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明朝中后期的中国，尤其是在嘉靖至万历朝的时代，帝国的专制主义机器被空前强化——甚至不用皇帝亲自运转，它自己也能够处理好庞大的帝国事务。在这种背景之下，思想上的枷锁也愈发牢固。八股取士让读书人不能够谈论自己的思想，政府对刊物的严格要求也使很多思想类书籍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逐渐压缩，而自身的负担却愈发沉重。政治上，严党当道，大肆敛财，人民水深火热；经济上，对矿工、盐工的压榨愈演愈烈。在嘉靖四十年，太湖发生大水，长江下游平原首当其冲。人民受灾，苦不堪言。《明史》载：“嘉靖四十年五月癸酉，青浦佘山九蛟并起，涌水成河。”嘉靖年这次大水直接让“倒严”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严党对水灾的瞒报也导致自己成为“倒严”势力的众矢之的。随着严党的倒台，很多新兴势力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成为内阁首辅，权力角逐的游戏之下，仿佛大明朝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其说是给帝国注入了新鲜血液，还不如说是给帝国打了一支肾上腺素。隆庆至万历的帝国列车依然只能朝着悬崖开去而掉不了头。作为列车头等舱乘客的理学家们，此时还沉浸在人伦天理中不能自拔。丝毫看不见眼前摇摇欲坠的黄昏。他们攻击心学家，认为心学家空谈误国，政治上的黑暗传递到思想上的专制。在这一背景之下，深受时代鞭打的李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李贽思想的出现，无疑是给愈发黑暗的明末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曙光。

一、李贽的生平

李贽生活的年代，正是大明朝江河日下、难以重振的年代。因其为所谓“异端”，故在《明史》里面没有为其列传。只在《明史·耿定向传》《明史·张问达传》《明史·焦竑传》中少篇幅提到过他，所以我们更多地从他的作品中深入对李贽本人的了解。尤其是从《焚书》之中。《焚书》记录了李贽与好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有自己读书感慨，其中不乏对时政、理学、心学、佛学等的想法。

李贽于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之中。他的祖辈曾从事过商业活动，有的甚至与异国人通婚。所以在信仰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很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随着日益严厉的海禁政策的施行，到了李贽父亲一代，便停止了商业活动，转而拾起四书，摇身一变教书先生。李贽幼年丧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父亲接受教育。可教书只够糊口，男儿志在四方。后来李贽在写给焦竑的《续焚书·与焦弱侯》中说道：“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正是因为李贽早年奔走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广泛的下层百姓。也了解到了多元的思想意识。

李贽初登官场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一年，他26岁。一举夺魁福建省的乡试举人。此后，李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于嘉靖三十七年擢为南直隶国子监博士。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他因为父亲的去世而守孝三年。而此时，福建倭患尤为严重，李贽也在此经历了一段极端困难的时期。三年之期满，补京师国子监博士。后因为种种原因，将家眷安置在了河南。这时候河南又发生了大饥荒，李贽的两个女儿都被饿死了。幸亏有好友邓石阳的帮助，让剩下的家眷足以渡过难关。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驾崩。此时的李贽将家眷安置在了京师——这是李贽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也将随之发生剧变。在京师的这几年，李贽广泛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思想上，他广泛接触阳明学派。并且深受心学影响。他毫不吝啬地称赞王学，同时也对理学的厌恶逐渐加深。政治上，他推崇徐阶、高拱、张居正的改革。在后来写给邓石阳之子邓应祁的书信中，李贽甚至还为张居正翻案：“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即便张江陵的手下杀害了他最为尊敬的先生——何心隐。

四年后，李贽改任南京。在南京的这些年里，李贽更加广泛地接触到了泰州学派的思想。他与“天子门生”赵贞吉、“胜我之友”耿定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也在这个时候趋于成熟。

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辞官。寄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中。在耿定理家里的这段时间，为了糊口，他主动担任起教书先生来，教育起来耿家子弟了。一直到耿定理去世，才移居麻城。在麻城的这段时间里，他与耿定向（耿定理同族兄）的思想冲突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一个自诩为“离经叛道”，一个自诩为“理学正统”，他们之间多次的书信往来充满了火药味。

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出版。万历二十七年，《藏书》出版。两书一出版，便受到了封建卫士的强烈扑杀。耿定向甚至公开恶贽。纠结理学家们大肆攻击李贽本人和著作。给予李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但是，越是这样的攻击，越能让李贽挺直腰杆，以笔为剑，刺破黑暗。

万历三十年（1602年），因张问达进奏，李贽最终被明神宗下狱。在狱中，李贽不忍身心摧残，最终自杀。结束了自己“离经叛道”的一生。“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在《明史》中，寥寥数语，便是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李贽的思想

（一）“童心说”

李贽的“童心说”收录在《焚书》之中。正如此篇开头写的那样：“龙洞山农（指焦竑）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这是一篇由批评文学升华到批评理学的文章。明帝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专制。前面也提到，对于文学创作领域，他们是有主导权的。统治者只允许出版所谓“正能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中，男人往往是“义”的；女人往往是“贞”的；”儿子往往是“孝”的；天下往往是“太平”的；神仙往往是只帮助“书生”的。在这种僵化的文学创作之下，理学家们却没有站出来反对，而是助纣为虐，通过此类文学创作强化儒家人伦纲常。李贽认为他们失去了“童心”。那么什么才叫作“童心”呢？“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所谓“童心”，便是天下之物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也。与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也承袭了王阳明的“至善是心之本体”的观点。李贽在文中写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其实就是人生下来时最初的本心。是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不受拘束，不受天理压迫的，由内而外的天真无邪的先天存在的善良。与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卫道士的后天人伦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

李贽认为，“童心”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在人刚出生的时，受到外界的所见所闻的干扰，可能“童心”就会消失；在人成长的阶段，受到外界伦理道德的渗透，可能“童心”就会更加迅速地消失；在人的三观成熟之际，长期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那么“童心”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圣人读书和假道学家读书的目的是不同的，圣人读书是为了固“童心”，而假道学家读书是为了弃“童心”。如果人人都像假道学家那样读书，后果就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从言语、政策、文著三方面来论述了失去“童心”的恶果，他认为，言语、政策、文著都能够影响人，促进人成长。所以这些作品也应该秉持这种不受任何杂质约束的“童心”理念。

“童心说”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有师承之意，但是在史学方面的观点却是独具一格。李贽强烈反对封建帝王用所谓的“正统”思想来愚民的政策。受到“正统”思想毒害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代入到封建统治者的视角。他们读史，在读到“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的时候，第一反应会认为这些伟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叛贼、反贼，子民反叛朝廷就应天诛地灭。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些英雄人物的出现，泱泱历史中才有数不胜数为民请命的人。李贽秉持这类观点，他在《焚书》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五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李贽认为，史学应该纪实，史官应该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进行记录。而不应该过分吹嘘皇帝的功绩，美化帝王的英雄形象，不能够把“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华夏几千年历史，并非只有封建帝王才能够算作英雄。那破釜沉舟的项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颁发《杀胡令》的冉闵、破南陈的晋王杨广，难道不能算作英雄吗？史官们正是在官场上被污染已久，早已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毒害，即使出了像范晔那样可以相对公正地记载“英雄”的史学家，他也有较大的阶级局限性——即国史为帝王家谱罢。

（二）六经皆史、经史一物

对于经与史的关系，从古至今变化不休。经学和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学术的主体。简而言之，经学微言大义，史学载事记实。经学对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教育等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从传统的意义上讲，经学的地位是高于史学的。但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史学的人不免会接触经学，研究经学的人不免会接触史学。

在先秦时期，经学与史学的界限不算太清晰。《六经》亦经亦史，孔子著《鲁春秋》，并且在此之上著《春秋》。这时的经学与史学夹杂，“微言大义”地在经中记载圣政的同时，也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史学在这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也没有成系统的理论。到了汉代，受到独尊儒术、今经古文之争的影响，史家的经学思想愈发突出。这时的史学被标榜成“一家之言”。更是成为经学的附庸。颜岸青先生认为，虽然当时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和针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仍然将大量历史学文献归入“春秋古经”类。这说明到了东汉时期，史学家仍然把历史学视作经学的一部分，即“解经之学”来看待。而后直到魏晋时期，终于有著作将史学单列了出来。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中的、有“甲乙丙丁”的分类方法。此书虽然已经亡佚，但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荀氏分类法如下：甲之下为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之下为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之下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之下为诗赋、图赞、汲冢书。此书的出版，可以将其视作史学独立于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史学”这一名词最早应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勒称赵王之时，史载：“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于是“史学”便应运而生。到了唐代，经学与史学逐渐开始了同步发展，同步总结的现象。刘知幾在其著作《史通》之中，贯穿经学史学，以经为史，把经书与史书并列，一同纳入自身史学批评的系统里进行评骘，讨论史书名目、体裁流变、体例沿革、记事得失、文笔优劣等历史编纂学问题。宋明时期，经学几乎完全被理学给同化了。理学被推崇为官学，左右着思想领域的发展，为政治提供思想上的工具。而受到理学影响的史学，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伪道学家们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大肆打压异己，抢夺思想领域上对经学的话语权。

那么史学和经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作为陆王心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李贽对经史之间的关系论述一直是明确的。他首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为清代章学诚的经史理论打下了基础。他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中写道：“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李贽认为，经的作用是规范人们的行为，教化子民的。“圣人不得已而有言”，而圣人之所以会有言，无非是用于教化与施政的，这样才会被记录，好用于歌功颂德。既然经的作用是如此，那么本质上和史就没什么不同了。如果解经不能够联系实际，那么“执定一说即是死语，死语则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所以著史之人不述经论不可，述经之人不载史实亦不可。前者不能够总结道理以鉴后人，后者不得以彰显事实以证经论。他指出，六经的出现，都是当时的经史结合的产物。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殊途同归。难道我们能说理论可以脱离实际而单独存在的吗？两者之间共存，才能让双方更有权威性。故史是不依附于经而存在的，史不再属于从属的地位。二者是一个统一体。在两者关系上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表里之别。

李贽抨击过很多正史，理由多是因为其为官修史书，会夹带统治阶级的私货。正如上述“童心说”时所讲，偏离了自己的初心，以此用于执定一说了，掌握了思想领域的话语权。他认为，真正将经史一物相结合的史学家，少之又少，司马迁就算一个。李贽十分推崇司马迁及《史记》，赞赏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情有所激而词不容缓”。认为所有史家都应该像司马迁一样。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客观公正记录史实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经的理解写于其中。对司马迁经的评价为“其文直”，对司马迁史的评价是“其事核”，可见其对司马公的评价如此之高。

三、总结

李贽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在正德到万历的明帝国，经济的磅礴发展势必会带动思想上的巨变。随着泰州学派的下沉儒学的兴起，这种代表着市民阶层新思想愈演愈烈，终于在卓吾身上达到了顶峰。他的出现，既是黑暗世界的一束亮光，亦是沧海中的一颗粟粒。在明帝国江河日下摇摇欲坠之时，他能够代表正在萌芽的新的势力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挑战传统框架之下的君臣、文学与经史体系，不得不说真是一名勇士。但由于思想上的先进，不能够完全作用于旧时代的经济基础——尽管这些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李贽被当作了“异端”所看待。但百年之后，人们发现，他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尤其是在五四时期，他又被反帝反封建的文人推举了出来。所以，无惧旧势力的压迫，敢于将还未成形的新的解放人性的思想带到明代，再通过这冰山一角般的昙花一现，将其思想传播到近代，仿佛这就是李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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