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与乌托邦社会相近似的“平民社会”。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钱穆，他认为宋代是“第一个平民社会”，是一种“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的“四民社会”，即“士人社会”。 这种近似于“四民社会”的社会架构，成为了中国延续百年的模式。不过，进入近现代，在意为“天子车驾渡河之处”的天津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社会格局，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社会阶层，即由商人主导的“平民社会”。究其原因，一是天津的地缘优势，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有悠久的产盐历史和优质的盐场，许多盐商在此生活掌控着天津的经济脉搏；二是，1860年开埠后，西方商船纷纷涌入，国内外各地的商人群聚于此，天津商人与外国商人竞争、合作，组成了以商贸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三是，作为继上海之后设立的第二个租界城市，各国列强带来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让天津的城市化转变走上了快车道 ，一跃成为掌控社会的上层建筑，让天津早于其他中国城市先一步迈入现代化的进程，成为1870年至1900年间中国现代性的孵化实验室和窗口。

作为“区域文化圣殿”的地方博物馆，当它既要扮演多重角色，又要成为文化载体的浓缩符号时，如何通过乌托邦想象去构建文化共同体呢？1916年4月，河北第一博物院筹备创立，作为一家城市型博物馆，它是天津“平民社会”的缩影，更是当时社会的乌托邦想象的体现。通过对其创办者、组织人员构成以及展览、宣传品的研究，有助于洞悉中国近代现代化过程中，城市阶级平民化的过程，以及一个地方型博物馆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多重文化的纷扰中，不断重塑和构建着属于自身的文化语言。

一、乌托邦想象的实践者——河北第一博物院的筹办者严智怡

19世纪末，在中国城市生活中除天津地区以外，由某个商人团体来占据特别优势地位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临时政府，已经意识到天津的商人，尤其是盐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这些盐商在城市生活中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商人的认知，他们自治而不依赖政府，更不会缺席公共空间。在他来看，中国城市的核心是行政机关，而天津的城市核心则是经济力量，是中国“平民社会”的胚胎，不仅对大清的行政机关形成了制衡，还与其构成了竞争。

在天津，盐商既享有属于行政机关的特权，比如警察、税务、外交等，也构建出了一个无需跨越阶层界限的“平民社会”，在与“政府”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冲突中，逐步构成了一个更具实践意义与代表性的文化群体。

严智怡（1882—1935）是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创办者和发起人，出生在天津一个显赫的盐商家族。其祖上于清初时，因经商迁居至直隶，在积累了一些资产后，弃商从政，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至其祖父严克宽时，为家境所迫，不得已退出官场，重新经商，坐任天津长芦盐场总纲之职。到其父严修之时，经过科学考试，入翰林院任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等职。在这样以跨世代累积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的基础上，让严智怡从小就具备了不同于他人的能力和视野。1903年，年仅二十一岁漂洋过海，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应用化学科就读。毕业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振兴，相继任职于农商部、直隶劝工陈列所的“南洋犬也会出品审查员”、直隶省实业厅工商科科长和直隶商品陈列所的所长。1913年，在期担任直隶商品陈列所所长之际，在一次会议上，他与华学涑谈到了“在天津应该自己建设博物馆”的想法。1915年，他以直隶赛会赴赛专员，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管理工作，这次经历让他拓宽了博物事业的国际性视野。回国后，严智怡在现有商品陈列所的基础上，以西方博物、展览、陈列的等理念，筹设了富有科学创见的河北第一博物院。

相较于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来说，河北第一博物院与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地方自治概念下的城市型博物馆，均以“实业救国”为理念，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所带来的相同影响。可是究其不同之处，却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河北第一博物院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具有现代性、科学性和公共性，而南通博物苑则更像是一个具有博物馆展示功能的园囿（苑）。造成二者如此差异的地方，主要是源于创办者不同的经营理念。张謇自幼接受的是科举教育，是在宋以降的中国传统平民社会中，通过白衣秀才的身份，成为的政治上层者，创建博物苑仍是在中国本有的文人政治与文化框架内的寻思突破。而严智怡从小接受的是西式现代科学教育，学成归国后也一直从事的是工商实业方面的工作，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能接受的上层者，但却应合了天津当时社会所需要的，这也让他可以以科学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为基础，切实地从经济、商业等普通民众最为需要的角度来创建一座具有现代性的博物馆。二者教育背景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在建设博物馆时的不同。

严智怡建设的河北第一博物院既是天津以及整个河北地区的文化符号代表，同时也是他所代表的士绅群体对中国社会未来想象的浓缩。在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在西学东渐的强势影响下，以文化介入的方式让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上的变革，打破原有的社会阶层壁垒，从而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以商人为主导的“平民社会”、一个更具现实性的乌托邦城市。

二、他者的乌托邦实验室——捐赠者构建的博物院董事会

传统的博物馆一直借由政府、学术精英作为思想主导，将时空进行折叠去构建“理想社会”的镜像，使其具有神圣的封闭性，从而创造启蒙理性的仪式场域，以绝对权威去确立文化正统性，从而使艺术沦为“他者化的标本”。而有过美国各大博物馆考察经历的严智怡，则希望在当时的天津飞地——河北区，构建出一个由多方协商制度、无绝对权威性的“田野”空间，让观众与博物馆从业者成为知识的共同生产者，构建出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为此，他首先推行了以捐赠者为主要成员的董事会管理机构。

1922年，直隶实业厅厘定了《天津博物院章程（草案）》和《天津博物院董事会简章（草案）》，同年9月24日，天津博物院董事会成立，召开第一次董事大会，通过了《章程》和《简章》，公推严智怡为院长，华学涑为副院长，同时还选举了9个博物馆最主要的藏品捐赠者作为常务董事。

在捐赠者名单中，最常见的是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工作团队人员，如严智怡、陆文郁、华学涑、姚彤章等人。另外一些主要的捐赠者，都是活跃于天津的艺文界名人，他们是河北第一博物院之所以能在这个城市存在的最主要赞助支持者。如严氏家族的成员，包括严台孙、严新百、严智开等人，都出现在捐赠名单内。另外，严智怡还继承了严修的人际关系网络，把研究主持城南诗社的成员纳入其中，集结了以严修为首的天津文人宿儒，包括李金藻、俞品三、陈宝泉、赵元礼、刘云生、刘云孙、罗蕴章、张果侯、张德孙、张钓孙等人。

这样的董事会人员配备，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其他博物馆、有别于国内博物馆的样貌。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者常被作为博物馆的会员来对待，是无法进入管理阶层的。而河北第一博物院则是从捐赠物品超过一定数额的人员中，确定了董事会的成员，同时还让他们参与到博物院的政策制定、发展方向等内容。如此让旧文人、商人和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到一个博物院的构建机制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北第一博物院是由普通民众搭建起来的博物院。此外，当时的国内博物馆也多有推行董事会制度，但多由政府官员和博物馆内部的管理层一同担任，普通的社会群众是无法进入其中的，这也就让河北第一博物院的董事会制度更体现出了平等、可对话的状态，从而为当时的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版。

三、理想社会的符号化表达——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展览

托马斯·莫尔提出的乌托邦岛国模型，本质是“排除异质性的封闭伦理实验室”。其核心特征——同质化社会结构、线性时间叙事与完美秩序追求——直接映射了传统博物馆的知识生产逻辑：通过分类学框架将文化简化为可展示的标本，如大英博物馆将非洲雕刻纳入“原始艺术”展区并剥离其仪式语境。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这种乌托邦构想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投射装置”，通过预设文化等级制度维系殖民认知体系。

河北第一博物院的董事会构建机制，实际上正应和了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城市纷纷拆除城墙的行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来看，欧洲的此种行为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自由贸易和自由创业的趋势。对于博物馆从业者来说，既让他们拥有了对艺术的包容性，同时也让曾经作为上层阶级私有和独享的博物馆，打破阶级间的壁垒，来到普通大众之间，其中西方各国兴起的博览会竞赛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空间的无界限

福柯在《其他空间》中提出“异托邦”概念，揭示博物馆作为“异质空间”的双重性：既是权力规训的场所，又是抵抗霸权的潜在阵地。其六个特征——文化碎片的并置、时间性的折叠、开放与排他的辩证——为博物馆空间分析提供了全新框架。这种空间政治学视角颠覆了博物馆的中立性迷思。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进一步指出，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物质铭写”

1918年6月，河北第一博物院成立大会在天津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天津河北公园所在地原为天津盐商张霖莹的思源庄，后为显示天津工业发展状况，经天津爱国实业界人士在此修建了一个向外开放的公家园林的“劝业会场”，陈列了许多中国的工业产品和工艺示范。1918年6月，河北第一博物院成立展览会在此举办成立展会。整个会场完全模仿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格局，除馆内设置的文物陈列内容外，场外还布置了演说坛、游艺馆、武术馆等，丰富观众的观展体验。

自1851年英国举办万国博览会以来，其一直作为展示本国实力，致力于打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壁垒，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严智怡仿照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抱有的是同样的想法。选址地点是北洋政府新区的文化中心，既有天津近代主要支柱的盐商林园作为背景，又是以实业展出为目的的劝业会场。应该说，这时的博物院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认为收藏文物、管理藏品、展出物品的地方，更像是以地域为依托，向天津以外的其他城市展现其现代化进展的地方，更具有商业气息。此外，其陈列馆之外的余兴场馆，又考虑到的是天津本地居民的风俗和喜好，更为贴近普通老百姓的选择。

从正式对外展出开始，除学校和各机关单位入园参观外，还有许多普通市民买票进馆参观，且人流量巨大。由此可以看出，严智怡从选址到展出的设置等方面，都是以公共性、公开性为主，试图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壁垒，让同一个公共空间内可以接纳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从而透过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的博物馆，来表现全新的“平民社会”。

（二）批判性物质实践

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平民化进程，同样体现在展品上，从天然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天然部分，分为动、植、矿三大类，皆按动物学分科陈列其装置，皆按其产地之实况。这三大类的选择并无地域限制，涵盖了国内外的各种代表性种类。历史部分，分为十一类，一礼器类，二货币类，三陶瓷类，四美术类，五文字类，六武器类，七宗教类，八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类，九掌故类，十科举类，十一纪念类。所涉时代范围较广，地域也较大，甚至有美洲红人的各种用具。以此增加天津市民的眼界。

展品的选择除按类进行划分为，还有考虑到为观众提供专业知识的因素，每星期召集组织“说明研究会”。每位参会人员要在参会前，对陈列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于会上对陈列品进行研讨，并编辑较为详确的说明，分发给接待人，常常温习，以备观众问答。

如此就形成了博物馆与观众的良性互动，展品取自于全世界各地的物品，具有普遍性。按照观众的需求，定期召开研究会，增进和修改陈列品の内容，这样观众也在不经意间参与到了博物馆的建设中，让普通人成为了博物馆的建设者中的一员。

（三）参与式乌托邦

博物馆公教活动的乌托邦想象始终在文化解放与权力规训的张力中演进，若想从由上而下的对话，转变为由下而上或是上下平等的状态，需要构建允许“不完美实验”的制度弹性，使理想社会的构想真正成为进行时的集体创作。河北第一博物院自开馆伊始，就在馆外附设游艺馆、武术馆、演说坛、余兴部（包括杂技、电影、幻术等）。演说坛“专延专门绩学之士演讲博物院之性质与社会之关系”，专门邀请社会名流向民众灌输知识。根据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分别于1918年6月1日博物院开幕当日，举办“人的进化”演说；6月4日举办“矿物”演说；6月23日举办“动物之利用”演说；6月24日举办“中国之农业地位”演说；6月28日举办“棉业之研究”演说；7月，举办“博物院对于生计之关系——论牧畜渔猎”演说。这些演说，语言浅显易懂，迎合了民国时期启蒙求新的时代潮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广大学生、民众灌输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武术馆在博物院展出之时，还举办了武林大会，反映了当时武术在天津的普及程度。天津是一座无数传统深厚的城市，近代以来，成为华北地区武术文化荟萃的地方。虽然近代因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清政府废除武举的改革，让武术团体受到了限制，但是民间的练武之风却从未间断。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民国政府又开始提倡尚武精神，当时的天津成立了中华武士会。在博物院成立之时设立武术馆，不但刺激了国内的民族主义精神，还让国人希望通过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形象，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此外，还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高涨。

由此可以看出，严智怡在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建设上，立足于天津本土，通过激发民众的热情，实现平民化的教育和普及。

（四）文本媒介的乌托邦基金

刊物承载着乌托邦想象的传播功能，如《好东西》揭示的矛盾性所暗示，理想的媒介实践应保持“未完成状态”——既继承莫尔对公有制社会的诗性畅想。在此过程中，刊物的终极价值或许在于持续提供“想象另一种可能”的修辞工具箱。严智怡在创建河北第一博物院之初，就认识到了刊物的重要性。当时宣传媒介单一，最佳的宣传途径就是借由纸媒进行推广，从而将理念与设想播布出去。

“夫欲文化之普及，非宣传不为功，欲广宣传，必以印刷品为唯一利器。”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发刊词上，言明了宣传品的重要性，即在文化普及的同时，还能引起“一般人士对于博物院之注意”。其中于第5期第1版全版内容介绍了一幅出土残画的答读者问。

1920年，直隶巨鹿县曾出土1幅残画，该画作者和年代无从考究，但据城内三明寺妙严殿碑记可知，宋大观二年(1108年)秋，河堤决口，大水冲入城中，此画应是与旧城同时被埋覆，而且此地曾挖掘出瓷器，上有元祐崇宁大观诸年号，因此断定此画必为宋大观二年以前之物。该期刊物以此为例，从读者关注提出的若干相关问题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4个加以剖析解答，读者提问涉及历史地理，衣着服饰，纸笔画法，文物保护等，话题种类丰富也不乏一定专业性。例如，读者问:“发掘旧城，当如何保存?”答:“当仿意大利保存pompeii庞贝旧城先例。疏剔其建筑器物，辟为考古巨观，美术家及游览者如置身八百年前汴宋古民环境中。庞⻉旧城历史，见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

从上述的一问一答间，我们看到了普通民众对于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意识，也可以看出博物馆的文化视野尤为宽广，有意引导读者将意大利庞贝古城的保护理念与意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进而使民众从知识扩展到思想上的收获。

除上述的院刊之外，河北第一博物院还按照专业的知识分类，出版了各种专业性的刊物，如《古器物拓本存集》《秦砖拓本》《簠室殷契类纂》等。通过这些刊物，可以让科学知识得以散布在普通的读者中间，不仅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让曾经不为普通民众所触及的内容得以触及，进而增进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认知。

四、结语

河北第一博物院是天津近现代社会的缩影，在以开启民智为大背景的情况下，天津结合自身的地缘优势、经济优势等因素，以盐商为主要群体的新社会阶层，引导民众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成为中西融合的现代化试验场。呈现出继中国传统“四民社会”之后的新“平民社会”，此时的平民社会更加趋近于钱穆所说的平等社会，而这正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当时士绅阶层对未来社会最为切实的乌托邦的想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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