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地域文化和诗歌创作互相作用，地域文化在自然、政治环境等方面对诗风产生影响，代表性的诗歌作品也能反映当地人文特色，成为特定地域的文化标志，推动地域人文精神发展。梳理诗人在对应地区的诗歌作品，既能加深选定地域和诗歌之间的文化链接，也能整体性总结当地在诗人生平的地位。

浙江历史底蕴深厚，宋代文化遗存丰富，形成气质鲜明的宋韵文化，其中鄞县作为北宋相对稳定的县级行政区划，也因多位名人的为官政绩积淀了较为完善的地域品牌文化，王安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为北宋重要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生平踪迹与政治事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在知任鄞县期间，王安石留下相当数量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政治态度、佛禅思想、酬赠唱和等，在离鄞及多年以后也对鄞县文化面貌影响深远。这几类诗歌各有风格，其中早期政治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务实性，突出表现他作为知县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件的独到思考，与后来的政治道路尤其是熙宁变法有直接关联；与僧侣交游时写作的佛禅诗也有高度的思想价值，看出对儒学传统的独到继承和佛学造诣的初显。离开鄞县后直至晚年，王安石写下怀念鄞县景物、追忆鄞县生活等有总括意义的诗歌，对后世鄞县认识、纪念王安石也提供有效参考，同时再次确立了鄞县在王安石生平的起点性地位。

一、早期鄞县生活实践

诗人在仕宦地的诗歌作品与当地互为观照。一方面，游宦历途中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反映当时的政治风貌和文教传承，从客居文人角度成为当地文化构建的重要视域；另一方面，作品中的诗学体验放在地域环境下能够代表内心状态，成为丰富诗人文学形象的一部分。王安石在鄞县所作诗歌，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鄞县的百姓生活和工作状况，而且足以成为其早期诗歌风格的代表，从中找到后来荆公体形成的根据。

王安石生平曾到过江宁、汴京、鄞县、舒州、扬州、常州6地为官，其中在鄞县留下的作品数量排行第三，仅次于江宁和汴京。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仅三年，时间远少于江宁、汴京，可见王安石在鄞县进行的文学创作较为频繁。

王安石于庆历七年（1047）三月抵达鄞县，皇祐二年（1050）三月离开。鄞县即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在当时属两浙路，是明州州府所在地。王安石对鄞县的主要贡献在政治方面，知鄞县三年对王安石未来的政治实践有所启发，在他关于政治的诗歌中也体现了后来变法改革的雏形；同时，王安石在鄞县也有思想和生活方面的诗歌体验，如吸收佛禅思想、遭遇生活变故等，都留下了重要的诗歌作品。

（一）政治实践和思想

由于许多诗歌作于在各地考察民情途中，王安石的部分政治举措和思想首先与自然景观相融。《咏二灵山》王安石赴东钱湖考察时所写，《太白岩》《天童山溪上》都与庆历八年（1048）初夏送粮有关，前者在和谐可爱的自然环境中思考“生民何由得处所”，后者在送完春粮后踏青天童山，作诗连续三句都含“溪”字，以“唯有幽花度水香”作结，通篇宁静愉悦。

王安石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百姓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是作为知县“向下”的目光。《苦雨》为大雨久下成灾，祈求庇佑、修筑沟渠都无所用而痛心无奈；《郊行》“如何勤苦尚凶饥”道出贫苦农户的困境，也引出了后来借粮与民的想法；《龙泉寺石井二首》写于全国旱多雨少之时，王安石游历余姚龙泉寺，吐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的高远抱负，与叶梦得关于其早期诗风“少以意气相许”的评价直接相契。

王安石还在诗中记录当时实际的政治举措，涉及水利、农田、税收、军事等多个民生方面，可以看出“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邵氏闻见录》），也证明后来全国变法是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基础的。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在实地考察时目睹农民因借粮贷谷陷入恶性循环的生活困境，决定用官府代替富绅“贷谷与民，立息以偿”，这为后来实行青苗法进行了地方性实践。当时所作的《发粟至石陂寺》正表现了王安石送粮下乡的场景和感受，在作出开仓放粮的决定后，他和送粮队伍“蓦水穿山”“三更燃火”，却自比为乘田小吏，将所受的劳苦视作为官受禄的本分，表现出为民生计的高度责任感。

在任地方官期间，王安石也多次通过诗歌表达对时政的态度。通过对具体时事的分析和建议，能够看出王安石内在一贯的政治思想。《读诏书》一诗是王安石到任不久读宋仁宗罪己诏的感受，他既因大范围干旱而忧心百姓生计，又为身处地方难以进献良策而痛惜；《省兵》写于皇祐元年（1049），在朝廷争论是否应省兵节流的情况下，王安石反对单纯缩编军队，而是关注到了背后存在的边境安全、士兵归田的问题；庆历八年的《收盐》结合王安石接触的沿海百姓境况，明确指出官府要求百姓集资缉拿私盐的不合理性，后以《上运孙司谏议书》直接劝诫时任两浙转运使孙甫。在离汴京两千多里的知县职位上，即使自己的声音难以直接影响当朝举措，王安石也不忘“向上”看，以现有的地方施政经验和治理思路，时刻关心干旱、军事、盐政等朝廷时政，想要借自身之微力更大程度地改善百姓生活。

还有一类是政治寓言诗，王安石借此表达对官场种种不良风气的讽刺和不屑。《鸱》借《庄子·秋水》中鸱枭恐吓鹓鶵的寓言隐喻“腐鼠相随”、上下掣肘的情况，表达自己志向高远不受小人牵制的决心；《秃山》讽刺像大小猴子那样中饱私囊、蠹政病民的官吏，谴责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危害。即使王安石在鄞县任上积极考察民情，依据民生实际推进水利、农粮等改革，但仍然受制于因循守旧之流的压力不时遭到阻碍，他在寓言诗中流露出对自私、贪污等官场行为的厌恶，同时反思当下吏制存在的问题。

王安石关于政治的诗，风格大多“率直浅露”较为直白，或借描摹风景抒发民生感悟，或以恳切言辞表达时政意见，或揭俗吏恶行直指官场生态，无一不表现出其务实求新的政治胸襟、以民为本的社会情怀，有其思想价值；同时开始展现宋诗以文为诗的特点，如《收盐》“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一句以议论入诗，《省兵》借全诗发裁军之论，还有《发粟至石陂寺》《苦雨》等句法连贯而多用虚词，表现出较强的叙事性。

（二）佛禅思想与生活变故

王安石受佛禅影响至深，不同时期都进行佛禅诗的创作，对宋代佛学的地位有重大贡献，他自己也综合对佛学和儒学的理解，形成荆公新学。任职鄞县期间，依托鄞县佛教氛围浓厚、寺院众多高僧云集的优势，王安石积累佛教知识、丰富游历经验，为后来以寺为家、寄身佛禅奠定思想基础。

在鄞县工作之余，王安石在城内四处交游、访友，其中重要的活动便是在寺庙结识僧人。在任期间，王安石留下诗作的主要有天童山的景德寺、县南的崇法寺等，他在这两处寺庙分别结识了瑞新法师和僧人嗣端，曾多次题诗相赠或留作纪念。

《题景德寺试院壁》《与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中“景德”均为天童山景德寺（即天童寺），可见王安石与之联系之密切。王安石与瑞新法师相识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当时王安石为兴修水利借宿景德寺，瑞新即为其中长老。现有皇祐元年（1049）所作的《答瑞新十远》以四个“远”字答瑞新新移寺之诗，到瑞新圆寂，王安石还作《书瑞新道人壁》寄托哀思，回顾二人“爱其材能，数与之游”的昔日交往。王安石与僧人嗣端的交游同样留下“王荆公宰鄞，与师（嗣端）为方外友”的记录。他作《崇法留题》与嗣端法师唱和，抒发自己在崇法寺中短暂抛去烦恼的畅快。

鄞县期间，王安石关于佛禅的诗歌风格质朴切实，多唱和之作，内容集中在与僧人较为密集的思想交流。他喜爱寺庙清静的环境，欣赏和感悟僧人思想智慧，这在他同时期的其他诗中也有表现，如《天童山溪上》一诗意境清幽、以禅入诗，有着世外禅境的意趣；同时，王安石对于佛教本身的见解是世俗化的，虽然对出世退隐的自由有一定向往，但更希望自身有所作为，实际上表现出此时思想上对儒学正统的继承。

除了政治态度和佛禅思想之外，王安石在鄞县也曾遭遇重大的生活变故。庆历八年（1048）六月，王安石的幼女出生仅十四个月即因病夭折，葬于崇法院西北，王安石在皇祐二年（1050）三月写下《别鄞女》，离任前来向女儿告别，“死生从此各西东”见其内心无奈哀痛。

因此，从王安石在鄞县的主要诗歌内容上看，鄞县在政治上是王安石未来变法的重要实践地，是王安石前期作为地方官理政风格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三年来所作政绩至今仍被纪念；在生活上，鄞县是王安石人生变故与遭际的见证，也成为他早期人格形象的一大切面；在文学上，鄞县三年可以说是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发轫期，他的文学和佛禅思想在此得到较为深入的积累，表现在创作上基本为古体诗，多议论、白描，切中现实，初具思想性，成为王安石阶段性诗风的代表。

二、离鄞回忆与晚年追溯

王安石关于鄞县的诗歌不只作于身在鄞县的三年，在离鄞后乃至晚年退居江宁期间，他都不时回顾在鄞县的工作进展和生活状况，作诗怀念鄞县时的生活，从1049年对西亭的告别，到1050年在姚江、会稽、杭州等地期盼重来鄞县，再到晚年追忆鄞县景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鄞县在王安石心中的地位。

根据《大明一统志》卷四十六《宁波府》记载，“西亭，在鄞县治。宋庆历中建。”实际上西亭即为王安石所建。《宝庆四明志》记西亭为王安石“旧读书处”，他在这里栽菊移竹、养德积学。王安石关于西亭的两首诗写于皇祐元年（1049），是对于任满离职的总结：《鄞县西亭》用前“无路”后“无田”聊以自嘲，认为自己知县两年只是在“窃食”，表示自己对现有政绩尚存遗憾；《县舍西亭二首》更多流露出不舍，“官便满”“官又满”之际，回望自己栽种的“新篁”“黄花”，也许会想到三年来因自己受惠的百姓，不知今后这座“穷城”将是什么光景，从而发出“不知谁见此花开”的深切感慨。

皇祐二年（1050）春鄞县任满时，王安石上溯姚江、经过菁江，写下《泊姚江（其二）》《离鄞至菁江东望》。不同于初到鄞县所作《泊姚江（其一）》的“山如碧浪”“水似青天”，行船离鄞的过程中他明白“吾行有定止”，面对未来有着知止而后定的心境，又在夜气萧条中感伤“只有溪山相照明”，整体上表现出回望鄞县山水的“伤情”和眷恋。

离鄞回江西临川等待调任期间，王安石作诗提及鄞县时多次出现“梦”“客”等具有短暂虚幻含义的字眼，也几次表达重回鄞县的愿望。如在鄞县府城西三里处写下《书会别亭》，表露“应有重来此处时”的期冀；经会稽时作《登越州城楼》，朝鄞县方向遥遥东望，只觉“一梦三年今复北”，又发“早晚重来此地游”之愿；过杭州铁幢时作《铁幢浦》，仍然自视“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将自身感性的心绪移情山水。这几首诗意均直白浅近，可见其离开知县三年之地时尚存迷惘和怀念，然而此后王安石或再没有回到过鄞县。

如果说早期在鄞县的诗歌创作构成王安石对鄞县的直接态度，那么晚年在诗歌中的追忆则重新建构了王安石对鄞县的总体情感。纵观鄞县在王安石政治、文学生涯，鄞县在王安石心中有着起点性的意义。鄞县记录王安石青年时期的思想和诗歌水平，成为后来王安石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可追溯的阶段，在其诗其人自成风格后，王安石对鄞县的怀念也有了落点。

多年以后，他又作《忆鄞县东吴太白山水》专门追忆在鄞县的时光，选取“东山”“南湖”等代表景观，联系从前任知县时“起堤坝、决陂塘”疏浚东钱湖水的治理经历，回顾鄞县三年体会到“感激而悲”，并仍以“三年飘忽如梦寐”作总结。到了晚年，王安石收到明州图，又写下题画诗《观明州图》借画抒情，名为“观画”实为纵观平生，“西亭”化为勾起鄞县记忆的符号，印象中的鄞县山水如故，而“投老”的自己心情早已不复往昔，流露出王安石对鄞县景物仍记忆犹新，对鄞县生活也愈加怀念。

晚年王安石关于鄞县的诗歌，有一部分是在了解鄞县近况后的间接表达，多为酬唱赞颂之作。如《明州钱君倚众乐亭》《寄题众乐亭》，这二首是“众乐亭”落成时王安石相和之作，众乐亭位于南湖（现为月湖），为嘉佑年间明州知县钱公辅所建，王安石借此称赞南湖水利工程，回顾当时治水经历，想象此时众乐亭周围四季变化风光；《和钱学士喜雪》则是王安石任职汴京时与时任明州知县的钱公辅酬唱而作，后来钱公辅应鄞县父老之请为王安石立生祠、图像，表达鄞县民众的感激和思念。

晚年阶段，王安石关于鄞县的诗歌较少，内容主要转为怀念鄞县自然景物，由于没有实际经历，更多是在内心怀念和友人动向下对鄞地的想象和期望，形式更为工整精严，情感不同于早年率直意气而趋于深沉内敛，更像是诗风成熟后的自然表露。

三、结语

总的来说，王安石在鄞县所作的诗歌是他前期政治、思想方面的文学呈现，晚年回忆内容则代表了他思想的变化和总括，早期实践和晚年追忆共同构成了王安石在不同时期内的文学人格。鄞县三年为王安石提供了政治实践和文学创作的起步平台，鄞县也在当时因王安石取得了实际的生活进步，在后世以文化品牌纪念之。通过梳理王安石诗歌中的宁波书写，进一步明确鄞县在王安石生平的重要意义，借与鄞县有关的诗歌探寻王安石阶段性的诗风和思想变化，从而深化浙江地域文化和诗人创作之间的联系，为有可能的地方诗歌文化建设提供针对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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