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红楼梦》全面描绘了包括社会风俗、国家制度、典故、社会传统等在内的清代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文本，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特色。诚如林语堂所言：“吾视《红楼梦》为世界文学杰作之一。其人物刻画入微、人性深邃丰富、风格精妙绝伦、故事引人入胜……实乃伟大著作。”该书围绕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悲剧爱情展开，背景则是四大家族的生活，它深入展现了封建贵族家庭的矛盾。通过爱情故事与叙事相结合，书中揭示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迄今为止，《红楼梦》在国内外学界备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其国际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已被译成多达23种语言，且存在9种不同版本的译本在全球范围内流传，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为各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视角，品味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在中国古典文学外译史上，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与霍克斯所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形成了独特的阐释张力。本研究基于勒菲弗尔翻译操纵理论框架，通过对比分析策略选择维度，重点揭示意识形态导向、诗学规范制约及赞助机制干预三者如何共同作用于译者的文本重构过程。

一、翻译操纵论

随着世界文化在多元化进程中的不断交流与碰撞，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方式愈加重要。20世纪70年代初，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学派逐步兴起。在此背景下，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提出“文化转向”理论，该理论主张从文化维度考察翻译现象，为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角，并赋予了学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安德烈·勒菲弗尔，在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与控制》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并结合实际案例展示了翻译如何受到意识形态、资助人与诗学等因素的制约。

意识形态作为体现特定经济形态、社会阶层利益及社会需求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功能在于形塑个体与群体的行为模式。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及其技巧的理论，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诗学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研究文学技巧、体裁、主题、人物、情境及符号的结合；另一方面，反思文学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在这三个要素中，赞助人，包括社会团体、阶级或出版商，既可能促进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可能通过其影响力成为文学创作的阻力或破坏因素。

二、意识形态的操纵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特拉西提出的，在学术领域中，它发端于哲学范畴，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专业术语。在翻译学中，“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框架，它影响并指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策。因此，译者的翻译选择是基于其个人观念的主动选择。于勒菲弗尔而言，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局限于政治范畴，而更似一种架构形式、传统习俗与信仰准则，规导着我们的行为举止”，“对内容与形式的选择及发展发挥着制约作用”。意识形态的形成受经济、政治要素、社会地位、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及信仰等多元因素影响。其聚焦于社会理想形态，左右着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基本立场及翻译策略抉择。尽管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译本均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但受各自所属社会语境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二者在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及翻译策略上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流话语体系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领域。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形塑。杨宪益夫妇正是在此时被“委以重任”。20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方法论基础，将《红楼梦》系统解读为反映社会结构与时代变迁的社会历史文本——其核心叙事被界定为对中国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与阶层关系的艺术化呈现。在此语境下，《红楼梦》的翻译实践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基于官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及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双重强调，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1978）不仅致力于传递原作的政治隐喻、文化符号及文学价值，更将反映原作中社会阶层关系的叙事置于翻译策略的核心位置，力求通过文本转换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世界化表达，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翻译实践中，该译本以“文本忠实”为首要原则，采用直译为主、异化为辅的译介策略。译本特别注重对下层群体的关注与刻画，同时在涉及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时，运用直译并加以注解或释义等方式，确保中国文化的精华得到尽可能全面地传递。

霍克斯所处的西方社会以“平等”“自由”“人权”为核心价值，强调思想多元与表达自由。在此语境下，其《红楼梦》翻译受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深刻影响，呈现“去政治化”特征：淡化原作阶级斗争叙事，转而聚焦家族伦理、情感悲剧等普世性主题，以贴合西方社会的文化期待与审美取向。霍克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最初学习汉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然而，在阅读《红楼梦》时，他被这部经典深深吸引，最终决定辞去牛津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致力于翻译这部作品，而翻译此书也纯粹出于对小说及中国文学的热爱。他矢志让毫无中国文学背景知识的普通西方读者读懂故事、领略阅读之趣，故而坚守以读者为导向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采用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意译策略与归化翻译范式，而这种差异可以体现在例1中。

例1

原文：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杨译：Don’t try to lord it over Chiao Ta, young Brother Jung! Not to speak of the like of you, not even your dad or granddad dare stand up to Chiao Ta. […] Shut up and I’ll overlook it. Say one word more and I’ll bury a white blade in you and pull it out red.

霍译：Oh ho! Little Rong, is it? Don’t you come the Big Master stuff with me, sonny boy! Never mind a little bit of a kid like you, even your daddy and your granddaddy don’t dare to try any funny stuff with Old Jiao. […] You’d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f you don’t, you’re going to get a shiny white knife inside you, and it’s going to come out red!

在《红楼梦》里，焦大醉酒后痛斥贾蓉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杨宪益夫妇在对此处进行翻译时，于语言风格与句子架构上，都以高度忠实于原著为宗旨，采用了直译手法。焦大身为宁国府的仆役，身份低微，然而有趣的是，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解读语境下，他这番激烈言辞源自醉酒后的冲动，到了杨宪益的译本之中，选用“stand up to”“overlook”等英文表达，巧妙地为焦大的形象注入了英雄气质，让他的叫骂听起来更似正义的呐喊，全然没了醉汉的疯癫与无理之感。这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翻译者的立场。霍克斯译本通过去政治化处理，将焦大塑造为醉鬼形象，其批判话语被弱化译为疯癫言说，脱离阶级斗争叙事后，人物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显得更具个体真实感。

通过对比焦大在杨宪益译本以及霍克斯译本里呈现出的各异形象，便能察觉出隐藏在译者身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悄然影响并左右翻译走向的。

三、诗学的操纵

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一方面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综合”，另一方面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作用的观念”，也就是说，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和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一旦诗学被编纂成典，它就会对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顺应体系的影响力。”改写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将一部作品有效融入另一种文学体系中，还体现在为一种诗学带来新的文学技巧。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诗学观念对原作进行调整，也可以依据原作的风格来吸引目标读者。因此，翻译过程可以看作是原作诗学与目标文化诗学之间的一种平衡与融合。在以下翻译案2中可以看出诗学对于杨宪益夫妇译文和霍克斯译文的操纵。

例2

原文：《西江月（其一）》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杨译：The Moon over the West River

Absurdly he courts care and melancholy

And raves like any madman in his folly;

For though endowed with handsome looks is he,

His heart is lawless and refractory.

Too dense by far to understand his duty,

Too stubborn to apply himself to study,

Foolhardy in his eccentricity,

He’s deaf to all reproach and obloquy.

霍译：Moon on West River

Oft-times he sought out what would make him sad;

Sometimes an idiot seemed and sometimes mad.

Though outwardly a handsome sausage-skin,

He proved to have but sorry meat within.

A harum-scarum, to all duty blind,

A doltish mule, to study disinclined;

His acts outlandish and his nature queer;

Yet not a whit cared he how folk might jeer!

当对比这两个版本时，可能会发现杨宪益夫妇将原文翻译成了古典诗词，试图保留其语言风格。尽管文化词汇“皮囊”没有进行字面翻译，但“handsome looks”传达出了相同的文化内涵，译者成功地保留了原文的意图和修辞特点。

霍克斯出于自己的喜好以及出版商的利益考量，将《红楼梦》当作一部虚构小说来翻译。因此，在诗词翻译方面，他不太强调古典风格，而是将其处理成了一种类似民谣的风格。他运用隐喻来翻译“皮囊”一词，使其更易于理解。此外，他还采用了俚语和口语化表达，比如最后两行“harum-scarum”和“doltish mule”，以此塑造出了一个鲜活的宝玉形象。

例3

原文：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

杨译：Nothing avail her gentleness and compliance, Osmanthus and orchid with her fragrance vie.

霍译：What price your kindness and compliance, Of sweetest flower the rich perfume?

原文是中文里常用的一个比喻，将女子的美德比作花的芬芳。在形式上，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保留了原文对仗工整的特点，原文中“枉自……空云……”结构相对应，译文中“Nothing avail...Osmanthus and orchid...”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对称感，符合英语诗歌中对于形式美感的部分追求，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英语诗学里对诗歌结构平衡的规范。而霍克斯译文形式上相对更为自由灵活，更偏向于英语中现代诗歌自由流畅的表达风格，契合了英语文化里当代诗学对于诗歌形式多样化、自由化的认可，更注重以自然的语言节奏来传达意思。在选词方面，选用了“Osmanthus（桂花）”和“orchid（兰花）”这样具体的花卉词汇，精准地对应了原文里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这是考虑到目标语文化中读者对于丰富意象的接受度以及英语诗学里常用具体意象来营造意境、表达情感的传统，希望西方读者能借此领略到中国文化中借花喻人的独特韵味，是对目标语文化诗学中意象运用规范的融入。

而霍克斯则选择省略，只保留了基本的表述和意思，以“sweetest flower”来概括性指代，没有像杨译那样明确指出具体花卉，这种较为笼统抽象的表达，是从符合西方读者习惯的角度出发，更贴合英语文化中追求简洁表意的诗学规范。

四、赞助人的操纵

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将其划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个体层面包括译者、评论家、读者等主体，机构层面则涵盖社会团体、政党及出版社等媒体组织。赞助人所关联的各类社会文化要素，会在译者翻译动机的形成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产生作用。此外，赞助人所掌握的话语权力往往通过文本筛选、传播渠道控制等方式，直接作用于译本的接受效果及目标语文学场域的发展走向。

1951年，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应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之邀，来到北京，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翻译工作。当时外文出版社刚推出了《中国文学》英文杂志，标志着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开端。特别是《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承载着国家领导人对文化传播的期望。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权威机构，外文出版社的出版物以系统性呈现中华文化本貌为核心宗旨。译者在翻译时需紧密跟随原文，遵循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宜进行过多发挥。而与霍克思达成《红楼梦》翻译协议的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 Ltd），作为在英语世界享有盛誉的出版机构，其深厚的品牌公信力为译本发行前的接受奠定了信任基础。因此，相关的规范约束相对较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解释空间和自由度，更多地采取意译或归化进行翻译，让众多英美读者得以初窥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迷人风貌与深邃内涵。

在翻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内容时，杨宪益译本会尽量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元素。在翻译书中的官职名称（如“知府”）时，会直接使用拼音“Zhifu”，然后在注释中详细解释这个官职的职责、地位等内容，这种翻译策略是考虑到西方研究人员等受众可能对中国文化细节有深入探究的需求。而霍克斯在翻译官职名称等内容时，会采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解释性翻译。例如，将“知府”翻译为“the local magistrate”，这样普通西方读者可以直接理解这个官职大概是地方行政官员的意思，更符合商业出版社希望吸引广大普通读者的目标，降低了阅读门槛。

五、结语

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理论视角出发，可清晰揭示翻译实践如何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被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形塑。在意识形态、赞助人机制及诗学观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制约下，译者往往会基于特定语境选择差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而导致译文本呈现出多元的话语形态。在开展译本对比研究时，不应仅将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度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实际上，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非语言因素，同样会对翻译策略的制定及最终译文的呈现方式产生重要作用。通过对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译本的对比研究，能够看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译者在面对相同翻译现象时的不同选择，并且能更客观地评价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 [1]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2. [2]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 中国翻译,2003(05):48-54.
3. [3] 安德烈·勒菲弗尔.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 [4] 宫思远. 文学操纵视角下的陶渊明诗歌英译研究[J]. 海外英语,2022(09):27-28+56.
5. [5] 沈洁, 王宏. “意识形态”影响机制下的译者主体性[J]. 上海翻译,2019(04):18-22.
6. [6]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7. [7] 马丽.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85-89.
8. [8]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9. [9] Yang H, Yang 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8.
10. [10]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Group,1973.
11. [11] 云彩霞, 高梅. 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视域下时事新闻英译研究——以《参考消息》为例[J]. 今古文创,2021(45):117-119.
12. [12] Lefevere A, Bassnett S.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