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第二语言习得在国内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二语习得的研究有了相当多的成果积累。传统的二语习得教育往往由非本族语者（即中国教师）在学校课堂进行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学生主要通过记忆词汇、学习语法、反复练习、考试强化等手段进行学习。而近年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及眼动技术等新兴研究工具为二语习得教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杨连瑞，2024），二语习得相关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课堂。回顾近五年来以二语习得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发现，虽然相关文献发文量居高不下，研究主题广泛多样，但针对该研究领域的综述类、思辨类文章仍有不足。因此，本文以2019年初至2024年8月为周期，在CSSCI数据库检索筛查出该周期内的相关研究，并将目标期刊文献代入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中进行分析总结，分析其发展趋势、内容主题和方法特征等，以期为该方向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启示。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CiteSpace6.3软件，采用内容分析法，从发展趋势、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梳理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外语教育领域中近五年内以二语习得为主题的相关论文。国内论文检索筛选步骤如下：首先，利用中国知网的期刊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主题包含“二语习得”或“第二语言习得”（经小批量文献调查发现，凡是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包含此等关键词基本都能检索到相关文章，而扩大关键词范围将会筛选出跨学科的低相关性选项）。接着将文献回溯时间设定为“2014年1月到2024年6月”，来源类别勾选“CSSCI”（包含扩展版）。随后，通过浏览论文标题和作者信息进行第一次人工筛选，剔除书评、会议纪要、通知、卷首语、主持人语等非学术论文选项，进一步剔除研究主题与学术英语教学无关的论文，最终保留229篇论文用于回顾分析。

二、结果与讨论

（一）文献统计分析

在CiteSpace6.3中，将目标文献进行格式转换，将时间周期设置为2019年1月—2024年8月，时间切片为1年1个切片；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 word）；节点方式为g—index，k值为25；可视化路径选取各个时间段内的pathfinder。得出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1所示，模块值Q（Modularity）为0.7209，说明该图谱的社团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silhouette）为0.9959，说明聚类合理。

（二）研究内容与主题

如图1所示，各个聚类社团结构显著且聚类合理，由此得出表1。表1中，七个聚类的聚类规模由节点数量决定，轮廓值（silhouette）代表该聚类的同质化水平，平均年份（mean year）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聚类的研究话题出现的时间顺序。

聚类名称	聚类规模	轮廓值	平均年份
#0二语习得	52	1	2020
#1语音回路	15	0.989	2023
#2二语教学	11	0.99	2021
#3元分析	8	0.993	2021
#4 外语环境	6	0.99	2019
#5反身代词	5	0.998	2020
#6外语教学	5	0.991	2019

表1所示的六大聚类并非毫不相关，特定聚类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戴炜栋和周大军（2005）将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内容归纳为六个主要方面：第一类是理论与综述，涵盖二语习得理论的介绍及相关研究评述；第二类涉及中介语研究，主要分析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偏误现象以及习得顺序；第三类关注外部因素，探讨社会环境、语言输入等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第四类聚焦学习者的认知机制，包括语言认知、迁移现象、母语作用及普遍语法等；第五类考察个体差异，如学习者的年龄、策略、学能、情感与动机等因素；第六类则围绕课堂教学展开，分析二语教学的基本特征、策略及其作用。在本文收集的数据得出的七个聚类中，聚类#0二语习得、聚类#2二语教学与聚类#6外语教学为较为宏观的研究领域；聚类#1语音回路与聚类#5反身代词为具体的研究内容；聚类#4外语环境为外部因素；聚类#3元分析为具体的研究方法。本文将简要举例介绍部分聚类。

1. 聚类#1语音回路

在二语词汇习得领域中，Baddeley（1974）提出的工作记忆模型被普遍采纳和引证。该模型由一个主成分（中央执行系统）与两个子成分（语音回路与视空板）构成。语音回路作为一个基于语音的加工系统，涵盖了语音存储与发音复述两个部分，主要负责语音信息的暂时保持与处理。具体而言，语音存储的主要作用是保存语音记忆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在语音消失后的约两秒内便会衰退，因此，学习者需借助发音复述的过程进行不断地刷新以维持记忆。同时，以视觉形式呈现的语音信息需先转化为听觉形式才能存入，这一转化同样依赖发音复述来完成（王丽燕，丁锦红，2003）。该模型的另一个子成分视空板则主要用于处理视觉与空间信息。由于人脑中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中央执行系统需要负责在两者之间分配注意资源。研究表明，相比于视空板，以语音形式编码的信息在工作记忆中保存效果更佳，更有助于新语言输入形成更稳固的心理表征。因此，语音回路被视为词汇习得的关键机制，直接影响长时词汇表征的形成。

多项研究证实了语音回路对二语词汇习得的积极影响。曹宁与陈桦（2024）通过比较不同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探究了语音回路在学习英语假词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设置控制条件与发音抑制条件，两组被试分别完成两项配对联想学习任务及相应的拼写与辨认记忆测验。在控制条件下，被试需在一定时间内记住12对假词与对应图片，每对呈现2000毫秒，间隔亦为2000毫秒，期间仅可注视屏幕。学习阶段结束后，立即进行拼写与辨认测试：拼写测试要求被试在打乱顺序的图片旁写出对应假词；辨认测试则需从36个假词（含12个目标词与24个干扰项）中选出之前学习过的目标词。在发音抑制条件下，学习任务流程类似，但使用了不同的词—图配对材料，并要求被试在学习同时大声重复说出“one, two, three”以抑制语音回路功能。研究结果显示，语音回路受抑制时，两组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果均有所下降，但高水平学习者的降幅显著大于低水平组。这表明语音回路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的促进作用受到其二语水平的调节，且水平越高，该促进作用越明显。

2. 聚类#3 元分析

元分析统计法是一种对已有实证研究进行二次统计整合的方法，它通过汇总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获得数据中的统计显著性，来有效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真实相关关系。目标文献中采用元分析方法展开二语习得研究的文章占总体的9.6%。其中涉及的研究变量有如二语交际意愿与二语焦虑关系、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与语言习得关系、自我效能感和二语成就关系等等。例如，娄怡、李成陈与赵海永（2024）的研究聚焦于二语焦虑这一经典议题。他们指出，二语焦虑区别于一般焦虑，具有语言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二语焦虑与外语学习过程紧密相连的自我认知、信念、情感及行为反应，主要包括交际焦虑、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三种类型。通过系统检索、筛选并编码相关文献，该研究最终整合了50项独立样本，共计16873名学习者（其中中文文献样本4009人，英文文献样本12864人），两位编码者间的一致性信度达到95.4%。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二语交际意愿与焦虑之间呈现中等程度的负相关（r=-0.343），且这一关系受到学习者国别、所学二语语种及焦虑具体类型等调节变量的显著影响，而教育阶段、性别及交际意愿类型等因素则未表现出明显的调节效应。

同时，元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已进入复杂动态范式，不再仅仅局限于线性的、静态的研究方法，而是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开展实证研究。例如，孙云梅与李赞（2020）基于二语动机自我系统（L2MSS）的研究框架，从“理想二语自我”和“应该二语自我” “二语学习体验”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其与学习者预期努力及语言成就之间存在的关联以及年龄、性别、专业背景和国别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预期努力与理想二语自我及二语学习体验呈高度正相关，与应该二语自我呈中度相关；语言成就仅与理想二语自我呈低度相关，与应该二语自我则无显著关联。在调节作用方面，性别、专业和国别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年龄的影响则并不明显。

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涉及范围比较庞杂，要素较多，元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整合相关资源，厘清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得到广泛应用。

3. 聚类#2 二语教学与聚类#6 外语教学

外语与二语教学作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在本研究涉及的文献中占有较大比重，相关主题论文共计137篇。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外语教育的理念更新、教学策略优化以及范式转型。以徐锦芬与范玉梅（2019）的研究为例，他们在梳理教育心理学与二语教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学习者投入视为一个涵盖行为、认知、情感与社会四个维度的综合性构念。与传统的三维学习投入框架不同，他们主张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分析学习投入行为。该视角强调，二语学习不仅涉及个体认知过程，也与社会环境因素密不可分，语言认知实际上与个人经历、文化背景、情感体验及社会身份相互交织、彼此塑造。因此，要深入理解学习中的认知机制，就必须系统考察认知如何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形成、发展与变化，关注认知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该观点引申出学习投入与二语教学的多个研究视角。例如，可开展纵向研究以追踪学习者投入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学习者投入的多维结构，考察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在各维度上是否呈现阶段性发展差异；还可进一步探究学习者投入对其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各投入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课堂之外的学习投入情况等。总体而言，二语习得研究在外语教育领域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亟待结合时代背景与学科进展持续深化与拓展。

（三）研究趋势

如图2所示，近两年来研究较多聚焦于语音回路，而元分析以及二语教学则是持续受到关注的研究方法及话题。本文应用的突变检测算法由Kleinberg于2003年提出，该方法基于关键词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频次的增长率变化，识别某一学科领域在时间切片中研究热点的突然增长趋势。通过捕捉这种突发性增长揭示代表当前研究前沿的突现概念及其背后潜在的学术问题，从而反映一个领域在特定时期内的研究焦点与演进动态。其中，突现强度（strength）越高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即在该时间切片内为研究热点。图3为近五年内二语习得相关的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γ=0.2，minimum duration=2）。

突现图谱（见图3）则表明，实证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主要采取的研究方式；二语教学主要聚焦于大学英语的教学背景，其中也涉及到了三语教学。三语教学主要出现于国外多语言社会，但仍对我国语言习得有借鉴意义。我国部分民族地区因维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仍以本土语言为母语，同时也学习汉语以及我国官方第二语言英语，与三语习得社会较为相似。

在三语习得研究领域，学术界逐步形成了六种解释语言迁移机制的理论框架（蔡金亭，2020），具体包括：母语因素假说、二语地位模型、累计强化模型、类型优先模型、手术刀模型以及语言相近模型。

母语因素假说（亦称母语优先假说，the privileged L1 transfer hypothesis）认为，在三语习得过程中，母语对目标语言的影响居于首要地位，其作用明显超过二语（Leung,2005）。

二语地位模型最初由Williams与Hammarberg（1998）以及Hammarberg（2001）在探讨三语词汇习得时提出，随后扩展至语法习得研究。该理论认为，母语主要存储于程序性记忆，而二语及后续语言则更多依赖陈述性记忆系统，二语的这种心理和认知突显使其在三语习得初期比母语发挥更大的作用。

累计强化模型则强调，学习者已掌握的各种语言在影响后续语言学习方面可能具有相近的重要性，母语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语言学习被视为一个累积过程，先前习得的语言对后续语言发展主要产生促进或中性作用。

类型优先模型由Rothman（2011）系统阐述，主张三语习得的初始状态取决于学习者已掌握语言与目标语之间在心理类型学上的感知相似度。

手术刀模型主张，母语和二语均可能对三语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选择性而非整体性的，学习者的语言分析机制能够精确地从已掌握语言中提取有助于三语学习的特定特征。

语言相近模型则强调，在三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可同时调用母语和二语知识，学习者对母语和二语都是可及的。在三语习得累积过程中，迁移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前两种语言与三语之间在特定语言属性上的结构相似性。如果学习者分析三语输入后，发现三语输入与背景语言在对应属性上具有结构相似性，就会发生促进性影响；但当学习者错误地分析了三语输入，误把它等同于背景语言中的某一属性，就会发生非促进性（nonfacilitation）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五年内我国二语习得相关研究为外语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发展。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学英语，研究对象以大学生居多，中小学外语教育、幼儿习得也有涉及。从研究重点来看，相关研究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二语习得策略、教学范式，以及教学环境中主客体因素之间潜在关系等等，研究主题较为广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内学习环境相关实证研究运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以量化范式为主，并且部分研究过于注重量化数据呈现，常常简化质性数据阐释。未来的二语习得相关研究一方面需要拓展研究思路和视角，不能仅仅注重于拓宽研究广度，也要探求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获取更充足的数据，也可根据不同研究问题采取参与或非参与式观察、访谈等多样化手段收集资料，两者应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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