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新声
Journal of New Voices in Arts and Literature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602(P)
- ISSN:3080-0889(O)
- 期刊分类:文学艺术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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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的双重叙事主体性建构策略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Dual Narrative Subjectivity in Les Années
引言
《悠悠岁月》以“无人称自传”重构法国集体记忆,通过1940—2006年间的时代切片,将个人经历与女性群体命运交织。作品突破传统叙事,以“她”与“我们”的双重视角,揭示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社会禁锢。埃尔诺将写作视为斗争工具,在“所有人的语言”中构建反抗话语。其创新的叙事策略——融合物质考古与影像蒙太奇的形式实验,与女性意识表达形成双重革命。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可解码文本中形式创新与表达女性意志诉求的深层互动。
1. 叙述声音与性别权威的生成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Roland Barthes 1989: 215)中指出,叙事文本存在“故事”(内容层)与“话语”(形式层)的二元分野。其中,“话语”层面衍生出的“声音”概念,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交汇点——前者侧重声音的社会性别权威内涵,后者则聚焦其文本表征机制,由此形成两种既相互对话又各具特色的理论阐释路径。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中,女性主义叙事学者采取了一种双重研究路径:一方面借鉴经典叙事学对“声音”形式的类型学划分,另一方面则深入挖掘叙述声音背后潜藏的性别权力关系及其社会文化意涵。这一研究范式在苏珊·兰瑟(Susan S. Lanser)的奠基性著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得到充分体现。兰瑟通过建构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作者型声音(authorial voice)和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这一理论框架,对女性作家的文学实践进行了系统性考察,揭示了叙述形式与性别权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兰瑟指出,这三种叙述声音象征着女性为了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争取一席之地,必须建立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威:“建构另外的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她们能借以活跃期间的‘定率’的权威;既要在话语层面构建并彰显女性主体性,重塑‘女性气质’的界定权;又要在身体维度上确立女性主体的权威表达。”。
1.1 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以第三人称“她”为标志
在《悠悠岁月》的叙事建构中,埃尔诺创造性地采用自传性影像资料作为文本组织框架——以作者少女时期至成年阶段的多幅照片与录像为叙事节点,构建起独特的记忆书写模式。每一章节均始于对特定影像的细节描摹及其触发的个体记忆,继而通过记忆的涟漪效应,将私人经验扩展为对法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历史进程的集体记忆重构,从而实现了微观自传与宏观历史的有机融合。在叙事进程中,埃尔诺巧妙地实现了人称代词的动态转换——从第三人称“她”逐渐过渡到更具包容性的“我们”。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叙事学意义:当聚焦于照片中少女的身体经验、情感轨迹与记忆图景时,文本采用典型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即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所定义的“一种超越个体经验的叙事权威,通过全知视角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主体表述”。兰瑟将作者型叙述声音界定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这一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以全知视角置身故事之外,与人物保持情感距离,避免被情节左右,从而维持中立客观的叙述姿态,增强文本可信度。
在《悠悠岁月》中,讲述照片中“她”从童年到暮年的叙述者被赋予了鲜明的女性身份。这位女性叙述者如同精准的镜头,记录着“她”从少女时期性意识的萌动到成长的细微变化。未成年的“她”第一次有了性意识,“她不和男孩子说话,却时时刻刻想着他们”;婚后“她感到偏离了她从前的目标,除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进展之外什么都不是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变得更加平和而洒脱,“她的丈夫在远方,带着一个孩子再婚了,她的母亲死了,儿子们住在别的地方。她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的丧失,似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女性叙述者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勾勒出“她”的生命轨迹。这种看似中立的叙述背后,实则暗藏机锋——从少女时期被规训的欲望,到婚姻中隐形的枷锁,文本的缝隙间始终流淌着未被言明的性别区别。读者必须穿透表面的平静,才能触及那些被叙述者精心编码的女性处境。这位女性叙述者并未完全隐退于文本之后,而是以含蓄而节制的方式维系着叙事的客观性。她既巧妙地确立了自己的叙述权威,又通过细腻的笔触唤起读者的思考,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悄然传递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1.2 集体型叙述声音——以“我们”为标志
在《悠悠岁月》中,除了作者型叙述声音,还出现了另一种叙述形式,即“我们”这一集体型叙述声音。所谓集体型叙述,是指叙述主体以复数的身份发声,讲述一个群体共有的经历与感受,体现了“我们”的共同声音。这种声音的指代对象在不同文本中有所变动,可以指主人公自身,也可以指向特定的社会群体,呈现出虚构性、自传性、多元性和流变性。它所承载的是社群成员共享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逻辑,折射出一种群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悠悠岁月》中“我们”所代表的集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叙述内容的变化,指涉家庭、学校、性别群体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在书写女性经验时,叙述者巧妙地运用“我们”这一集体叙事视角,将个体经历升华为一代女性的共同记忆。在少女时代,女性群体共同经历着身体意识的萌发与社会规训的微妙互动。文本中提及“我们向往着传闻中在德国才能买到的药”的集体表述,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女性面临的现实处境。这种群体性叙事模式持续延伸至社会制度变革之后,在字里行间形成独特的对话维度。文中描写的“面对医疗系统时的谨慎态度”与“道德观念的潜在影响”,通过群体记忆的文学重构,展现出女性生命经验中特有的情感光谱。这种叙事方式在文本空间中构建起细腻的情感网络,既承载着个体生命的真实温度,又在文学维度上形成具有代际延续性的记忆图谱。通过将私人经验转化为群体叙事的修辞策略,作品在保持历史质感的同时,也为理解女性成长轨迹提供了诗性的阐释空间。
《悠悠岁月》以个人记忆为起点,逐渐延伸至集体记忆,在个体与时代的交汇中构建叙事。这一过程中,作者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交替出现,并非单一的叙事视角。这种双重叙事结构巧妙地颠覆了传统男性叙事的线性逻辑,既解构了男性主导的叙事范式,又开创了女性书写的新路径。女性写作常被贬斥为沉溺于“私人絮语”而缺乏历史纵深的“自我中心主义”。但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通过融合个人与群体两个层面的叙事,不仅描绘了一个女性个体的成长与生活轨迹,也描摹出一幅20世纪法国乃至全球社会变迁的集体图景,精妙地交织了私人情感与社会历史的张力。
这种创新的叙事策略,不仅深化了女性文学的视野,也使文本具备了更丰富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内涵。叙述者在冷静观察与情感共鸣间游走,既保持了叙事的权威性,又营造出亲切的对话感。这种张弛有度的声音,让读者在理性认同与情感共振中,自然而然地接纳文本蕴含的女性意识。
2. 叙述视角与女性意识的表达
叙述视角与性别话语的互动关系,始终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分析维度。在《“话语”结构与性别话语权——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一文中提到:“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被视为一种文化逻辑关系”。兰瑟在其著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深入探讨了文化规约与叙事视角之间的辩证关系。兰瑟认为,“作者的权力基础和所处的环境,叙述者的性别、身份、立场与价值观,都影响着作品叙述视角的选择”。沃霍尔在《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劝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这篇文章中指出,在叙事学的视阈中,主客体之间的观看关系往往折射着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建构机制。传统叙事模式中存在某些角色定位的倾向性,这种文学传统随着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正经历着叙事维度的革新。当文本中出现女性作为叙述主体时,这种审美实践不仅丰富了既有的叙事范式,更通过主体性表达的拓展,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景观。这种视角的转换实质上构成了叙事艺术演进的重要维度——它既延续着对文学传统的深度观照,又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审美转化,在文本空间中构建起多声部对话的可能。在此过程中,不同维度的叙事策略既保持着与历史文本的互文性关联,又为文学表达开辟出新的阐释向度。
2.1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隐性规约与持续性关注
在文学叙事的空间建构中,埃尔诺借助女性叙述者的观察维度,为影像中的生命个体注入了独特的阐释视角。叙述者以细腻的审美观照,呈现特定历史阶段对女性成长轨迹的文化塑造——从日常行为的隐性规约到形象管理的价值引导,这些渗透在生活细节中的社会化进程被转化为具象的文本肌理。这种叙事策略使某些被历史自然化的性别文化逻辑获得重新审视的可能,正如文本中所述“界定少女群体的首要维度,往往关联着某种道德评判体系”。少女时期的情感体验始终伴随着微妙的张力,其行为模式与存在方式承受着来自社会场域的持续性关注。叙述者通过平静的文献式书写,揭示出道德标准中蕴含的双重价值导向——那些承载着传统重量的规训话语,实质上构建起某种隐性的价值体系,将女性多维度的生命特质导向特定维度的价值定位。这种深嵌于文化基因的延续性,使女性在代际传递中持续面对着社会期待的结构性影响。
在家庭角色的配置层面,文本通过量化数据的呈现(60%有酬劳动与30%家事教育的配比关系),折射出社会分工模式中的深层文化惯性。当现代女性尝试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时,这种历史形成的角色框架往往转化为个体生命实践中的现实命题。叙述者以非评判性的笔触,记录着女性在多重社会身份间进行自我调适的复杂过程。“她不像从前那样梦想明年夏天的海滩,或者成为出版第一本书的作家。未来被用明确具体的词语表达出来: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晋升和财产,孩子进幼儿园,这些不是梦想,而是预见”。
2.2 女性社群的共同记忆
在《悠悠岁月》中,当叙述“我们”关于女性社群的共同记忆时,叙述者同样采用了女性视角。通过这种女性叙事视角,读者得以关注20世纪下半叶女性意识的渐进式觉醒。1940—1950年代,女性仍被禁锢在传统道德枷锁中,连公开讨论性话题都属禁忌;而到1960—1970年代,随着社会风气转变,“那些昨日的羞耻感已然过时”。这种叙事不仅记录了女性解放的历史轨迹,更凸显了性别观念的时代变迁。“我们回过来谈妇女的历史,发现一切都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女性主义者们不仅挑战了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制度,更对传统权威文化的建构逻辑进行了深刻解构。她们重新审视了既有的性别价值体系,正如埃尔诺所言:“那种与生俱来的女性劣等感正在消逝”。女性开始摒弃“男尊女卑”的传统定位,不再甘于扮演精神囚徒或附属品,而是以自主主体的身份重塑自我价值。
在《悠悠岁月》中,叙述者通过“她”的个人经历,串联起女性群体的记忆与情感体验,始终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处境与挑战。这些挑战呈现出双重结构:表层体现为制度性限制,深层则源于文化语境中对女性角色的规范与建构——通过日常话语与社会期待勾勒出“理想女性”的形象。埃尔诺通过女性视角的叙述,不仅重申了女性在表达与观看中的主体地位,也在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多重突破:质疑固有的性别认知框架、拓展女性主体表达的空间,并描绘出女性意识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具有反思性的叙述实践,体现了一种温和却深刻的文化介入方式。
3. 结束语
《悠悠岁月》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交替呈现,实现了个人经验与群体记忆的有机融合。埃尔诺以“她”为主体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使女性在非平等的性别秩序文化下的成长轨迹得以客观再现,同时避免了传统女性书写中可能出现的情感化、自我中心化倾向。与此同时,集体型叙述声音则以“我们”为主体,超越个体叙述的局限性,使女性的身体体验、社会处境和历史记忆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呈现,从而赋予女性集体话语更强的权威性。这一双重叙述模式不仅是对男性主导的传统叙事范式的颠覆,也展现了女性书写在文学表达上的创新可能性。埃尔诺通过这种方式,使女性个体与群体得以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也增强了女性话语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埃尔诺的写作实践,既回应了埃莱娜·西苏关于“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的主张,也实现了将女性个体经验融入广阔时代背景的努力。她的作品既可以被理解为女性主义书写的一种体现,同时又可以从人类学的视角被解读为对女性自我存在的一种重新探寻与深入考察。由此可见,《悠悠岁月》不仅是一部个人记忆的书写,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见证,为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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