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及自然灾害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始终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保险+期货”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功能与保险机制下的风险补偿相结合，为应对价格波动提供了有效保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2016年以来，中央文件多次提及该模式，体现了国家对此的高度重视，2023年有关文件更进一步强调，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支农中的作用，优化这一模式，并为其发展指明方向。近年来，全国苹果主产区的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至2022年间，郑商所在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及山西共开展43个项目，为6.46万农户、52万亩苹果提供了共计59.64亿元的风险保障，显著增强了果农抗风险能力，并促进了苹果产业的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尽管“保险+期货”模式已取得诸多成就，但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一定挑战。部分果农对该模式的理解不足，导致其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也亟待进一步探讨，以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完善该模式并推动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剖析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的运行机制、成效与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优化该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一、文献综述

“保险+期货”模式在农业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Kenderdine T认为“保险＋期货”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改革具有深远影响。Li S M等以玉米收入保险为例，认为“保险＋期货”对玉米收入保险定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an J认为“保险＋期货”模式对我国减贫有显著影响。卢冰系统阐述了我国“保险＋期货”助农模式的发展路径，盛继丹等基于我国“保险＋期货”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该模式的路径。归鸿斐等以安徽省玉米“保险+期货”试点为例，基于实地调研发现，参与该模式的农户在面临市场价格波动时能够获得更为稳定的收入，从而降低了因价格波动所引致的风险。袁胤栋的研究亦表明，通过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障，“保险+期货”模式显著提高了收入稳定性，并增强了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黄昊舒和曹宝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采用渐进性政策评估DID模型，对“保险＋期货”模式下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农户的福利效果，试验区农户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未实施地区的农户。李阳阳等利用2011-2020年间全国124个县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将“保险＋期货”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其研究发现表明试点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充分证明了“保险＋期货”模式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的重要作用。刘梦贤等则从农业生产效率的视角出发，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保险＋期货”模式对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要大于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尽管“保险+期货”模式在试点阶段表现出显著成效，但仍存在若干挑战和问题。尚艳茹指出，我国期货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农户对该市场认知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期货”模式的推广效果。她建议通过强化期货市场建设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进一步提升该模式的运行效率。冯畅在对甘肃静宁苹果“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该模式在保障农户收入方面成效明显，但高额保费与复杂操作流程仍阻碍部分农户的参与。她认为，通过引入政府补贴和简化操作流程，有望进一步提高农户的参保率。徐玮蔚以陕西省富县苹果项目为例，系统分析了“保险+期货”模式在实际操作中的优势与不足。他指出，该模式在降低农户价格风险方面表现突出，但在保费补贴机制与期权产品设计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为进一步增强“保险+期货”模式的效果与可持续性，相关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建议。方蕊等学者认为，收入保险既能覆盖价格风险，又能涵盖产量风险，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农户收入的稳定性；因此，他们建议将“保险+期货”模式与收入保险相结合，以提供更全面的风险保障。蔡胜勋等提出，通过发展场内期权并完善期货市场交易制度，可进一步降低“保险+期货”模式的运行成本，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王凡则从农民增收的角度出发，指出“保险+期货”模式应注重提高农民的参保率及投资理财意识，并通过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进一步提升农户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收入水平。

本文通过研究苹果“保险+期货”模式的运行机理，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能促进该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为更多地区提供参考经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保险＋期货”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价格风险成为农业生产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农产品需求曲线缺乏弹性，所以微小的价格变化会引起较大的供给量的变动，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在农产品价格的频繁且剧烈的波动下大幅度增加。在风险管理理论的支持下，农户通过投保将价格和产量风险有效转移至保险公司，后者再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从而实现风险在全市场参与者中的分散，构成了一条三层次的风险分散链。当市场价格下跌或因灾害导致减产时，农户可根据保险合同获得相应赔偿，有效弥补收入缺口，避免收入因风险事件而大幅缩水，这构成了该模式保障农户收入的核心路径。行为经济学表明，农户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倾向，不确定性会抑制其生产投入。“保险+期货”模式通过提供确定性收入保障，缓解了农户的风险感知和厌恶情绪；同时，保单可作为信贷增信凭证，帮助农户获得银行资金支持，从而解决生产各环节的资金瓶颈。因此，农户倾向于扩大种植规模、增加生产投入，通过提升总产量来扩大收入基数，实现收入规模的稳步增长。此外，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发现农户在秋收后能够先行锁定基础售价；若后续期货价格上涨，农户还能通过二次点价获得价差收益，而且在依托机构协同作用，农户能够获得更优质的产销对接服务，在保障基础收入的同时实现附加值提升，从而推动收入由“稳定”向“增长”转变。基于上述概念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1：“保险+期货”试点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二）农业信贷规模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农业信贷规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且信贷规模高低的作用效果因农户禀赋、区域条件及信贷属性不同而有明显分化。在信贷规模较高的情形下，若资金来源于正规渠道并主要投向生产性领域，对于具备规模化经营优势以及充足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的农户而言，此类信贷可以有效弥补扩大生产和业态升级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并在完善的产业及金融配套支持下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附加值，从而实现收入的大幅提升。而在信贷规模较低的情况下，对于缺乏足够抵押物和技术支持的小农户而言，有限的资金既不足以支撑高附加值项目的实施，又受到偏远地区金融与产业配套不足的制约，因而对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只有部分低额生产性信贷能够为小规模传统种植户提供保障性资金，促使其实现小幅增收，但其总体效应远不及高程度信贷对具备较优禀赋农户所产生的正向激励。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农业信贷规模对“保险+期货”试点地区的农户收入增长具有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1.研究方法

本文将郑商所在2017年底对部分县（市）实施的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中，将全国所有苹果“保险＋期货”试点县设为控制组，并选取同一市内的苹果主产县作为对照组。例如，在甘肃省中，将秦安县作为控制组时，其同市的甘谷县和清水县则作为对照组。通过对比试点政策执行前后两组县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的差异，旨在评价该政策的效果。鉴于国家在选定试点地区时并非随机抽取，直接分析可能引入选择性偏差。为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偏差，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在对照组中为每个控制组样本选出相应匹配样本；随后，再利用双重差分法来进一步消除不利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评估试点政策的成效。

2. 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模型是评价政策效应的有效方法，由于试点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因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

其中，代表第个县，代表第年，为结果变量，表示第个县在第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表示某县是否被标记为处理组，是=“1”，否=“0”，表示某县在时刻是否开展”保险＋期货”试点，若=1，反之则为０，若第个县在第年参与试点，则取值为为1，否则为0。Z为一系列可观测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居民消费水平、税收以及储蓄。表示各个县的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残差项。本文主要研究“保险＋期货”政策在苹果试点政策中的“净效应”。如果试点政策对苹果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应显著为正。

变量选取

本研究基于2012至2023年中国各县级的面板数据构建样本，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省级、市级统计年鉴以及县级统计公报，而其他相关数据均采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自2014年开始正式发布，但为考察“保险+期货”试点政策的长期影响，本文将2011至2013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作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的近似替代。具体变量详情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变量		符号	变量含义	Mean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inc_p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6.83	3.99	0.25	10.84
核心解释变量	“保险+期货是否开展”	treat	某县是否被标记为实验组，是=“1”，否=“0”	0.37	0.48	0.00	1.00
		post	某县在t时刻是否开展”保险＋期货”试点 是=“1”，否=“0”	0.09	0.29	0.00	1.00
控制变量	农业机械化	ave_mac	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	1.05	0.85	0.17	8.1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ave-GDP)	地区生产总值/县总人口	3.70	4.74	0.02	11.69
	农业劳动力	ln_farm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对数	11.37	0.72	9.45	12.89
	非农劳动力	non_farm	年末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县总人口	2.45	3.33	0.03	9.78
	居民消费水平	con_level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县总人口	1.63	1.64	0.11	12.93
	税收	ln_tax	地区各项税收总额的对数	10.65	1.35	7.79	13.85
	储蓄	ln_save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对数	13.85	0.98	11.12	16.82

（三）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2-2023年中国苹果主产省，包括甘肃、陕西、山西、山东以及河南省苹果主产县级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来评估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政策的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于历年省级统计年鉴、市级统计年鉴、县级统计公报等，其余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年新增苹果试点县如表2所示。

年份	各年新增试点县
2017年	延长县、宜君县
2018年	静宁县、秦安县、麦积区、合水县、宁县、白水县
2019年	西峰区、富县、大宁县
2020年	礼县、通渭县、镇原县、宝塔区、陕州区
2021年	泾川县、灵台县、黄陵县、洛川县、蓬莱区、栖霞市、海阳市、文登区、荣成市、岚山区、莒县
2022年	福山区
2023年	延川县、澄城县、彬州市、莱阳市

四、结果与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设，即要求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的变化趋势要保持一致，这是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年度动态影响。参考赖娟等的做法，构建平行趋势检验如下：时间虚拟变量为各县区确立为试点县前5年、当年和后5年的观测值。非试点县域的虚拟变量均为0。由于观察期为2012-2023年，以政策-1期、-2期、-3期、-4期、-5期的时间虚拟变量作为政策发生前平行趋势检验的参考年份。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去掉试点开展前一期，以试点开展前一期为基期。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政策发生前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且数值较小。这表明试点开展前，试点县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未出现额外增长，且在试点后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即基准回归模型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此外，从开展试点的第二年开始，政策效应的系数估计值逐渐远离零点，可知“保险+期货”的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是动态增强的。

为了避免苹果“保险＋期货”试点的非随机性选择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运用Logit模型对各县域样本估计倾向匹配得分，并按照匹配得分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按照1:10进行匹配，对通过匹配后的样本再进行DID估计，具体倾向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控制变量标准偏差小于10%。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各控制变量ｔ检验的结果并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并没有差异，均说明了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检验，通过平衡性检验之后的样本消除了县域个体的选择差异，为后续DID估计的可靠结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变量	匹配前	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变化	t统计量	t检验
	匹配后	实验组	对照组				p>|t|
ave_mac	U	0.99315	1.0545	-23.8	87.5	-0.66	0.008
	M	1.99315	1.1779	-7.9		-1.21	0.228
ln（ave-GDP）	U	4.9253	3.5802	22.7	73.6	2.60	0.009
	M	5.9253	3.8272	7.8		1.53	0.128
ln_farm	U	11.346	11.37	14.3	80.3	0.31	0.045
	M	12.346	11.242	3.4		0.91	0.366
non_farm	U	3.542	2.3403	8.9	52.9	3.32	0.001
	M	4.542	2.6772	4.6		1.64	0.102
con_leve	U	1.4892	1.6465	-10.3	59.8	-0.88	0.038
	M	2.4892	1.5787	-5.9		-0.41	0.686
ln_tax	U	10.135	10.703	-42.3	83.7	-3.87	0.000
	M	11.135	10.228	-6.9		-0.45	0.650
ln_save	U	14.04	13.829	21.5	92.3	1.96	0.050
	M	15.04	14.024	1.6		0.09	0.927

如图2所示该核概率密度图展示了苹果“保险+期货”模式试点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中，使用PSM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情况。匹配前（左图），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出两组在协变量上的不平衡。然而，匹配后（右图），两组的分布曲线显著重叠，表明通过PSM方法有效地平衡了两组样本在倾向得分上的分布，从而减少了潜在的混杂偏差，提高了因果推断的准确性。

（二）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Stata17.0对“保险+期货”试点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探讨该试点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从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整体呈现显著正值，这表明“保险+期货”试点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具体到第二列，其数据显示，试点实施后处理组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13%。同时，与第一列相比，第二列的决定系数有所提升，这说明控制变量的引入有效地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度。

	(1)	(2)
VARIABLES	inc_p	inc_p_w
	0.201***	0.0390***
	(0.0201)	(0.0113)
ave_mac_w		-0.0467***
		(0.0097)
lnaveGDP_w		0.152**
		(0.0533)
ln_farm_w		-0.307***
		(0.0228)
non_farm_w		-0.0210*
		(0.0103)
con_leve_w		0.0162
		(0.0125)
ln_tax_w		0.0217**
		(0.00803)
ln_save_w		0.527***
		(0.0185)
Constant	5.804***	-4.074***
	(0.288)	(0.640)
Observations	1,032	1,032
R-squared	0.985	0.999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01,**p<0.05,*p<0.1。

（三）稳健性检验

1. 基于PSM-DID的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直接对比试点县与非试点县产生的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试点县和非试点县进行匹配，然后再次进行渐进双重差分回归。由图3标准化偏差图可知，经匹配后共同支撑区域较多，大多数观测值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匹配有效性得到支撑，这表明“保险+期货”试点对增加农户收入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避免“保险+期货”试点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回归结果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并且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还需要进一步做安慰剂检验。本文选择50个县作为“伪”实验组，而剩余的县作为控制组进行安慰剂虚拟政策DID回归估计，并将这个过程循环500次。具体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500次随机实验的回归系数呈现正态分布，都在零附近。检验结果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证明了基准回归检验的结果没有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通过了安慰剂检验，说明“保险+期货”试点政策实施促进农户增收的效应是稳健的。

（四）异质性分析

农业信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农业生产中资本要素的约束程度，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征农业信贷规模，根据中位数将数据分为两组。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高信贷规模地区；低于中位数的地区，则定义为低信贷规模地区。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保险+期货”的积极效应在低信贷规模地区效果更加显著，在高信贷规模地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信贷资金约束会导致农户缺乏生产要素投入的外源资金支持，而“保险+期货”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内源资金积累，从而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在信贷支持程度低的地区，“保险+期货”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效益更明显。

变量名称	农业信贷规模
	高信贷规模	低信贷规模
“保险＋期货”试点开展	-0.0136 (0.0536)	0.1593*** (0.0826)
样本数	1032	1032
F	16.53	20.15
R²	0.9635	0.9856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2至2023年苹果主产县县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对“保险+期货”试点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对试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试点实施使处理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升了1.13%。平行趋势检验显示，在政策实施前，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收入无显著差异，而政策实施后，其增收效应呈现出动态增强的特征。经过内生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仍具备稳健性。由此可得，本研究的第一个结论为：“保险+期货”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其核心机制在于该模式通过构建三重风险分散链条，不仅为农户提供了价格与产量风险的有效保障，同时缓解了农户的风险厌恶心理，并拓宽了信贷增信渠道，从而促进农户扩大生产投入并实现收入增值。

异质性分析显示，“保险＋期货”试点在增收效果上因地区信贷支持水平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信贷支持较低的地区，该政策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而在信贷支持较高的地区，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即农业信贷规模对试点区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低信贷规模地区的农户更受外部资金匮乏的制约，“保险＋期货”带来的收入稳定性有助于内生资金的有效积累，从而弥补信贷不足对生产投入的不利影响；而在信贷规模较高的地区，由于农户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资本投入，政策的边际增收效应因而相应减弱。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一方面应持续扩大苹果“保险+期货”试点在传统主产区（如陕西、甘肃等县域）的覆盖范围，并逐步向其他特色农产品主产区推广，从而复制已成熟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应优先将试点资源向农业信贷支持相对薄弱的县域倾斜，通过精准匹配农户资金需求缺口，实现政策增收效应的最大化。其次，应构建保单增信机制，实现信贷与保单之间的有效对接，使农户所持“保险+期货”保单可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品，从而克服因缺乏传统抵押物所带来的融资难题，构成“保险+期货+信贷”的金融支农闭环。再次，建议联合政府部门、期货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多方力量，在试点县域内开展关于“保险+期货”以及农业信贷的专门培训，通过田间课堂、案例分析等生动形式，提高农户对各类金融工具的认识与实际运用能力。同时，在基层设立金融服务窗口，配置专业人员，为农户提供投保咨询、理赔协助和信贷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破信息不对称，激发农户的参与主动性。最后，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农产品期货和期权的品种，完善交易制度，降低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的对冲成本，以提升“保险+期货”模式在风险转移中的效率；同时，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险+期货”模式营造坚实的风险对冲环境，保障其长远发展，从而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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