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1月11日，西班牙王储莱昂诺尔公主踏上巡航之旅，开启为期七个月的海军训练。这位20岁公主是现任西班牙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出席各大场合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关注。在阿斯图里亚斯公主奖颁奖典礼上，莱昂诺尔公主一身干练的黑色西装，利落的盘头造型展现出沉稳大方的女王气质。在视觉媒体高度发达和政治人格化趋势加强的当代政治中，政治人物的形象管理至关重要。现实中，各国女性政治人物着装常成为媒体焦点，“时尚”已成为女性政治无法回避的议题。这背后折射出性别、权力与视觉政治的复杂交织。服饰作为表现时尚的一种媒介，受性别、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服饰逐渐超越最初的功能，演变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生动反映。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它强调语言符号在人类互动中的核心地位。该理论认为自我建构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主动塑造和调整自我认知的动态过程，并在社会性符号互动中体现。服饰作为一种符号，除了表面的美化功能，背后也含有丰富的隐含意义。人穿什么，只是表象。人为什么这样穿，才是实质。在符号互动过程中，女性政治人物是如何策略地运用时尚作为政治沟通和身份建构？这种策略又是如何帮助她们建构、传递并巩固其预期的政治身份？鉴于此，本文以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政治人物，并将其服饰穿搭作为研究对象，从符号互动论视角试图回答以上问题，旨在拓展服饰的政治意涵分析以及符号互动论在政治传播与性别研究中的应用。

一、符号互动论与时尚政治

政治身份的建构远非简单的政策宣示，它更是一场在公共场域中持续进行的、潜入人心、复杂的动态符号互动过程。对于女性政治人物而言，其身体与服饰，作为最直观的“呈现的自我”，成为意义争夺与政治身份建构的关键战场。

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自我感”是人与动物的不同点，即具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成为其自身的对象，人可以和自己交流。一个人如能接受他人的态度，像他人一样扮演自我角色，那么他就达到了“自我的程度”。对于女性政治人物而言，公众、媒体、政治对手与盟友，构成了至关重要的“他者”，她们的每一次精心或习惯性地公开亮相都在不断地引导“他者”对其政治自我形成特定认知。

赫伯特·布鲁默于1969年提出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基本前提：人对事物的行动基于事物被赋予的象征意义；社会意义产生于人际互动过程；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修正解释意义。这意味着时尚符号（如一套衣服、一件首饰、一种颜色搭配）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并非由穿着者单方面决定。其意义是在穿着者的呈现、媒体解读、公众讨论等过程中实现动态互动，被不断地赋予、挑战、修正以及再确认。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在于策略性编码、互动性解码与反馈、动态性调适与反馈。而动态互动的过程在女性政治人物身上尤为活跃。

将时尚纳入政治分析，这意味着超越其作为审美或者消费现象的层面，视其为一种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符号系统。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服饰一直是权威与归属感的视觉化符号。在政治这一传统上被建构为理性、抽象且无身体的领域，女性政治人物的时尚选择必须面临着一种双重凝视：既作为政治行动者被评判其能力与权威，又作为女性被审视其外表是否符合传统的性别期待。正如美国最年轻的女性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以下简称AOC）所言，“如果我穿麻袋走进国会，他们会大笑并拍下我的身影，而如果我穿上自己最好的打折衣服走进国会，他们依旧会大笑并拍下我的身影。”时尚绝非政治的肤浅装饰，而是一种具身的修辞，一种视觉化的论辩，既受制于政治规范、文化传统，又可以被策略性地运用以挑战、协商或重塑这些规范。从关注她们穿了什么到分析她们为什么这样穿，本文旨在揭示女性政治人物如何通过时尚策略的选择，主动建构政治身份、展现自身主体性，并以此突破性别身份带来的困境与限制。

二、时尚策略与身份建构的动态互动过程

（一）策略性编码

1. 权威编码

在传统以男性气质为默认标准的政治权力美学中，女性政治人物需要首先解决其权威身份的“可信度”问题。直接采纳经典的“权力着装”符号（如深色西装、干净利落的剪裁），从而以视觉上的相似性来展现其与传统权力结构的专业性。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莱昂诺尔公主，在西班牙王室恢复50周年纪念活动的公开场合，她选择了一身深红色西服套装，配饰简约大方，显得庄重而富有现代感。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后则身着一身粉色长裙，风格柔美典雅。在传统政治美学的框架二者在着装风格上的差异，往往可被解读为身份与角色的不同展现，也反映出王室成员在公开形象塑造中各自所承载的象征意义。

在保留权力着装基本框架的同时，注入女性化或个性化元素，从而实现权力与女性身份的调和。前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曾登上2024年vogue十月数字刊封面。封面照片上她穿着巧克力色西装和丝质衬衫。有观察发现，在哈里斯参与重要集会，或者接受电视台长时间专访时，她往往会穿着蝴蝶结衬衫搭配西装。一些时尚评论认为，这种穿搭在让哈里斯显得干练的同时，也减少了她的锋芒，显得柔和很多。纽约女装设计师麦克雷莫尔，曾为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资深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最高法院大法官埃琳娜·卡根等女性政客设计服装，拥有丰富的经验。麦克雷莫尔表示，蝴蝶结衬衫搭配西装是一种表达“我是专业人士”的方式，并且让这种表达变得柔和易被接受。她还补充说：“如果你太‘男性化’，那么你就会被视为威胁。你不可能通过一个世纪的女性权利进步，来挑战上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心理本能。”

2.亲和力编码

与塑造距离感的权威编码相反，亲和力编码旨在消除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建立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哈里斯着装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她在竞选前常穿舒适修身的牛仔裤和匡威鞋。匡威是全球认可的平民化鞋款，代表年轻、活力与街头文化。此举无形中拉近了与年轻选民以及普通民众的距离，代表着“接地气”的符号。

与一些议题相关的服饰选择同样会拉近与关心该议题的民众之间的距离。2019年6月，为庆祝旧金山的骄傲节，哈里斯作为当时美国总统候选人穿着彩虹旗、亮片装饰的牛仔夹克。在1916年，为了争取女性投票权，成立了全国妇女党。当时挑选白色、金色、紫色作为代表颜色，而对白色的象征意义亦沿用至今。不少女性政治人物会在重要的日子穿上白色服装，除了向前人致敬也强调了女性不能忽视的力量。在2019年特朗普发布国情咨文的现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携多位民主党女议员身着白色服装出席。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的珍珠首饰。这位美国第一位融合了黑人、南亚裔血统的女性副总统尤其喜爱的珍珠首饰，在女性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发展史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3.变革性编码

对于自诩为体制挑战者或进步旗手的女性政治人物，时尚成为宣告其政治立场以及未来愿景的前沿阵地。AOC参加国会就职典礼时的红色西装与红唇，打破了国会着装灰暗的传统。最具争议的是在202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Met Gala）上，AOC身着白色长裙礼服，裙身背后印有醒目的红色标语“Tax the Rich”。她直接通过服装宣告其经济政策立场，将政治话语带入时尚界。虽然引发大量争议，但是此举带来的视觉冲击与话题性，远超任何一篇政策论文。

通过时尚主张对身体的控制权，是对物化女性政治人物传统规训的最直接挑战。2008年，45岁的米歇尔·奥巴马以第一夫人身份入住白宫。她身着无袖礼服时展露的健美臂膀曾引发全球热议——那充满力量感的线条不仅是自律的勋章，更向世界传递着一个信念：年龄从不是定义身体机能的枷锁，坚持与热爱方能铸就持久的生命力。打破了第一夫人身体应该被优雅地遮掩的隐形规范，编码了健康、自信与力量的现代女性气质。芬兰前总理桑娜·马林在杂志专访中身穿深V套装，引发了关于女性政治人物“恰当”着装边界的全国辩论，这一事件也折射出公众对于女性政治人物身体形象的审视与讨论，以及关于女性如何在公众视野中自主呈现身体与职业身份的思考。

（二）互动性解码

编码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意味着解码过程远超穿着者的意图，进入一个由媒体、公众、政敌构成的复杂的公共解码网络。意义的最终生成，取决于动态互动过程。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媒体在传播时尚符号上发挥巨大作用，是时尚符号最主要的意义中介和放大器。通过特定的“新闻框架”对政治时尚进行解码，这种解码往往高度性别化。希拉里·克林顿的职业生涯中，其发型、服装搭配获得的媒体篇幅，时常不亚于其外交政策。这种将其政治成就让位对其衣着的品评，将女性政治人物首先解码为时尚对象而非政治主体，无形中削弱了她们的权威。此外，女性政治人物还面临着穿着时尚被斥为“不务正业”“轻浮”，穿着朴素被嘲为“缺乏魅力”“不懂时尚”的双重悖论，而男性政治人物通常无需受到以上批评指责。

基于性别观念、政治立场以及文化背景，公众通常不是被动信息接受者。在上文提到的芬兰前总理穿着被斥事件中，不少芬兰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身穿深V西服照片以表示对桑娜·马林的支持。同样，公众会主动积极接受那些符合其政治期待的时尚符号，AOC支持者会认为其穿着象征勇敢、真实、进步。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推文如洪水般涌来，导致公众被动地接收这些信息，进而潜在地影响其意识形态，激起公众情绪从而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可否认的是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巨大舆论声浪的温床。

政治场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符号竞技场，政治对手往往是最具动机也是最精通如何利用符号攻击编码者。对手用对其穿着的嘲讽来转移其对政治主张的严肃讨论，试图将其“去权威化”。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拉斯在竞选期间因其着装风格（包括模仿撒切尔夫人的蝴蝶结衬衫）而频繁地被反对者及部分媒体嘲讽为“cosplay”，试图将其政治主张解读为肤浅的形象模仿。这是最直接的攻击方式，通过嘲讽其外在从而暗示其能力的不足。对于政治盟友，在符号互动过程中，会将符号解读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的信号。无论是上文提到的代表女性权力的白色服装还是珍珠饰品，这些时尚符号都会被解码为联盟的团结以及向政治对手展示了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

（三）动态性调适与反馈

身份建构的闭环，也是新一轮互动的起点。行动者如何接受、解读以上反馈，并据此调整此后符号实践，是政治身份得以最终建构的关键。当时尚策略得到积极反馈，那么对于女性政治人物而言，该符号与其目标身份绑定，并将其固化为个人标志，增强了政治身份的稳定性以及辨识度。反之，当得到负面反馈时，她们可能会进而调整时尚策略，以平衡公众认知。当然，也可能会继续坚持其原有策略，因为编码引发的争议本身，可能恰好是行动者的政治身份定位。她们可能将争议作为进一步宣示政治立场的契机。上文提到的AOC在Met Gala上的着装争议，其本人不仅没有在社交媒体上道歉，反而更加频繁地在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阐释其政策主张，将时尚符号引发的流量成功转化为政治动员资本。

由此可见，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身份建构并不是只靠一次的时尚策略编码就能完成。在每一次的公开露面场合、每一次的社交媒体推文上，通过服饰这一时尚符号，与整个社会进行动态性的符号对话。该过程生动地演绎了政治权力是如何被表现、被解读以至于最后被确立。虽然从该动态过程获得的反馈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是女性政治人物一直在此过程中展现个体主体性。同时，这一过程也能反映出女性政治人物所面临的社会结构与性别规范的制约。

三、结论

本文从符号互动论视角出发，将女性政治人物时尚策略从策略性编码到互动性解码再到动态性调试与反馈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解析。超越服饰仅作为肤浅的装饰的静态观点，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策略性的政治沟通与身份建构工具。通过符号进行政治身份的建构的过程是动态的，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身份并非是获得职位后建立的，而是每一次在大众面前的曝光，通过服饰等符号与媒体、民众、政治盟友和政治对手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巩固或者修正。正如米德所言，“客我”在“他者”反应的镜像中形成。在这一动态互动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到由于性别差异女性政治人物在时尚策略选择上面临的规训与批判困境。从通过选择“权力的着装”到选择有亲和力的着装再到选择具有变革性的着装，每一个时尚策略背后，都反映着女性政治人物付出的巨大努力。

综上所述，政治不仅是关于话语与政策的竞赛，也是一场关于身体与符号的持续展演与协商。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至社交媒体时代下，解码反馈的及时性以及极端化又是如何重塑符号互动的动态过程。理解政治中的时尚绝非是远离严肃议题，而是另一种切入权力与政治身份建构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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