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正面临人文精神式微的严峻危机，我国也是如此。我国的现代教育诞生于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这一现实状况使得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重视其工具属性，将培养专业人才作为首要目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功利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人们愈发将教育视为谋取高薪、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严重忽视了教育在培养个体正确三观、塑造健全人格方面本应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功利化的教育倾向导致学生精神维度单一，逐渐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长远来看，这对民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社会发展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更需高度关注人的精神建设，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涵盖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素养提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摒弃功利主义的教学方式，加大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切实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始终关注着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和个性发展。它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能力、增加文学修养、塑造人文精神以及传承中华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写作与表达、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共情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探讨大学语文课程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意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与表达能力

写作和表达能力，是立身处世的一项重要能力。写作与表达是大学语文课程的核心支柱，其价值不仅在于传授遣词造句的技巧，更在于通过经典文本的浸润，让学生在文字中触摸到人类精神的脉搏。大学语文学习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化感悟和有意识表达，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独特思维去审视世界，再进行具有个人特色的语言输出。当学生以“江边的芦苇”为题进行创作时，有的同学会联想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萧瑟，有的会联想到汪曾祺《受戒》中“芦花荡”的意境，这是在大学语文的学习中产生的个性化感悟。大部分大学语文课程都精心设置了朗读、口语修辞、演讲和写作等环节，这些环节能够帮助学生系统性地锤炼修辞和语言表达能力。例如，在小组讨论中，学生需要清晰、准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演讲辩论赛中，学生要组织语言、运用逻辑，有力地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极大地锻炼了他们的思维敏捷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学生需要梳理思路、组织结构，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如让学生仿照韩愈的《山石》写一篇游记散文，不仅学习到了韩愈的写作思路，也让他们在模仿中体会到语言传承的真谛。大学语文的写作训练，正是通过这种脉络的梳理与神理的领悟，让学生真正掌握“言为心声”的表达艺术。

二、大学语文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具有显著作用

大学语文的思辨训练，是引导学生在经典文本的浩瀚星空中寻找思想的光芒。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种“存疑”的智慧，正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在《论语·先进》“侍坐章”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礼治”与“仁政”的双重维度解读孔子的“各言其志”，既感受到孔子对“风乎舞雩，咏而归”理想国的向往，又注意到他对冉有的委婉批评。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训练，使学生学会在文本的缝隙中发现思想的张力。

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中，大学语文课程特别注重历史语境还原的方法。如讲解杜甫《春望》时，教师会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思考：“国破山河在”中的“在”字究竟是绝望中的希望，还是希望背后的绝望？这种“知人论世”的解读方法，使学生在理解诗人情感的同时，也培养了历史辩证思维的能力。同时，有一部分文本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解读模式，能够引导学生在阅读中突破单一视角，通过深入挖掘文本细节，验证不同解读的合理性，从而培养多元思维。例如，鲁迅的小说《伤逝》，可以从爱情、社会、女性解放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这种多元化的解读有助于学生拓宽思维视野。通过对文言文和现代文学的学习，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等，从而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大学语文课程还能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大学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连接多元文化的独特基因。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下，大学语文课程通过精心选择文本和深入的文化阐释，成为培养跨文化理解力、促进文明对话的重要工具。古典文本中暗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交融信息，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生动呈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从中可以感受到周代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北朝民歌的豪迈粗犷与吴歌西曲的婉转细腻，展现了南北方审美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微观镜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沈从文的《边城》对湘西苗疆文化进行了诗意建构，能领略到湘西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的文学再现，使读者了解到藏族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大学语文课程的多元性，让不同文化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形成意义关联，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四、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

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和实践应用，学生得以深入他人情感世界，理解多元人生经验，从而提升情感共鸣与社会关怀能力。阅读鲁迅的《孔乙己》、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学生会代入不同社会阶层、时代背景的角色，真切感受他们的挣扎与希望。大学语文的共情教育，本质上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情感共鸣实现人格的完善。余华在《活着》中写道：“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大学语文课堂上通过“角色代入”的实践得以传承。当学生以福贵的视角重写《活着》的结尾时，不仅要体会他失去所有亲人后的孤独，更要理解他在苦难中依然选择“活着”的坚韧。这种“设身处地”的共情训练，使学生在文字中触摸到人性的温度。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共情能力的培养往往通过“细节放大”的方式实现。如讲解鲁迅《孔乙己》时，教师会引导学生关注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细节描写，让学生想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炫耀？是掩饰？还是自我安慰？这种“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解读方法，使学生在捕捉细节的同时，也培养了对他人情感的敏锐感知力。

更深刻的共情教育体现在“历史共情”上。如讲解杜甫《三吏三别》时，教师会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想象“老翁逾墙走”时的恐惧以及《兵车行》里“新鬼烦冤旧鬼哭”的惨象。这种“历史现场感”的还原，使学生在理解诗人情感的同时，也培养了对历史苦难中普通人的共情能力。大学语文的共情教育，使学生在文字中培养出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怀，对当代的贫困、战争等问题的关注，激发学生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动荡和个体对社会的危害，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大学语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通过经典文本传递文化知识，更以多维度的文化实践塑造着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判断。《诗经》中的“黍离之悲”渗透着深沉的家国情怀，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故土的眷恋；《史记》首创的纪传体文本让我们体会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以及他秉笔直书、追求真理的史官精神；李白的《将进酒》不仅让学生领略到诗歌豪迈奔放的语言风格和夸张奇特的艺术手法，更能让学生们感受到诗人那豁达不羁、蔑视权贵又渴望施展抱负的复杂情感，从而体会到唐代文人的精神风貌与社会文化氛围。一篇篇经典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古诗词里蕴含的家国情怀、壮志豪情，如王瀚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对天下苍生的关切，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现代散文中对生活细腻的感悟、对人性美好的歌颂，如汪曾祺的《受戒》、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学生的心灵，提升着学生的人文素养。

五、结语

大学语文课程通过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训练学生的逻辑推理与思辨能力；借助跨文化比较和现实主义叙事，培育学生的共情能力与社会责任感。这样，大学语文课程不仅打破了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更通过“情感教育—文化传承—素养提升”三位一体的路径，助力学生实现从“技术人”向“完整人”的跨越，为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危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最终，课程通过赋予学生“新眼光”，使其在与他者共情、与传统对话、与世界联结中，成为兼具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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