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朝鲜王朝时期编纂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与《朴通事》，以其独特的历史与文献价值，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两部著作以高丽及朝鲜商人前往元大都（今北京）的商旅经历为叙事主线，不仅作为语言学习的实用教材，更如同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卷，真实而细腻地再现了元明之际中国的社会风貌、市井生活与语言习惯。尽管两部教科书皆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但在江南形象的呈现上仍存在不同，本文尝试通过爬梳两本汉语教科书原文，析出与江南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本，对比两本教科书中的江南形象异同。

一、前人研究

《老乞大》《朴通事》是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专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其一直是语言学界考察语言接触与历时演变的重要研究史料，在朝鲜王朝汉语教科书的既有研究谱系中，长期以来学界的关注焦点高度集中于语言学领域，研究路径多围绕教材的语言属性展开，形成了单纯以语言本体研究为核心的学术传统。然而，随着东亚文化交流史、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的深化发展，学界对此类教材的研究价值认知逐渐突破“单一语言载体”的定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科书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推动研究焦点从“语言本身”向“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形象和社会意涵”迁移。李玉（2025）以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为研究范围，探讨在此时代日本汉语教科书中的江苏形象，揭示当时日本社会对江苏的认知与理解，映照出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层结构与历史逻辑。闫仁举（2025）从区域国别学视角下提出了“东亚文学走廊”的相关概念，即以东亚文学走廊传播的典籍为基本内容，以汉文化为支撑，联通东亚各国的流动性、多层次且兼具时空属性的文化长廊。此外，有关江南形象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水韵江苏”的文旅品牌影响力在形象建构、传播以及价值延展层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较少有研究从历史角度对包括江苏在内的江南形象的建构展开专题研究。随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江南形象历时性建构的关注日益增强，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基础，尝试以这两部教材为核心文本，系统考察其中所呈现的江南元素及其整体形象。研究旨在揭示汉语教科书如何承载特定的文化形象与社会意涵，并进一步探析江南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建构过程与历史脉络。

二、《老乞大》与《朴通事》中呈现的江南元素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老乞大》《朴通事》中涉及江南有关的内容进行标注统计，初步可以发现涉及江南的内容以显性与隐性等不同形式在文本中体现，其中显性方式指文本中明确涉及江南地名，隐性方式指没有直接涉及地名，但相关人物、事物等与江南有关，初步可得到如下图1数据。

从统计数据来看，《老乞大》中共涉及83次与江南有关的内容，其中既有直接涉及江南地名的内容，也有通过物品等间接体现江南元素。其中，涉及的江南地名主要为“南京”“苏州”，共出现9次，其中涉及“苏州”地名时有两次以“苏州绢”的形式出现。除具体地名外，《老乞大》中的江南元素多数以相对隐性间接的形式出现，如江南作为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在文本中共出现了61次，占比74%，如“界地纻丝”“柳绿罗细褶儿”“茜红毡段蓝绫子”“青罗衣撒”“清水缎子”等，《老乞大》中出现较多丝织品名称的原因与其作为汉语教科书的属性不无关联，其作为汉语教科书需要涉及颜色教学，丝织品以及当时印染技术的发展使相关丝织品名称成为较好的教学语料。此外，文本中涉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内容出现了12次，占比14%，主要涉及针线、化妆品，如“绣针”“绵胭脂”“蜡胭脂”“密篦子”“水精珠儿”等，相关物件较为精细小巧，多产自江南地区，其中“大篦子”“密篦子”是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连云港东海县是“水精珠儿（水晶）”的重要产地。

从对《朴通事》的统计来看，其涉及相关的元素约有96次，略高于《老乞大》。本文尽可能以一致的标准对两本汉语教材进行统计，相较于对《老乞大》进行分类的“江南地名”“日常用品”“丝织品”外，在对《朴通事》的文本细读中“食物类”涉及的江南要素也较丰富，故单独列出。其中，《朴通事》涉及的江南地名除了“南京”“扬州”此类显性明确的类型之外，也有“江南”这种较隐性模糊的表达。文本涉及的丝织品占比68%，但数量上较《老乞大》更为精细化，如“明绿通袖膝栏绣”“鸦绿罗纳绣狮子”“五彩绣麒麟柳绿纻丝抹口”等做工精美的丝织品。文本涉及的日常用品与《老乞大》相似，数量及占比上相对较少，此外饮食类在《朴通事》中的表现较突出，如“蒸鲜鱼”“金橘蜜煎”“银杏煎”等相对隐性地能体现出江南的饮食特点。

三、《老乞大》与《朴通事》中的江南形象分析

从对两本汉语教科书的文本细读来看，“江南地名”以及“丝织品”是较集中体现江南元素的地方，且两者常同时出现，故在此对两本教材中涉及“江南地名”“丝织品”的部分进行详细解读。服饰方面，江南是古代丝绸、布匹的重要产地，在《老乞大》《朴通事》中多次提及了南京、苏州的丝绸、绫绢等，如：

（1）卖缎子的大哥，你那天青胸背、柳青膝栏、鸭绿界地云、鹦哥绿宝相花、黑绿天花嵌八宝、草绿蜂赶梅、柏枝绿四季花、葱白骨朵云、桃红云肩、大红织金、银红西蕃莲……这们的纻丝和纱罗都有么？

客人，你要南京的那，杭州的那，苏州的那？

大哥，南京的颜色好，又光细，只是不耐穿。杭州的经纬相等。苏州的十分浇薄，又有粉饰，不牢壮。你有好绫子么？

你要什么绫子？……我有……苏州绢、水光绢、白丝绢。

我只要大官绢、白丝绢、苏州绢……其余的都不要。

——《老乞大》

上述例（1）主要涉及丝绸的产地，商人和客人多次提及了南京、苏州的绢绫，可见当时的南京、苏州是当时丝绸绢绫的重要产地，且在品质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提及两地之外，也对不同产地丝织品的特点进行了描述。此外，也有如下描述：

（2）这缎子地头是那里的？

你说是“我识货物”，却又不识。这缎子是南京的，不是外路的。你仔细看，没些个粉饰，好清水缎子。……这缎子也买了。

——《老乞大》

例（2）中，在介绍缎子产地时着重强调产自南京，而非其他地区，并通过“我识货物”侧面证明了南京缎子的地位是上乘的，并重点强调是“清水缎子”，细化了南京丝织业的分布范围，即“清水缎子”主要分布于“清水塘”或“清水闸”（今南京市秦淮区一带）。此外，对话中卖家不允许买家讨价还价反映了当时“清水缎子”乃至产自南京缎子的市价较高、品质值得保障，不易被讨价还价。

（3）到冬间，界地纻丝袄子，绿绸袄子，织金膝栏袄子，茶褐水波浪地儿四花袄子，青六云袄子，茜红毡段蓝绫子裤儿，白绢汗衫，银褐纻丝板褶儿，短袄子，黑绿纻丝比甲。……又有纻丝刚叉帽儿，……又有天青纻丝帽儿，……都使大红纻丝缘口子。

——《老乞大》

在涉及四季服饰着装的表述中，“纻丝”是当时最贵重的丝织品之一，“织金”指在缎地上织入金线，是南京云锦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技艺，“界地”“水波浪地儿”“膝栏”“六云” 等都是复杂的织物纹样。上述文献中涉及的丝织品多产自江南，其中南京（集庆路）是官营织造“东织染局”的所在地，以生产顶级纻丝和织金锦（即云锦的前身）闻名天下。文中人物将“纻丝”和“织金”衣物作为在不同季节穿着的奢华服饰，正符合南京丝织品作为全国性奢侈消费品的地位。此外，上述文献中涉及的“罗”作为一种高级丝织品也与江南有密切关联，南京、苏州也是“罗”的重要产地。此外，与《老乞大》不同的是，《朴通事》并没有过多提及南京、苏州的丝织品，而提及的是扬州的绫子，例句如下：

（4）这杨州绫子满七托长……这柳黄绫染钱五钱半银子。五个大红绢，……五个小红绢，一两五钱。这鸦青绵绸六钱……都通染钱是五两四钱半银子。

——《朴通事》

例（4）主要涉及扬州的绫子及相关染色工艺，“柳黄绫”特指一种呈现鲜嫩柳黄色的绫罗，其价值在于它并非单一织物，而是扬州绫子这一地域名品与“柳黄”这一流行色彩的有机结合，直接印证了扬州在织造与染色工艺上已能实现标准化与精品化。文中提及的“鸦青绵绸”则展示了另一种深沉端雅的色系，说明其产品能满足从明丽到沉静的不同审美需求，反映了扬州丝织品类型的多样化，更揭示了其生产已形成针对不同市场需求的精细分工。

（5）这铺里有四季花段子么？

你要什么颜色的？

南京鸦青段子、葱白素通袖膝栏段子有么？

牙子道：“都有。”……牙青四季花六两银子一匹，葱白膝栏四两银子一匹。

你休胡讨价钱。……这牙青的五两银子，葱白的三两银子如何？

——《朴通事》

《朴通事》作为反映元明之际社会风貌的重要文献，其中对南京丝织品的记载值得关注，书中不仅提及了以“四季花”为纹样的南京织锦段子，更具体记载了“南京鸦青段子”与“葱白素通袖膝栏段子”等名目。这两种织物极具代表性：“鸦青”是一种深沉而富有光泽的藏青色，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染色工艺；而“葱白”则是一种极为雅致的浅淡青色，“通袖膝栏”更是贵族服饰中等级较高的纹样布局。这些记载，不仅印证了南京丝织品在色彩上的丰富多样，从浓重到浅淡均有涵盖，更从侧面揭示了其产品在织造技艺、纹样设计上均已达到极高水准，已成为当时备受推崇的时尚风向标。此外，在《朴通事》的部分文本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江南的某地或某物，而是通过整体描绘来构建一幅画卷式的江南风景，下面段落中直接涉及江南的元素并不多，但通过“酒”“琴”“范蠡归湖（与江苏无锡有关）”描绘了一幅较完整的江南风景画卷。

（6）你这金榜挂名的书生，那里想我这渔翁之味。我弃了这名利家筵，将一叶小渔艇，装载这酒、琴、鱼网，弹一曲流水高山，免我这锦心绣腹，潜入这水国鱼邦，披着这箬笠蓑衣，一任交叙风细雨。我援琴一张、酒一壶，自饮自歌，对着这水声山色，淡烟闲居；两岸青蒲红蓼滩边，缆船下网；或撑开入这荷国花城，忽生得清歌细舞之心。寻着这芦苇密处严头石崖，慢慢的将钩儿垂下水里去时，银丝钩破波纹，斩眼勾出个老大金色鲤渔来。渔翁之味万无迭，也不想李白摸月，也不学屈原投江，便是小太公，也不愿遇文王，我待学范蠡归湖。

——《朴通事》

四、《老乞大》与《朴通事》中的江南形象对比

《老乞大》《朴通事》中对江南形象的呈现反映了当时江南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形象。

（一）相同点

1.经济繁荣与商业中心形象

两书中均将江南描绘为物产丰饶、商业繁盛之地，文中多处提及当地盛产的丝绸、棉花等商品，凸显出该地区作为手工业重镇与贸易枢纽的重要地位。例如，文本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茶褐栾带”“大红织金”“黑绿天花嵌八宝”“明绿抹绒胸背”“四季花段子”“鸦青绵绸”等一系列色彩绚丽、纹样精美的丝织品名称。这些名称不仅反映出当时江南丝织品种类之丰富、织造工艺之精湛，也体现出染色技术和装饰手法的多样性与成熟度。从中可窥见，江南地区在原料生产、织造加工乃至纹样设计等方面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显示出丝织业及相关配套行业的高度繁荣，进一步印证了江南在全国手工业与商贸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2.交通枢纽与漕运地位

江南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枢纽位置，在《老乞大》与《朴通事》所描绘的图景中，南京、苏州等重要城市作为南北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凭借发达的漕运体系与密集的物流网络，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物资集散中心与重要经济枢纽。尽管原文并未直接描写丝绸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具体过程，但从两书对江南丝织产业繁荣景象的记述，以及对北方商人、朝鲜半岛商人与江南地区频繁交易的侧面反映，可以推断出当时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产品进入北方市场。由此不难推想，南方所产的丝绸，应主要经由京杭大运河这一交通动脉，北上流转，而江南沿河城市作为漕运关键节点，自然在这一跨区域物流网络中扮演了中转与集散的重要角色。

3.文化教育与人文荟萃

《老乞大》与《朴通事》作为反映近代东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汉语教科书，其中关于江南丝织品贸易的记载，不仅体现了其在商品流通中的实际地位，更在话语层面完成了从物质产品到文化符号的意义跃升。文本通过塑造商旅叙事，系统性地构建了江南丝织品在“质地坚韧”“工艺精良”等方面的卓越品质，并进一步赋予其“格调高雅”“样式清雅”的审美内涵。这一双重书写策略，使得江南丝织品不再局限于实用功能，而是被建构为一种承载身份认同与文化资本的“雅致奢侈品”，成为社会阶层区分与审美能力外化的重要媒介。

文本不仅直接印证了江南地区丝织产业在技术积累、生产组织与市场拓展方面所具备的雄厚经济基础，更折射出该地域在长期儒家教化、艺术积淀与文人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普遍性审美取向。江南作为历史上“人文渊薮”之区，其文化精英通过品味评判、消费实践与艺文论述，持续将物质产品纳入其生活美学的表达体系之中。丝织品因之成为地方文化气质与审美理念的物质载体，其消费行为也因而具备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区隔的双重意义。

（二）不同点

1.地域侧重点的差异

《老乞大》与《朴通事》作为反映元明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语料，均对江南地区有所记述，然而二者在地理空间的叙事建构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在《老乞大》中，江南地理意象的呈现具有明显的中心化倾向，其叙事焦点集中于“南京”“苏州”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核心城市，同时隐现“常州”“连云港”及周边地域，形成以江南政治与经济重镇为轴心的空间格局。这种建构方式强化了江南作为少数中心城市主导的区域形象。

相较之下，《朴通事》所构建的江南地理图景则更为多元与扩散。除“南京”“苏州”外，该书特别强调“扬州”作为丝织产业重镇的地位，并广泛纳入江南地区的“无锡”“南通”“常州”，以及中部与偏北地区的“泰兴”“徐州”等节点城市。此种叙事不仅拓展了地理覆盖范围，更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一条贯通北部—中部—南部的“区域走廊”。该走廊意象削弱了单一核心城市的绝对主导地位，转而呈现出一个多点支撑、网络联动的区域经济文化体系，从而在文本中建构出更具层次性与互动性的江南地域形态。

2.社会阶层描写差异

《老乞大》与《朴通事》在阶层书写上各有侧重，构成了互补的社会图景。《老乞大》聚焦于市井商贸，通过商旅往来与交易细节，相对间接地勾勒出江南商人、手工业者等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折射出民间丝织经济的蓬勃活力。而《朴通事》的视野则更为延展，它不仅描摹民众生活，更将笔触伸向文人、士大夫乃至官员等精英阶层，通过塑造其风流儒雅的形象，彰显了江南地域文化在官僚体系与士人群体中的深远影响力。例如在下述段落中的表述，较详细描绘了等级仪式较为严格的官僚体系。

（7）你哥除在那里？

除在南京应天府丞。

几时行？昨日去了。……比丞相争什么？车马、茶褐罗伞、银栲栳交椅、银盆、水罐、金瓜、古朵、金镫、钺斧、对对皂吏摆着四、五里喝道，大小官员、一行部从，那气像是气像。

——《朴通事》

3.事务描写侧重点差异

从文本来看，《老乞大》更侧重江南的“事务性”与“日常性”的描写，如书中以商人、旅客视角展开，注重江南在商品贸易、物流运输中的实际功能。例如，书中详细描写了商品交易过程，尽管这些过程并非直接描述江南的丝绸交易，但北方商人赴南方采购或南方商人将丝绸运至北方皆存在日常实物的交易过程。

但在《朴通事》中除了日常事务的描述外，也带有较集中的文化象征与政治地位的描述。例如在前文例（7）中叙述显著强化了南京形象的政治意涵，着力凸显其作为国家重要行政中枢的权威地位。文中通过描写“你哥”在南京应天府担任府丞时所涉及的官场礼仪与职责，生动折射出明代陪都制度下南京官僚体系的运作实态，进而坐实了其作为南方政治重镇的关键角色。与此同时，段落亦通过江南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文人雅集盛况的铺陈等细节，勾勒出一幅文教昌明、士人荟萃的文化图景。

如前述例（6）中涉及江南文人景象的描绘，文本中涉及“金榜题名”的书生形象，正是这一制度下士人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不仅为江南学子铺就了“学而优则仕”的晋升之阶，更在民间塑造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普遍价值认同。而文中渔翁“弃了名利家筵”的选择，恰恰构成对这种主流价值观的隐性对话，其“不羡李白摸月”“不学屈原投江”“不愿遇文王”的层层递进，实则暗含了对科举功名体系的疏离与反思。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渔翁形象超越了单纯的隐逸符号，成为江南士人复杂精神世界的投射——其“锦心绣腹”暗喻着深厚的文化修养，“自饮自歌”彰显着独立的人格追求，而“追随范蠡”的终极理想，则完成了从政治参与到文化自主的价值转向。这一形象的塑造，既反映了江南文教昌明所产生的文化自信，也揭示了在科举制度之外，士人寻求精神出路的另一种可能。上述文本中对江南政治意涵、文人景象的描绘彼此相互印证，共同建构并强化了南京作为兼具政治权威与文化引领功能的复合型中心城市的完整形象。

整体来看，尽管《老乞大》与《朴通事》两本汉语教科书均未对丝织品产业及其交易网络展开直接而系统的描写，而是以间接、场景化的方式呈现相关细节，但二者在叙事立场与内容侧重上仍存在明显差异。《老乞大》的叙述更倾向于反映市井阶层的生活实态，其内容多聚焦于民间市场的实际运作，如丝织品的现场交易、货币兑换、价格商议等具象场景，体现出鲜明的民间性与实务导向。相比之下，《朴通事》则更注重丝织品在社会文化层面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常将其置于礼制馈赠、官场交往或士人雅集等语境中加以呈现，从而凸显出丝织品在身份表征、政治交往与文化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出更强的文化政治属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作者不同的编撰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明代社会不同阶层对物质文化的认知与使用方式的区别。

4.饮食部分的强调程度差异

《老乞大》与《朴通事》中对饮食方面的侧重有所不同，《老乞大》中基本没有涉及对江南饮食的描述，而在《朴通事》中则提及了较多有江南特色的地域美食，如“三鲜汤”“金橘蜜煎”“银杏煎”“蒸鲜鱼”等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饮食：

（8）如今抬卓儿上汤着。……第四道三鲜汤，第五道五软三下锅……。

（9）茶博士们问：“客官人们吃什么茶？”先吃甜的金橘蜜煎、银杏煎，再将凉酪来。

（10）前面一遭烧鹅、白炸鸡、川炒猪肉……、蒸鲜鱼……。

除了上述对饮食的直接描绘之外，文中亦散落着如“稻熟蟹肥鱼正美”“有酒有花”一类表达。这些词句虽未具体罗列江南的饮食名目，却通过勾勒丰收时节鱼蟹肥美、稻谷飘香的田园画卷，以及“有酒有花”所传递的闲适雅趣，构建出一种清丽婉约、含蓄蕴藉的美学意境。这种意境不仅呼应了江南水乡的物产丰饶，更映照出江南地域文化中追求生活艺术与精神享受的独特气质，从而在景象与情感的交融中，勾勒出一幅深具江南风韵的生活图景。

（11）一望成名……我在村里，稻熟蟹肥鱼正美，满山果子以为食，堂上挂佛端然坐。

（12）古人道：有酒有花，以为眼前之乐；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

五、《老乞大》与《朴通事》中江南形象建构对当下发展的启示

（一）传统商贸形象的当代产业升级启示

《老乞大》《朴通事》作为高丽商人对元贸易的汉语教科书以及实用指南，其记载的商品流通场景为江南传统商贸形象提供了核心佐证。书中明确将苏州、南京列为织金缎子、清水织金绒等高端纺织品的核心产地，“服地”概念的异文考证更凸显南京在元代商贸体系中的标杆地位，与“外路”产地形成品质分野。这种以核心城市为枢纽、以精品制造为支撑的商贸格局，揭示了江南自古以来“产地即品牌”的发展基因。对当下而言，这一历史形象启示江南在产业升级中需坚守双重逻辑：一方面，延续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制造业优势，推动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定制、文化赋能转型，重构“苏作精品”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借鉴元代“跨域流通网络”经验，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依托，打造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商贸枢纽，将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链整合优势，实现从“商品输出地”到“产业生态主导者”的升级。

（二）跨文化互动中的区域形象建构启示

《朴通事》与《老乞大》的场景设定与商品记载，暗含江南文化在跨文化互动中的渗透路径。《老乞大》中苏州织品成为高丽商人辨识品质的参照标准，可见江南文化始终以“创新”的姿态参与区域互动。这种历史形象为当下江苏的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对内融合中，应激活“饮食互鉴”“技艺跨界融合”的传统智慧，推动吴文化、金陵文化与江淮文化的深度共生，构建兼具地域特色与包容性的文化标识；在对外交流中，可依托古代“丝路贸易+文化传播”的双重遗产，将非遗技艺、饮食文化等具象载体与现代传播媒介结合，打造如“元代苏锦”般具有辨识度的文化IP，让区域文化形象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价值增值。

（三）民众生活活力与人文经济学实践启示

《老乞大》与《朴通事》所描绘的江南形象，不仅限于商贸活动，更延伸至繁荣、精细的市井生活与文化氛围之中。这种由商业繁荣所滋养的社会生活形态，体现了一种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这为当下江南，特别是探索“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的重大课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它启示我们，现代经济的发展不能仅是GDP增长，而应是与经济繁荣共生共荣的社会文化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江南地区应自觉地将这种历史智慧运用于“人文经济学”的当代实践，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大力保护和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繁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营造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环境，最终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新图景。

六、结语

本文以朝鲜王朝时期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与《朴通事》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中所呈现的江南地域元素，通过对文本的系统梳理与细部分析，将一条长期隐没于宏观叙事中的“区域文化走廊”加以突显与重构。研究表明，尽管江南形象在两书中并未以独立章节呈现，却仍通过地名指涉、物产叙述与空间意象等方式，被相对系统且特征鲜明地建构出来。文本中多次直接或间接出现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名，不仅反映出江南城市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更指向其作为丝织业中心的商业化与产业化高度，呈现出区域内部商品流通活跃、市镇繁荣的经济景观。具体对比两部教材中的江南形象的异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相同点来看，两本教材通过重点描述江南的丝织产业，塑造了江南经济繁荣与商业中心形象、交通枢纽与漕运地位、文化教育与人文荟萃。

从不同点来看，两本教材在地域侧重点、社会阶层描写、事务侧重点、饮食层面存在不同。在地域方面，《老乞大》呈现的江南地理意象呈现较明显的中心化倾向，即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朴通事》呈现的图景更为多元，除强调“南京”“苏州”外重点强调了“扬州”作为丝织产业重镇的地位，建构贯通北部—中部—南部的区域走廊。在社会阶层描写方面，《老乞大》聚焦于市井商贸，侧重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朴通事》的视野更为延展，其不仅描摹民众生活，更将笔触伸向文人、士大夫乃至官员等精英阶层。在事务侧重点方面，《老乞大》侧重日常事务描写，《朴通事》除日常事务描写外，也有对江南文化象征与政治地位的集中描述。在饮食方面，《朴通事》对江南地区饮食的强调明显比《老乞大》更突出。

整体而言，江南在文本中被塑造为一个复合型的象征性空间：它既是高端丝织品与其他物产的重要产区，也是文化权威与生活风尚的策源地；既是以南京为代表的繁华都市符号，也是一条以江南核心城市为轴带、勾连中国与域外汉文化圈的区域走廊。这一形象建构，一方面根植于明代中国“财赋出于东南，金陵为其会”的社会经济现实，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深刻体现了朝鲜王朝在“慕华”思想与实用主义外交策略双重影响下，对中华文明进行的文化选择与意义重构。

对当时的朝鲜汉语学习者而言，江南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一个被高度理想化的“文化他者”。它象征着中华文明中最为富庶、精致与令人向往的面向。掌握与江南相关的语言表达与背景知识，因而不仅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习得，更是一种对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文化体认与精神趋近。《老乞大》与《朴通事》中关于江南的叙述，因而不仅是地理信息的传递，更是朝鲜视角下对中华文明的选择性接纳与象征性重塑。此类文本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江南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特殊地位，也为理解前近代时期东亚世界的文化流动、知识传播与认知建构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此外，对当今的经济发展，如传统商贸形象的当代产业升级、跨文化互动中的区域形象建构、民众生活活力与人文经济学实践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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