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与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创新置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同时着重强调要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需大力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标志着，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已上升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基础。“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在经营发展中兼具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与新颖化核心特征的中小企业群体，其中“专”体现为专注核心业务、拥有专项技术，“精”表现为生产工艺精深、管理服务精细，“特”凸显产品服务独特、工艺技术专属，“新”聚焦自主创新与模式新颖。这类企业长期聚焦产业链特定环节或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关键战略使命。但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不少企业虽已在细分赛道占据一定市场份额，但自主研发能力与原始创新水平仍显不足。具体来看，企业普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外部、创新资源获取困难、数字化转型滞后、持续创新动力不足等系统性困境，不仅制约了企业自身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也影响了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提升。因此，深入剖析“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构性障碍，探索系统化、可操作的突破路径，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安全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一、“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相关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与重要源泉，也是提升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展开。例如，余典范针对非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表明，政府资助与税收优惠均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且其效应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初创期企业受政府资助的影响更大，而成熟期企业则对税收优惠更为敏感。曹文才则发现，企业管理层教育背景、企业规模、监事会结构及所在区域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资源等因素，均会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在创新政策方面，曹虹剑指出，创新基金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补偿创新外部性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其中无偿资助的效果优于贷款贴息，且多次资助可带来持续增强的激励效应。张司飞基于组态视角发现，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是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条件，并识别出多条提升创新绩效的路径，尤其在融资受阻时，企业可通过小规模生产或提升市场竞争力维持高水平创新。刘宝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专精特新”企业在驱动制造强国进程中，仍面临数量结构、技术研发、产业链协作、数字化转型及要素支持等方面的制约。

此外，毛军权基于TOE框架提出，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并识别出多条协同驱动路径，且企业规模与市场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替代效应。赵黎明则从创新过程视角构建了涵盖创新发起、实现与推广三个维度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夏清华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归纳出四类突破式创新范式，强调多条件协同对提升创新绩效的“殊途同归”作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创新政策、治理结构、资源要素及创新范式等角度，深入探讨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思路参考。在高质量发展与党的二十大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背景下，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结合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的新要求，深入剖析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探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出路，旨在深化该领域的研究，为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探索提供有益补充。

二、成长瓶颈下的创新之困：“专精特新”企业能力提升的深层挑战

（一）政策协同性与整体效力不足

“专精特新”企业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已从单一环节突破，演变为涵盖创新、市场、融资等领域的复合型约束。这种对关键资源获取与转化的限制，正深刻影响其创新链的深化与产业链地位的跃升。这些瓶颈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协同机制薄弱、融资约束显著以及营商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如董志勇与李成明所指出的，上述多重因素共同掣肘，削弱了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潜能。具体到制度层面，支撑其发展的系统性制度环境仍有待健全。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级政府的发展策略往往倾向于扶持大型企业，导致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相对不足。当前，中小企业在现实中同时遭遇所有制与规模双重歧视，在政企关系构建与关键资源获取中处于相对弱势，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

在企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服务中，融资约束（难与贵）始终是核心痛点。即便对于具备创新特质的“专精特新”企业，这一关键掣肘也未能幸免，严重限制了其研发投入与市场扩张能力。现有金融体系与这类企业的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错配，融资渠道较为狭窄。由于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现行金融结构难以有效支撑其开展，信息不对称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了融资困境。此外，在各类资源获取上，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面临更显性的壁垒，包括难以平等获得要素资源及缺乏体制内的隐性福利，导致其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当前，在国际环境中，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与企业打压持续加剧，外部压力的上升使得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更为凸显。企业普遍面临原材料成本上涨、资金链紧张、市场需求波动与劳动力供给不足等多重经营挑战。因此，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构建一个更具针对性、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提升扶持的力度与精准度，这已成为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发展约束的必由之路。

动力与能力缺失：数字鸿沟对转型的深层制约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化，数字化已成为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显著，其转型进程总体滞后，数字赋能的任务因此格外艰巨。这种滞后根植于中小企业面临的系统性约束数字化转型固有的长周期、高成本特征，与中小企业技术储备有限、资金薄弱、人才短缺的资源现状形成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使得转型风险与试错成本被放大，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转型动力，令其陷入“怕转错，更怕不转被淘汰”的被动局面，并加剧了鸿沟的扩大趋势。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0）》，我国89%的中小企业数字化尚处初步探索阶段，进入实践应用者为8%，而达到深度融合阶段的更是寥寥无几，仅占3%。这道“数字鸿沟”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制约宏观经济活力的突出障碍。

深入分析，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障碍可从两个关键维度进行理解。其一是认知与能力的双重薄弱。许多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潜在价值与实施路径缺乏清晰认知，同时对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存在顾虑，在肖静华等的研究中，这一现象被归纳为企业面临“不愿转”与“不会转”的典型问题。多数企业管理模式仍较为传统，信息化根基不牢，在推进技术应用与业务流程适配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其次，关键资源约束明显。转型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投入与专业人才支撑。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狭窄、信贷约束较强的困境，难以承担转型所需的初始投入；同时，吸引和留住具备数字化技能的高技术人才也较为困难，制约了其数字化能力的构建与升级。

关键资源获取存在结构性障碍

在创新实践中，“专精特新”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制约，在于难以对支撑持续创新的各类关键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与配置。这一困境直接制约了其创新能力的进阶。这首先体现在人才争夺上的劣势：受限于企业规模，它们在声誉、薪酬体系、职业稳定性及成长空间等方面，往往难以与大型企业竞争，导致对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人才引进困难与流失现象并存，进而削弱了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资源获取的挑战，还源于产业协同生态的不完善。产业链内各类主体往往倾向于封闭自有资源，协同创新网络尚未有效形成。对于许多正处于关键成长期的“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它们亟需龙头企业的引领与赋能，但现实中却因共享意识薄弱、合作机制缺失以及缺乏开放共享的技术与数据平台，而在获取外部创新要素时面临显著约束。更进一步看，来自创新链上游的基础研究支撑也显不足。我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在原创性积累和转化效率上仍有提升空间，其研究前沿与“专精特新”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尚未完全契合，从而限制了基础研究对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的支撑效能。

三、破局与赋能：数字时代“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跃升

（一）优化制度供给，强化政策效能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有赖于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作为支撑。其破局的关键，在于对原有体制中制约创新的结构性障碍进行深层改革。这要求加强科技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并系统重构能够持续激发内生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以此为路径，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形成“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是推动企业实现跃升的根本出路。

这要求地方政府对其角色进行深刻重塑，实现工作逻辑从被动应对的“企业找政府”，到主动担当的“政府找企业”这一根本性转变。各地需结合自身产业禀赋与发展阶段，探索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服务，并在实践中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这意味着，政府的服务供给应从“标准化”政策普适，转向深入调研后的“定制化”精准匹配，以切实回应企业的差异化诉求。具体的精准支持可体现于两个维度：在服务端，可对重点企业探索“一企一策”，集成税收优惠、人才引进、金融服务与科技攻关等配套方案；在金融端，则可开辟上市绿色通道，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及主板上市，以此全面提升政策响应的精准度。从更系统的层面看，需着力构建一个贯穿企业发展全周期、旨在激励创新与保护权益的政策支持体系。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将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成效与发展质量，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能从根本上激励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的主动性，以此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并引导传统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路径转型。

（二）强化人才激励，筑牢发展根基

人才是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首要资源，其作用不仅关乎科技研发的直接成效，更是撬动制度创新的关键支点。为此，必须将人才工作摆在优先战略位置，系统性地筑牢人才基础、优化梯队结构、完善激励机制，从而确保科技人才兼备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持久的内生动力，为企业注入不竭的创新活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从制度与环境两方面协同推进。在制度层面，亟待发挥人才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通过深化科研及相关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一套真正崇尚创新价值、能力与贡献的评价标准，从而系统提升科研活动的质量与效率。在实践层面，则应着力加强人才队伍的整体建设，通过自主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人才与高水平创新团队，最终实现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跃升与人才创新潜能的全面释放。

当前，在促进人才开放共享、畅通流动渠道以及强化长期激励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此，需着力补强两大短板：一是为基础研究人员提供能潜心研究的稳定环境；二是为“小巨人”企业培育面向未来竞争的“人才蓄水池”，将其培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具体而言，可依托国内外知名高校与专业培训机构，着力培育兼具创新精神、前瞻思维和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队伍，同时打造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从而为其长远未来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打造数据驱动能力，支撑智能敏捷响应

为有效弥合中小企业面临的“数字鸿沟”，需构建政府引导、行业协同与市场服务相结合的外部支持体系。政府和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建设行业级大数据平台、培育专业化的数字服务商、引导企业业务系统上云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普惠性、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路径。特别在产业集聚区，可推广基于平台的共性技术服务，并推动公共数据资源有序开放，其核心目标是推动传统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实现路径在于降低数字化门槛，助力企业成功实现从信息化、数字化到智能化的阶梯式跨越。

针对已具备一定基础的“小巨人”企业，应支持其深化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可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升级、组织管理的范式革新与商业模式的系统性演进。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能力体系，以巩固并提升其在细分领域的领先地位。

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亟需建立一个规范、安全且高效的数据共享与利用机制，这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与跨主体协作的必要保障。这不仅能增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感知能力，以便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政策与公共服务，还能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关键在于建立安全合规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并在全过程保障数据安全与相关权益。

同时，需依托“新基建”发展契机，着力推进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升级。这有助于促进产业集群内部的高效协同与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产业链的整体韧性与生产效率，以系统化的外部支撑与企业的内生动力形成“合力”，最终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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