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节庆作为人类文化实践的活态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指引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文旅融合的实践要求下，随着四川凉山火把节、云南楚雄火把节等的成功举办，以及自媒体的大范围传播，这一区域性的盛事逐渐演变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交往交流的平台，也是观察社会变迁与群体互动的棱镜。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民族传统节庆的现代化转型，交织着文化传承的内在要求与社会整合的时代命题。

一、研究缘起

“共生”现象最初于1879年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ery）提出，是指由于生存所需，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地存活，进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生存与协调进化的共生关系。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念逐渐被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为理解多元文化主体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

云南曲靖的火把节，从一个源于彝族的古老仪式，演变为多民族共同参与、共享的盛大公共文化事件，成为观察文化“交融”与“共生”现象的鲜活样本。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结合相关访谈对曲靖火把节“交融与共生”机制进行揭示，并非仅出于对一种地方文化现象的描述兴趣，其背后是对一个核心理论关切与现实挑战的回应：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源自某一民族的传统节庆，如何能够超越其原生边界，演化为一个凝聚多元主体、协调多方利益、并促进文化创新与社会和谐的高效能公共文化平台？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不仅关乎民族节庆的生命力，更对理解多民族地区何以通过文化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旨在超越对节庆活动表象的描述，通过引入共生理论的系统视角，将火把节解构为一个动态的“文化共生系统”。核心问题聚焦于：该系统由哪些单元在何种环境中构成？节庆本身作为“共生界面”如何运作？在仪式、经济、社会、媒介等多维实践中，“交融”的具体机制如何催化了“共生”关系的生成与巩固？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传统节庆当代生命力的内在逻辑，也为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二、曲靖火把节的文化共生系统

文化共生主要是指不同族群或不同区域间或某一区域内不同文化异质共存、共生共荣的文化形态。云南曲靖的火把节作为一个动态演化、异质共存、共生共荣的“文化共生系统”，其共生关系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界面等核心要素构成。曲靖火把节中的多元文化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从简单共存到深度互惠共生的演进。

（一）共生单元识别

共生单元是系统的基础，是具有特定的内在文化基因与外在表现形式的文化符号或主体。在曲靖火把节这一文化共生系统中，主要包含核心文化符号单元和能动性主体单元。其中核心文化符号单元是意义承载与表达的客体，而能动性主体单元是文化实践与创新的主体。核心文化符号单元是节庆的文化基因，其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互动，构成了吸引和连接其他单元的基础。能动性主体单元是携带并实践文化的能动者，他们通过火把节这一节庆界面将其内在文化基因通过各种不同的外在形式展示出来，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与能量传输。

曲靖火把节中的核心文化符号是有关于“火”的符号系统，彝族火把节的起源是来自于彝族先民对火的原始崇拜，最原始是驱邪避灾、祈愿丰收的自然崇拜与祖先祭祀精神；在长期互相交融过程中，逐步叠加以光明、希望、激情、兴旺以及象征团结与凝聚的公共精神。关于火的外在表达形式由家里的火塘，到村落广场的集体篝火，再发展为城市中心的巨型火把；从肃穆的取火、祭火仪式，到欢腾的抛洒松香粉、围火共跳同心舞等大众参与性活动。曲靖火把节共享的文化符号为长街宴，源于彝族“阖族共食”的传统伦理，核心是社区共享、邻里互助与团结认同。在系统演进中，其内涵扩展为对八方来客的开放、欢迎与共融。宴席规模可达数百乃至上千桌，菜品从传统的彝家“八大碗”等，融合本地汉族、回族等特色菜肴，形成融合创新的“曲靖味道”，直观地体现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互嵌与融合。

曲靖本身就是多民族聚居，文化交融的地方，火把节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参与，共享共建的节日。邓廷良在1982年的《火把节小考》提及：“云南的彝族火把节不但十分隆重盛大，且影响及四近之族。邓子琴先生言其幼时曾见曲靖、下关，昭通的汉人也过火把节”。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彝语支民族的隆重节日火把节。文化持有与传承者在火把节这一天通过主持核心祭仪、表演传统歌舞、制作特色物品、穿戴民族特色服饰等激发内在的文化认同与传承自觉。曲靖火把节活动的组织与规划者，主要包括市、县（区）各级政府及文旅、民宗、宣传等部门，为火把节的顺利安全开展提供了相关引导与保障。体验与参与者是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单元中的消费与反馈单元，曲靖“19.7℃的夏天”这一独特气候资源，吸引了大量川、渝地区的游客与老年避暑群体，2025年曲靖核心城区南中爨城，依托火把节这一文化资源，从6月27日开始止于7月20日，开启为期25日的民族狂欢盛宴，丰富了避暑游客的文化体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运营与开发者作为曲靖火把节的媒介与转化单元，主要包括本地商户、合作社、文旅企业、文化传媒公司、新媒体平台等，负责开发“火把节”主题旅游线路、包装特色农产品与手工艺品、运营节庆相关短视频话题、进行网络直播等，是将文化符号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与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枢纽。

在曲靖火把节这一平台中，这些共生单元各自携带其独特的内在属性与外在表现形式，在火把节这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汇聚。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内在属性的相互吸引与互补，以及外在形式的匹配与互动，从而为彼此间建立更深层次的共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能量基础，让火把节这一古老的祭祀活动焕发新的时代生机。

（二）共生环境分析

共生环境是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流来实现。共生单元的活动是嵌入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的。曲靖多民族长期交错聚居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区格局，为交融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知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同时提出“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指引下，火把节逐渐由单一的彝族文化展演转型为促进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平台。各地组织规划者有意识地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理念注入节庆活动的策划与宣传中，也引导着其他单元在此共识下进行互动。随着国家文旅融合战略的深入实施，文化和旅游部于2023年专门发布《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的重要资源”，要求“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这些政策导向构成了曲靖火把节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的制度性共生环境。并且随着各地文旅消费市场的增长与“节庆经济”的兴起，为共生关系注入了持续的经济动力。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节庆的传播边界与互动方式。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为曲靖火把节的文化共生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养分、动力与合法性，也设定了其运行的边界与方向。对共生环境的分析，是理解该系统为何能在当下曲靖蓬勃发展，并呈现出特定形态的关键。

（三）节庆作为“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接触面，它决定了共生系统的运作机理，对共生关系的形成，以及共生系统达到均衡有着重要的影响。曲靖火把节正是这样一个高效、多层次的“共生界面”，通过其制度化的时空设置、程式化的活动安排与开放性的意义协商，将多元异质的共生单元紧密连接，并催化其间的深度互动与价值交换。

曲靖火把节通过制度化时空安排，构建了一个稳定的互动场域，创造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物理与社会时空结构，为所有单元的汇聚提供基础框架。曲靖火把节每年固定在农历6月24日，举办三天，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它将分散的单元聚集于特定广场、街道，打破了日常生活空间的区隔，将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社会角色和经济目的的单元压缩在同一个高密度场域，极大增加了彼此接触、观察和互动的概率，为不同群体间的深度交融提供了物理前提。曲靖火把节的制度化时空安排为政府规划、商家备货、媒体预热、民众期待乃至避暑游客安排行程，提供了稳定的时空坐标。火把节期间一系列公开的、程序化的安排，显著降低了不同单元间的交往成本。曲靖火把节通过一套公认的互动规则与仪式程序，如点燃圣火、围圈舞蹈、共享长街宴等，淡化了日常的社会身份差异，通过身体共在，聚焦共有要素，激发情感力量，增进群体间的能量连接。特别是围着篝火跳舞，通过身体实践同步融入集体律动，这种同步的肢体行动，是建立瞬时情感共同体最直接有效的界面。更重要的是，曲靖火把节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平台，允许并促动不同单元在此进行文化展示、经济交换、社会交往与意义协商，从而成为从“交融”实践到“共生”关系转化的核心枢纽。在传统符号的公共化转译上，曲靖火把节这一界面首先对核心文化符号进行转码。火把节源于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现代社会被赋予为象征红火、兴旺、热情与团结的公共情感符号，特定支系（如白彝、黑彝）的服饰纹样，被呈现为整个“彝族文化”乃至“曲靖特色”的审美符号。这个过程淡化了内部差异性，强化了对外部的可识别性和吸引力，使得文化能量得以跨群体传输。火把节的多元叙事互相融合：政府的叙事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旅企业的叙事突出体验的独特与狂欢的乐趣；媒体的叙事聚焦于视觉奇观与个人情感瞬间；普通参与者的叙事则关乎亲友欢聚、身心愉悦。曲靖火把节作为共生界面，多重并行、交织、互相印证，最终融合成一个更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新叙事，这是全民的节日，是一个展示地方活力、促进社会融合、带来美好体验的综合性文化品牌。

曲靖火把节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共生界面，在时空上制度性聚合人群，在活动上程式化引导互动，在意义上开放性促成协商。通过这一界面，不同的共生单元被有效地连接起来，进行从物质消费、情感共鸣到意义共建的全方位深度交换，最终驱动整个系统向着稳定、互惠的共生样态持续演进。

三、多维文化实践中的交融与共生表现

文化实践并非孤立存在着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场域中，由不同的实践主体所主导的。文化实践因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在当代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历史场域中，曲靖火把节的不同实践主体通过不同互动，共同塑造出仪式、经济、社会与媒介四个维度的具体实践样态，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深度交融与共生。

（一）仪式实践：奠定情感与意义的基础

曲靖火把节仪式实践的当代样态已从传统彝族社群内部的祭祀仪式，转型为由政府、市场、文化持有者及游客等多元主体共同主导、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庆典。这一转型是仪式内核、行为与意义的系统性重构，旨在为整个文化共生系统奠定共享的情感体验与意义基础。传统的祭火祈福仪式被纳入公开展演的环节，其符号意义从特定民族的信仰部分转化为象征繁荣、团结的公共祝福。2025年曲靖南中爨城的篝火仪式，典型地展现了市场逻辑深度嵌入后的仪式行为新样态。游客购买特制小火把后，工作人员引导其进入内圈、围绕主篝火转圈跑动，主持人为其送上祝福语。在这一过程中，运营方创造了可销售的深度体验产品；游客用购买行为投票认可并追求体验价值；仪式执行者则成为传统仪轨与现代商业流程的转译者。

当代，在曲靖火把节仪式实践中，火把节已演变为一个高效的意义——情感—资本交换枢纽。它不仅是单向度的神圣展演，而是一个允许并鼓励多元主体带入各自资源，并共同产出包括社会认同、经济效益与情感满足等复合价值的生产性界面。正是通过这种深刻的重构与交融，仪式实践成功地将古老的火种，转化为点燃当代集体激情、凝聚多元认同的核心象征，从而为整个文化共生系统的稳定与繁荣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情感与意义基石。曲靖火把节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下，在共同的仪式氛围中共享情感能量，强化了对“我们”这一共同体的瞬时认同，仪式本身因多元参与而焕发新生。

（二）经济实践：提供物质与利益的纽带

经济实践是驱动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系统持续运转的核心动力。它构建了一个将文化符号、社区生计、市场需求与区域发展紧密捆绑的利益网络与价值循环系统。这一实践确保了共生不仅是情感与文化的认同，更是物质利益的互惠与共享，为整个系统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曲靖火把节的经济实践，表现为一个以节庆为核心、辐射多产业的临时性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如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长坡彝人谷度假村依托火把节活动的举办，售卖斗牛观看券，在沿途开展小型市集等。依托火把节这一界面，民族服饰、彝绣工艺品、文创产品等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携带的消费品，长街宴、特色美食集市则让文化通过味觉被体验和消费。例如麒麟区和会泽县的千桌长街宴，已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经济项目。曲靖市系统性的避暑旅居政策，为火把节等节庆活动构建了稳定且持续消费的配套经济体系。各类民族节庆活动的举办，提升了曲靖“清凉宜居”与“民族风情”的城市品牌形象，带来了潜在的投资与商业合作，并带动了农业特产、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曲靖火把节期间的经济实践展现出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明确导向，力求使发展红利惠及系统内的多数单元，尤其是弱势单元。如会泽县在火把节期间设置的创业摊位，帮助群众增收创业，地方政府和节庆组织者通过设立 “非遗工坊直销区”“易地搬迁群众创业摊位”“特色农户产品专区”等政策，为本地生产者提供销售平台，使文化持有者直接从文化变现中受益，增强了其传承文化的内生动力。

曲靖火把节的经济实践构建了一个多层次、互惠性的价值交换网络。它成功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并通过有意识地分配机制，使增长的红利得以在政府、企业、社区与民众之间较为均衡地流动。这一过程不仅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持续的资金和动力，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利益纽带，将系统中各共生单元紧密地结合，让不同单元都能从曲靖火把节这一生态系统中互惠共生。

（三）社会实践：生产信任与关系的网络

社会实践是文化共生系统得以在深层扎根并稳定运行的社会“黏合剂”。它致力于将节庆期间短暂、高强度的“狂欢共同体”体验，沉淀为日常生活中持久、可再生的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这一实践超越了文化与经济的即时互动，专注于在生产情感能量之外，编织连接不同群体、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社会性纽带，从而为整个系统的长期韧性提供根本支撑。社会性实践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的构建与强化。

曲靖火把节作为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场域，为社会关系的突破性建立提供了特许情境。通过仪式性共在催生弱连接，在曲靖会泽万人篝火现场，素不相识的本地居民、外来游客、避暑旅居者因共同的舞蹈节奏和炽热情感而并肩携手。这种基于身体共演和情绪共鸣的瞬间，能迅速打破日常社交的矜持与隔阂，创造出大量全新的、积极的“瞬时弱连接”。这种连接虽然短暂，却是一种宝贵的“社会关系种子”。在活动设计上引导跨群体交往，诸如曲靖火把节各地的长街宴“拼桌”安排、社区组织的联欢活动等，有意将不同背景的参与者置于需要面对面交流、合作进餐或共同庆祝的情境中。例如，麒麟区的长街宴时常出现本地家庭主动为邻座游客介绍菜肴、分享习俗的场景。这些设计将随机的共在，导向有温度的互动，使弱连接有机会转化为更具实质内容的初步交往。而社会实践的最终产出，是一种可积累、可再生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互惠规范与信任感。这种资本为整个共生系统带来了节庆价值，增进了不同群体间的理解与包容，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四）媒介实践：拓展叙事与认同的边界

媒介实践是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系统在数字时代的“扩音器”。它重塑了火把节的时空尺度、参与方式与意义流动，构建了一个与实体节庆平行交互，甚至反向塑造实体节庆的虚拟共生界面。媒介实践不仅传播曲靖火把节的相关内容，更深度参与叙事的生产、社群的连接与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将文化共生的边界从物理场所拓展至数字空间。

当代曲靖火把节的媒介实践样态，呈现为官方叙事与民间表达深度融合，多平台、多样式传播的立体节庆图景。官方融媒体通过直播与专题报道，构筑起关于民族团结与非遗传承的权威框架。而海量游客、市民则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自发生产出聚焦独特体验与个人情感的微观叙事。这两类叙事共同交织，在平台算法机制的调度下相互补充、转译，共同编织出火把节既庄严神圣又欢乐可亲的立体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媒介实践催生了强大的参与式文化。用户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从内容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意义共建者，由此形成一个跨越地理阻隔的“数字节庆共同体”。这个凭借媒介符号与情感共鸣联结的共同体，极大地拓展了文化认同的边界。同时，线上产生的实时反馈与舆情数据，构成了驱动系统演化的关键信息流，促使节庆组织者能动态调适线下活动安排。因此，媒介实践已远超传播工具范畴，它作为系统核心的反馈与进化机制，通过持续整合多元叙事、凝聚广泛认同，并反哺实体节庆的创新，确保了曲靖火把节在数字时代保持活力和扩大影响。

四、从交融到共生的驱动机制与可持续性发展

曲靖火把节在仪式、经济、社会与媒介等多维文化实践中，其文化共生系统逐渐从互动走向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这一演进过程并非自发过程，而是由内在的文化根基、外部的结构力量与现代的技术催化三者协同驱动的结果。其中，源自在地社群的文化自觉与情感认同构成了系统最深沉的内生动力；国家与地方的政策引导及利益协调构筑了其发展的制度框架与利益纽带；而当代媒介生态则提供了加速其连接、放大与动态调适的关键赋能。对这一复合驱动机制的剖析，是理解曲靖火把节何以能持续焕发生机、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关键。

（一）内在驱动：文化自觉与情感认同

曲靖火把节作为非遗的一种形式，在当下几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事象，通过多维文化实践促成民众对文化主体性的具象化认知，实现从意识认同到行为践行的内生转化。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曲靖火把节传承与发展根本动力源于社区内部对共享文化价值的情感认同与自觉传承。当地民众并非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将火把节视为自身地域文化身份的标志，愿意在保持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创新。这种文化主体性是交融实践得以真诚发生、共生关系得以牢靠维系的情感基石。

（二）外部驱动：政策引导与利益协调

来自国家与地方层面的战略性政策引导与精密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优化曲靖火把节共生模式、保障系统稳定的关键外部力量，为曲靖火把节平稳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一方面，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顶层设计与“文旅融合”的产业发展战略，为火把节的当代转型提供了战略引领。地方政府通过非遗保护名录申报、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大型活动主办等方式，将火把节制度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展示地方形象、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平台。另一方面，曲靖火把节的互惠共生离不开对多元主体复杂利益的审慎协调。政府部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平衡者与规则制定者角色。通过规划火把节商圈、设置惠民摊位、监管市场秩序，力求让文化持有者、运营开发者、体验消费者都能在节庆经济中公平获益，形成利益共享的格局。同时，对公共安全、交通疏导、环境容量的周密安排，则是保障集体利益、维护系统稳定运行的底线。这种强有力的外部组织与协调，将火把节内在的文化热情有效导入了有序、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轨道。

（三）媒介催化：连接放大与反馈调节

在数字时代，以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已成为驱动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系统加速演化、实现动态优化的关键催化力量。媒介的首要作用是连接与放大。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平台打破了物理时空的边界，将一场地方性节庆瞬间推至全国乃至全球观众面前，极大地拓展了曲靖火把节的影响力半径与文化认同的潜在范围。这种连接不仅吸纳了海量的线上“云参与”者，更直接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系统规模增长的外部加速器。另外，媒介构建了一个实时、透明的反馈调节系统。网络上关于节庆体验的海量讨论、评价、二次创作，形成了关于活动效果、公众偏好与社会舆情的“数字镜像”。组织者、商家、文化传承者都可以从中即时捕捉到正向激励或负面反馈。这种即时反馈使得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系统具备了加速进化能力，能够促使各方在后续文化实践中对节庆内容、形式进行动态调适。因此，媒介已超越单纯的传播工具角色，它作为嵌入系统内部的神经传感网络与进化调节器，持续推动着曲靖火把节文化共生系统向更高效、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方向迭代发展。

五、结语

曲靖火把节生动展现了“交融”与“共生”如何在一个传统节庆的现代转型中辩证统一。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元共生单元、依托特定环境、并以节庆本身为核心界面的“文化共生系统”，火把节在仪式、经济、社会与媒介等多维实践中，将浅层的文化接触与利益交换，逐步深化为稳定、互惠、紧密的共生关系。这一过程由内在的文化自觉、外部的政策与市场力量以及媒介技术的催化共同驱动。曲靖的经验表明，成功的节庆转型不仅是文化的展演，更是复杂社会关系的精巧编织与协同进化。它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共生，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实践范本。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共生系统中各单元间权力关系的微观动态，以及数字化进程对共生模式的深层改造。

参考文献：

1. [1] Angela E, Douglas. Symbiotic Interac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 [2] 秦宗财.文化共生视角下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05):146-154.
3. [3] 邓廷良.火把节小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02):110-113.
4. [4] 罗曲.彝族“六月二十四”的连带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11):40-42.
5. [5] 申秀英,卜华白.中国古村落旅游企业的“共生进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一种分析[J].经济地理,2006(02):322-325.
6. [6]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01).
7.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文旅非遗发〔2023〕21号）[Z].2023-02-22.
8. [8] 刘红建,孙庆祝,陶荣兵.共生理论视角下我国城乡群众体育的统筹发展[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05):538-540+575.
9. [9] 李昕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内涵、目标及特质[J].理论月刊,2025(01):5-11+154.
10. [10] 马知遥,常国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学审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13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