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专门学校承担着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及轻微违法行为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的关键职能（路琦等，2018）。然而，当前矫治效果有限，青少年再犯问题依然严峻。研究表明，攻击行为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预测因子（Assink et al.,2015），因此，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对提升专门学校矫治效能具有迫切意义。

童年期创伤是指由负有监护责任者实施的、可能导致儿童严重伤害的行为或不作为，是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它通过破坏个体的心理与社会适应过程，显著增加攻击倾向（谢智静，2007）。然而，其内在影响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家庭资源，即个体拥有的内在认知与环境支持因素（苏彦捷，2024），被认为是关键的保护性因素，可能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积极家庭资源可缓冲创伤风险，降低攻击行为（侯珂等，2017）。

同时，感觉寻求（即偏好寻求新颖、复杂刺激的人格特质）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Zuckerman,1994）。高感觉寻求者更易出现冲动与攻击行为（Arnold et al.,2002）。家庭资源的匮乏可能助推高水平感觉寻求的发展，进而增加攻击风险。反之，丰富的家庭资源则可能降低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

基于此，本研究整合发展资源理论与一般攻击模型，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旨在探讨家庭资源与感觉寻求在童年期创伤影响专门学校学生攻击行为中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问题行为提供更深入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福建省某专门学校学生和某普通中学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以方便取样原则整群抽取方式，共发放纸质问卷383份，回收370份。通过测谎题、规律作答以及空题过多，剔除对应的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353份，有效数据回收率为95.41%。其中，专门学校学生86份，普通中学初中生267份；男生答卷212份，女生答卷141份。

（二）工具

1.童年期创伤量表

童年期创伤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由Bernstein等人编制，再由赵幸福等人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Bernstein et al.,2003；赵幸福等，2005）。该量表共包括28个条目，均使用五点计分法，1至5代表“从不”到“总是”。量表分数从低到高表示个体儿童期受创伤从轻到重。本次施测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 儿童青少年发展资源评估量表

儿童青少年发展资源评估量表（Questionnaire to Assess Developmental Resour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QADR）由Lohaus等学者开发，之后Teuber等研究者对其进行修订，形成了中文版的发展资源评估量表，适用于8-16的儿童（Lohaus et al.,2016; Teuber et al.,2020）。本研究采用该量表的家庭分量表该量表共包括59个条目，涉及10个维度：心理理解、自我效能、自尊、心理一致感、乐观、自我控制、父母社会情感支持、父母权威教养、同伴融入、学校融入，均使用4点计分法，1至4代表“从不”到“一直”。量表分数越高，表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资源越多。本次施测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3. 感觉寻求问卷

采用陈丽娜（2006）编制的中文版青少年感觉寻求问卷，包括兴奋与冒险风险和去抑制两个分问卷，其中，兴奋与冒险寻求分问卷用于测量中国青少年对各种积极冒险活动的追求，去抑制分问卷则用于测量中国青少年为了满足自己的感觉寻求而不惜违反社会常规的意图。每个非问卷各包含15项题目，采用3点计分法，由不想做（记为1分）到想做，有机会一定去做（记为3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本次施测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4. 攻击行为问卷

本研究采用Buss与Perry在1992编制，罗贵明于2008年修订的Buss-Perry攻击行为问卷（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uss & Perry，1992；罗贵明，2008）。该问卷共有29个题目，包含4个维度：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采用5级评分，由完全不符合（记为1分）到完全符合（记为5分），表示个体在该项行为上的频率和倾向。本次施测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施测前已征得专门学校的领导、干警及被试本人的同意，对福建省专门学校进行集体施测。采用SPSS27.0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使用Mplus8.4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数的Bootstrap法对结构方程模型中家庭资源和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有22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首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9.68%，与Harman提出的临界阈值（40%）存在显著差异，该检验结果符合方法变异控制标准，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架构未受系统性误差的显著干扰。

（二）各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

在控制年龄、父母婚姻情况和居住地变量后，对童年期创伤、家庭资源、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童年期创伤与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家庭资源显著负相关，家庭资源与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均显著负相关，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见表1）。

变量	M	SD	1	2	3	4
1.童年期创伤	51.83	12.67	1
2. 家庭资源系统	68.42	10.25	-0.32***	1
3. 感觉寻求	57.14	9.87	0.27***	-0.41***	1
4. 攻击性	46.75	11.53	0.36***	-0.49***	0.58***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将童年期创伤、家庭资源、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纳入模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结果显示，总体的模型拟合度良好（χ2/df=3.14，CFI=0.916，TLI=0.889，RMSEA=0.078，SRMR=0.068），表明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温忠麟等，2004）。结果表明，童年期创伤可以显著直接预测攻击行为（β=0.192，p<0.01），也可以显著预测家庭资源（β=-0.426，p<0.001）和感觉寻求（β=0.316，p<0.001）；家庭资源显著预测感觉寻求（β=-0.347，p<0.001）和攻击行为（β=-0.301，p<0.001）；感觉寻求显著预测攻击行为（β=-0.341，p<0.001）。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数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童年期创伤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28，0.096]，不包含0，直接效应显著。童年期创伤部分通过家庭资源和感觉寻求作用于攻击行为。其中，家庭资源在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28，95%CI=[0.058，0.199]）；感觉寻求在童年期创伤与替代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03，95%CI=[0.077，0.324]）；家庭资源和感觉寻求在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β=0.132，95%CI=[0.042，0.223]）。三条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三条中介效应均显著，中介效应量占比分别为24.85%、25.63%和12.04%，共占比62.52%。

路径	效应值	SE	95%CI
			Lower	Upper
总效应	0.515	0.060	0.416	0.614
直接效应	0.192	0.083	0.056	0.329
总间接效应	0.323	0.063	0.219	0.427
间接效应1	0.128	0.043	0.058	0.199
间接效应2	0.132	0.055	0.042	0.223
间接效应3	0.062	0.021	0.028	0.096

三、讨论

本研究首次在专门学校学生群体中，验证了家庭资源与感觉寻求在童年期创伤影响攻击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为减少该群体违法犯罪行为及普通青少年预防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童年期创伤可以负向预测个体家庭资源。已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作为一种普遍的创伤儿童形式，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严重影响（Arslan,2017）。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关联的环境系统中，童年期创伤作为一种创伤性经历会系统性破坏个体获取发展资源（Developmental Assets）的能力，而资源的可用性、质量和可及性则深刻影响其韧性发展轨迹（Bronfenbrenner,1979）。有大量研究也表明，儿童期创伤与一系列长期不利的健康和发展结果有关（Strathearn et al.,2020），如认知迟缓、教育失败、过早性行为等。因此，童年期创伤会导致个体的家庭资源耗竭。

其次，家庭资源可以负向预测感觉寻求。当青少年当下感知到支持、授权、规范与期望等多类资源时，由于这些不同层面及种类资源的齐聚作用，青少年当下的行为能够全方位地受到引领、监督和控制，从而大大降低了其表现出外化问题行为的动机和机会（常淑敏等，2019）。同时李丹黎等人（2012）提出的门槛效应也表示，当其水平较低时（如只有1个），意味着青少年周围充斥着大量的危险因素，由于此时发展资源的力量比较微弱，导致无法与不良因素相抗衡。早期压力暴露加剧青少年对即时奖励的偏好，而资源丰富的环境通过促进HPA轴稳态，降低感觉寻求的冲动性（Wasserman et al.,2025）。这也就解释了家庭资源低的人会更多保持高水平感觉寻求，而家庭资源丰富的个体能够降低感觉寻求。

再次，感觉寻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池琳琳，2011）。过去大量研究表明，感觉寻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预测消极冒险行为，而攻击行为也可认为是对身体、财产造成损失、伤害的消极冒险行为，所以这就不难解释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也可能是专门学校学生大多都过早辍学，所以很少有机会参与积极正向的刺激冒险活动，再加上网络短视频的刺激，从而做出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反之，感觉寻求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抑制自己的攻击行为。由此可见，童年期创伤通过负向影响个体家庭资源的积累，进而提高感觉寻求的水平，最终导致攻击行为的增加。

最后，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还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有实证研究表明，童年创伤可能导致前额叶皮层功能抑制与多巴胺通路激活，从而升高感觉寻求（Bornovalova et al.,2008）。这一结果也证实了行为补偿理论（Behavioral Compensation Theory）的观点。童年创伤经历者通过感觉寻求与风险尝试行为缓解情绪痛苦或空虚感（Herman,2015）。在童年期创伤经历的过程中，教养方式的父母或主要监护人剥夺了儿童的控制感和安全依恋，产生了情感真空地带，导致个体被短暂虚假的自我掌控和自我效能感所麻痹，去追求新奇刺激，以此逃避创伤的记忆。同时，研究也发现家庭资源也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这可能是因为较低水平的家庭资源的个体常缺乏支持，自尊低，情绪管理能力发展受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易对他人采取攻击行为。

四、结论

本研究对专门学校学生进行测量，得到部分专门学校学生童年期创伤可以分别通过家庭资源系统与感觉寻求的中介作用预测攻击行为。家庭资源和感觉寻求在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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