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校新生，特别是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新生，正处于从“学生”到“社会人”身份转换的关键过渡期。他们不仅面临着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等多重变化带来的普遍性适应挑战，更承受着由家庭经济状况带来的特殊压力。这种经济压力并非一个简单的客观经济指标，而更多地体现为个体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估与感受，即“主观经济压力”。已有研究表明，主观经济压力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长期负面影响。

然而，将经济压力简单视为心理问题的单一风险源，可能忽略了其影响的复杂性与个体差异性。在现实中，我们观察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部分贫困新生在逆境中展现出惊人的心理韧性，他们将经济压力转化为奋斗的动力，积极规划未来，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适应；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可能被经济压力压垮，产生自卑、退缩、逃避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陷入消极的社会适应状态。这种分化表明，经济压力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的负面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双刃效应”。

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被定义为个体在面对压力、逆境或创伤时，能够保持甚至促进心理健康的过程和内在机制。它是决定个体能否成功适应环境变化的核心心理资源。那么，经济压力这把“双刃剑”，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有时锻造了更强的心理韧性，有时却又将其削弱？本研究认为，“希望”（Hope）与“金钱羞耻感”（Money Shame）是两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它们构成了经济压力影响心理韧性的两条并行且方向相反的路径。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未来导向认知，能够将压力转化为目标与动力；而羞耻感作为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情绪，则将压力内化为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并行中介模型，为理解贫困新生的心理适应过程提供更细致的理论框架，并为高校的心理疏导与教育管理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一、经济压力对新生心理韧性的直接影响：风险与挑战

经济压力对新生心理韧性的直接冲击是显著且多方面的。首先，它构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现实应激源。研究指出，经济困难大一新生承受着比普通新生更大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包袱，与高年级贫困生相比，他们又因缺乏经验与技能而表现得更加无助和迷茫。这种现实压力直接考验着个体的抗压能力与资源调动能力。

其次，经济压力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选择与生活体验，间接侵蚀着心理韧性发展的基础。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体基本的生理与安全需求持续受到威胁时，更高层次的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便难以得到满足。贫困新生可能因经济拮据而无法参与正常的同辈社交活动，在人际交往中感到格格不入，从而产生孤独感和封闭倾向。这种社会支持的匮乏，直接削弱了心理韧性的重要外部保护因子。一项对听障大学生的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作为外在环境保护性因素，对于个体的适应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韧性越好。

再者，经济压力容易引发一系列负性认知与情绪，如自卑、敏感、忧虑多疑等。来自贫困地区或城市底层家庭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与周围同学进行社会比较时，极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可能“小心地掩饰着内心深处的自卑，害怕被瞧不起”，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是心理韧性的重大损耗。长期处于这种情绪状态下，个体更容易形成“固定型思维模式”，即认为自身的能力与处境是固定不变的，在面对挫折时倾向于逃避和无助，这与成长型思维模式所促进的心理韧性背道而驰。

二、并行中介路径一：希望——经济压力转化为心理韧性的积极通道

希望，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积极心理特质，是经济压力可能激发心理韧性的关键中介变量。希望不仅包含对达成目标的意志力，也包含对找到实现目标途径的认知。对于部分新生而言，经济压力非但没有将其击垮，反而成为激发其奋斗意志、明确人生目标的催化剂。

研究表明，希望能够正向预测心理韧性。对于贫困地区儿童的研究发现，希望不仅直接影响其心理韧性，还会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即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他人的支持等间接影响心理韧性。这为理解经济压力下的新生提供了启示：当个体怀有较高的希望时，他们更倾向于将经济压力视为一个可以克服的阶段性挑战，而非无法逾越的绝境。这种认知促使他们主动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从而增强了心理韧性。赵景欣教授团队的研究进一步从纵向角度证实，主观经济压力对抑郁的长期影响，受到希望发展轨迹的中介作用。那些希望水平“高—稳定”的青少年，能够更好地缓冲经济压力带来的抑郁风险。

那么经济压力如何激发希望？经济压力激发希望并非自动发生，它依赖于个体内在的认知重构与外部支持系统的有效干预。这要求个体具备或能够培养一种“成长型思维”，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现状。再者，家庭和学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家庭经济资本可能不足，但若家庭能给予充分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传递“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孩子就更可能将经济压力视为奋斗的动力而非耻辱的烙印。高校系统的就业指导、职业规划以及自强自立的榜样教育，也能帮助贫困新生将眼前的困境与长远的发展目标联系起来，构建清晰的奋斗路径，从而维持和提升希望感。

因此，在希望这条路径上，经济压力可能转化为一种“建设性压力”，它通过激发个体的未来导向目标感，促使其积极调动内外资源，进而锻造出更强的心理韧性，最终实现良性社会适应。

三、并行中介路径二：金钱羞耻感——经济压力削弱心理韧性的消极通道

与希望路径相反，金钱羞耻感是经济压力侵蚀心理韧性的核心消极中介。金钱羞耻感被定义为一种“相信我们是有缺陷的，因此不值得拥有爱和归属感的、极度痛苦的感觉和经历”，它基于我们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感知。对于许多贫困新生而言，经济压力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匮乏，更是一种深层的、关于自我价值的羞耻与愧疚。

本文根据质性研究发现，羞耻感的形成与内化羞耻感往往根植于童年经历。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其物质需求常常被父母以贬低或诉苦的方式拒绝，如“买了新手机，学习成绩就会好吗”“我累死累活赚钱其实很不容易的”这类的话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配得感”。他们便容易将“需求”与“不配得”“自己是家庭的负担”联系起来,形成关于金钱的负面核心信念。进入大学后，这种内化的羞耻感在鲜明的贫富对比环境下被急剧放大。他们可能“因贫困而自卑，因自卑而封闭”，在人际交往中敏感多疑，拒绝接受帮助，以免暴露自身的“缺陷”。

羞耻感如何削弱心理韧性？金钱羞耻感通过多种机制损害心理韧性，导致适应不良，一是表现为个体不自觉强化不配得感，抑制自我投资。具有强烈金钱羞耻感的个体，会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消费模式。他们习惯于选择最低廉、品质最差的产品，压抑一切“非生存必需”的欲望，认为享受生活、投资自我是一种奢侈和罪恶。这种长期对自我的苛待，剥夺了生活乐趣和成长机会，加剧了无意义感，削弱了应对挑战的内在动力。

二是导致决策疲劳与心理资源耗竭。为了省钱，个体需要在无数日常琐事上做出精细的权衡，如不断比价、凑单、计算优惠等等，这导致严重的“决策疲劳”。有限的认知和心理资源被大量消耗在微观的经济决策上，导致他们在学习、人际等更需要专注的领域精力不济，容错率降低，更容易感到挫败和压力。

三是损害社会联结，剥夺关键支持。羞耻感促使个体回避社交活动以节省开支并隐藏“窘迫”，导致其社会网络萎缩。而社会支持正是心理韧性最重要的外部保护因素。当个体因羞耻感而自我孤立时，便切断了自己在困境中最可能获得的情感慰藉和实际帮助的来源，陷入“经济压力—羞耻感—社会孤立—心理脆弱”的恶性循环。

四是导向消极适应策略。在羞耻感的驱动下，新生可能采取“逃避型适应”策略，如通过“躺平”、间歇性工作甚至“啃老”来回避竞争与压力。或是陷入“边缘型适应”的迷茫与角色混乱，既无法接受现状，又无力改变，在求职与离职中反复摇摆。

由此可见，在羞耻感这条路径上，经济压力被内化为对自我价值的攻击，它通过诱发不配得感、耗竭心理资源、破坏社会支持系统，最终严重损害个体的心理韧性，导致适应困难甚至心理疾病。

四、整合模型：“双刃效应”的动态平衡与影响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压力对新生心理韧性影响的并行双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的核心在于，经济压力是一个中性应激源，其最终对心理韧性产生促进还是抑制的“双刃效应”，取决于“希望”与“羞耻感”两条中介路径的相对强弱。

此模型经济压力作为自变量，通过激发动力或社会比较与内化预测希望与羞耻感路径。希望正向预测心理韧性，羞耻感负向预测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最终影响社会适应结果，积极社会适应形成顺应型、创新型社会适应，消极社会适应导致逃避型或边缘型社会适应。

此外，这一动态平衡受到个体、家庭、学校等多层面因素的调节，多个调节变量会影响两条路径的强度。如在个体层面，成长型思维模式是关键的认知调节变量。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更可能将压力视为成长机会，从而增强希望路径。心理韧性本身也存在性别等差异。家庭层面，家庭累积风险是羞耻感的重要来源，会直接加剧心理风险。然而，良好的亲子依恋和情感支持却能缓冲风险，甚至当亲子关系不佳时，孩子会转向寻求其他社会支持，例如师生和朋辈支持，表现出心理韧性的“补偿效应”，这强化了希望路径。家庭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也为个体提供了“试错”的缓冲空间，影响其适应起点。学校与社会支持层面，师生关系和朋辈支持是大学阶段至关重要的保护性因素。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削减家庭风险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基于朋辈辅导的支持，因具有“相似经历、共同语言”的优势，能有效降低贫困新生的心理防御，提供更易接受的情感支持与实用建议，从而抑制羞耻感，增强希望与归属感。高校系统的、关注心理层面的资助与辅导体系，而非单纯的经济补偿，对于引导路径走向至关重要。

五、教育启示与干预策略

（一）精准识别与早期干预，阻断羞耻感内化

新生入学时，应通过科学的心理测评和深度访谈，不仅识别经济困难学生，更要评估其主观经济压力水平、希望特质及羞耻感倾向。对羞耻感高的学生进行早期心理干预，通过个体或团体辅导，帮助其识别并挑战“我不配”“我是负担”等负面核心信念，学习建立与金钱的健康关系，练习对自我说“我值得”。

（二）构建多元支持系统，灌注希望与归属感

一方面深化师生联结。鼓励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与贫困新生建立常态化的深度沟通机制，成为其重要的社会支持源和价值引导者。另一方面推广朋辈互助。系统培训和组织有相似经历的高年级优秀学生或同龄人，开展“朋辈辅导”，为新生提供情感共鸣、经验分享和实际指引，有效缓解其孤独与不适应。除此以外，完善资助育人体系。将“隐形资助”与“发展型资助”相结合。在提供经济帮助时注重保护学生尊严，同时设立面向贫困生的能力发展项目，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匮乏”转向“成长”，化被动受助为主动发展。

（三）培养成长型思维与心理韧性，赋能个体

将成长型思维训练和心理韧性培养纳入新生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及心理健康课程体系。通过工作坊、讲座、榜样故事分享等形式，教导学生将挑战视为能力提升的机会，接纳失败并从中学习，从而增强其面对经济压力时的主动应对能力与希望感。

（四）重塑校园文化，消弭歧视与偏见

在校内倡导勤俭节约、奋斗自强、多元评价的文化，反对消费主义和攀比之风。通过开展宣传活动，表彰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榜样，营造“无论出身，皆可成才”的包容氛围，从环境上减少诱发金钱羞耻感的社会比较压力。

六、结论

经济压力对高校新生心理韧性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方向并非命中注定，而是取决于个体在压力与资源互动中走过的心理路径。本研究构建的“希望－羞耻感”并行中介模型揭示，经济压力既可能通过激发对未来的希望感，促使个体调动资源、积极应对，从而锻造出坚韧的心理品质；也可能通过内化为深刻的金钱羞耻感，摧毁自我价值感、耗竭心理资源、切断社会联结，最终导致心理韧性的溃败与适应不良。

这一模型提醒教育工作者，对贫困新生的关注必须超越经济层面，深入其心理世界。高校心理健康与资助工作的核心使命，在于通过系统性的外部支持与个体赋能，帮助新生截断从“经济压力”到“金钱羞耻感”的恶性循环，铺设并拓宽从“经济压力”到“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积极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将潜在的风险转化为成长的契机，引导每一位新生，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都能在大学阶段实现心理的茁壮成长与社会的顺利适应，从“象牙塔”自信地走向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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