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欧早期教育及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学习的范式，“养育”与“赋能”折射出早期儿童服务的两种价值取向与时代范式。北欧托幼一体化的核心逻辑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照料儿童生活，保障基本安全”，发展到21世纪后的“激活儿童主体，以儿童为中心”。托幼服务的功能从“养育”——即提供安全、营养的基本看护转向“赋能”——即通过有目的的教育干预，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激发家庭潜能、投资社会未来。当前，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大力构建普惠托育体系的背景下，却面临着管理“双轨制”、课程断层、专业人才短缺等挑战，亟待实现从“幼有所育”到“幼有优育”的挑战性转变。因此，深入剖析北欧“赋能型”托幼一体化的生成逻辑、核心要素与实践模式，对于我国重塑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呈现出显著变动，由“高出生、低死亡”的情形过渡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情形，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甚至于2022年首度迈入负增长阶段。我国2021年将托幼一体化纳入《“十四五”规划》中，出台《“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并配合三胎政策，于2025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其目的在于凭借经济补贴和政策优惠，降低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的成本，以此激励生育意愿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生育举动。但是普惠型托幼服务并未贯彻到多数地区、托幼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社会意识仍把托幼看作是“简单照看孩子”，忽视潜藏的教育价值、托幼服务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可度低、高校培养的托幼人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都是我国在推行托幼一体化遭遇的现实梗阻。北欧托幼一体化的发展历时较长，发展的各个环节较为系统化、科学化。北欧国家将早期教育视为“社会投资”，形成了全球公认“普惠、优质、保教融合”的教育模式，其核心始终以儿童为中心，将0—6岁儿童的发展看作是连续性、整体性、一致性的过程。北欧成功实践经验对于我国正处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构建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全面实现托幼一体化从而推动我国早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托幼服务需求缺口——双职工家庭无时间“带娃难”的问题突出，0-3岁普惠性托育资源占比低，家长对“托”“幼”连贯服务的诉求激增。作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环节，托幼一体化若得不到有效推进，将直接阻碍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家庭育儿压力累积和年轻人不愿生育、女性就业率波动等连锁反应甚至对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层制约。随着低生育率背景下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加剧托幼一体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婴幼儿的养育和学前教育整合发展成为关注的趋势。托幼一体化是指整合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与3-6岁学前教育资源，构建连贯、系统、科学的0—6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其核心在于解决“托”与“幼”的衔接断层问题，满足社会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需求。北欧国家因其出色的“托幼一体化”治理模式成为国际早期教育领域的标杆，通过政府主导托幼发展、制定规范的学前教育课程标准、构建一体化的托幼师资培养培训体系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儿童全面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北欧国家在托幼一体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实践经验，探讨其对我国构建普惠性托幼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实现“幼有所育”“幼有优育”“幼有质育”的目标提供实践性参考。

（二）研究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北欧托幼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明确了其“以儿童为中心，政府为保障，社会为支撑”的核心内涵，指出托幼一体化的实施不仅需要政策和管理的支持，还需要考虑家庭参与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文化背景。刘国艳等（2022）指出，瑞典、新西兰等国通过行政、课程、师资整合以及多方协作实现“托幼一体化”的先行经验，融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为“全龄段”学前教育理论提供支撑，有效提升了托育服务质量与家庭送托意愿，为教育决策者、幼儿园管理者及一线教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可以为我国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中国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2021年《“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幼儿园托幼一体化服务”，将其纳入国家学前教育发展重点任务。鉴于此，本文立足北欧国家既有研究与实践，突破传统保教分离框架，深入剖析托幼一体化在思想观念、管理体制、师资培养、课程衔接等优异成效，从中吸收有益经验并发现新问题为我国托幼一体化教育服务提供新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托幼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路径、现实困境及政策响应三个维度。刘丛、王琳琳等学者系统分析了当前托幼一体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管理体制机制分割，托育和学前教育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导致协同治理困难；其次，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托育服务财政专项投入比例偏低；再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现有幼儿教师普遍缺乏0-3岁婴幼儿照护专业知识，而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则缺乏学前教育经验；最后，课程标准衔接性不足，0-3岁以生活照料为主，3-6岁以教育为主，两者之间缺乏过渡性课程设计。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提出了构建协同管理机制、完善师资培养体系、优化课程衔接体系等系统性解决方案，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杨丽媛和张雅玲两位学者深入探讨了公办幼儿园在托幼一体化实践中的独特优势，提出应通过建立一体化管理机制，系统推进托幼服务的三大核心要素建设：首先是学习环境的优化，包括托班与小班在空间布局的衔接设计；其次是课程体系的构建，强调发展目标的科学性和连贯性；最后是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培养教师跨年龄段的教学能力。这一理论主张在上海“幼儿园办托班”和浙江“普惠托育机构与幼儿园联动”的实践探索中体现，显示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芬兰与瑞典的托幼一体化实践为全球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以芬兰为例，其学前教育改革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系统性特征。首先芬兰通过颁布《幼儿教育与保育国家核心课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0—6岁一体化课程体系，该体系以跨学科素养为核心，涵盖健康与身体、语言与交流、社会与文化、自然与环境、艺术与表现五大核心学习领域，实现了学前教育内容的有机整合。挪威创新性地推广“森林幼儿园”模式，要求幼儿每天至少进行2小时的户外活动，通过自然环境中的学习培养儿童的观察力和探究能力，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自然即教室”的教育理念。芬兰推出的“数字早期教育战略”值得关注，该战略通过为幼儿园配备平板电脑和智能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不仅提升了学前教育的科技含量，还通过智能监测系统确保了户外活动的安全性。在教育方法层面，芬兰强调以儿童兴趣为核心的游戏化教学理念，并通过建立个人教学档案制度，系统追踪和记录儿童在不同年龄段轨迹，为我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社会服务上瑞典构建了完善的社区嵌入式托育网络，确保托育服务能够便捷地覆盖所有居民。政府通过设立遍布城乡的托育点，使婴幼儿能够在步行或短途交通可达的范围内获得照护服务，有效解决了传统托育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政府补贴覆盖了托育费用的绝大部分，显著降低了家庭养育成本。这种普惠性托育政策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质量保障上，实施了统一的托育服务标准体系，对托育机构的师资资质、设施配备、保教质量等均设有明确规范。通过定期评估和动态监管，确保托育服务质量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三）研究评述

托幼一体化领域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刘丛等学者对托幼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杨丽媛对公办幼儿园在托幼服务中的优势路径进行了精准定位，而阳艳波等人在高职院校托幼相关课程体系重构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实践，这些研究均体现了政策转化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在省域县域资源适配性研究方面，缺乏对不同人口规模省份托幼资源配置标准的分析；关于医教养结合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尤其是儿童保健知识与日常照护的有机融合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赋能托育服务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亟需对线上家园协同平台的实际效用进行深入验证。此外，跨区域比较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满足中西部省份的实际需求。

北欧成熟的一体化课程体系与治理模式为全球提供了范本，但本土化适配性需进一步思考。例如，游戏化教学理念在本土实施时需考虑文化差异，不可丢失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以外来文化为主丧失文化主体性，瑞典的高入托率模式在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需调整供给策略，偏远农村地区不具备先进育儿观念，大多年轻人出门务工孩子多由长辈养育，基于我国基本情况如何在农村探索托幼服务也值得探讨。在师资培养方面如何将北欧国家师资培训体系转化为国内可落地课程，深化医教养多学科融合研究，重点探索将“医教养”结合理念融入托幼课程设计的实现路径，基于陈尧霞提出的教研创新模式，系统构建“养育－教育－保健”三位一体的实践范式，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可推广性。

三、北欧托幼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与探索期

北欧学前教育萌芽于19世纪中期，最初由教会和慈善机构主导，性质以慈善救济为主，因为发起组织具有私人性质因而在资金方面短缺，主要面向贫困工人阶层和弱势儿童。挪威（1837）、瑞典（1854）出现首批托儿所，主要对儿童进行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安全保障，弱势家庭提供基本看护而富裕家庭提供教育，这就决定了北欧早期教育服务是“保”“教”相分离的，两者是双轨并行制。1904年受福禄贝尔教育思想影响出现面向各阶层的幼儿园打破双轨制，给予北欧国家早期教育启示符合福利制度国家模式的价值取向，通过提供普惠、适合儿童、高质量的早期教育，缩小社会阶层差异、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为之后托幼一体化打下基础。北欧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显著上升，传统的家庭育儿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加上北欧国家普遍具有高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强烈的集体主义传统，政府意识到要想促进社会公平，平衡女性家庭和事业的位置就必须在制度层面给予最大支持保障生育、养育、教育的权利，托幼一体化政策随之应运而生。由慈善机构主导转向政府介入探索保教一体化发展，将托幼服务纳入公共福利体系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确保所有家庭都能公平地获得高质量的育儿资源，托幼一体化政策在设计时便融合了教育与照护双重功能，力求在儿童成长初期为其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以“福利”为中心并未将儿童教育看作是核心。

（二）变革与驱动期

21世纪初从“福利养育”转向“教育赋能”各国虽发展有差异但都走向一体化，社会结构与理念的变迁体现在女权思潮再次兴起并深入影响北欧国家，女性谋求自身事业发展，需要从繁重的家庭照料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体现在随着北欧国家产业升级和需要高质量人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就需要对早期教育进行投资也就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不仅保障了当下劳动力的供给，也为日后储蓄了人才。教育理念与研究的深入体现在儿童时期是人脑发育成熟与性格奠基的黄金关键期，在此阶段开展科学的早期教育，不仅能高效激活儿童的智力潜能，更能对其性格特质进行良性引导与系统性塑造，进而为个体后续的认知发展、社会适应及终身成长打下坚实基础；大量研究表明早期教育是整个受教育时期最值得投资的阶段，早期干预比后期干预对成年期的经济和社会的成功的影响要大得多早期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后期干预，没有一种干预比幼儿时期的干预有更高的回报。从“养育”到“赋能”的教育模式也在推进，儿童是需要全方面发展的人简单的生活照料已经不能满足儿童自身发展需求，在保育和教育方面的割裂对儿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消极作用，所以“托幼一体化”的提出也正是北欧国家在整合保育与教育理念层面上的直接反映。政府加强结合社区、学校、家庭多位一体的治理模式，特别对于家庭父母双方共同参与育儿给予政策支持，延长女性生育产假，保护女性生育之后能够重返职场促进社会公平；鼓励父亲参与育儿，帮助父母实现育儿与事业平衡；为有孩家庭提供定期的儿童津贴和家庭补助金，对多孩家庭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

（三）整合与立法期

托幼一体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理念的更新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整合才能保持其发展的连贯性、统一性、科学性。立法整合是其发展的有力支撑，确保保育与教育的无缝衔接，丹麦1989年颁布《学前教育法》，规定3-6岁幼儿免费入园，0-2岁托育低费普惠；发布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课程框架”；芬兰1973年颁布的《儿童保育法案》将托儿所和幼儿园整合在一起，并在21世纪初通过《学前教育的核心课程》《政府关于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政策定义的决议》（2002）和《芬兰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的国家课程框架》（2003）等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的整合，明确早期教育在国家体系中明确实施准则。行政管理整合为其发展搭建了关键桥梁，教育部门的管理整合使得下达教育任务与反映教育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理，瑞典的教育与科学部统一承担1-5岁婴幼儿教育的管理职责，并制定了托幼服务的最高收费标准，确保每个家庭能负担得起幼儿的托幼费用；芬兰的教育和文化部主管0—6岁婴幼儿教育，确保儿童能够获得连续、协调的照护和教育。课程整合是其发展的具体方案，保证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北欧国家很早意识到儿童作为发展的主体所以课程以“儿童兴趣”为核心，无明确教学目标，将吃饭、午睡等保育环节转化为教育契机（如通过分餐培养社交能力）为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托育券”确保公平。早期课程纲要将学习内容划分为六个明确领域，如数学、自然科学、历史社会、艺术等，旨在促进儿童在多元智能方面的均衡发展。然而，随着教育理念的演进，政府意识到过于细分的学习领域可能限制儿童的综合发展，因此在后续改革中转而采用更具整合性的教学目标体系，包括语言和沟通、创造和审美、自然科学和社会认知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将0—6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和保育方案相结合，实现了保教有机融合。

（四）深化与挑战期

随着托幼服务的普及和需求增长，北欧作为高福利制国家长期持续的财政投入和早期教育服务的发展使得政府难以支撑经济压力，当国家财政不能填补经济支持时托幼一体化服务会出现停滞，当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托幼服务人员的工资时甚至可能会出现人员情绪不满导致罢工，所以如何维持高质量的托幼服务成为一个挑战，加上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外来移民的增加会不会使得本地文化流失，在多语言环境下教师培养儿童语言发展，跨文化领域知识和沟通是教师所欠缺的技能。教育公平问题也日益显现，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托幼质量存在较大差异，资源分布不均，师资质量不一不能使全体儿童获得高质量教育服务，特殊儿童如何与正常儿童同班上课同班相处同班发展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托幼机构可能需要提供额外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教师是否具备满足特殊儿童需求的专业技能也是存在的问题。供需不匹配也正成为北欧托幼一体化发展中的一大挑战，比如双职工家庭需要托幼机构提供非工作时间服务，但是多数机构与双职工家庭的工作时间一致，不能满足此类需求，普遍形成的托幼服务行业是公办性质，存在为了提高行业竞争力获取利益出现私立机构满足具有特殊要求的家庭，那么公办和私办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会不会出现对立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托幼一体化服务向着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北欧托幼一体化的变革性实践模式

北欧国家作为托幼一体化的先行者，其托幼服务和早期教育的卓越表现并不是单一的政策变革而是将理念转型可实施具体模式。其实践模式是从自上而下彻底性的变革。并且由国家立法作为保障，制定托幼服务的管理规范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提高社会对托育服务、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大力的经济支持下也鼓励多方参与。这也是变革性实践的一大特色。社区在托育一体化中的角色也被赋予了更多主动性与责任感。

北欧并非把托幼服务看作是社会福利而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战略规划，国家教育督导机构定期对托幼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涵盖课程设置、师资水平、儿童发展状况、家长满意度等多个维度，在机构中设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参与课程设计、活动安排及政策反馈，从而增强了家长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给予托幼服务的改进与监督，完善托幼体系治理。评估结果不仅作为改进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也作为托幼机构获得财政支持和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

教育部门对教师和保育员的准入标准和专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形成独具特色的协同工作体系。在教师方面，幼儿园教师需获得本科学历并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其专业资质标准与小学教师完全一致，充分体现了教育部门对托幼教师专业性的高度重视。在保育员培养方面建立了系统化的培养机制：保育员需完成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并通过不少于15周的教育实习，方可获得从业资格，保育员的最低学历要求为高中毕业，且需要接受定期的职业培训，从而构建起一支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队伍。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应用也将成为托幼教育的重要趋势，如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儿童发展评估的精准化与个性化，为教师和家长提供科学的教育支持。

五、北欧托幼一体化的重要启示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成功运行，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和积极的政策安排，北欧国家形成了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在教师培养方面，北欧国家采取了“理论学习+实践学习”双轨制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使毕业生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通过建立与中小学教师同等的社会地位体系，同时建立了基于工作绩效的薪酬机制，使从业人员的收入与其专业能力和工作付出成正比。

可以形象地看见从幼儿的“养育”即照料婴幼儿身体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注重身体的养育到为幼儿的认知、技能、情感教育的“赋能”，赋能不是单向发出的口令，而是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具体的、科学的、统一的变革性整改，构建了一个环环相扣、螺旋上升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国家通过制定政策框架和财政支持，为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赋权即“国家赋能社会”；地方政府通过统筹社会资源和制定合作机制，将资源下沉至托幼服务机构即“政府赋能社会”；社会组织通过专业培训和实践指导，赋能幼儿教育工作者即“社会赋能教师”；教师将所获能力转化为高质量的保教实践，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即“教师赋能幼儿”；而幼儿的成长又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即“幼儿赋能未来”。这种层层递进又循环往复的赋能机制，不仅体现了系统思维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更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六、结论与展望

北欧国家在托幼一体化领域的实践，体现了从“养育”到“赋能”的深刻变革，社会形成托幼＋医疗、托幼＋保健、托幼＋社区的网络智能服务体系，推广智能穿戴手环与AI评估系统检测幼儿身体健康质量，生成个性化发展图谱，发挥各方积极作用提供友好互助的育儿环境。

未来研究方向与建议可以关注在构建一体化政府管理部门、统一课程指南和师资标准后的效果评估机制与当地实际情况探讨政策实施的具体路径。从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目标层面，国家政府持续不断的大量投入经费难以保证资金的有效运行，所以如何在托幼一体化的建设中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是值得关注研究的问题；从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层面，应关注托幼一体化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推进托幼一体化的进程中面临区域差异、城乡差距、家庭结构多样化等现实挑战，如何在多元背景下实现公平、包容的托育服务，探索适合不同群体的托幼服务模式与支持机制是需要思考研究的问题；从世界变化和人口流动层面，系统性地比较不同国家在托幼一体化实践路径上的探索与创新。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深入考察各国在托幼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支持框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现有政策体系和实践现状，深入剖析当前托幼一体化实践中的局限性与改进空间。研究还特别关注跨文化交流与本土化创新的平衡问题，如何将本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托幼教育体系，既确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有效抵御文化异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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