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1898）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以来，已成为数代中国读者认知中“保守”“僵化”与“恐惧变革”的符号化身。这篇契诃夫的经典小说中别里科夫这一形象，与其说是一个文学人物，不如说是一个被高度概念化的文化标签。然而，这一“标签化”解读的形成，并非全然源于文本自身的动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教材编撰过程中选择性删改与阐释的结果。小说经过教材的删改之后，保留了原文中别里科夫的故事即“故事中的故事”，教材的编撰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别里科夫”这一独特的人物身上，教师的教学重心也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去体会隐含作者深埋其中的社会批判意图。在高中语文教材里，选文的不同大致可归为两类情形。一类是由入选文章的原创作者亲自修改润色，另一类则是教材编撰者的调整，也就是编撰者在编写教材时，结合实际的教学条件与学生学习情况，在原文选入教材的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删减与修改。部编版高中教材中收录的小说类选文，均属于后一种情形，即由教材编撰者对原文实施了删改操作。教材中的选文和出版社发行的文学作品存在差异，其核心原因在于选入教材的文章是以课文的身份存在，要为语文教学工作提供支持，具备适配教学的特性。因此，这些文章在进入教材前经历的所有处理，目的都是满足实际教学的需求。语文教材里选编的内容，并非篇幅较长的著作，而是单篇的短篇作品。所以，为了契合实际语文教学的需要，教材编撰者会针对小说原作的部分内容，开展相应的删改工作。

一、《装在套子里的人》选文的删改情况研究

《装在套子里的人》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选入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有删改。小说借布尔金和兽医伊凡·伊凡尼奇的对话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故事，课文保留了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但对“我”与伊凡尼奇讲话的过程却省略了。王富仁在《关于〈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伊凡·伊凡尼奇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布尔金的第一个所众，是一个进入到小说内部的读者。他的感受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读者的感受方向，是将别里科大其人其事的意义升华到整个社会的一个接受视角。”但在教材中，这一人物是没有出现的，因此在解读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删改的部分去体会契诃夫是怎样把“个人的生存困境”上升到“社会的生存困境”。

在教材中，布尔金是故事的叙述者，但在契诃夫的原作中布尔金是别里科夫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在别里科夫这一“故事中的故事”中，布尔金和其他同事别无二致，同样也受到了别里科夫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不敢高声言语，不敢提笔写信，不敢与人交友，不敢翻阅书籍，不敢接济贫困者，不敢教人读书写字”。在原作中布尔金其实也是一个“套中人”的形象，但在和伊凡·伊凡尼奇闲谈时，却反过来嘲笑被“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这种叙述方式饱含了作者契诃夫的批判与讽刺。

在教材中伊凡·伊凡尼奇是一个被删掉的人物，但这一独特视角却能让读者真正以旁观者的姿态去观察布尔金、别里科夫这一类人。如果说布尔金的讲述是对别里科夫这一类人的批判，那伊凡·伊凡尼奇在讲述过程中对布尔金提出的追问便是契诃夫特意设计的视角，通过这一人物读者会发现所有人都和别里科夫一样都生活在无形的“套子”中。在这样的情节下，读者的目光并不只是聚焦于别里科夫这一人物形象上，从这一视角读者并不单纯地批判嘲讽别里科夫，而是在追问中不断思考。同样在原作的结尾之处伊凡·伊凡尼奇的理想与愿望、对自由的呼唤也随着教材的删改而消失，小说的主题也就变得单一起来。

契诃夫借伊凡尼奇和布尔金的口，在较为轻松的郊外田野，将自己长期受到压抑的自由意志和在窒息的生活环境中无法抒发的情感在这场郊外打猎中，能够暂时缓解，这时交谈过程中所展现的别里科夫的形象更加具体，虽然是一个令人郁闷的人，但细细品味仍然有些可怜。

对比契诃夫原作与语文教材，可以发现删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共同重塑了教材文本的新面貌。首先是政治性内容的弱化与删除。现实主义文学主张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在原作的语境中，契诃夫对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专制统治的批判呈现出鲜明的直接性与针对性，文本内部蕴含大量直接指向专制政权的话语表达。小说开篇就明确将故事置于“沙皇统治最黑暗的时期”这一具体历史背景之下，同时通过刻画别里科夫“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的价值取向，以及“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的行为特征，成功蕴含着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映射。

然而，教材在选编过程中，对上述具有明确政治批判指向的语句多采取删除或语义软化的处理方式。这种文本调整直接导致原作所依托的19世纪末沙俄专制统治这一具体历史语境被剥离，使得文本的批判对象从“特定时代的专制政权”转向抽象化表达。最终，原本承载着对沙皇俄国专制统治现实批判功能的文学文本，被重构为一则关于“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的保守主义”的寓言式叙事，其历史针对性与现实批判力度均受到显著削弱。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末的沙俄社会正处于沙皇专制统治的强化阶段，彼时社会思想管控严苛，政治氛围呈现出高度压抑的特征，这一历史背景恰是理解原作批判内涵的关键前提，而教材的删改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与这一历史背景的关联性。

其次是社会复杂性与人性的淡化。在文本叙事的重构中，教材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删改还体现在对原作社会复杂性呈现与人性深度挖掘的双重淡化。契诃夫在原作中并未将批判视野局限于别里科夫个体，而是以其为核心来映射整个小镇的社会生态，展现出了集体精神异化。一方面，文本明确指出别里科夫的存在并非孤立的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压低了整个城市”的精神压制力——他以自身对秩序的偏执坚守，成为整个小镇无形的精神枷锁；另一方面，原作通过对教师、官员、市民等小镇群体的行像刻画，揭示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困境：这些群体虽在情感与认知层面厌恶别里科夫的僵化与压迫，却始终处于“不敢反抗”的沉默状态，甚至主动陷入“谨小慎微，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的自我禁锢中。

这种集体性的精神窒息与懦弱，实则是契诃夫社会批判的核心指向之一。从叙事逻辑来看，原作通过这一群体画像，打破了“专制压迫仅源于自上而下的权力压制”的单一认知，进而揭示出专制主义运行的深层机制，其存续不仅依赖于统治阶层的权力强制，更依赖于被统治群体自下而上的恐惧妥协与默许。正是这种“个体恐惧—集体沉默—制度固化”的循环，使得专制秩序得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难以打破的精神牢笼。然而，教材在选编过程中，对上述展现社会复杂性与人性矛盾的内容进行了选择性删减。

这种处理直接简化了原作的矛盾结构，将原本“专制制度—集体共谋—个体异化”的多重复杂关系，窄化为“进步的多数群体”与“反动的别里科夫个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方式调整的结果便使文本丧失了对“集体沉默如何成为专制帮凶”的深度追问，也弱化了对人性中“恐惧与妥协”的反思。最终，原作所承载的、对专制社会整体生态的批判性审视，被简化为对个别保守分子的道德批判，其社会批判的广度与人性反思的深度均受到显著削弱。因此在阅读与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原文本的背景进行深入探究。

但通过以上策略，教材成功地将《装在套子里的人》重构为一个主题鲜明、立场正确、适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标准化叙事。这一删改无疑具有其积极的教育意义并且符合学生的学情，让学生能够在较少的时间内快速把握主要人物的主要形象以及文章的主题，但教师在解读的时候还需要在阅读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多样化解读。因此对于节选小说应以包容冷静的态度把它当作知识迁移的范本，能够从文本内外进行分析，实现小说阅读教学的新突破。

二、教材文本下“群体”视角的深度探寻

教材文本中，叙述者将自己置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用群体化视角叙述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叙述者引导读者漠视个体生存的复杂性。叙述者作为别里科夫的同事，仅仅是从外部的观察与道听途说去构建别里科夫的形象，而对人物内心的真实世界却较少刻画。叙述者“我”从别里科夫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套中人”的形象，同时，也将别里科夫与华连卡的恋爱过程最终归纳为“漫画事件”与“自行车事件”，在布尔金这一群人看来，这就是一场闹剧，用旁观者的角度去“嘲笑”别里科夫。但其中别里科夫的情感挫折和精神崩溃的细节却被叙述者的视角给遮蔽，其在恋情中可能经历的内心悸动、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恐惧、遭遇公开羞辱后的深层精神创伤，以及最终导致其崩溃的复杂心理状态，都被叙述者选择性忽略或刻意简化。

这种视角与认知的局限使读者难以理解别里科夫悲剧的社会根源，反而会更加强化其作为“笑柄”的形象。从本质而言，由叙述者外部聚焦与认知局限共同构建的别里科夫形象，已成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存在。读者对别里科夫形象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叙述者“我”的有限视角，所接收到的核心信息仅为其“异于常人”的社会异类与怪诞行为表现，而造成这一形象的深层原因是沙皇专制末期思想禁锢的社会结构对个体精神的扭曲与摧毁，却被简化为对人物性格层面“保守”“怯懦”的单一原因。

进一步而言，叙述者所带有的群体化叙述视角盲区，使其既无法超越个人与群体的偏见，也缺乏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认知能力。这种局限不仅阻碍读者客观地评价别里科夫作为“人”的完整性与复杂性，更在无形中强化了文本内部潜在的社会群体对“异己者”的排斥。叙述者以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姿态，审视并放大别里科夫日常生活中的缺陷，这种看似“冷眼旁观”的叙述立场，实则暗含一种隐性的群体暴力，通过异样化的审视眼光，将别里科夫牢牢钉在“套中人”的可笑刻板形象之上，使其沦为被观看、被议论、被消遣的对象，而人物内在的人格尊严与悲剧性本质，在这一叙事框架下被彻底忽视。

因此读者在解读文本时，需穿透叙述者的表层叙事，明确“套中人”形象实则是叙述者自身的认知结构与所处社会位置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进而深挖《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社会批判意蕴，准确把握作者的反讽意图。对于学生群体而言，则需通过细读文本细节如别里科夫行为逻辑的荒谬性、其对周围环境产生的窒息性影响、叙述者不经意间流露的矛盾态度等，穿透形象表象，识别并分析文本中的反讽意味，实现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理解。

三、结语

教材删改是选文进入教材中一种必然且必要的行为，它能将复杂的经典文本转化为被特定年龄阶段学生接受的并且符合育人目标的文本材料，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递。然而，在阅读方面也必须具备反思与超越既定框架的能力。因此，对《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解读，不应止步于教材所划定的边界。既应理解教材删改的合理性，更应引导读者回到原始文本，探寻其历史语境、哲学深度与人性的复杂，并让这篇百年经典在质疑、思辨与多重解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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