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国更好地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自2020年7月实施以来，明确将“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作为立法目的，特别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然而，基层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各地实际实施的矫正方法并不相同，但大多还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进行，缺乏分类别、分阶段、分等级的针对性教育，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矫正项目严重匮乏，学习矫正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实质的教育和改造作用。社区矫正的工作大多是由基层司法所承担，而司法所存在着矫正基础设施和矫正人员严重缺乏的问题。社会组织尽管在《社区矫正法》中被赋予参与社区矫正的身份，但实际上却处于被动和相对隐形的状态。从实际功能的角度来看，社区成为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延伸机构，仅履行管理职能，并非少年犯的改造环境，形成一个“封闭系统”，未能识别和解决社区、受害者、罪犯和家庭成员在矫正过程中的交织需求。这些问题暴露出传统社区矫正模式与未成年人特殊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亟需通过治理理念和实践体系的创新加以破解。​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基层治理视野下的现状检视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兼具惩罚性与保护性的刑事执行活动，其成效直接取决于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从当前基层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在项目设计、社会参与和主体协同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一）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

《社区矫正法》明确要求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发育需要、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区的未成年人矫正项目仍存在明显的同质化、成人化倾向。虽然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监管措施上有一定区分，但针对未成年人仍多采取简单的训诫教育，缺乏多样化的矫正教育措施，难以真正实现教育管理目标。这种“一刀切”的矫正模式严重忽视了未成年人的个体差异和成长需求。​

从矫正实施方式来看，现有矫正多采用集体教育、统一活动的模式，集体教育往往连教育时间都难以落实，更不用说教育内容；矫正项目侧重纪律要求，而心理辅导、情感支持及家庭关系修复等专业供给严重不足。这种标准化的流式操作，无法适应具有心理创伤或学业困难等复杂背景的未成年人，难以实现精准帮扶。

（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与传统的监狱矫正理念与方式相比，社区矫正要使得犯罪人员重新顺利地回归社会并防止其再犯罪，这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分支任务。面对教育和就业歧视等长远影响，单纯的行政帮扶力有不逮。社会组织作为重要力量，本可纾解司法所压力，并帮助未成年人重建社会连结。但目前主体间多采取“点对点”的机械结合，未能有效整合资源以解决社区与家庭的交织需求。从现状来看，其参与广度和深度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实践中，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足表现为：一是类型单一，缺乏专业的青少年及心理服务机构；二是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权限划分模糊，限制了专业优势的发挥。此外，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与资源支撑。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多以临时协助、志愿奉献为主，这些合作多为行政主导性、阶段性、项目化的尝试，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协同机制。也有部分地区政府通过招投标形式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以提升矫正水平，一方面这些地区财政充裕，此做法难以为中西部地区所复制，另一方面，该种参与渠道仍欠规范化，仅有司法部等部门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作为支撑，该《意见》仅作为原则性、鼓励性指导，缺乏具体参与路径和可持续激励机制的进一步规划，甚为可惜。因此，由于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受到影响。​

（三）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虚化

《社区矫正法》确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配合的机制。但在基层执行中，由于权责边界模糊，相关部门往往存在避责心态，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

信息壁垒亦是阻碍。部门间甚至科室间数据资源难以整合。沅江市司法局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社区矫正工作与公安部门存在衔接不畅问题，涉嫌再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被公安机关调查时，社区矫正机构往往不能及时获得通报，反映出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

此外，矫正对象的信息整合多局限于司法行政系统内部，教育、民政、卫健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尚未实现，影响了矫正措施的协同性。在突发事件处置上，也缺乏常态化的联动机制，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实践启示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平安中国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创新，已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深入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总结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启示，对于创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核心内涵：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三治融合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即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多元共治和三治融合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通过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矫正领域，这体现为各级社区矫正委员会的统筹协调。“多元共治”打破了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整合社会、市场等多方力量。矫正小组制度吸纳司法所、居委会、监护人及志愿者共同参与，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同时，“三治融合”通过法治保障程序规范，通过自治实现自我管理，通过德治发挥感化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提升了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实践启示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的丰富实践，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宝贵启示。如贵溪市志光镇“135”模式实现了未成年帮教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实效化运行。该模式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为主线，建立镇村联动、多方协调、“线上+线下”三项机制，推动“评估预警员、法治宣传员、矫治管理员、关爱辅导员、成长帮扶员”五员融合。

河南周口淮阳区“检察+社工”模式打破了传统司法办案模式，联合专业社工组织融入“淮小未”办案团队，构建“同步介入调查、同步评估听证、同步跟踪帮教”工作机制，实现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同频共振。该模式实施以来，已有13名涉罪未成年人重归正途、5人考入高等院校。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通过专业力量介入个性化帮教，可有效提升涉罪未成年人的回归率。

浙江省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其成功经验更具推广意义。如诸暨市近年来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其“星海守望”平台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了技术赋能的实践样本。该平台从心理、家庭、成长经历、偏差行为等40余个评估维度出发，以量化赋分形式精准画像分析、全面评估，区分“低-中-高”风险等级，为后续不起诉考察帮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依据。这种精准评估模式打破了传统矫正中经验主义的局限，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矫正措施的精准匹配。同时，该平台融合DeepSeek、AI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化、智能化的心理咨询和个性帮教服务，截至2025年5月已对50余名罪错未成年人开展精准智能分级评估，使全市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减少12%，展示了科技赋能在提升矫正效能中的巨大潜力。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配性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价值理念和运行机制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这种适配性为二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得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有效指导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创新，同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也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外延。​

（一）理念契合：以人为本、源头治理的治理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核心理念上高度契合，均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的治理逻辑，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本质要求完全一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特殊的青少年群体，他们既是违法犯罪者，也是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其矫正过程必须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尊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

源头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强调“立足预防、立足基层，切实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目的是“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现了源头治理的理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仅要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矫正，更要通过教育帮扶消除重新犯罪因素，预防再犯罪发生。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理念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这要求矫正工作不仅要关注行为矫正，更要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改善、心理创伤修复、家庭功能完善等根源性问题。​

（二）机制互补：基层治理资源的协同整合

“枫桥经验”的治理机制能有效破解矫正资源匮乏的困境。通过整合基层组织资源，实现效能提升。​

1.网格化管理和个别化矫正融合​

网格化管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实践形式，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所需的个别化矫正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网格化管理将基层治理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配备网格员负责信息采集、矛盾调解、服务代办等工作，形成了全覆盖、精细化的治理网络。这种管理模式能够为未成年人个别化矫正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撑和实施载体。平湖市司法局将社区矫正融入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员点对点走访结对辖区内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掌握其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为个别化矫正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种动态化的网格管理与未成年人个别化矫正需求高度匹配，能够根据矫正对象的情况变化及时调整矫正措施，提高矫正的精准性。

网格化管理与个别化矫正的融合，还能够实现矫正资源的精准投放。未成年人矫正需求多样，涉及心理辅导、学业指导、家庭关系修复等多个方面，网格化管理可以整合网格内的各类资源，为不同需求的未成年人提供精准支持。平湖市通过网格资源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与学历技能双提升活动，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提供就业指导、心理咨询、困难救助等多元化帮扶服务，体现了网格化管理在资源投送方面的优势。​

2.社会力量与专业服务的衔接​

在“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理念指引下，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创新刑事执行领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这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多元共治理念一脉相承。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可以将专业服务有效引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过程。​

社会力量参与能够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服务。未成年人矫正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一的政府服务难以满足需求，需要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社会适应训练等服务。通过招募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社会人士作为志愿者，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一对一法律帮扶，可以弥补司法行政部门相关专业力量的不足。

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三治融合”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了渠道。通过自治机制可以调动社区居民、志愿者等参与矫正工作；通过法治机制可以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的范围和方式；通过德治机制可以营造包容接纳的社会环境，减少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阻力。通过联合家庭、学校、社区建立三位一体的教育和管理网格，发挥关工委、团委、义工组织等机构的作用，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是未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建设目标。

综上所述，“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路径和治理手段等各个方面都有相通性。当前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治理工作有必要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枫桥式”治理路径。

四、“枫桥经验”视域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优化进路

（一）从“惩罚矫正”到“恢复性治理”的价值导向转变

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重要职能，但强调监管控制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功能同侧重于提供帮教的矫正恢复功能之间的张力却一直持续至今。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优化，首先需要实现价值导向的根本转变，即从强调惩罚的矫正观转向注重恢复的治理观。这种转变意味着不再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简单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活动，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促进未成年人恢复社会功能、重建社会关系的治理过程。

恢复性治理强调修复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损害，恢复未成年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社区矫正应引导犯罪人在社区开放环境下，积极修复与社区成员的关系，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与社区和谐共处，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最终被社区接纳重新融入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更破坏了社会关系。恢复性治理要求通过社区矫正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关系，包括未成年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等。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组成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实现“对症下药”是开展分级干预的关键所在，需要运用赔礼道歉、司法训诫、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方式，确保教育矫治之效。

在实践中，恢复性治理要求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重心从行为控制转向能力建设，从问题解决转向潜能开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往往与其社会适应能力不足有关，恢复性治理注重通过矫正过程提升未成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诸暨市司法所发现，73%的未成年犯曾因前科记录被职业培训拒之门外，这种系统性排斥反而强化了“犯罪是生存手段”的认知。为此，当地创新“技能存折”制度，将公益服务、职业培训时长换算为社会信用积分，17岁的盗窃案当事人陈某凭借花卉市场3个月装卸工经验，不仅积累积分兑换叉车证培训，更因企业积分背书获得正式岗位。这种将矫治过程转化为能力可视化的设计，使未成年人在修复社会关系的同时，同步积累生存资本。

（二）打造“枫桥式”精准矫正工作体系

依托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框架，打造“枫桥式”精准矫正工作体系，是提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质效的关键举措。借鉴诸暨、平湖等地的实践经验，精准矫正工作体系应当包括场景化矫治项目开发、多主体协同矫正机制和网格化精准监管动态评估三个核心组成部分。​

1. 场景化矫治项目开发

场景化矫治项目开发是实现精准矫正的基础，要求根据未成年人的生活场景和成长需求设计个性化的矫正项目。在家庭场景中，应当开发家庭关系修复项目，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和亲子关系状况，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亲子沟通训练等服务。根据家庭监管风险因素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对存在家庭监管问题的未成年人制发《督促监护令》。在学校和社区场景中，应当开发社会适应项目，帮助未成年人改善社交能力，重建社会关系。在心理场景中，应当开发心理疏导项目，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创伤经历提供专业服务。

2. 完善多主体协同矫正机制

完善多主体协同矫正机制是落实“多元共治”理念的重要举措，需要建立健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协同机制，形成矫正合力。根据涂尔干的观点，有机团结的建立应以个体差别为基础，每个主体都拥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整体的共性与部分的个性得到同步发展，社会更加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据此必须考虑各种矫正参与力量的优势所在，明确其功能定位，厘清司法行政、教育、民政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司法所负责程序性事务，社会工作者负责矫治教育，民政部门负责帮困救助。同时，应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实时协同。健全激励机制，对参与矫正的社会组织给予补贴与表彰，并加强质量评估。此外，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将家长教育能力提升纳入矫正体系，对监护人进行适当培训，对监护人开展分阶段培训教育。比如定期组织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所属家庭成员座谈，形成常态化机制。此外，还应当为困难家庭提供必要的帮扶支持，解决其实际困难，为矫正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可与民政部门对接落实临时补助、低保等政策。

3. 网格化精准监管和动态评估

网格化精准监管和动态评估是实现“精细化、科学化”监管的重要手段，应当依托基层治理网格，建立全方位、动态化的监管评估体系。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纳入基层治理网格管理，明确网格员在社区矫正中的职责定位，包括日常走访、信息收集、风险预警、帮扶协助等。网格员应当接受专门培训，掌握与未成年人沟通的技巧和方法，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和亲和力。同时，应当建立网格员与司法所的快速响应机制，确保重要信息及时传递、重大问题及时处置。

建立信息化支撑的动态评估系统是精准监管的关键。应当依托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和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动态评估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自动分析、风险预警。通过“社矫+网格”信息网络共建融合，实现网格员信息、走访任务派发、完成情况反馈和异常事件上报等多数据实时共享，这种模式应当进一步拓展，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评估维度，以量化赋分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精准画像分析和风险等级评估，为动态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完善风险预警和干预机制是精准监管的核心目标。应当根据动态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针对不同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低风险对象可适当减少监管强度，增加帮扶力度；对中高风险对象则应加强监管频次，及时干预风险隐患。此种分类、动态监管应当与网格化监管相结合，形成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同时，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明确网格内各主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和处置流程，确保对未成年人的异常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妥善处置。

（三）专业化队伍的“枫桥式”培育

建设一支专业化、本土化相结合的社区矫正队伍，是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保障。“枫桥式”队伍培育应当坚持专群结合、专业引领、本土赋能的原则，构建结构合理、能力过硬的工作队伍。其中，专业力量应当包括司法行政部门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招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负责矫正方案制定、专业服务提供和工作指导等；本土力量应当包括网格员、“五老”人员、志愿者、乡贤等，发挥其熟悉情况、贴近群众的优势，协助开展日常监管和帮扶工作。总之，应当坚持“专群结合”的思路，进一步扩大专业力量规模，优化队伍结构。

建立系统化的能力提升机制是专业化队伍培育的核心。应当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参加专业培训，提升其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并对新手进行“面对面、手把手”教学，这种培训模式应当常态化、制度化。培训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人心理特点、沟通技巧、矫正方法、法律知识等，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应当建立交流学习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到诸暨、平湖等实践经验丰富的地区学习考察，借鉴先进做法。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是专业化队伍培育的重要支撑。应当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业保障体系，包括薪酬待遇、职称晋升、表彰奖励等，稳定专业队伍。对于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应当建立激励机制，通过购买服务、补贴补助、评优表彰等方式，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同时，应当为社区矫正队伍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如办公经费、专业设备、技术支持等，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创新“传帮带”工作机制是传承“枫桥经验”的有效方式。应当发挥经验丰富的老工作人员、优秀网格员的“传帮带”作用，通过师徒结对、经验分享等方式，提升队伍整体能力。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中“五老”人员参与治理的做法，邀请退休教师、法官、检察官等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发挥其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

五、结语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范式。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当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矫正项目针对性、社会组织参与度和多元主体协同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需通过治理理念和实践体系的重构加以解决。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三治融合等核心内涵，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丰富实践为社区矫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理念和机制上具有高度适配性。以人为本、源头治理的治理理念契合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根本目标，而网格化管理、多元共治等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弥补社区矫正资源不足的短板。基于这种适配性，本文提出从价值导向转变、精准矫正体系构建和专业化队伍培育三个维度重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体系，形成“枫桥式”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新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价值导向从“惩罚矫正”到“恢复性治理”的转变，更加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通过场景化矫治项目、多主体协同机制和网格化动态监管组成的精准矫正体系，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专业+本土”的队伍培育模式，构建专业化、本土化相结合的工作队伍。诸暨、平湖等地的实践表明，这种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质量，降低再犯罪率，促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深度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枫桥经验”的融合创新。同时，需要加强对“枫桥式”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的跟踪评估，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实践参考。建议将“枫桥式”矫正模式纳入《社区矫正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完善中，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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