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王允文学形象的研究，目前多数论文仅立足于单一文本或单一故事，且大多是在论述貂蝉形象时带出一些对王允形象的分析，专一对王允文学形象及其演变的研究还很少，学界对于王允形象的关注还不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本文献为基础，倚靠《后汉书》《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等广为流传的作品，分析《三国演义》是如何将王允这样的历史人物变成艺术典型的。

一、叙述客观、详尽真实的史书传记——从《后汉书》到《通鉴纪事本末》

作为《三国演义》成书的初始阶段，遵循“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书为小说的创作收集了原始材料，后世关于王允的故事也大多在其史书传记的基础上取材创作。王允生于东汉顺帝时期，卒于三国鼎立之前，对于其生平事迹和形象的研究，主要应以范晔《后汉书》的卷九《孝献帝纪第九》和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为文献依据，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和卷七十二《董卓列传》为参考，同时以《三国志》魏书一、魏书六、魏书七、魏书十六的原文及注和《通鉴纲目》卷十二作为补充，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大致了解到最接近历史原生的王允形象，一个少入仕途，正直刚烈，忠心为国的文官，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性格的某些过激元素。

从才能功业角度视之，王允年少时即被“介休三贤”之一的郭泰评价为，“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十九岁，王允成为郡吏，后被三公府同时征召，因在司徒府考核中高中，于是被委任侍御史，由此开启其仕途道路，之后他历任豫州刺史、从事中郎、河南尹、太仆、尚书令、司徒等官职，有“讨逆黄巾别帅，大破之……受降数十万”“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等历史功绩。

从秉性品格角度视之，王允性情坚毅果敢，但有时太过刚强也显得傲气骄矜，同时他也有一部分“委曲求全”的特质。其坚毅果敢的一面常表现为惩治劣官的刚猛和扶保朝纲的忠勇。从做郡吏开始，王允先后捕杀检举了赵津、张让等人，虽因此多次获罪树敌甚至有性命之危，但却始终义无反顾，对劝他自裁免受侮辱的人他坚决地讲，“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城池陷落后吕布劝他一起逃走时他抱有一颗赤忱之心，“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一语充分表现了他对汉王朝的忠贞不渝。其傲气骄矜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诛董之后，董卓死后，王允掌握朝纲，“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也因为这样刚愎自用的态度错杀了蔡邕，为自己招来灭族之祸。他的“委曲求全”主要表现为不做无谓牺牲，在“宦者横暴，睚眦触死”的局势下，他选择变易姓名，辗转流亡，等待时机与何进共谋诛宦。在与董卓的博弈中，他多次采用迂回斡旋的思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等语都表现出在王允性格中忍辱负重，小心谨慎的一面。

范晔对王允生平的撰写保持了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对其有错之处不刻意维护，叙写王允杀蔡邕和激起李郭之乱两件事保持客观思考，评价较为平实理性，对其忠君报国之心亦不吝赞美之辞，充分肯定了王允在扶保朝纲、保护典籍和谋诛董卓等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史书中的文字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最接近历史原貌的王允人物雏形。

后续史书如《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皆与《后汉书》内容相似，对王允平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不同之处在于将王允的重要功绩——诛董

二、删繁去冗、有所偏重的宋元俗文学——《三国志平话》《锦云堂美女连环计》

宋元时期，“说话”艺术日渐繁荣，其中的“讲史”就主要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讲述历代兴亡战争故事，“说三分”即是这类作品中的典型，其内容以汉末时期为背景铺演展开，勾勒三国鼎立的经过状貌。说书人依靠的底本被称作“话本”，“平话”则是以“话本”为基础的进一步内容优化，更具有可读性和娱乐性。

由于平话主要是由说话艺人来创作，且面向对象为普通民众，故其取材也不仅限于官家史书，而是在广泛地吸收野史杂传、传说闲言等民间故事后，根据相应的时代背景和作家价值观念进行增补和删减，呈现出语言平实生动、故事戏剧性强，人物质朴粗拙的文本特质，表现了尚奇、尚趣的审美。《三国志平话》对王允故事的编写创作也深受这种审美的影响，只抽取史书完整生平描写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部分来进行文学创作，现存最早版本的平话为元代刊本，其成书时间约为宋元交际，故事情节简单粗糙，字数不过千余，但已为后世故事创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国志平话》中“连环计”故事梗概如下：董卓挟持献帝迁都后愈发狂妄，王允忧国，故暗中图谋除董。某日，王允在花园偶遇貂蝉，得知她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将其收为义女，设宴使董卓为貂蝉所吸引。貂蝉许董后，王允又宴吕布，使其夫妻相认，又将貂蝉承诺给吕布。几日后，王允把貂蝉送到董卓府中，致使吕布大怒，趁董卓醉酒之时闯入堂中将其斩杀。杀董后吕布前往王允府中告知，正被李肃前来寻仇遇见，王允以汉室大义劝和李肃吕布，不久后吴子兰等人又围困吕布府邸，无奈之下吕布只好逃亡。

平话中的连环计故事虽然已经初具雏形，但在人物塑造方面还很平淡，对王允形象中的智谋和忠贞表现不够突出。平话中的连环计故事似乎皆因巧合而成，并不是王允精心思考、深远谋划的成果，文中写其遇貂蝉是“忽见”，貂蝉入府吕布恰去“曲江”都是巧合，若王允不遇貂蝉，是否还存在连环计杀死董卓？若王允送貂蝉入府时，吕布也在府中，是否会离间吕董不成，反而使他二人一起对付王允？平话这样完全凭借巧合的戏剧化安排，削弱了王允禀赋中智谋的一部分。同时在伦理道德层面《平话》也对王允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抹黑”，他既将貂蝉视为“亲女”，又已答应使其夫妻团圆，却又再将貂蝉送予董卓以挑拨吕布杀董，岂不是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对王允形象忠贞特质的体现平话也较为模糊，虽有“丞相大喜：‘安汉天下，此妇人也！’”，“宰相自思：我食君禄为相，今定计再安汉室”“丞相大喜：‘汉家天下有主也’”等语表现王允对汉王朝的忠心耿耿，但也有“如我不成，我死者，图名也”这样的俗人俗语，平白为王允诛董事业蒙上一层功利心。

同时期其他王允故事也大多围绕连环计展开，涉及作品有宋元戏文《貂蝉女》、金院本《刺董卓》、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其中《刺董卓》和《貂蝉女》已散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应与史书中王允谋刺董卓事有关，《锦云堂美女连环计》情节上略有相似处但比平话内容更加丰富复杂，二者形成时间先后暂未定论，故是否存在参考借鉴有待考量。

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剧写东汉末年董卓乱政，杨彪与王允合谋诛杀董卓，正愁计策之时蔡邕献出“连环计”，王允得计正思虑如何实施时在自家花园偶遇貂蝉，交谈中，王允得知貂蝉乃是吕布之妻，因战乱导致夫妻离散，貂蝉流落到此，王允便计划用貂蝉实施“连环计”。王允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出见作陪，使夫妻二人得以相认，王允答应选良辰吉日使其夫妻团圆。之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令貂蝉打扇，董卓一见貂蝉，即被美色所迷，王允顺势答应将貂蝉送给董卓做妾。次日，王允亲自送貂蝉到董卓处，后见到吕布，故意告知其董卓强纳貂蝉之事。吕布因此大怒，趁董卓酒醉时与貂蝉私语，恰被董卓见到，将要捉人时被吕布一拳打倒，随后董卓派李肃缉拿董卓，吕布逃至王允处发誓要杀董卓。李肃追到王允处又被其劝说，表示要帮吕布杀董，三人于是和杨彪共谋，又让蔡邕以献帝要禅位为由诓骗董卓，董卓在银台门听到蔡邕宣召除己，正要逃走时，被吕布杀死。剧末，杨彪代帝奖赏吕布、王允、李肃等功臣。

比起《三国志平话》，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尽管内容上已比《三国志平话》逻辑更加严密谨慎，在情节设计上更加丰富翔实，在人物塑造上也呈现出复杂倾向，但对王允的人物塑造仍略显单薄。杂剧仅对王允形象中的权变谨慎和忠心无二有所深化，对其才智表现尚不突出，例如，把想出“连环计”智谋的功劳全部记在蔡邕身上，在剧本中似乎蔡邕才是除董计划的主谋，若没有蔡邕献出“连环计”，则满朝大臣对董卓乱政只能束手无策，作者仅把王允写作连环计的施行者，大大地削弱了他的智慧形象，且与王允主导刺杀董卓的史实不符合。此外，作者还在杂剧中为王允的形象增添了隐逸色彩，诛杀董卓计划成功后，面对朝廷赐予左丞相官位的封赏，王允并没有表现出积极出仕态度，而是谦辞自己年迈不能再扶助主上，发出“愿圣主千年寿，保皇家万代基，容王允可便拂袖而归”的愿望，这种思想与史实中王允积极入世的思想极不相符，似是受元代文人士子不得志引发的隐逸情怀影响。

三、《三国演义》——取材史传、兼采俗文

在分析《三国演义》对王允形象的刻画时，不可避免地要先理清历史小说在创作时的重要问题——“文”和“史”的关系。《三国演义》定义是历史小说，其创作主体内容大致与史实结局保持一致，又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在创作过程中罗贯中将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三国时期的野史、传说和散落历史长河中的诗词、平话、戏曲等以三国故事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博采众长地融入进文本当中，也在叙述事件和塑造人物时将自己的思想价值和情感标准注入文本写作。

《三国演义》也具有小说创作应有的虚构性和戏剧性，其塑造的英雄人物不同于以往三国主题文学作品中较为扁平化类型化的形象，是在深刻领会人物精神世界之后，以史书中的历史原型为创作根本，用史家之笔的客观冷静态度为人物塑造定下基本框架，将客观历史和虚构文学融合，赋予史传中的人物新的审美生命活力，使其成为更具有复杂多元特性的艺术人格，小说对王允形象的塑造就是这种艺术创作的典型例子。拥刘反曹是作者撰文的核心主题，故在书中有关王允这位汉室忠臣的形象大多为正向书写，甚至存在部分艺术化表达，使人物在具有浓厚历史感的同时增添几分更有感染力的文学价值，但同时作者对王允的历史过失也没有刻意矫饰。

（一）博采群议，识人之明

第四回书中写，袁绍身在北海，听说董卓乱政，寄书信给王允希望他能扶振朝纲，虽然书中写道，“王允得书，寻思无计”，但他并没就此撂下袁绍的寄托不理，而是假称自己过寿宴请众官到家中饮酒，乘机向大家表明心思，这段对王允形象的塑造不同于其他连环计故事作品中王允仅做参谋或计划实施者的形象，而是成为诛董计划的集结发起人，更具有主动性。

这次集会虽然没有提出能扳倒董卓的办法，但已经足够让心中有想法的人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在王允对群臣诉说汉室衰微之心事时，群臣皆哭，独有曹操不哭，说“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此时曹操只是一个骁骑校尉，王允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曹操，这个故事片段史实和其他文学形式三国故事均未见，应是作家在小说创作时为了展现曹操雄武勇毅一面，根据其他故事，如“伍孚刺董”“曹操潜入张让室”等编撰的，却同时展现了王允知人善任之能。

书中第八回更能体现王允识人之明，王允为忠良被残害而在自家后园长叹，恰遇到府中色艺俱佳的歌伎貂蝉，听到她说承蒙自己养育训习，宁粉身碎骨也愿意报答自己时，这样有相貌技艺又有忠诚美德的女子，王允立即想到貂蝉是用来实施自己“连环计”的绝佳人选，将计划和盘托出，故事发展表明貂蝉也确实是“连环计”中的核心人物。

（二）仁爱慈善，不惜金利

《三国演义》成书前的“连环计”文学多将貂蝉写作吕布的家眷，战乱导致她与吕布分散，在辗转中被王允发现，又被王允顺势利用施行“连环计”。在这种写法中，貂蝉只是连环计中的工具人，仅为吕布杀董卓提供了合理动机，即捍卫婚姻，却导致这一时期的王允形象成为用夫妻团聚威逼利诱貂蝉实施连环计的“伪君子”。《三国演义》叙写连环计故事时纠正了前代文学对王允形象的矮化，塑造貂蝉身份时虽然仍然是府中歌伎，但文章中多次强调王允对貂蝉十分优待，例如“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允以亲女待之”等语，写王允言语涉及貂蝉时颇具亲切意味，如 “小女貂蝉也”“孩儿央及将军痛饮几杯，吾一家全靠着将军哩”“小女颇有妆奁”，从貂蝉之语，“我虽非王司徒亲女，然待之如己出”，也可以看出王允对待貂蝉的慈爱。

在关乎大计的重要时刻，王允不在意个人金钱利益。第四回中曹操借七星宝刀欲杀董卓，却谋刺失败，曹操不得已向董卓献出王允借给他的刀，书中对刀描写，“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其时董卓已是威福莫比的董相国，四处横征暴敛，奇珍异宝也应见过无数，却仍说是一把宝刀，足见王允这把七宝刀的珍贵，但他毫不犹豫地在曹操讲完刺董计划后立刻取出宝刀给他，可见王允不惜个人财货。除了七星宝刀，在实施连环计时，书中“便将家藏明珠数颗，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顶，使人密送吕布”“预备佳肴美馔”“水陆毕陈”“小女颇有妆奁，待过将军府下，便当送至”等语都表现出王允在对待董卓吕布时的“慷慨解囊”。

（三）聪敏周全，趁机应变

史书中并无“连环计”的故事，也没有美女貂蝉，关于貂蝉离间董卓吕布使二人反目的故事只是在平话、杂剧等俗文学中流传，《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篇章是作家以王允主导刺杀董卓计划的历史大致走向为根本，对过往“连环计”文本故事进行吸收借鉴再进行创作的，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为故事增色，也将人物塑造得更趋向复杂化，虽然王允在连环计中并非中心人物，但对故事情节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斡旋人物关系的过程中王允的人物形象也愈发立体。

连环计实施之前，貂蝉对王允讲明“倘有用妾身之处，万死不辞！”，王允见她色艺俱佳，而吕布董卓又恰是好色之徒，所以“坐不安席”的王允立即想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董吕二人的“连环计”，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将连环计的创想归功于蔡邕是出于个人价值考量对王允形象的削减，与史实严重不符。作者描述王允对貂蝉叙述计划的情态为“泪如泉涌”“跪而言曰”和“允拜谢”，这些行为既表现了王允诚恳情切也表现出了王允思虑周全的形象，他的眼泪和礼敬更能促使貂蝉死心塌地地去执行他的计划。

在与董卓和吕布的沟通中，王允也极周全，面对两个他心中的大奸大恶之人，他反而更加色愈恭、礼愈至，用弱势形象麻痹对方，宴请吕布时“叱退左右”“允佯醉曰”“又饮数杯”等词和“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也”“口称董太师并布之德不绝”，“吾欲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还肯纳否”“早晚选一良辰，送至府中”等语，都极尽谦恭姿态。面对董卓时，王允更多忍让，“伏地拜请”“拜谢归家”，“于前厅正中设座”“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即命备毡车”“允亲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后辞回”，这些词都表现出王允对董卓行动上的“迎合恭维”。为了让董卓对自己放下戒备王允也说了许多违心之语，如“太师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太师功德振于天下，若舜之授尧，禹之继舜，正合天心人意”“自古‘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岂过分乎！”等语，都正中董卓的心中所想。

王允的机动应变能力体现在送董卓貂蝉去太师府的回程中撞见吕布，书中写到吕布骑马执戟出现，一见到王允就停下马一把抓住他衣襟，大声斥问，为什么把承诺把貂蝉送给自己后又送给了董卓，面对“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执方天画戟，怒目而视”“吾若得此人，何虑天下哉！”的吕布，王允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冷静地止住吕布质问，“此非说话处，且请到草舍去”。被吕布怀疑的生死关头，王允仍思路迅捷地考虑到了不能在路边讲话，万一传入董卓耳中，连环计就会搁浅。与吕布回到家中后堂时，王允的言辞也体现出他机动权变的能力，先明知故问吕布因何怪他，又将送貂蝉至董卓处的责任推说成是董卓以将貂蝉配吕布为由骗自己送去的，巧妙将自己的“罪名”洗去，极力暗示吕布这一切都是董卓要求的，又故作无奈“将军试思：太师亲临，老夫焉敢推阻？”，通过展示自己的弱势地位成功让吕布将恨意都转至董卓。

后来董卓还郿邬，貂蝉同车而往，正当吕布眼睁睁看车驾远去只能在原地痛恨董卓惋惜貂蝉时，恰好听到身后有人问他为何不随董卓去，此人就是王允，在最合适完全策反吕布的时机，王允也适时出现了。之后王允两次佯装惊讶，弄出“仰面跌足”“半晌不语”的哀痛状态，故意说“太师淫吾之女，夺将军之妻，诚为天下耻笑。——非耻笑太师，笑允与将军耳！然允老迈无能之辈，不足为道；可惜将军盖世英雄，亦受此侮辱！”，吕布为人有勇无谋，轻傲自大，自然会被王允又是夺妻之恨又是盖世英雄的言语激得“怒气冲天，拍案大叫”，面对吕布“吾欲杀此老贼，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的言论时，王允只用“将军自姓吕，太师自姓董。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耶？”一句话化解了吕布心中最后一点拉扯，使得连环计得以圆满实行。

（四）一心为汉，刚毅果决

在“曹操献刀”“连环计”两个重要事件中，如果没有王允将刀借给曹操，就不会有曹操在董卓背后拔刀的机会，如果没有王允想出连环计，貂蝉也不会有在吕布和董卓之间斡旋离间的身份，而王允做这两件事都只因他是忠君爱国之臣，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王允一心为汉的价值观也体现在第九回，贼兵涌入城中，吕布阻拦不住便在请锁门外喊他一起逃出关，先出去再想别的办法，但王允却任凭吕布如何相劝就是不走，“若蒙社稷之灵，得安国家，吾之愿也；若不获已，则允奉身而以死。临难苟免，吾不为也。为我谢关东诸公，努力以国家为念！”体现了王允作为一个忠臣、贤臣的决心和希冀。

董卓死后，蔡邕为其伏尸痛哭，王允因此大怒，不听他人劝阻硬将蔡邕下狱缢死，虽然在处理事情上王允不听人言稍显急躁，但他做的事大方向上是对的，反而体现出他行为处事不受他人左右的坚定态度。蔡邕是懦弱儒生，董卓用他是借以为政治装饰便于收买人心，虽然初被董卓征召时蔡邕有所反抗，但董卓怒而用其族人威胁，蔡邕就接受任命了，原著这里罗贯中在编写时用了“惧”字，可见蔡邕的胆怯，而且董卓“奸淫宫女”“焚烧宫室”“出入僭天子依仗”“役民夫二十五万人筑之”等行为时他为君主百姓苦不哭，独等董卓死后感念知遇而哭，是念私恩而忘大道的行为，还搬出太史公宁受辱性也编修汉史的典故，可他又没有司马公的坚韧勇敢，王允杀他也无可厚非。

李傕郭汜围困内庭时，二人要求见到王允方可退兵，王允此时正在汉献帝身边，自请要求下去见李傕、郭汜。献帝犹豫不忍，他就自行从门楼上直接跳下，李傕、郭汜拔剑骂他，他更语气决绝，“逆贼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虽然之后便身死敌手，但这遗言已足见其气节和刚强，作者也为他的英勇写下了“英气连霄汉，忠诚贯斗牛”的诗赞。

四、王允形象再塑内核——文体特性、作家审美

从《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到《三国演义》，王允从边缘角色逐渐成为三国故事的核心人物，其形象中一心为汉、刚强果断、机变聪敏的特性不断被放大，被赋予了比史传人物和先前俗文学更鲜活的文学色彩，是《三国演义》的创造性发展。

从历史人物转变为文学形象，作家们必然会对其原有形象进行艺术化创作，削去一部分不符合作品主题的历史叙事，加入一部分符合作者审美和时代主流的虚构叙事，这是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的史实与虚构相融合问题。小说文体的虚构性和时代与作家审美倾向对人物塑造有深刻影响，虚构性和戏剧性的文体特征为人物形象编创开拓了广阔空间，为小说书写提供了依据，因此历史小说在以史实为基础的前提下，又增添了不真实，这种真假兼有的创作也催生出很多引人入胜情节。“巧使连环计”情节的创作就表现了小说的虚构性这一特质，作者对历代三国材料中关于王允计除董卓事件的叙写进行整合升华，取精去粗，再以小说家的逻辑性，重新梳理了王允和貂蝉的关系、吕布与董卓的性格人品、连环计的动机、施用时间线、除董后的蔡邕之死和李郭之乱等故事元素，对整个除董故事进行逻辑上更完整更严密、人物调度更合理更真实的新加工，摒弃了先前文本中戏剧化巧合达成目标、王允官位与历史不符，蔡邕提出连环计等错误，对以往故事中对王允形象的矮化施行符合史书正传的纠正。

情节性是《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应有特性，小说创作讲究用复杂的矛盾分化和激烈的人物对立来形成严峻的戏剧冲突，文体戏剧化的审美追求也对情节上的戏剧化叙事有促进作用。在“孟德献刀”故事中，王允设宴请群臣商议除董事，以群臣皆哭和曹操独笑形成对比，王允怒斥曹操祖宗皆食汉禄为何不思虑报国反而讥笑忠臣之心将人物对立推向顶峰，就此引出曹操提出捉刀刺董之计，王允全力支持的后文。“巧使连环计”中王允将貂蝉送至董卓府，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王允和貂蝉在人物关系中的推波助澜才促成了吕布和董卓的反目成仇，比如王允两次对董卓吕布的离间，第一次将送貂蝉入太师府归咎于董卓，使吕布对董卓颇有微词，第二次直接把吕布与董卓之间不稳定的“亲子”关系挑破，给吕布在北掖门将董卓一戟刺死提供合理借口，两次劝吕布皆在其情绪波动最大时，吕布性格中的暴躁底色将故事带动的跌宕起伏。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环境的影响，也与作者个人的审美精神价值观紧密相关。《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走向成熟定型，“尊刘贬曹”的思想主题贯穿始终，热烈推崇传统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故其选材离不开作者自身的好恶，对王允历史故事的剪裁和作家再创作也符合这一调性，对能体现王允忠君爱国思想的故事铺演细致，如孟德献刀、连环计、对峙李郭等，对蔡邕之死则篇幅较少。

五、结语

分析王允文学形象演变历程，梳理其在不同文本文体中呈现出渐次演进的脉络，史书记载以客观详尽为要，既对其谋诛董卓忠勇决断表示赞扬，也客观记叙其执政蛮暴的历史问题，奠定了原始的王允形象框架。平话戏曲等俗文学基于民众审美需求，对王允形象进行选择性重塑，着重放大强调“忠义”特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弱化王允的智谋才干和暴躁禀赋。而《三国演义》在形象塑造上实现了对前两者的融合与超越，承袭史书客观性，保留史实，又丰富其文学形象维度，“文史交融”的塑造方式，让王允形象立体丰满，也为后世文学中王允形象艺术化创作提供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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