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与人口老龄化并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字景观。一方面，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重塑着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生存体验；另一方面，年龄与数字能力之间的张力催生了庞大的“银色数字鸿沟”。这一鸿沟并非均质分布，而是深刻嵌入并强化着原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

1研究背景

在当前社会中存在这样两种现象，一位居住于城市的退休教授，每日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线上问诊、网上购物、远程社交，甚至通过制作短视频分享领域内专业知识，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其晚年生活的质量与尊严。与此同时，一位农村独居老人，因无法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医院的线上挂号，站在导诊台局促地看着医院的工作者，不仅就医受阻，更深刻地感受到被数字社会系统性抛弃的无力与边缘化。上述两个典型现象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同为老年人，其数字生活的境遇却存在天壤之别。这表明，“数字弃民”（Digital Outcasts）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被“形塑”（Formation）的过程深刻嵌入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个体生命历程的差异化轨迹之中。现有研究虽已广泛证实老年群体存在数字接入和使用上的劣势，但多数论述仍停留在对“老年数字鸿沟”的笼统刻画，未能充分揭示其内在的分化逻辑和多元的形塑路径。

因此，本文的核心发问是：数字排斥如何与城乡、阶层、性别等先赋性社会结构因素交叉互动，并与个体的生命历程交织，从而形塑出不同类型、不同体验的“数字弃民”？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借助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框架，阐明数字鸿沟绝非年龄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年龄与城乡、教育、职业、性别等社会位置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维度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彼此建构，生产出复杂且动态的不平等形态。根据百度百科及当前已有文献的梳理研究，本文将“数字弃民”操作化定义为：因数字接入、技能或使用能力的系统性缺失，而被排除在关键社会服务、社会参与和人际连接之外的社会群体。

其次，本文引入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视角，强调老年期的数字境遇并非人生中一个孤立的阶段，而是个体一生中教育获得、职业轨迹、家庭组建、重大历史事件等经历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或累积劣势（Cumulative Disadvantage）的结果。早期的社会地位差距，在数字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和固化。正如邱泽奇等所指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在缩小接入鸿沟的同时，也触发了因转化规模和转化率差异导致的“红利差异”，这使得既往的社会不平等在数字空间中得以再现和强化。

基于此，本文旨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批判性梳理，整合交叉性与生命历程的双重视角，系统阐述“数字弃民”的差异化形塑路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配置不均塑造了数字基础设施与支持系统的地理差异；教育、收入与职业构成的阶层壁垒决定了数字资本转化的能力与效率；而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转折与累积效应则解释了个体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数字融入或数字排斥的不同轨道。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期望为推动数字包容政策提供更具针对性、更精细化的理论依据，助力构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数字红利的包容性社会。

2交叉性视角下的“数字弃民”形塑路径

“数字不平等”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传统“社会不平等”在数字时代的复制与加剧。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基础设施，其接入、使用与效用的分配，深刻地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反过来强化这些结构性的分野。以下将从城乡、阶层等交叉性维度，梳理数字排斥与社会不平等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2.1 城乡二元路径——基础设施、社会支持与数字生态的鸿沟

城乡差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分野，更是数字基础设施、社会支持系统和数字应用生态的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城乡老年人在数字融入上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农村老人更易陷入系统性、多维度的数字排斥。

首先，在基础设施与接入质量层面，城乡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接入鸿沟。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宽带中国”和“电信普遍服务”等工程，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和接入质量仍显著落后于城市。研究指出，城乡在互联网普及率上存在近25个百分点的绝对差距。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有无”接入的二元维度，更体现在接入质量的优劣上。城市地区已广泛普及千兆宽带和5G网络，而许多农村地区仍主要依赖4G信号，甚至存在网络信号不稳、速度慢、经常掉线等问题。这种脆弱、低质量的接入，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数字应用体验，构成了数字融入的第一道障碍。正如研究所揭示，“接入沟”的绝对数值依然显著，且接入质量的差异是导致后续使用和效果差异的基础性原因。

其次，社会支持网络的城乡差异深刻影响着老年人数字技能的获得与持续使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都是老年人学习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途径。然而，城乡家庭结构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了“反哺”效果的天壤之别。在城市家庭中，尽管子代可能因工作忙碌而存在“反哺不充分”的问题，但同住或邻近居住的子女仍能提供及时、高频的技术支持。社区层面，虽然部分培训可能流于形式，但城市社区仍具备组织相关活动的资源与可能性。反观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面临严重的“支持空心化”。子代在物理空间上的缺位，使得日常、面对面的数字支持难以实现。农村社区支持力量同样薄弱，专业的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匮乏，而老年人的同龄群体（peergroup）自身数字化程度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同伴学习效应。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在遭遇数字技术使用困难时，往往求助无门，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抵触情绪。

最后，数字应用生态与农村老年人真实需求的错位，进一步削弱了其主动融入数字生活的内在激励。当前主流的数字应用如电商、本地生活服务、政务APP等主要围绕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景和消费习惯设计，与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农产品销售、农资购买、农业信息获取等关联度较低。这种需求与供给的脱节，导致数字技术对农村老年人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大打折扣。当老年人无法从数字使用中获得切实的便利和收益时，其学习和使用的动力便会大大降低。

因此，农村的“数字弃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主动选择退出，而是被整个数字应用生态所忽视和边缘化的结果。数字技术的红利未能有效惠及农业农村领域，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这从根源上限制了数字技术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使得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从“接入”层面延伸至“效用”层面。

由此可见，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基础设施的落差、社会支持的强弱以及数字生态的适配度，共同形塑了一条独特的数字排斥路径。农村老年人因其居住地的结构性劣势，更可能成为在接入、技能和效用上均被剥夺的“深度数字弃民”。

2.2 阶层分化路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数字资本的转化

除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阶层是形塑“数字弃民”的另一条关键路径。布尔迪厄（Bourdieu）的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他指出资本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存在，且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在数字时代，退休前通过职业地位、教育水平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老年期会直接转化为数字资本（即有效运用数字技术获益的能力），从而导致老年群体内部出现显著的“数字分层”。

首先，文化资本的转化是阶层分化的核心机制。教育作为文化资本最核心的要素，其影响贯穿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高学历的老年群体，通常在其职业生涯中积累了更强的终身学习能力、信息处理技能和应对不确定性的信心。这使得他们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意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将数字技术整合进日常生活，用于高层次的目的，如进行在线终身学习、获取深度资讯、进行高端文化消费和财务管理等。实证研究清晰地表明，受教育水平是预测老年人互联网接入、使用技能及活动多样性的最强预测变量之一。例如，有研究指出，高学历老年人更倾向于将互联网用于“积累资本”，而非单纯的娱乐消遣。这种将数字技术用于提升自我和优化生活的模式，使得文化资本成功转化为数字资本，进一步巩固其优势地位。

其次，经济资本的转化直接决定了数字接入的门槛和使用深度。经济能力影响着老年人拥有智能设备的数量与质量、支付网络流量的意愿以及购买付费数字服务的能力。对于经济宽裕的老年人而言，购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支付不限量的数据流量、订阅知识付费课程或在线高级医疗咨询服务，并不构成经济负担。

反之，对于底层老年人，智能设备和每月固定的流量费用可能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额外开支。他们可能会因为“经济不划算”而主动放弃使用智能设备，或者仅使用最基础的功能。这种因经济约束而导致的“数字节流”，使得他们无法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和红利，甚至在公共服务日益线上化的背景下，其基本的医疗、金融、政务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经济上的劣势由此转化为数字生活中的劣势。

最终，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精英老年人”与“底层老年人”在数字境遇上的鲜明极化。精英老年人通常指拥有高学历、高退休金、曾从事脑力劳动，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扩大社交网络、优化健康管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甚至开创“第二人生”，实现“积极老龄化”的老年群体。数字技术成为他们维持甚至提升社会地位、拓展生命宽度的有力工具。底层老年人通常指低学历、低收入、曾从事体力劳动，面临数字接入、技能和效用的多重困境。他们不仅难以获取信息，更可能在就医、出行、消费等日常活动中遭遇障碍，数字排斥加剧了其在信息、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全面弱势，使其成为“数字弃民”的主要构成群体。

这种极化趋势并非静止，而是动态发展的。现有文献发现，数字鸿沟的演变趋势存在显著的阶层异质性。在高学历群体中，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而在低学历群体中，不仅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老年群体内部的差异也在加剧。这印证了“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即早期的阶层优势在数字时代被持续放大，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阶层分化路径清晰地表明，老年期的数字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数字空间的投射和转化。原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通过数字技术这一媒介被再次复制和固化，形塑出在数字世界中境遇迥异的老年群体。

2.3 性别与生命历程路径——被忽略的老年女性困境

在剖析“数字弃民”的形塑路径时，性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维度。老年女性往往是这一群体中风险最高、境遇最为脆弱的子群体之一。她们的数字化劣势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生中因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累积劣势（Cumulative Disadvantage）在老年阶段的集中体现。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早期的生命事件和角色序列会对后期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当前一代的老年女性而言，其生命轨迹深深烙印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性别规范，这使得她们的数字困境呈现出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生命历程中的教育与职业劣势导致其文化资本和技术自信先天不足。当前处于高龄的女性群体，在其青少年和壮年时期，普遍遭遇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性别不公，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同龄男性。这种教育获得的“历史欠账”直接限制了其文化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其信息处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接受新技术的自信心。同时，她们中的多数人职业生涯围绕家庭照料展开，或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未能像男性那样在职场中持续接触和运用新技术。这使得她们在面对数字设备时，更容易产生“技术恐惧”和“自我效能感低下”的心理，认为自己“学不会”“用不好”，从主观意愿上就主动远离了数字世界。这种由生命早期经历塑造的“惯习”（Habitus），成为其数字融入的内在障碍。

其次，家庭内部的性别化照料者角色持续挤占其学习数字技术的个人资源。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女性通常被赋予家庭内部主要的照料责任，无论是抚育子女还是照料孙辈、年迈的配偶或公婆。这种“无酬劳动”大量挤占了她们的个人时间与精力，使其难以拥有持续学习数字技术所必需的“闲暇”。即便有学习的意愿，她们也常常因随时可能被打断的照料任务而无法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当数字反哺在家庭内发生时，老年女性往往也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而非主动的探索者。她们的学习内容可能仅限于与家人视频通话等基本功能，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信息获取、社会参与、休闲娱乐等更深层次的数字需求，则容易被家庭内部基于功利目的的“反哺”所忽视。

最后，高寡居率与数字陪伴的缺失使其数字孤立风险急剧升高。由于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长于男性，高龄女性中寡居的比例远高于男性。配偶的离世不仅带来情感上的创伤，也意味着她们失去了家庭内部最直接、最可及的“技术支持者”——丈夫往往是许多老年女性最初接触数字设备的引导者。失去这一关键支持节点后，寡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出现巨大缺口，其数字孤立的风险显著增加。此时，若子代支持不足或社区帮扶缺位，她们便极易从数字世界的边缘滑向彻底的“失联”状态，在获取紧急求助、健康信息、社会新闻等方面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

老年女性的数字困境是性别与生命历程交织作用的结果。从早年教育资源匮乏，到中年阶段被家庭角色束缚，再到晚年面临寡居带来的支持网络断裂，其生命轨迹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加剧其在数字时代的弱势地位。因此，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必须采取一种贯穿一生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视角，认识到其“数字弃民”的身份是被一生的社会结构所形塑的，而非简单的个人选择或能力问题。

3 “数字弃民”的多元应对策略

既有研究常将老年人描绘为数字鸿沟的被动受害者，这种视角掩盖了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其应对策略的主动性。本文旨在打破这一刻板印象，通过梳理文献中老年人多样化的回应方式，展现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使“数字弃民”的形象更为丰满和复杂。这些回应并非简单的“接受”或“拒绝”，而是一个包含从被动依赖到主动抵抗的连续光谱。

3.1 被动适应与脆弱数字生活中的“反哺”依赖

一部分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呈现出显著的被动性和依赖性。他们的数字接入和使用高度依赖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尤其是子女的代际支持。相关研究指出，这类老年人虽然接入了互联网但多为使用子女淘汰的智能手机或在其指导下操作，其使用行为具有范围狭窄、功能浅层、心理依赖性强的特点。他们的数字技能库往往仅限于接打微信视频、查看子女分享的照片等极少数与家庭维系直接相关的功能，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或应用界面更新，便立即需要求助子女，自身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这种深度依赖导致其数字生活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一旦子代因工作繁忙而“反哺”不及时或不在身边，他们的数字连接便可能中断。有研究敏锐地观察到，许多农村留守老人的数字生活状态极不稳定，与在外务工子女的“虚拟团聚”是其核心甚至唯一的功能，数字技术并未能真正赋能于其独立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这类老年人而言，数字融入更像是一种“被拉着走”的被动适应，其数字身份是脆弱且依附性的，极易因支持系统的波动而重新退回到“数字弃民”的状态。

3.2 策略性放弃与实用主义理性选择

另一部分老年人的行为则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理性。他们并非没有学习能力或完全拒绝技术，而是会基于自身的需求、认知和风险判断，有选择地采纳和拒绝不同的数字技术，进行一种“策略性放弃”。大量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许多老年人是精明的“技术消费者”，他们会进行隐性的成本－收益计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老年人会为了与孙辈进行视频联系而熟练使用微信的通讯功能，但他们可能出于对资金安全的深度担忧坚决拒绝使用移动支付，或避免使用复杂的政务APP认为其流程繁琐、验证复杂，线下办理虽耗时但更“踏实”。这种选择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落后”或“能力不足”，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自身生活经验和风险感知基础上的理性实践。他们采纳的是那些能为他们带来直接、可见且情感收益高的技术（如维系亲情），而拒绝那些他们认为潜在风险（如经济损失、隐私泄露）超过收益或学习成本过高的技术。这种行为模式揭示了老年人在数字洪流中努力保持控制感的能动性。

3.3 主动抵抗与文化反思

最具主体性的回应来自那些对数字化浪潮进行主动抵抗与文化反思的老年人。他们的拒绝并非源于无力掌握，而是源于一种有意识的价值观选择和对替代性生活方式的捍卫。当前相关文献将讨论提升到了文化权利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层面。

其理由可能是多元且深刻的：其一，源于对数据隐私的深度担忧。部分老年人对科技公司收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行为持高度警惕和批判态度，他们有意选择退出，以保护自己的隐私边界。其二，源于对线下熟人社会交往方式的价值珍视。他们看重面对面的、富有情感温度的交流，认为沉溺于虚拟社交会侵蚀真实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区凝聚力，因此主动选择维持以线下为中心的社交生活。其三，源于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他们将部分数字平台视为推销商品、制造焦虑、鼓吹消费的工具，并通过拒绝参与来表达对这种文化的不满。

这类老年人的行为表明，数字排斥问题不仅仅关乎接入能力和使用技能，更关乎文化偏好、价值认同和生活哲学。他们将拒绝全面数字化视为一种维护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自主性的权利。这为我们理解数字鸿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批判性视角。在倡导数字包容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个体选择不数字化的权利，并为其保留充足的、体面的线下生活通道。

概言之，老年群体在面对数字技术时，其回应行为呈现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应对的差异化谱系。他们不仅是社会结构塑造的对象，也是具有反思性和策略性的行动主体。理解这种多元的主体性回应，是制定任何有效且人性化的数字包容政策的前提。

4走向深化、交叉与赋能的未来研究

在对“数字弃民”的形塑路径与主体性回应进行批判性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应在方法论、理论视角、研究焦点和政策关联等层面进行深化与创新，以更全面、更精准地揭示数字时代老年社会不平等的复杂面相，并为构建包容性社会提供学理支撑。

4.1 从宏观描绘到微观深描与动态追踪——方法论创新

现有研究多依赖于大样本的截面问卷调查，这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勾勒数字鸿沟的总体轮廓和影响因素，但难以捕捉其形成的细微过程、具体情境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动态印记。未来研究应大力倡导和推进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民族志参与观察、生命史研究的运用，深入不同子群体如农村高龄寡居女性、城市下岗退休工人、随迁“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场域，揭示他们学习、使用、拒绝或改造数字技术的真实实践、情感体验和意义建构。例如，一位农村寡居老人是如何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摸索使用微信的？她在使用中遇到了哪些具体的困难？这些困难如何与她的居住环境、社会网络、经济状况交织在一起？这些深描能极大丰富我们对“数字弃民”形塑过程的微观理解。

同时，亟待加强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设计与实施。数字技术的迭代和个体老龄化的进程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只有通过长期追踪，才能有效辨析年龄效应、世代效应与时期效应的各自影响，揭示早期生命事件（如教育经历、职业转型）如何通过累积优势/劣势机制影响晚年的数字境遇，从而真正体现生命历程理论的洞察力。

4.2 从单一维度到交互效应的精细考察——深化交叉性分析

未来研究必须超越将城乡、阶层、性别、年龄等维度进行孤立或简单叠加的分析模式，转向对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深入探索。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再笼统地讨论“农村老人”或“老年女性”的数字困境，而应聚焦于像“低学历的农村高龄寡居女性”这样具体的交叉社会位置，系统考察其面临的叠加性劣势（Compounded Disadvantage）。例如，农村户籍、女性性别、高龄、低教育水平这四重身份如何相互作用，使其在数字接入、使用和收益获取上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这种交叉性视角能够揭示单一维度分析所无法看到的压迫性结构的复杂性，从而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干预政策提供靶点。

4.3 从困境描述到赋能路径探索——关注“数字弃民”的能动性

在研究焦点上，未来研究应实现从侧重于“困境描述”向“赋能路径探索”的平衡转向。在充分揭示结构性制约的同时，需更加重视挖掘老年人作为能动主体的互助实践、创造性使用和协商策略。例如，社区中自发形成的“老年手机学习小组”是如何运作的？其成员间形成了怎样的知识共享与情感支持模式？一些老年人如何对主流数字应用进行“土法改造”或开发出意想不到的用途以适应自身需求？这些来自底层的实践智慧，是构建内生性、可持续性数字包容方案的重要资源。研究这些积极案例，有助于将老年人重新定位为解决问题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非仅仅是需要被帮扶的客体，从而为“积极老龄化”在数字时代的实践注入新的内涵。

4.4 从普适性方案到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政策关联研究

最后，学术研究应加强与政策实践的对话。当前，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已推出诸多“适老化”改造与数字包容政策，但其实际效果及在不同老年子群体中的实施差异亟待评估。未来需要开展扎实的政策评估研究，深入探究：为何某些政策在某一群体中（如城市高学历老人）效果显著，而在另一群体中（如农村文盲老人）却反应平平甚至产生新的排斥？政策的执行过程如何？其效果差异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研究应致力于提出更具“精准性”和“交叉性”视角的社会政策建议。这意味着政策设计不能“一刀切”，而必须充分考虑老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异质性，针对不同子群体的特定需求、能力和生活情境，提供阶梯式、可及、可选的解决方案，例如为农村高龄老人设立线下人工代办与线上辅助相结合的混合服务模式，从而真正有效地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数字红利能为所有老年人共享。

未来的“数字弃民”研究应朝着方法更微观动态、分析更交叉精细、视角更注重能动性、目标更贴近政策精准化的方向努力，从而构建一个逻辑严密、层次丰富、既有结构张力又充满人文关怀的论述体系，最终为实现公平包容的数字老龄化社会贡献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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