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993年出版以来，余华的《活着》以其冷峻的叙事笔调、厚重的生命主题与深刻的人性思考，不仅在国内文学界占据重要地位，更通过翻译传播走向世界，成为被译介最广泛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以徐福贵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时期，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中，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与存在的价值。这种兼具民族性与普遍性的文学特质，使其翻译既面临着文化负载元素传递的挑战，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的英译本To Live于2003年由Anchor Books出版，是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活着》译本之一。作为美国知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与文化研究者，白睿文兼具深厚的汉学素养与敏锐的英语文学感知力，其翻译作品以“传递原文意境与情感”为核心，在忠实原著与顺应目标语文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平衡。该译本不仅获得了英语读者的广泛认可，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成功范例，为后续同类作品的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顺应论

（一）顺应论理论基础

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由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于1999年提出，是语用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该理论指出，语言的使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需根据交际语境（包括物理语境、社交语境、心理语境）与语言语境，从语言系统的变异性资源中进行商讨性选择，最终实现交际目的的顺应性达成。顺应论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变异性（语言具有可供选择的多重表达形式）、商讨性（选择过程是灵活协商的，而非机械固定）与顺应性（选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交际需求）。

（二）顺应论的核心观点

维索尔伦在《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系统阐述了顺应论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变异性（variability）。变异性是指语言系统本身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表达形式，这些形式涵盖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各个层面。语言的变异性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是顺应的前提条件。在翻译中，源语的同一表达往往可以对应目标语的多种翻译形式，译者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变异形式中选择最适合特定语境的表达。

第二，语言的商讨性（negotiability）。商讨性是指语言选择过程并非机械固定的，而是一个灵活协商的动态过程。语言使用者在选择语言形式时，需要根据具体的交际情境、交际对象与交际目的进行权衡与调整，而非遵循固定的规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在源语忠实与目标语顺应之间进行商讨，既要传递原文的核心意义与风格，又要满足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

第三，语言的顺应性（adaptability）。顺应性是顺应论的核心，指语言使用者通过不断选择语言形式，来满足交际的需要，实现交际目的。顺应的对象包括语言语境（如语言的语法规则、词汇系统、语篇结构）与交际语境（如社交场合、文化背景、交际者的心理状态）。在翻译中，译者的顺应性选择体现在语言形式的调整、文化内涵的转换、交际方式的适配等多个方面。

二、《活着》及译者白睿文概况

（一）《活着》的主题内涵与文学价值

《活着》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农民徐福贵坎坷的一生。福贵原本是地主家的少爷，因沉迷赌博输光家产，沦为贫苦农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变革，先后失去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最终只剩下年老的自己与一头老牛相伴。小说以冷静克制的叙事笔调，将个人命运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展现了生命在苦难中的韧性与顽强，探讨了“活着”本身的意义——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或逃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坚守生命的本真，在无常中保持对生活的敬畏。

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特的叙事风格，小说采用平实直白的语言，避免了复杂的修辞与华丽的辞藻，却具有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二是深刻的生命主题，通过福贵的人生经历，展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强、命运的无常与人性的光辉，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遍性；三是历史与个人的交织，小说以个人命运为线索，间接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这些特质既成就了《活着》的文学地位，也为其跨文化翻译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二）译者白睿文的翻译理念与学术背景

白睿文（Michael Berry）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与文化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工作，翻译作品涵盖余华、苏童、阎连科等多位中国作家的经典之作，其中《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妻妾成群》等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白睿文的翻译理念深受其跨文化学术背景的影响，他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沟通。在翻译实践中，他秉持“忠实与顺应并重”的原则：一方面，注重传递原文的意境、情感与叙事风格，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与认知水平，对原文进行适度的调整与优化，避免因文化隔阂影响读者的理解。在接受访谈时，白睿文曾表示，他的翻译目标是“让英语读者能够以阅读英语文学作品的方式来阅读中国文学，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这种翻译理念在《活着》英译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活着》英译本的顺应性转换分析

（一）语言结构的顺应性转换

1.词汇层面的顺应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也是翻译中最基础的顺应环节。《活着》的原文词汇具有平实、直白、富有生活气息的特点，白睿文在翻译时，通过对词汇的精心选择，既顺应了英语的词汇系统，又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

（1）文化专有词的顺应

《活着》中包含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专有词汇，如“私塾”“长衫”“风水先生”“队长”等。这些词汇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白睿文在翻译这类词汇时，采用了“直译+解释性语境”的顺应策略，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的核心特征，又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其内涵。

例如，原文中“我念过几年私塾，穿长衫的私塾先生叫我念一段书时，是我最高兴的”，英译本译为：“I studied for a few years at a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When the schoolteacher, wearing the traditional long gown, called on me to read a paragraph aloud, it was my happiest moment.”。对于“私塾”，译者译为“old-style private school”，其中“old-style”准确传达了“私塾”作为传统教育机构的特征，区别于现代学校；“长衫”译为“traditional long gown”，通过“traditional”强调其文化属性，让英语读者能够联想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特点。这种翻译既避免了直译“private school”可能导致的文化缺失，又避免了过度解释影响阅读流畅性，实现了文化内涵与读者理解的平衡。

再如，原文中“队长陪着城里请来的风水先生在村里转悠开了，说是要找一块风水宝地煮钢铁”，英译本译为：“The team leader accompanied the town fengshui expert on a leisurely stroll around the village. He wanted to find an ideal spot with perfect fengshui to smelt iron.”。对于“风水先生”，译者直接采用拼音“fengshui”加“expert”的译法，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专有术语，又通过“expert”明确其职业属性；“风水宝地”译为“ideal spot with perfect fengshui”，在保留“fengshui”这一文化概念的同时，用“ideal spot”帮助读者理解其核心含义。这种翻译策略既顺应了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认知需求，又通过语境解释降低了理解难度，体现了文化专有词翻译中的顺应性选择。

（2）成语与俗语的顺应

《活着》中运用了大量的成语与俗语，如“年过花甲”“上梁不正下梁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这些表达具有简洁生动、寓意深刻的特点，是原文语言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睿文在翻译时，根据成语与俗语的文化内涵与表达特点，采用了灵活的顺应策略，包括直译、意译、替换等。

例如，原文中“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英译本译为：“My teacher, who was really getting on in years, told him, ‘I guarantee you that when that son of yours grows up, he'll be nothing but trouble.’”。其中，“年过花甲”字面意为“超过六十岁”，译者没有直译“over sixty years old”，而是译为“really getting on in years”，意为“年事已高”，既传达了年龄较大的核心含义，又符合英语中对长辈年龄的委婉表达习惯；“二流子”译为“nothing but trouble”，意为“只会惹麻烦的人”，准确传达了原文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内涵，同时避免了直译“second-rate person”可能导致的语义偏差。这种翻译策略既顺应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保留了原文的语气与情感色彩。

再如，原文中“上梁不正下梁歪”，英译本译为：“If the upper beam is not straight, the lower ones will go aslant.”。这一俗语的字面意思是“上面的梁不直，下面的梁也会倾斜”，比喻“上位者行为不正，下位者会跟着效仿”。英语中虽然有“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Like father, like son”等意思相近的表达，但白睿文选择了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意象。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原文中是私塾先生对福贵父亲说的话，带有一定的书面语色彩与文化特色，直译能够更好地体现人物的身份与语境的文化氛围。同时，该比喻的逻辑简单明了，英语读者通过上下文能够理解其寓意，实现了文化特色与读者理解的双重顺应。

2.句式层面的顺应

汉语与英语在句式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语多用短句、流水句，句式灵活松散，注重意合；英语多用长句、复合句，句式严谨规范，注重形合。《活着》的原文句式以短句为主，语言简洁明快，节奏紧凑，体现了小说平实的叙事风格。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的句式特点，通过句式重组、语序调整、连接词添加等方式，实现了译文的流畅性与可读性，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叙事节奏。

（1）短句的整合与拆分

《活着》中大量运用短句，有时一个段落由多个短句组成，形成紧凑的叙事节奏。白睿文在翻译时，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对部分短句进行整合，通过添加连接词、调整语序等方式，将多个短句合并为逻辑清晰的长句，避免了译文的零散与生硬。

原文中“我爹顺着田埂走过来，他说：‘福贵，你娘让你回家去。’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你娘只让我叫你回去。’”英译本译为：“My father walked along the ridge and said, ‘Fugui, your mother wants you to come home.’ ‘What's wrong?’ I asked. ‘I don't know,’ he replied. ‘She just told me to get you.’”。原文由六个短句组成，节奏紧凑。译者在翻译时，将前两个短句合并为一个复合句，通过“and”连接“walked”与“said”两个动作，保持了叙事的连贯性；后四个短句拆分为两个对话句，符合英语对话的表达习惯。这种处理既顺应了英语的句式结构，又保留了原文简洁明快的叙事节奏。

（2）意合句的形合化转换

汉语注重意合，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通过语境暗示，而非明确的连接词；英语注重形合，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通过连接词、介词、从句等形式明确表达。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的形合特点，通过添加连接词、调整句子结构等方式，明确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例如，原文中“福贵把钱输光了，龙二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了去，我们只好搬到茅屋里住。”英译本译为：“After Fugui lost all his money, Long Er seized our house, so we had to move into a thatched hut.”。原文三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因果关系（输光钱导致房子被收，房子被收导致搬到茅屋），但没有使用连接词。译者在翻译时，添加了连接词“after”与“so”，明确了分句之间的时间关系与因果关系，使译文逻辑清晰，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表达更流畅自然。

（3）语序的调整

汉语与英语的语序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定语、状语的位置上。汉语的定语多放在中心词前面，状语的位置灵活；英语的定语可放在中心词前面或后面（如介词短语作定语），状语的位置相对固定。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的语序习惯，通过调整定语、状语的位置，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

原文中“福贵慢慢地走到老牛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英译本译为：“Fugui walked slowly over to the old ox and stroked its head gently.”。原文中“慢慢地”“轻轻地”是状语，放在动词前面；英语中副词作状语通常放在动词后面或句首，译者将其调整为“walked slowly”“stroked...gently”，符合英语的语序习惯。

3.篇章层面的顺应

篇章是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包括叙事节奏、段落衔接、语篇连贯等方面。《活着》的原文篇章具有节奏紧凑、段落短小、衔接自然的特点，体现了小说平实直白的叙事风格。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的篇章结构特点，通过调整段落划分、添加衔接词、优化叙事逻辑等方式，实现了译文的语篇连贯，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叙事风格。

段落划分的顺应。《活着》的原文段落多为短小段落，有时一个段落仅包含一两句话，形成紧凑的叙事节奏。英语文学作品的段落相对较长，注重逻辑的完整性与内容的连贯性。白睿文在翻译时，根据英语的篇章习惯，对部分短小段落进行合理合并，同时保持了原文的叙事节奏与情感张力。

原文中：“凤霞死了。家珍死了。有庆死了。二喜死了。苦根死了。我爹死了。我娘死了。”原文通过七个独立的短句段落，列举了福贵失去的亲人，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英译本译为：“Fengxia died. Jiazhen died. Youqing died. Erxi died. Kugen died. My father died. My mother died.”。译者保留了原文的段落划分方式，七个独立的句子段落，每个句子单独成段，通过重复的句式与简洁的表达，传递了福贵失去亲人的悲痛与绝望，实现了情感效果的跨文化传递。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译者对原文叙事风格的尊重，同时顺应了英语读者对情感表达的感知习惯。

（二）文化元素的顺应性转换

《活着》作为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包含大量的文化元素，如历史事件、习俗传统、生活方式等。这些文化元素是小说主题内涵与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跨文化翻译的难点。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认知水平，采用了“保留核心内涵+适度解释”的顺应策略，既传递了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又避免了文化隔阂。

1.历史文化元素的顺应

《活着》中涉及多个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是小说叙事的重要背景，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英语读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相对有限，译者需要在传递历史信息的同时，帮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与影响。

白睿文在翻译历史事件名称时，采用了“专有名词直译+语境解释”的策略。例如，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翻译，他采用了英语世界中对该事件较为通用的译法，读者能够通过上下文理解其历史背景；对于另一些事件的翻译，则采用拼音加属性说明词的译法，明确其性质，同时通过小说中的具体描述，帮助读者理解事件的内容与背景。

2.习俗文化元素的顺应

《活着》中包含大量中国传统习俗文化元素，如节日、礼仪、生活习俗等。这些元素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小说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保留习俗文化的核心特征，同时通过语境解释帮助读者理解其内涵。

“我娘给我算了一卦，说我这辈子会遇到很多灾难，但总能逢凶化吉。”英译本译为：“My mother had my fortune told, and the fortune-teller said I would encounter many disasters in my life, but I would always turn misfortune into blessing.”。其中，“算卦”译为“had my fortune told”，符合英语中对占卜行为的表达习惯；“逢凶化吉”译为“turn misfortune into blessing”，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寓意，同时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的占卜文化与祈福心理。

（三）交际目的的顺应性转换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活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交际目的不仅是传递故事情节，更是传递生命主题与情感内涵，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交际习惯，通过调整表达方式、优化情感传递、增强可读性等方式，实现了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交际目的。

1.顺应读者的心理期待

英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心理期待具有独特性，他们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与情感表达的真实性。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满足这些心理期待，通过优化叙事逻辑、丰富人物描写、强化情感表达等方式，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感染力。

例如，原文中对福贵的描写较为简洁，多通过行动与对话展现人物性格。英译本在翻译时，适当增加了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更符合英语读者对人物塑造的期待。如原文中“我看着凤霞的坟，心里空荡荡的。”英译本译为：“I stared at Fengxia's grave, my heart feeling empty and desolate.”译者添加了“desolate”（凄凉的）一词，强化了福贵的悲痛情感，让读者更能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再如，原文中对有庆之死的描写较为克制：“有庆死了，是抽血抽死的。”英译本译为：“Youqing died. He was killed by excessive bloodletting.”。译者将“抽血抽死的”译为“killed by excessive bloodletting”，既准确传达了事实，又通过“excessive”（过度的）一词暗示了事件的悲剧性，引发读者的同情，符合英语读者对悲剧情节的情感期待。

2.顺应英语的交际习惯

不同语言的交际习惯存在差异，汉语表达相对含蓄委婉，英语表达相对直接明了。《活着》的原文表达具有含蓄深沉的特点，情感往往通过简洁的语言暗示出来。白睿文在翻译时，注重顺应英语的交际习惯，适当调整表达方式，使情感表达更直接，更易于英语读者理解。

原文中“我知道，我这辈子完了。”英译本译为：“I knew my life was ruined forever.”原文的“完了”较为含蓄，译者译为“ruined forever”（永远毁了），语气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了福贵的绝望情绪，符合英语读者对情感表达的期待。

四、英译本顺应策略对跨文化文学翻译的启示

《活着》英译本的成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跨文化翻译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忠实与顺应并重”的翻译原则。文学翻译既不能盲目追求忠实而忽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也不能过度顺应而失去原文的文化特色与文学价值。译者应像白睿文那样，以顺应论为指导，在源语与目标语之间进行动态平衡，根据具体的语境因素灵活调整翻译策略，实现“忠实传递原文内涵”与“有效达成跨文化交际”的双重目标。

第二，注重文化元素的“适度传递”。中国文学作品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元素，这些元素是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译者在翻译时，应避免两种极端：一是过度异化导致读者理解困难，二是过度归化导致文化内涵流失。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保留文化元素的核心特征，同时通过语境解释、词汇注释等方式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实现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的平衡。

第三，强化译者的“跨文化中介”意识。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中介，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深厚的双文化素养。译者应深入了解源语文化的内涵与目标语文化的特点，准确把握读者的心理期待与阅读习惯，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搭建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译者还应注重文学风格的传递，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感受到原文的艺术魅力，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跨文化传递。

五、结语

本研究以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从语言结构、文化元素、交际目的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活着》英译本的顺应性翻译策略。研究发现，白睿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词汇的灵活选择、句式的合理转换、篇章的自然衔接，顺应了英语的语言现实；通过历史文化元素的“直译+语境解释”、习俗文化元素的“核心保留+内涵传递”、物质文化元素的“直译+功能暗示”，顺应了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通过优化叙事逻辑、强化情感表达、调整交际方式，顺应了英语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交际习惯。这些顺应性策略既实现了对原文的忠实传递，又完成了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达成，使《活着》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活着》英译本的个案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顺应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解释力与适用性，丰富了顺应论在长篇小说翻译中的应用维度。实践贡献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跨文化翻译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助力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1] Berry, Michael. To Live[M]. New York: Anchor Books,2003.
2. [2] Verschuer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 Edward Arnold,1999.
3. [3] Nida, Eugen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4. [4] 何自然,于国栋.《语用学的理解》——Verschueren的新作评介[J].现代外语,1999(04):428-435.
5. [5] 李捷,何自然,霍永寿.语用学十二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6] 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4(06):48-53.
7. [7] 余华.活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8. [8] 余立三.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 [9] 王志敏.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白睿文的文学翻译观——以《活着》的英文译本为例[J].校园英语,2015(17):234-235.
10. [10] 韩思宇.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活着》英译版对比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4(12):1270-1274.
11. [11] 高立希.我的三十年——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01):8-11.
12. [12] 中国复旦大学,等.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