义进行界定，剖析其表现形式和成因，进而探寻切实可行的“和谐”机制，这对于促进法律价值的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将在司法实践中解决价值冲突，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秩序与自由的法理内涵及内在关联

（一）秩序的法理内涵是法的基础价值

法理学意义上的“秩序”，不是单纯的“有序状态”，它是由法的规范所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可预见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它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规范性，这一秩序的生成离不开法律规范的明示指导，不管是禁止性规范（例如“不蓄意加害”），还是授权性规范（例如“公民有签订契约的权利”），都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设置了界限；二是稳定，法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将社会关系从偶然和任意中解放出来，如确立了产权制度，以保证产权关系的稳定，防止“弱肉强食”的混乱；三是“强制”，即在社会主体越过“道德”界限的时候，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干预来重建“秩序”，这也是“法”与“道德”和“习惯”的根本区别，即“道德”取决于内在的信仰，而“法”则依靠“国家的暴力”来保证。

在法律的价值属性上，“秩序”是法律的“基础价值”，是法律的根本。如果没有秩序，法的自由、正义和效率等其他价值就会丧失其实现的先决条件。如果社会出现了骚乱，那么公民的自由和财产自由就无从谈起，公正的价值评判也就没有了统一的准则；而秩序自身又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能够满足人们最根本的安全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大需要，而法律秩序则通过预防暴力、惩治犯罪和解决纠纷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空间。

（二）自由的法理内涵是法的终极价值

法理学意义上的“自由”，是指“法下之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孟德斯鸠曾经精确地下过这样的定义：“自由，就是有权从事法律允许的任何活动；如果一个公民可以为所欲为，那他就没有自由了，别的人也可以这样做。”它体现了法的基本含义，即自由受法的制约，从而保证了人的普遍自由。比如，“诽谤他人”这一行为，表面上是对表达自由的一种约束，但实际上却是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公众表达自由的一种保护。

自由作为法律的“终极价值”，在其价值属性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法的性质是“人民的意志”，它的基本目标就是对其进行规制，从而保护其自由权。从《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人权（如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等），到《民法》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如物权、债权、人格权），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肯定和保障自由；其次，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个人思想的自由和创造的自由，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哥白尼“日心说”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很难冲破当时主流思想的桎梏；没有了企业家的自由，就会使市场经济失去活力。所以，对自由的保障是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三）秩序与自由的内在关联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秩序”和“自由”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表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性质。一方面，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前提：秩序保证了自由，脱离了秩序，自由就变成了“强者的专利”。自由才是秩序的目标，与之分离的秩序就是“僵硬的独裁”，若是只追逐秩序而忽略了自由，那么，就会成为国家权力对民权的制约，最后，整个社会都会因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崩溃。同时，两者又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了一定的紧张：秩序的“稳定性”需要法的刚性，而“多样性”的自由又需要法对个人的行动予以一定的限制；秩序之“普遍性”需要法平等对待所有人，而自由之“个体性”则需要将不同的人的具体需要加以考虑。这一矛盾的出现，注定了法律的价值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矛盾，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判断“良法”还是“恶法”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秩序与自由冲突的表现形式及生成根源

（一）秩序与自由冲突的表现形式

秩序与自由的冲突并非抽象的理论之争，而是广泛存在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践的各个环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

1.立法层面的价值选择冲突

立法是法的价值取向“固化过程”，立法者在立法中必然要权衡其价值取向，而这一取向又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以《网络安全法》为例，立法机关面对着两个重要的价值抉择：一是加强秩序的价值取向，以严厉的网络监督手段（如：平台数据留存、用户身份认证等）防范网络犯罪，保障网络安全。二是对自由的保护，即通过放松管制来保证公民在网络上的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网络安全法》虽然在平衡两者的基础上，但在某些条款上仍然体现出秩序优先性，例如，要求运营商“对所搜集到的用户数据实行加密保护”“至少保留半年的网络日志”，虽然加强了网络秩序，但也对公民的信息自由和平台的经营自由构成了一定的约束。又比如，在刑事立法中，“严惩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一种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如果立法者注重秩序的价值取向，则可能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和法定刑的提高（例如增加新罪名和延长刑期）；如果以自由为中心，必然会对国家的刑罚权力造成严重的制约（例如“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罪刑法定原则是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即通过对国家刑罚权力的限制，保护公民的自由，防止“随意定罪，量刑”的混乱局面。

2.执法层面的权力边界冲突

执法是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行政主体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着秩序与自由的权衡问题。例如，在城市管理方面，城管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如禁止占道经营，规范户外广告），但这却与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公民的消费自由发生了直接冲突。若行政机关一味地追求秩序，采取“一刀切”（例如彻底禁止），不但使摊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而且还影响了居民的便利消费；若放任商贩随意占道，将导致交通阻塞、环境脏乱，从而影响公共安全。

又例如，在开展防控工作时，为维护公共秩序，可采取限制人员移动、强制隔离、封闭公共场所等措施，但若超出必要限度，则可能危及公民的人身自由与运营自由。极端的执法行为，看似“维护秩序”，实则侵犯了市民的基本自由，会引起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执行边界问题的激烈讨论。

3.司法层面的个案裁判冲突

司法是对法的价值进行“矫正过程”，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经常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判决，而不同的判决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判决效果。以“表达自由”和“名誉损害”为例，司法裁判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正当表达自由”与“非法诽谤”之间的区别。如果法官以自由为中心，则对表达自由的保障标准较低，只有当表达内容是虚假的，并且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时，才会将其视为侵权；如果注重秩序的价值取向，就应该对表达自由实行严格的约束，避免因表达的无序而扰乱社会秩序。

“鲁迅后代诉他人侵权案”中一位作者虚构鲁迅个人生活，被鲁迅的后代起诉，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名誉。第一审法院认定，作者的行为符合“文学创作自由”原则，不构成侵权；在第二次审理中，作者对鲁迅作品的描写已经超越了作品的正当界限，对其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而构成了对其作品的侵权行为。二者判决的分歧实质上是“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分歧。

（二）秩序与自由冲突的生成根源

秩序与自由的冲突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社会的利益格局、时代的发展特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成根源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变动性”矛盾

法的“稳定性”是其基本性质，一经确定，就不能任意更改，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但是，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和变革，新的事物和新的利益关系将会出现，这些新的事物和新的利益关系常常会冲破现行的法律的规制框架，造成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比如，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算法推荐”“直播带货”等新型的信息获取和商业自由（自由价值），以及新的规制秩序（如算法歧视和虚假宣传），都要求通过立法来建立新的规制体系。然而，现行立法对于此类新兴问题的规制却较为落后，致使“算法滥用侵害用户自由”“直播混乱扰乱市场秩序”等事件频频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法律秩序无法及时与社会自由发展的需要相匹配。

2.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张力

从本质上说，“秩序”是一种“外在体现”，即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手段来构建和维持社会秩序，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自由则是公民权利的“核心内容”，也就是通过对人格、财产权和政治权利的行使，实现其自由的价值，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有一种自然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膨胀会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民权的膨胀又会对国家权力建构的秩序构成威胁。这一紧张就是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比如，为了维持金融秩序，政府会通过监管机构对其经营范围进行控制，从而对其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投资自由，公民也有可能从事“非法集资”“虚拟货币买卖”等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人民自由的保护，也是对国家财政秩序的一种损害。

3.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分化

从根本上说，秩序是一种“集体利益”，是一种对社会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的保护；但是，从根本上说，自由就是“个体利益”的表现，是一种对个人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的追求。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常常被割裂开来：过分重视群体的利益（秩序），会以某些人的自由为代价；如果过分重视个人的利益（自由），就有可能破坏整个集体的秩序。以环保为例，为了维持生态秩序（集体利益），政府会对高污染者进行管制，损害其运营自由（个人利益）；如果放任企业任意排污，只为了追求商业活动的自由，就有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整个社会（即集体利益）的侵害。“群体”和“个人”的对立，是“秩序”与“自由”之间矛盾的最深层次原因。

三、秩序与自由冲突的协调路径

协调秩序与自由的冲突，并非简单地“非此即彼”，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实现“秩序之下的自由”与“自由基础上的秩序”。结合法律实践的具体环节，可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维度构建协调路径：

（一）确立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价值平衡机制

立法作为社会秩序与自由之间矛盾的“源头环节”，应当在立法程序中建立清晰的价值权衡准则，以防止由于价值偏颇而引发的矛盾激化。而“比例原则”作为衡量标准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行政法，它包含了适度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平衡原则三大原则。在立法程序中引入“比例原则”，可以保证法的自由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秩序价值的追求。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立法模式，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进行规范。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其所要保护的秩序是什么，如公共安全，市场秩序，生态秩序等，这一目标与公众的利益是否一致。如果立法目标仅仅是为了加强国家权力，却没有合理的公众利益支持（比如“禁止公民使用某种通信手段”），这就是“秩序过度”，应予否认：法律上对损害最小化进行选择。当有不同的立法方案以达到社会秩序的目标时，立法者应当以最小限度地保护公民自由。比如，在预防网络欺诈方面，“要求平台对高风险交易予以提醒”的方式，相对于“完全禁止”的方式，对公民自由的危害较小，应当予以优先考虑；对利益和损失之间的平衡进行权衡，立法者需要衡量立法计划所带来的维持秩序的效力和对自由的破坏，如果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保全利益（例如禁止公民驾车以减少交通事故），那么这一计划与平衡原则不符，应当加以修正。

在此基础上，构建“公众参与”的制度。通过听证会和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广泛听取市民、企业和专家的意见，确保在制定过程中，不仅要体现社会的秩序要求，而且要尊重公民的自由要求。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例，在起草期间，两次向公众征集了近十万条建议，当中很多都是关于“怎样才能在个人信息保护秩序和信息利用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观点，最后被写入了法律条文中，从而使立法层次上的价值观矛盾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二）规范自由裁量权，强化程序正义

执法是协调秩序与自由冲突的“关键环节”，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效果。由于执法过程中存在大量自由裁量权，若不加以规范，极易出现“重秩序、轻自由”或“重自由、轻秩序”的偏向。因此，执法层面的协调需从“规范自由裁量权”与“强化程序正义”两个方面入手。

1.规范自由裁量权制定裁量基准

“裁量基准”制度的建立，就是对行政不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裁量基准是一种规范性文件，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执法行为进行了细化和定量，它可以为执法人员提供明确的指引，避免因主观判断而导致的价值偏离。例如，某市制定的《城市管理执法裁量基准》中，明确规定了“占道经营”的行为：首次违法，轻微的予以警告；第二次违规或情节较重者，处200至500元；如有违反，将处以500-2000元的罚款。这种细致的裁量基准既可以避免在执行时“一刀切”地滥用职权（保障自由），又可以确保刑罚的一致性（维护秩序）。

2.强化程序正义保障相对人权利

程序公正通过给予相对人知情权、陈述权和申辩权来保证其实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调解社会秩序与自由之间矛盾的“制度保障”。比如，在执行传染病防治工作中，有关部门实施强制隔离措施的，应当按照下列步骤进行：向受领人发出书面检疫决定，载明检疫理由及检疫期间；给予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对其理由进行审查；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向行政复议或者行政复议。这种程序性规定，在保证隔离措施（维持治安）的同时，也保证了相对人的自由权不被不法侵害（保护自由）。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借助“上级”等内部监督与“社会”“舆论”“传媒”等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纠正。例如，建立了执法公开、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活动的“三项制度”。

四、结语

梳理“秩序”与“自由”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并非完全相反，而是如同车之两翼、飞鸟之翼，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社会的顺利运转与个人自身的价值。失去了自由，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最终会迷失在混乱之中。社会秩序的缺失就像是一座很难冲破的囚笼，限制了社会的变革和个人的发展。人类的每一次进步，实际上都是对秩序与自由的重新定义。这种动态调节，从城邦时代以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到现代社会通过制度保障个体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心动力。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更需要以理性为标尺，以包容之心，在守住秩序的底线的同时，给予自由以生长的空间，以秩序保障自由，以自由促进秩序，使个体的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1. [1] 任瑞兴.人工智能时代立法价值认知模式的建构[J].理论探索,2024(05):115-121.
2. [2] 杨忠继.教育法典化背景下义务教育秩序的规范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24.
3. [3] 高富平.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多元数据开放体系的基础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23(04):19-36.
4. [4] 高富平.论数据持有者权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J].中外法学,2023,35(02):307-327.
5. [5] 顾祥瑞.法律权威形成机制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3.
6. [6] 曹化.秩序与自由的碰撞[D].华东政法大学,2013.
7. [7] 吴小坤.从神学“真理”到“自由共和”主张:对弥尔顿表达自由观的重释[J].新闻大学,2010(03):71-77.
8. [8] 付琴雯.“金卡”计划与特朗普政府投资移民制度改革安全风险论析[J].国际安全研究,2025,43(05):140-164+168.
9. [9] 姚岳绒.再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选择[J].政治与法律,2025(09):31.
10. [10] 吴睿佳.论能源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体系化清理修订[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4):60-68.
11. [11] 郝文涛.论作为合宪性审查标准的宪法国策条款[J].南海法学,2025,9(04):85-98.
12. [12] 郝敏.专利永久禁令救济限制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学杂志,2025,46(04):19-35.
13. [13] 陈择涵,丁利.自然律的理性选择理论释读——关于霍布斯《利维坦》的札记[J].政法论坛,2020.
14. [14] 陈尚龙.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研究[J].地方立法研究,2019,4(02):103-117.
15. [15] 丁珊.马克思人民精神生活观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25.
16. [16] 李超.卢曼的法律功能理论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21.
17. [17] 谢晖.技术体制化的规范认可与价值拟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5(06):40-52.
18. [18] 金家伟.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2025.
19. [19] 邵安.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价值演进、运行逻辑及法治进路[J].法治研究,2025(05):119-134.
20. [20] 陈卫东.中国刑事司法治理的传统范式及其现代意蕴[J].中国法学,2025(05):24-41.
21. [21] 李俊.社会学法学与法律社会学：辨析与进路[J].时代法学,2025,23(04):10-24.
22. [22] 周长玲,赵雨晨.智慧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
23. [23] 冯玉军.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