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之一，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提供了普遍性和根本性视角。该理论指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丰缺程度决定了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从而导致生产成本的国际差异和商品价格差异。某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密集型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当核心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转移时，其比较优势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产品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进行了较大增幅的资本累积和较快速度的产业结构转型，为动态框架模型下检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提供了长期有效的数据支持。

本研究旨在检验一个核心问题：H-O定理中所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导致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能否解释汽车产业这一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相对于美国产业迅速崛起并实现比较优势产品转变这一事实。为了验证这一问题，本文根据给定材料设定了两个具体的研究目标：其一，通过系统比较中美1999年—2024年汽车产量数据，呈现全球汽车制造业重心转变的客观事实和时间节点，和中国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家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转变的现象。其二，估算中国1978年-2024年资本存量序列（模型为：K(t)=(1−δ)K(t−1)+I(t)），其中折旧率δ=4%，初始资本存量K(1978)=1411亿元（作为1978年不变价），投资量I（t）选用经过价格平减指数后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数据。通过计算人均资本存量，展现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动态转变路线。

一、研究背景

本通过研究中国与美国汽车产量的时间序列与资本存量的关系，实证检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动态预测效力。首先通过H-O理论核心引发的实证研究，为本文提供理论背景。其次通过中美1999年—2024年汽车产量数据，利用汽车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进行相关分析；最后运用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验证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之一，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提供了普遍性和根本性视角。该理论指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丰缺程度决定了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从而导致生产成本的国际差异和商品价格差异。某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密集型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当核心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转移时，其比较优势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产品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进行了较大增幅的资本累积和较快速度的产业结构转型，为动态框架模型下检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提供了长期有效的数据支持。

同时，要素禀赋的变迁将引致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在解释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与产业升级路径时，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中国作为近几十年来要素禀赋结构（从劳动力极端丰裕向资本快速积累）变化最剧烈的经济体，为其动态检验提供了绝佳案例。

此定理在解释进出口贸易领域比较优势应用广泛，同时在不同国家贸易模式进行了普遍化解释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该定理不断演进，学者们基于此探讨贸易对各国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影响。例如研究贸易与增长的关系，分析贸易对工资、就业等劳动力市场要素的作用。同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下，其对理解产业地理重构和价值链分解也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深化表现为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上升，在中国，其显著体现在人均资本存量的持续增长。度量资本深化，常借助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核心公式为K(t)=(1−δ)K(t−1)+I（t），该方法已被广泛接受。通过此方法可精准测算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折旧等关键指标，从而直观展现资本深化程度，为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与产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众多学者对中国资本存量进行系统性估算得出，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后，中国资本积累速度惊人，人均资本存量持续快速提升。这些研究为后续相关探讨奠定数据基础，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资本深化成果显著。资本深化不仅体现于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对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路径方面意义重大。

中国汽车产业崛起呈现出诸多显著特征，从产量上看，自20世纪末以来增长迅猛，2015年中国生产约2450万辆汽车，成为全球重要汽车制造大国。在出口方面，与亚洲低成本制造工厂整合，通过增加国内外直接投资提升了出口能力。衡量其崛起的指标可包括产量增长率、出口额及占全球市场份额等，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汽车产业在规模扩张与国际竞争力提升方面的突出表现。

现有研究多从市场潜力、外资政策和产业集聚等角度探讨中国汽车产业崛起的影响因素。市场潜力方面，庞大内需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在外资政策上，合理开放吸引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产业集聚促使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但将其系统性归因于中国宏观要素禀赋结构根本性转变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方向。

而汽车制造业被经典文献广泛认定为典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大规模生产线、自动化设备和高额的研发投入，决定了资本密集是其核心特征。正因如此，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汽车生产曾长期集中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这符合早期H-O定理的静态预测。（黄涛，2023）

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汽车产业经历了深刻的地理重构和价值链分解。一方面，生产的模块化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整车制造的重心也出现了向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转移的明显趋势。这一现象无法用静态的H-O定理完全解释，但却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理论高度契合。现有研究多从市场潜力、外资政策和产业集聚等角度分析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但将其系统性地归因于中国宏观要素禀赋结构（人均资本存量）根本性转变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

在另一些研究中，中国在汽⻋领域的“弯道超⻋”，⽣动体现了“禀赋升级+有为政府”的双重作⽤。资本和⼯程技术⼈才的积累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要素基础，⽽政府通过前瞻性的产业政策、研发补贴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有效克服了发展初期的协调失灵，加速了⽐较优势的实现（Yong, W et al.,2024）。

综上所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研究对中国资本深化及汽车产业崛起分别有所探讨。然而，将中国汽车产业崛起系统性归因于宏观要素禀赋结构根本性转变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虽有研究从市场潜力、外资政策和产业集聚等角度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崛起，但从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尤其是资本深化视角进行的深入实证分析较为缺乏。准确度量资本存量虽有基础，但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其与汽车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仍是研究空白，亟待进一步挖掘。

二、数据

本研究选取中美汽车产量（1999年—2024年），中国人口、GDP平减指数、资本形成总额（1978年—2024年）作为分析数据，有关中国汽车产量、人口、GDP平减指数、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有关美国汽车产量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

本文根据要求，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测算，具体模型为：

其中k（t）为t年的资本存量，设定初始值K(0)为1978年资本存量，同时设定k（0）=11410（亿元），δ为通用折旧率，本文按照折旧率4%进行测算，I（t）为国民投资总额，本文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总额进行测算，同时对投资总额进行平减处理，将名义投资总额转化为实际投资总额得到经过平减的投资总额；人均资本存量为资本存量总额除以人口总数，人口总数为1978年-2024年全国人口数量，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在将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得到一系列关于人均资本存量的结果，结果如下表1所示。

年份	人均资本存量（元）	年份	人均资本存量（元）
1978	1185.34	2002	4442.65
1979	1264.77	2003	4665.97
1980	1338.52	2004	4932.22
1981	1400.63	2005	5183.98
1982	1450.78	2006	5437.84
1983	1501.13	2007	5723.73
1984	1563.75	2008	6060.60
1985	1654.45	2009	6421.97
1986	1737.44	2010	6825.81
1987	1818.16	2011	7256.36
1988	1923.49	2012	7663.04
1989	2028.12	2013	8076.20
1990	2119.20	2014	8457.26
1991	2227.84	2015	8789.46
1992	2373.90	2016	9089.19
1993	2580.25	2017	9415.62
1994	2811.11	2018	9779.85
1995	3064.99	2019	10128.46
1996	3313.86	2020	10481.37
1997	3532.21	2021	10867.15
1998	3728.24	2022	11257.02
1999	3902.91	2023	11614.42
2000	4069.87	2024	11937.84
2001	4256.72

根据表1的结果，得到关于人均资本存量的折线图，如下图1所示。

由上图和上表可知，中国自1978年以来人均资本存量从1185.34元/人增长到2024年的11937.84元/人，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资本累计相对匮乏，人均拥有的机器、厂房设备等基础性设施较少，同时随着年份的增加人均的资本存量形成了一条上升的曲线，资本存量逐年增加，没有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和谷期，最终到2024年的11937.84元/人，通过计算人均资本存量的绝对增长达到了10.07倍，同时按照平均增长率计算，以1978年到2024年46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3%/年，达到国际上高水平的增长率。

三、讨论

结合中国国情，认为这样高的增长率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的高储蓄率，通过国民储蓄，再通过金融体系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此外，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从1978年的1383亿增长至2024年的547878.5亿，尽管经过平减指数折算后，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幅，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增加。 同时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经济体中，资本/技术增幅大于人口增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间接影响到人均资本存量增幅。对于这样的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深化改革的结果，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工人有更多的工厂机器进行生产生活。

相比中国来说，美国的要素禀赋中，人均资本存量远超于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当中。改革前期，中国是一个相对劳动富裕，资本稀缺的国家。尽管人均资本增长迅速，但在国际比较中，尤其在发展前期和中期，劳动力资源（数量）是其最显著的相对优势。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本积累到巨大体量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K/L）才开始快速提升，但其在全球比较中的相对位置（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是资本丰裕度相对较低（劳动相对丰裕）。而汽车制造业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初期需要大量的设备厂房等资本投资，同时在生产线当中涉及大量的机器人，无人机，流水线等高新科技机器，对于劳动力也就是人员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低。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中美两国1999年—2024年的机动车产量对比，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和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具体见下图2。

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和上图图表所示，中国汽车产量从1999年的183.2万辆增长至2024年的3155.9万辆，美国自1999年的1302万辆衰减至2024年的1056万辆。同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汽车产量有着一个较大幅度的减少，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汽车产量没有衰减并且在2008—2009年实现大幅度反超，飙升至2024年的3000余万辆。

四、结论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深刻转型，即从传统的劳动力丰裕向资本丰裕状态的过渡，为重新审视国际贸易与产业升级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分析样本。这一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持续数十年的高强度资本积累，使得人均资本存量实现了数量级的跃升，从而在根本上重塑了国民经济的要素构成。因此，伴随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的系统性上移，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经济资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向那些能够更有效利用日益增长的资本存量的领域转变。

随之而来的是，随着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的系统性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经济资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逐渐转向能够更有效利用不断增长的资本存量的部门。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已超越了单纯的工业发展范畴。汽车制造业作为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于资本投入的深度和供应链的广度。过去，该产业的全球格局长期由本身即资本丰裕的发达经济体主导。然而，随着中国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得到根本性缓解，其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潜在比较优势开始显现。

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为高新技术资本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完备的工业体系则有效降低了资本品的获取与使用成本，二者共同放大了资本深化的积极效应。因此，中国在全球汽车产量上的领先地位，在2008年后，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出的强劲竞争力，可以体现在其要素禀赋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现象。

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新的挑战与理论思考，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是建立在静态的要素禀赋对比上，中国经验凸显的是动态的、快速演进的进程，资本大规模投入产生新的比较优势，可能面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保障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关键议题。当资本不再稀缺时，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质量、制度软环境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这些要素一起决定资本能不能高效配置并转化成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是融合要素禀赋驱动、技术创新突破与制度适应性变革的复杂道路，未来走向要看资本积累的存量，也要看驾驭和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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