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国内，中国哲学研究大致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以西释中”路径，该范式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来阐述中国哲学史料；二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阵营，以“心性之学”为核心，凸显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三是近年来兴起的“重写中国哲学史”潮流，以杨国荣、陈来等人为代表，主张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与范畴系统，注重文献考据与思想义理的结合。在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形成了两条路径：一是以安乐哲、郝大维为代表的比较哲学取向，反对将中国哲学硬塞进西方哲学的框架，倡导通过“互为主观”的对话方式，揭示中国哲学独特特质；二是以孔汉思、杜维明为代表的文明对话取向，着眼于儒家思想的近代性与普遍价值，推动全球伦理的建构。总之，尽管国内外研究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对中国哲学天人关系、心性修养的整体脉络把握不够；二是对诸子思想的内在关联及其历史演变缺乏动态分析；三是在传统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上，缺乏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本文借助文献考证与义理阐释的双重方法，既考辨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又挖掘思想命题的时代价值，从而凝练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与价值核心，为其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一、先秦奠基：百家争鸣与核心范式确立

先秦作为中国哲学的轴心时代，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与礼制崩坏激发了百家竞起、思想交锋的局面，孕育出儒、道、墨、法、名、阴阳等主要学派，从而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式。

儒家：仁礼合一的人文精神

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仁”与“礼”为核心范畴。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并将“仁”界定为“克己复礼”的道德自觉，强调通过孝悌、忠恕等伦理规范来维系人伦秩序；同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试图以恢复周礼来重整社会秩序。孟子承续孔子学说，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将“仁”由外在伦理规范提升为内在心性本体，主张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路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荀子则反性善而倡导“性恶论”，强调“化性起伪”（《荀子·性恶》），主张通过后天的学习与礼仪教化改造人性，并重视礼与法的结合，形成了更为务实的社会治理思想。

墨家：兼爱非攻的功利主义理念

由墨子开创，其核心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反对儒家的差等之爱，主张无差别的博爱精神。针对战国时期的兼并纷争，他提出“非攻”，明确反对侵略与掠夺。在社会治理上，主张“尚贤使能”，打破血缘世袭的局限，以才能作为选官标准；“尚同”则强调天下百姓服从天子，通过统一思想与意志来维系社会秩序。墨家思想注重实用效用与社会公平，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其“兼爱”理念因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现实条件而难以落实，至汉代后逐渐式微。

法家：法、术、势的治术传统

法家秉持严刑峻法的法治理念，代表人物包括商鞅、韩非等，核心思想为“法、术、势”。商鞅强调“法”的至高地位，主张以法治国，通过严明的刑罚规范民众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申不害偏重“术”，即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慎到则突出“势”，即君主的绝对权威。韩非将三者融合，提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而构建了系统化的法治理论。法家思想契合战国时期实现统一的历史需求，成为秦朝的治国纲领，但因过于严苛而导致秦二世而亡。自汉代起其学说逐渐与儒家思想交融。先秦诸子的思想交锋不仅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根基，也塑造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注重心性修养的人生观及多元价值取向，为后世哲学发展提供了核心范式。

二、汉唐整合：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汉唐时期乃中国哲学的整合阶段。儒家在吸收道家与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统地位。汉代儒学以“天人感应”与“纲常伦理”为核心。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使儒家思想跃升为官方思想。董仲舒融合儒家伦理与阴阳家宇宙论，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与人彼此呼应，君主施政当顺承天意，否则将受天谴。他同时构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仁、义、礼、智、信”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汉代儒学将儒家理念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实现了“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然而这一融合也使儒学趋于僵化，渐失先秦时期的批判锋芒。

三、宋明深化：理学与心学的精密建构

宋明时期乃中国哲学的鼎盛期。理学（程朱理学）与心学（陆王心学）的出现，使中国哲学的理论架构更趋精密，构建起以“理”与“心”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体系。

程朱理学：理本气末的客观唯心主义

程颢、程颐提出“理”乃万物之本源，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二程遗书》卷二上），“理”为客观存在、永恒不变的法则。朱熹承继并系统化二程学说，认为“理”与“气”是构成宇宙的两大基本要素，“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理”为本体，“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在人性论上，他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纯善无恶，后者有善有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即通过研究事物的道理来认识“天理”，实现道德的完善；在社会治理方面，则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程朱理学自南宋起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陆王心学：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陆九渊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杂说》），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内在于人的本心，强调通过“发明本心”，即内心的自省与觉悟来认识“理”。王阳明承续并深化陆九渊的思想，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主张。他认为“良知”是人人具有的道德本能，“致良知”就是将内心的良知推广至万事万物；“知行合一”则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中），反对脱离实践的空谈。陆王心学突出人的主体性与道德自觉，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实学思潮：经世致用与批判传统

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核心，带有鲜明的批判思潮。面对程朱理学的僵化与社会危机的加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抨击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提倡切实有用的学问与社会治理之道。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蕴含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王夫之则创立“气一元论”，反对程朱理学的“理本气末”，认为“气”是宇宙的根本，“理在气中”，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并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深化了知行关系的探讨。实学思潮不仅推动了学术向务实方向发展，也为近代中国哲学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近代转型：中西会通与思想革新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西学东渐的冲击，中国哲学陷入“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困境，传统哲学由此开启向现代哲学的转型历程。

洋务派与维新派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的伦理纲常与政治体制为根本，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封建统治。维新派则突破了这一框架，康有为、梁启超等将儒家思想与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理念相融合。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重塑孔子的改革形象来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撑；梁启超倡导“新民”思想，主张通过思想启蒙培养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激烈批判封建礼教与传统哲学，提出“打倒孔家店”，倡导白话文与新文学，推动了思想解放。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化倾向进行反思，尝试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重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从而形成现代新儒家学派。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视为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主张中国文化应“调和持中”，在吸纳西方文化优点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质。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则聚焦儒家“心性之学”，构建“新心学”“新理学”等理论体系，试图通过“返本开新”的路径，使儒家思想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十月革命的炮声为迷茫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积极传播与理论践行，这一科学思想逐步挣脱教条束缚，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交融。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既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怀特质，又突破了旧哲学的局限，构建起系统的哲学根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哲学注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世界观与方法论，推动其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更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与创造性融合，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引，让中国哲学在回应时代课题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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