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南作为中国历史上兼具地理边界与文化标识的独特地域概念，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始终贯穿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从六朝“烟水江南”的清丽意象，到明清“富庶繁华”的经济标杆，江南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本载体中不断被丰富与重构。在东亚文化交流圈中，江南形象更是成为外域群体认知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而朝鲜王朝作为与中国明清王朝保持密切宗藩关系的国家，其对江南的认知主要通过官方朝贡、民间贸易及语言文化习得等途径实现，其中司译院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汉语教科书《华音启蒙谚解》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系统梳理《华音启蒙谚解》中建构的江南形象，分析其构成元素、内在特质与建构策略，从而揭示在东亚传统秩序面临转型的前夜，朝鲜通过汉语教科书这一独特媒介，如何理解、想象并重塑“他者”文明的核心地域，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隐含的自我定位与文化心态。

一、前人研究

《华音启蒙谚解》作为朝鲜李朝后期编纂的一部汉语会话教科书，是对《华音启蒙》正文所作的谚解，由司译院译官李应宪编纂而成。学界对其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语言本体与文本特征的考察，二是教科书史与编纂脉络的分析。

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已有成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岳辉（2006）通过语音、词汇的细致比较，指出该教材反映的是19世纪末的北京官话系统，此观点为张美兰（2010，2011）所进一步支持与细化。张美兰（2011）特别注意到教材中夹杂的非标准表达，认为其体现了朝鲜学习者在掌握北京官话过程中形成的“中介语”特征，提示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中需关注语言混杂性背后潜藏的文化过滤与认知差异。语法研究上，刘静（2007）考察了连动句、兼语句、“把”字句等常见句式。姜镕泽（2024）则聚焦于教材中独特的朝鲜语句尾形式，揭示了编者在汉朝对译时为适应母语者习惯所采取的创造性策略。用字方面，柳玉宏（2011）系统梳理了异体字、俗字的使用情况，这些文字现象直接关系到文本的准确释读，尤其是地名、物产名等具体词汇的理解，也为后续的形象建构研究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在教科书史与编纂研究方面，朴京淑（2000）从教育史视角出发，探讨了朝鲜汉语教学的目标、机构（如司译院）及教材选用机制，指出其根本宗旨在于培养实用的对华外交与商贸翻译人才。刘春兰（2010）通过对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阶段梳理与研究综述，为本研究定位《华音启蒙谚解》在教材系谱中的位置提供了清晰的学术参照。岳辉（2011）进一步通过历时比较指出，朝鲜汉语教材的内容经历了从早期旅行指南、商贸手册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描绘的转向。这一“从语言工具到文化载体”的演变，使得《华音启蒙谚解》这类后期教材承载了远超语言交际功能的文化内涵。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在语言本体分析与教材编纂史梳理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为理解《华音启蒙谚解》的语言性质、教学功能与历时定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成果多集中于语言形式与教学实用层面，对教材文本内部所蕴含的国家形象、地域文化观及他者表征等更深层的认知结构与文化意识，尚未展开系统探讨。因此，本文将在吸收前人语言与编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于《华音启蒙谚解》所建构的江南地域认知，通过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探讨其表述特征、叙事倾向与文化逻辑，以期揭示该教材在语言教学功能之外，作为文化媒介与认知图式的深层意义。

二、《华音启蒙谚解》中的江南元素

在对《华音启蒙谚解》中江南元素进行梳理之前，需要对“江南”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江南”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地域概念，其地理范围与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本文以清代中晚期地理范围的江南为界，对文本进行归类解读。需要说明的是从地理范围来看，清代中晚期的江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而是一个以文化特质为核心的地域集合体。其核心范围涵盖今天的江苏、浙江两省的核心区域，具体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同时辐射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等与核心区域文化特质相近的地区，即通常所说的“江浙核心区及周边文化辐射带”。这一地理范围的界定，既符合清代“江南”的普遍认知，也与《华音启蒙谚解》例句中提及的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浙江等地域指向高度契合。经文本细读，《华音启蒙谚解》中提及的江南元素有34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层次	地名	频次	比重（%）
城市	南京	5	14.71
	苏州	3	8.82
	上海	8	23.53
	松江	1	2.94
	杭州	2	5.88
	绍兴	1	2.94
省份	安徽	1	2.94
	江苏	3	8.82
	浙江	3	8.82
整体	整体形象	7	20.59
总计		34	99.99

从上述分布图示来看，《华音启蒙谚解》中呈现的江南形象可分“城市”“省份”“整体”三部分进行分类，具体来看，尽管《华音启蒙谚解》侧重于对北方风物进行刻画描写，但相对而言，置于“背景”的江南仍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其中在具体的地名引用中，城市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城市名的引用为20次，占总频次的58.82%，这证明了教材在建构江南形象时，高度依赖具体、知名的都市作为认知锚点，而非模糊的区域概念。

从具体城市来看，上海（8次）、南京（5次）、苏州（3次） 三地的出现频次达到了16次，占城市总频次（20次）的80%，占总频次的47.06%。这表明文本中的江南形象，近乎是由这三大都市合力定义的。其中，清代中晚期的上海已逐渐凸显出其重要的经济中心地位，其逐渐成为理解江南乃至中国近代性的首要窗口和最强烈的意象来源。

从具体省份来看，江南核心区域的江苏、浙江两省在文本中各自出现了3次，频次并列且显著，共同构成了江南地理叙事的主体框架，在江南形象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地处江南边缘的安徽（尤其是东南部），作为地理与文化上紧密相邻的区域，也在教科书中被适时提及，这从空间关联的维度进一步延伸和充实了江南的地理轮廓，说明了教材在建构地域形象时，不仅聚焦于核心区的典型风貌，亦兼顾了其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自然延伸与文化辐射范围。

从整体性叙事来看，文本在建构江南形象时，并未完全拘泥于具体地名，而是频繁运用了更具概括性与意象性的整体指代方式。例如，“江南的好处”“两江总督”“我们南方要紧所用的东西”等表述，皆以模糊而整体的概念，将江南抽象为一个功能统一、特征鲜明的文化地理单元。这类表述在文本中总计出现7次，其相对较高的频次（占总地名指代频次的20.59%）清晰表明，编撰者在有意识地塑造并强化“江南”作为一个超越具体府县、具有内在统一性与独特文化地位的整体性区域意象。这种策略不仅便于学习者形成宏观认知，也映射出在朝鲜知识界的普遍观念中，江南已然是一个高度符号化、具备稳定内涵的文化象征。

三、《华音启蒙谚解》中的江南形象分析

（一）人物元素：多元阶层的身份缩影

书中的江南人物元素涵盖官员、文人、普通百姓等多个社会阶层，通过人物的身份、行为与语言，展现了江南社会的阶层结构与群体特质，具体可分为三类：

其一，仕途顺遂的官员群体。文本中多次提及江南出身的官员，既有“原籍浙江的人，才到三品顶戴咧”的中高级官员，也有“江南苏州府人，现任北京礼部里郎中”的京官，更有“做过一省的总督”的地方高官与“升咧南京的学院，拔出多少人才”的教育官员。上述官员形象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仕途通达，如苏州府王某“十五岁上就考童生，十六岁会过咧乡试，十八岁登了进士，十九岁做过京城里通判，二十一岁升咧唐山县的知县，今年二十五岁”，短短十年间从科举考生晋升为知县，展现了江南官员的晋升速度；二是资本雄厚，如南京出身的总督“银钱宽大些儿，把几万两的银子都存得义丰号里”，即便因贪腐获罪仍能“拿钱换命”，间接反映了江南官员群体的经济实力；三是江南官员形象多与南京关系密切，展现出南京作为政治与文教的传统中心，象征着传统的王朝权力、官僚体系和文化管理。

其二，积极应考的文人群体。文本中对江南文人的科举活动有着细致描绘，核心围绕“进京赶考”这一核心场景展开：“他们是打上海来的，听说是进京赶考去咧”“他是打上海来的，其那年在本省中咧举人，今年要往京里考会试去”。这些描述不仅明确了江南文人的科举路径，更通过“再三再四恳求我，同他一块儿去考”的细节，展现了江南文人对科举的重视与积极进取的精神特质。

其三，见多识广的普通百姓群体。例句中塑造了具有江南地域特征的普通百姓形象，如“听他口音是好像南京的人”的大汉，“头戴一顶绒边縀子帽，身穿一件毛蓝布的袍子，腰系一条贵州紬带子，足登一双绣边布鞋，手拿一块石头，自言自语：‘像这样大地方，没有一个识货的，真是可惜了’”。这一形象虽身份普通，却展现出“识货”的特质，暗示了江南百姓因商业发达而形成的开阔视野；此外，“我打王京上咧火轮船……用不了几天工夫到上海咧”的旅行者，通过其旅行经历，间接展现了江南与外界的密切联系。

（二）城市元素：繁华与枢纽的双重表征

《华音启蒙谚解》中提及的江南城市主要包括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四座核心城市，通过对城市风貌与功能的描绘，突显了江南城市的繁华特质与交通枢纽地位。其中，此时的上海作为经济金融中心的面貌逐渐浮现，例如：

（1）“这上海市好大去处……那三市六街买卖门面，没有法儿说道。咳有多高的楼上演起戏班子，唱的唱，吹的吹，打的打，又有穿花过柳王子公孙们，也有跑马耍顽意儿的，也有坐船行令哈酒的，四通五达之路人来人往，担的挑的，拉的推的，像这样热闹的寔在好看咧。”

例（1）通过旅行者的视角，生动展现了上海商业繁荣的景象，而此时上海已出现了银号此类带有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机构，体现了开埠后上海作为新兴金融枢纽与现代商业文明窗口的角色特质，例如：

（2）“你这票是打那里来的？我打上海银号里会来的。有多少数么？好上万数来的银子咧”“万一他不付这个银子，就我再到上海本铺里能要得来。”

苏州与杭州的形象核心是“景致优美的文化名城”。例句中虽未对两座城市进行直接的全景描绘，但通过“三月里，红的是花，绿的是柳……像咱们苏杭地方一般一样”的类比，以及“又提我们那边西湖上的景致，一笔难画”的直接赞叹，将苏杭与“桃红柳绿”的优美景致紧密绑定，强化了“苏杭景致甲天下”的认知；同时，“江南苏州府人，贱姓王啊”的表述，也暗示了苏州作为江南文化核心区的身份。

南京的形象则兼具“官场文化中心”与“繁华都市”双重属性。例句中提及南京是官员的重要任职地，如“那个时候儿有一个南京的人，他做过一省的总督”“那徐大人……以后升咧南京的学院”“我们老大人是去年升咧两江总督”，凸显了南京的官场文化地位；而“这北京城……连南京也比不上这里咧”的对比表述，虽以北京为参照，却从侧面印证了南京的繁华程度。

（三）物产元素：丰饶与优质的物质载体

《华音启蒙谚解》中涉及较多江南物产元素，主要涵盖酒类、食品、手工业品、药材等多个品类，通过对各类物产的列举与描述，展现了江南物产丰饶、品质优良的特质，具体例句如下：

（3）卖的甚么酒？绍兴黄酒、乾白烧酒、五加皮、玫瑰露、壮元红、翰林春、史国公、各样酒都有咧。

（4）这是便易酒饭，没有甚么可口的，不过是西洋葡萄酒，安徽的竹笋，杭州的柑子，玉田的火腿，松江的鲈鱼，没有甚么山珍海味。你却别嫌粗，请用一用罢。咱们化个拳打个赌，你羸（赢）我输，多哈两钟酒才好。

（5）这是英国来的。好奇妙的狠。钟里有一个雀儿，按着一天的时辰呌唤，钟一响他也呌一声儿，真是奇怪的顽意儿。你们那边也讲究这些个古董么？怎么不讲究？都是甚么？ 玉器、玛瑙、翡翠、水晶、墨晶，连各样古董都有咧。

（6）当中站着一个大汉，听他口音是好像南京的人，头戴一顶绒边縀子帽，身穿一件毛蓝布的袍子，腰系一条贵州紬带子，足登一双绣边布鞋，手拿一块石头，自言自语：“像这样大地方，没有一个识货的，真是可惜了。”

例（3）中涉及江南的酒类物产，直接列举了江南酒类的典型代表“绍兴黄酒”，而状元红、翰林春等酒名则与江南的文教传统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江南文教兴盛、物产丰富的双重特质。例（4）中直接提及了“安徽的竹笋，杭州的柑子，松江的鲈鱼”，这类物产被纳入“便易酒饭”的场景，以“没有甚么山珍海味”的自谦表述反衬其品质优良，反映了此类江南物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性与高品质。例（5）介绍了江南手工业品与古董类物产的发达程度。绫罗绸缎、阔长大布是江南传统纺织业的核心产品，而各类玉器、古董反映了江南的工艺水平与文化底蕴，其中苏州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玉器产地，形成了著名的“苏作”玉雕流派。玛瑙、水晶也与江南高度关联，浙江浦江出产“浦江战国红玛瑙”，江苏海东市享誉世界的“水晶之都”。同时，“你们那边也讲究这些个古董么？怎么不讲究？”的对话，突显了江南对古董文化的重视。例（6）中虽没有直接介绍江南物产，但通过这位“大汉”的穿戴不难发现其身着的丝织品是较传统典型的江南织物，侧面反映了江南自古以来发达的丝织产业。

（四）文教元素：科举与育才的文化核心

《华音启蒙谚解》中的江南文教元素主要围绕科举制度与教育机构展开，通过对文人科举经历与教育机构功能的描述，凸显了江南文教兴盛的特质：

科举制度是江南文教元素的核心载体，例句中对江南文人的科举路径与成就有着细致描绘：从报考层级来看，涵盖“考童生”“中乡试”“考会试”“登进士”的完整科举链条；从成就来看，江南文人展现出“年少成名”的特质，如苏州府王某“十五岁上就考童生，十六岁会过咧乡试，十八岁登了进士”，二十五岁便已升任知县；从参与度来看，江南文人对科举有着极高的热情，不仅“打上海来的，听说是进京赶考去咧”，更会主动邀请他人同行赴考，“他再三再四恳求我，同他一块儿去考”。这些描述共同构建了江南文人“积极应考、年少得志”的群体形象。

教育机构则体现了江南的育才能力，例句中提及“那徐大人……以后升咧南京的学院，拔出多少人才，为国报忠”。南京的学院作为官方教育机构，其“拔出多少人才”的表述，直接印证了江南教育机构的高水平育才能力；而徐大人从科举成名到担任学院官员的经历，也形成了“科举成才—投身教育—培育新才”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江南文教兴盛的形象。

四、《华音启蒙谚解》中江南形象的建构策略

通过对《华音启蒙谚解》相关例句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建构了江南物产丰饶、文教昌盛的繁荣景象，而相关形象的建构则通过作者一系列精妙的叙事与修辞，将上述多个形象编织在一起。

（一）物质清单的枚举策略

《华音启蒙谚解》通过枚举法列举江南物产：“绍兴黄酒、乾白烧酒”“绫罗紬缎、阔长的大布、洞庭的橘子……”“玉器、玛瑙、翡翠、水晶、墨晶”。列举策略看似琐碎，实则是一种强大的修辞策略，其不仅符合汉语教科书的教学目的，也通过量的积累，营造出江南物产丰饶的总体印象。

（二）空间并置与对比策略

《华音启蒙谚解》中以北方见闻为主，江南的描写处于相对背景的位置，而正是在前景—背景的空间并置与对比中巧妙地显现了江南的特点。在人物对话中，北京是“天底下也能有得了么”的热闹皇都，但紧接着便说“连南京也比不上这里咧”。这种比较将南京置于皇都之下的全国第二位置，确立了其次级中心地位。此外，这种对比是双向的：北京代表政治权力的终极核心，而江南则代表文教、财富与精致生活的典范，两者构成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与张力，共同构建了朝鲜学习者心中有关中国的空间图谱。

（三）人物对话的证实与强化策略

《华音启蒙谚解》中关于江南的正面描述，几乎全部通过人物对话中的直接赞扬、反问与确认来完成。例如：“文才人物也出在南边，土产的宝物也是不少……讲的狠好。教人越听越好。我们外方的人，想去也去不了。若是到那里瞧一会，就一辈子不想回家。”文本通过陈述事实与听者反应的强化此类“陈述+赞叹”的模式，模拟了社交场合中对某一常识的确认过程，极具说服力。讲述者的“江南人”身份（如苏州府王姓者）与听者的“外方人”身份，构成了内部知情者与外部向往者的关系，天然地赋予了描述以权威性和吸引力。

（四）移动视角下的动态呈现策略

《华音启蒙谚解》中的江南形象并非静态展示，而是通过人物的移动被动态“发现”和“体验”。“打上海来的”赶考者、“到咧上海住几天”的旅行者，以及计划“贩珠宝去”广东的商人，他们的行程都以江南为关键节点。这种移动视角使得江南成为一个被不断抵达、穿越和利用的活性空间。学习者在跟随这些虚拟人物移动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江南地理位置的认知，并体验了其作为交通枢纽与机会之地的功能，尤其是火轮船的引入，将江南置于近代全球交通工具的网络之中，暗示其不仅是中国的江南，更是面向“外洋”的、处于变革前沿的江南。

五、结语

《华音启蒙谚解》作为朝鲜王朝司译院编纂的汉语教材，其建构的江南形象是功能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体。从教学功能看，一个富庶、文明、充满机遇与故事的江南，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极具吸引力和实用性的语境，激发了学习者的兴趣。从文化认知看，这一形象深刻反映了朝鲜王朝晚期知识精英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江南是其文脉所系、财富所聚、风雅所钟的核心区域，是中华“天下”中仅次于京师的文明极地。

这一形象并非对地理江南的简单复刻，而是经过了司译院编者基于朝鲜的需求、已有的“燕行”知识以及时代变迁的感知而进行的选择性重构。它过滤并放大了江南文教、物产、商业等特质，同时将其纳入与北京对比的秩序框架中予以定位。在19世纪末东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教材中对上海“火轮船”与“银号”的关注，也透露了朝鲜对中华文明内部正在发生的近代化变革的敏感察觉。

因此，《华音启蒙谚解》中的江南，既是一个用于语言操练的“文本情境”，也是一个凝聚了朝鲜对华认知的“文化镜像”，更是一个在传统秩序松动前夜被再次确认与想象的“他者典范”。对其形象建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该教材的深层文化内涵，也为探讨东亚近代转型期知识传播、相互认知与文化想象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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