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与艺术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688(P)
- ISSN:3079-9104(O)
- 期刊分类:文学艺术
-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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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诗词中的“出世”与“入世”
“On the Coming out and Entering the World” in Su Shi's Poetry
引言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上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诗、词、文,在作品中寄寓了他本人的理想与志向,对文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轼一生坎坷波折,其仕途随着政党纷争不断浮沉,他本人的心境也在不断变化,在世道中学会了傲视苦难、超越苦难,以旷达自得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无常。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出世”与“入世”思想代表着苏轼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想要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仕途浮沉又不得不故作旷达,但两个矛盾又是和谐的,以儒贯穿一生却不迂腐,学道却又不完全置身事外。苏轼兼采儒道两家之长,融合了儒家的积极进取与佛、道的超然物外,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意象、词句、手法等作诗技巧充分表达出来。本篇论文就试图对苏轼诗词深入研究,通过作品中的典故、意象、内容等方面以及苏轼的思想渊源剖析苏轼的“出世”与“入世”思想的背景、情结以及具体表现,深入体会苏轼对于人生的态度,感受苏轼的人格魅力,学习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在困境中保持旷达的心境。
一、时代背景及苏轼生平
(一)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
北宋鼓励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重视国家经济能力的提升,呈现出一片繁荣的面貌。北宋自建国以后一直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重视科举,兴办学校教育,甚至直接定下了“不杀文人”的规矩,导致北宋文人普遍拥有一个好心态,不必因为生死问题而发愁,苏轼乐观的心态也有一部分得益于此。宋代官方鼓励发展经济,市民阶层扩大,对文艺作品的需求也自然有所扩大,这一时期的文学十分繁荣。
宋初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变革文坛面貌,打击了西昆体、太学体这样的艰难险怪的文风,改变宋初在晚唐时期带来的婉媚柔靡的风气,同时纠正了柳开重道轻文的倾向。欧阳修培养了一批后学之士,组建起了庞大的诗文革新队伍,壮大文坛革新的气势。有欧阳修的先导,苏轼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他提倡文道并重,注重作品内容的同时要求作品要如自然界一样浑然天成。苏轼以各种题材入词,提出词自是一家的理论,认为诗能写的内容词也能写,将词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用“诗词一体”真正解放了词体。
(二)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于1037年出生在眉州(今属四川眉山),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其名“轼”原意为古代车厢前面供乘车人手扶的横木,起辅助作用。苏轼的父亲苏洵为他取名为“轼”寄寓了自己对儿子的厚望,“轼”于车而言并不显眼,但却不可缺少,有自己的价值所在。苏洵希望自己的儿子认清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价值,辅佐国家事业。父亲苏洵更是要求以《汉书》作为字帖,既可以学知识,又可以练字,所以苏轼从小写得一手好字。苏轼的才情在小时候就已经显现,苏家的院子景色十分秀丽,青翠的竹林,小池里随风摇曳的荷花,还有一棵梨树,这些古典园林的标配构成了苏宅的基本外观。他后来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童年时的生活想必是相当快乐、轻松的。
苏洵常年在外游学,于是教育孩子的责任便落到了其母程氏的肩上,苏轼、苏辙两兄弟在母亲程氏的教导之下,从小就十分喜爱读书,苏轼更是在小小年纪讲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道理。苏轼在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惊叹于范滂不惜生命也要实现理想的志气,于是他便问程氏假如自己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询问母亲如何。程氏答道:“既然你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母亲的回答给予了苏轼无限的勇气,让他立志成为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苏轼从小十分喜爱读书,苏辙在为苏轼做的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苏轼读书很广泛,史传文学、诸子百家都有所涉猎,他从贾谊的政论文里学习论辩的方法,成就自己的文章。苏轼尤其喜欢读《庄子》,幼年时期读到的庄子,从中汲取到的平和闲适的心态铺成了苏轼的人生底色,用庄子的道理来看待自己一生的逆境。苏轼的文章受到了孟子和庄子的极大影响,学习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豪放气势,也学习庄子想象丰富和纵横恣意的风格,融汇诸家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来考科举时,第一次便考上了第二名,而第二名还是欧阳修看到如此好的文章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便标为第二,如此说来苏轼当为第一名。
苏轼作诗开北宋新诗风,由重大题材转入写日常生活,作词又提出“诗词一体”把词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高度,常言“词至柳永,词风谓之一变,由五代艳丽之词转为歌者之词;词至苏轼,词风谓之二变,由歌者之词转为诗人之词;词至周邦彦,词风谓之三变,由诗人之词转为赋家之词”,由此可见苏轼于北宋词坛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苏轼作文章,集孟子的论辩技巧与庄子汪洋恣意的文风为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与韩愈、欧阳修、曾巩等人合称“唐宋八大家”。苏轼更是写得一手好字,与蔡襄、米芾、黄庭坚合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也画得一手好画,属文湖州竹派,现有《枯木竹石图》存世。苏轼更是一位鉴赏家,对王维之诗所作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经典评价足以证明苏轼之审美能力,喜欢收集字画,更是收藏了著名的古琴“雷琴”。苏轼之才能四通八达,古今很少有人能达到如此地步。
二、“出世”观与“入世”观的思想渊源
(一)“出世”观与“入世”观的定义
“出世”与“入世”原是佛教中的一种用语,简单来说,“入世”是指进入社会;“出世”是指远离社会。佛家认为“出世”与“入世”是两种不同的修身方法和生活态度,“入世”之人进入社会,与人打交道,形成人际交往圈,努力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出世”之人远离社会,更偏向于在僻静的环境生活,通常以习禅等方式来达到内心的平静。但佛家所说的“出世”与“入世”并没有完全分明的界限,而是两种有相交点的概念。“出世”之人是以与别人交往的方式进行修行,而“入世”之人是以习禅、冥想等方式来净化心灵。“出世”与“入世”最后达到的目的也不甚相同,“入世”之人进入国家体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贡献自我;“出世”之人则是通过自我心灵修行实现自我价值,追求摆脱尘世的束缚与枷锁,从而获得精神自由。
(二)“出世”观与“入世”观的产生
传统而言,出世之人奉行道教,入世之人奉行儒教。出世入世之分主要在于是否真正远离政治斡旋与朝廷争斗,归隐山林,淡泊无为。儒教与道教皆在先秦时就已经发源,后有佛教传入中国,逐渐传播广泛,儒释道成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思想主流,渊源流长,流传至今。
儒教是先秦时期孔子所创,孔子是周礼的维护者,所以儒教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义礼智信。儒家强调中正平和,要遵守礼仪规范,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儒教自创立以来一直位于中国古代主流地位,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教提高到了所有思想潮流的最高地位,从这以后各朝统治者都以儒家的准则与标准来要求入仕的文人。苏轼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浸养中成长的,从小父亲苏洵便要求他博览群书,学习四书五经,父亲的教育对苏轼有着耳濡目染的影响,使得苏轼成为世人眼中胸怀天下的儒士。在家时阅读着当朝大臣的文章,尤其是欧阳修的文章,对他大有裨益,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在朝堂之上为国家出谋划策。
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道,道是世界万物的起源,推崇一种自然无为的状态。而后有庄子在《人间世》提出心斋一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而后又在《大宗师》中提出坐忘一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苏轼在几经贬谪、仕途失意之后便转向道教与佛教,从中汲取养分,承担仕途的创伤。但追溯最开始的根源,苏轼选择道家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苏轼尚在家时就喜欢读《庄子》,不仅是学习庄子汪洋恣意的风格,更是学习其中所包含的道家思想,后其弟苏辙就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在仕途失意后转向道家不过是将年少时埋下的种子催生发芽而已。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玄奘西行,鉴真东渡,自此佛教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形成了与儒教、道教并立的三教之一。苏轼在被贬后,挥发人生抱负无望,转而在佛教中寻求人生的真谛,他在黄州时常常习禅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因此他的出世观也有佛教思想的色彩。佛家让人们远离世俗尘埃,摆脱人世间的困扰,着重于自我自省,观苏轼的个人行为以及作品中的倾向明显能感受到佛家思想。
三、苏轼“出世”与“入世”观在作品中的表现
(一)“出世”“入世”观在诗词内容上的体现
1. 出世——抒发人生哲理
苏轼因为仕途几经波折,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自然会产生许多失落之感,然而他本人乐观旷达的心态将愁绪都化成了乐趣,在山水间体悟人生真理。如《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清泉寺就在今天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有一天苏轼和友人在此处游玩,发现这里的溪水竟然是向西流。根据中国的地貌特征,西部高东部低,水应该向东流,但蕲水却是向西流,苏轼就想到水尚能向西流,人为何不能越活越年轻。这首词苏轼在黄州时所作,此时苏轼已经五十岁了,年过半百,可眼前的仕途还是一片黑暗,但苏轼早已看开凡尘的一切,以一种潇洒的姿态面对人生。
在黄州时苏轼还作了一首有名的词,他考虑到自己有一家老小需要养活,所以想买几块田作为后备资源,一日他和几位友人去看田时,途中突然下起了雨,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三月二十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大雨来时,人往往都是着急着找一处避雨的场所,真正能够接受雨的突然降临,静静赏雨的人却没有几个。与其着急忙慌被雨淋湿一身,不如“竹杖芒鞋轻胜马”,欣赏雨中的风景。如果说“回首向来萧瑟处”还有苏轼对前途有着某种期待的话,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是真正地看破一切,身处世间,没有晴天也没有风雨,孑然一身向前走去。
苏轼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无论人生行走成什么样的轨迹,他都能够在其中找到生活妙趣。他对自然万物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让人不禁惊叹于原来一件这么小的事也可以用如此精美的语言来表达。如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其实就是一场风雨来临之前的场景,诗人将这短短的一瞬间描绘得如此细致,运用拟人手法说雨滴是跳进船内的,可见诗人捕捉瞬间变化的能力。
无论是贬谪前还是贬谪后,我们都能在苏轼的诗词中看到他日常生活的场景,特别是在惠州、儋州贬所时。在惠州时,苏轼就曾在《纵笔》中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苏轼不会因为身在远方而放纵自己的心态就此沉沦,他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看待自己被贬的事实,被贬到哪里就享受哪里的美好。后来有人将这首诗拿给了当时的宰相章惇看,章惇一气之下把苏轼贬到了更远的儋州。
贬谪之途对于仕人来讲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既不能在朝廷挥发自己的抱负,还在忍受在偏远贬所的艰苦生活,可谓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但再次被贬儋州时,苏轼早已看淡一切,贬谪只是贬谪了他的身体,他的心依然漂泊在万千世界中。在古代,岭南已经算是很远的地方了,海南更是蛮荒之地,但苏轼在儋州时早已没有初次被贬时的痛苦、难过的心理状态了,他积极接受事实,学会享受在偏远海南岛的生活。在苏轼儋州时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日常琐事,他在这里养花、酿酒、习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苏轼一直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然而在不断地被贬谪之后,他学会了以道家、佛教的思想化解仕途的创伤。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朝廷终于颁下了诏令,苏轼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海南贬谪之旅,归途中在润州见到了好友李公麟画下的年轻气盛的自己,站在生命的尽头回望过去的自己,苏轼不由得提笔写下了这首《自题金山画像》绝命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作此诗时距离他去世仅有两个月了,用道家世事如缥缈的心态面对年老的自己,追求道家合乎自然的精神。苏轼同时也是一个有幽默感的诗人,善于用外界的乐趣来消解苦难的伤悲,用自嘲的口吻来淡化苦难意识,不让自己一直陷于失意的漩涡中。再如《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带回东海的石就像是带回了东海,如此旷达之心态,正是道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体现。
2. 入世——反映社会现实
苏轼刚入仕的时候心中满怀抱负,关心国家命运与百姓疾苦,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词。他刚上任时做的是凤翔府签判,凤翔距离京城上千里,是边防重镇。苏轼刚来到这里时,见到此处满目疮痍,一片破败的景象,民不聊生,他便暗自下定决心要改变这里的状况,他先是修改衙规,减少了衙前损失,又下令修整官驿,使之焕然一新。他在凤翔写下了《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唯有暮鸦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身居官位却依然能够心系百姓,时常想到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轼身上的儒家情怀开始显化。然而此时的苏轼并不明白,单单治好一个地区是远远不能救北宋于危难之中的,朝廷官僚制度庞大而蘩杂,对北方几国的赔款数额巨大,必须从制度变革开始。在这里任职时,凤翔常常遭遇旱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们没有收入,朝廷又赋税沉疴严重,生活得十分艰难,苏轼几次写诗祈求上天降雨,解救百姓们,如《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苏轼的诗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对人民的关怀。
惠州盛产荔枝,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写了许多关于荔枝的诗。提到荔枝,就不由得会想起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便派人从岭南运到长安,还要保证荔枝的新鲜度。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古代交通不便,全靠车马人力,要保证荔枝到杨贵妃手里必定耗费许多资源。杜牧曾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结合朝政,借用典故写下了《荔枝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以古讽今,借荔枝来讽刺那些朝廷官员争新买宠,暗喻当朝统治者不顾百姓疾苦一心只求自己玩乐,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
苏轼始终是一个儒士,济世救国一直是他的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开篇就以“老夫”自称,但全篇毫无迟暮之感,反而充满着苏轼志在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一首记生活的词被苏轼写成了豪放词,透露着自己身上儒教的一面。哪怕是一再遭遇贬谪,试图用道家思想说服自己时,心中也难免还对朝廷有着一丝希望。“一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的上片叙事,写诗人自己醉酒后回不了家,索性就去江边听听涛声,可是有这种乐观心态的人也会说出“何时忘却营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身为儒士的责任。
(二)“出世”“入世”观在诗词风格上的体现
1. 出世——展现旷达清空
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传统词作的创作内容,将诗移入词中,开一代之新风,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写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句对苏轼的贡献评价确实很中肯。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柔靡婉约的词风在宋初时得以继承发展,柳永、晏殊的词都受到过南唐词风的影响,这种风格也依然影响着苏轼,但苏轼的婉约词一洗五代词之艳丽,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譬如这首悼念亡妻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用哀伤的语调尽力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当豪情壮志受到现实的打击逐渐湮灭后,苏轼心中最深处的道家思想渐渐浮出水面,以道家思想牵引苏轼学会在生不逢时时摆脱儒家对仕人的“束缚”,而后慢慢苏轼悟出人生真谛,诗词风格发生转变,在豪放之外又多了一种旷达清空的风格。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旷达为“心胸开阔,想得开”。《词源》解释旷达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纵观苏轼的人生以及诸种创作,他当得起“旷达”二字。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就写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他确实如此,总是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中的波澜与挫折。半夜进不去家门时,苏轼依势去江边欣赏夜景,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真谛。哪怕已经在惠州,也依然能够“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一样享受生活。
李白是一个潇洒的诗人,在天地之间纵横恣意地挥洒自己的豪情,他的个性注定他的诗歌表达是一种喷发式的抒情方式,能够在人生失意时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是一个含蓄的诗人,他以儒家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讲究儒教的“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所以哪怕是心中的情感马上就要喷涌而出,杜甫也会用儒家涵养压制回去,变成涓涓细流一样缓缓流出,低回婉转地唱出“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苏轼的人生大起大落,与李白、杜甫相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苏轼在人生失意时,不会像李白高声喊出心中不快,也不会如杜甫一般压抑在心中,他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迎接生命带来的各种体验,用手挥一挥衣袖,抛去外界的风雨,一身轻松地向前走去,心里也许还在轻哼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从小博览群书,受到庄子、韩愈等人的影响,加之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极高,从世间万事万物中寻求人生哲理,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的顺境与逆境。譬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千百年前,苏轼早已道明了这个道理,身在其中无法看清事物的全貌,与司空图以蓝田中的玉为喻解释诗歌创作之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解释。
庄子曾讲“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千百年后苏轼也发出同样的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每个人不过都是世间的过客,既然是过客,又何必追求一时的功名利禄。仕途的升迁与贬谪、财富的拥有等等一切不过都是短暂地存於世间,苏轼跳出凡俗,以“上帝”的视角审视着万物,又视万物为虚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万事终不可能是完美的,又何况是身为凡人的苏轼,仕途的失意不过是人生的一点小波澜而已。
2. 入世——挥洒人生豪放
苏轼对于任何事物都是慷慨直言,并不扭扭捏捏,他本人的性格也很豁达开朗,这也就形成了他作品豪放的风格。苏轼是一个“狂人”,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许多次“狂”字,如《十拍子》:“莫道老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足见其豪迈。熙宁十月,苏轼与友人围场狩猎,身穿锦帽貂裘,手握弯弓,尽情策马扬鞭奔腾,仿佛又回到少年时意气风发的姿态,于是纵情写下了著名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里也出现了“狂”,“老夫聊发少年狂”,虽然年岁增长,但心中的少年气依然还存在着。此时宋朝北边战事吃紧,苏轼不由得想起了战场,心中涌起了请缨报国、驰骋疆场的雄心壮志。词的上片苏轼自比孙权,下片自比魏尚,心中的感情喷薄欲出,昂扬奋发。作品的风格往往是由作者本人的性格决定的。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他认为作品风格来源于个性,因此作家个性、气质影响作品风格,与作品风格相一致,“虽在父兄,不可以移子弟”,作品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不可继承也不可传承。苏轼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作品风格独特且多样,并且随着心境的变化而变化。
苏轼一直被儒家思想所滋养,他人生的基本底色由儒教所铺平,在青少年时期怀着一颗济世报国之心,梦想着做一个范滂一样的人,读着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文章,想要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苏轼一生的仕途走上坡路的时间并不多,多数是一贬再贬,但苏轼在仕途失意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兼济天下的人生梦想,当他赶往密州赴任时仍然心怀家国,口中能说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心中难灭儒家理想。哪怕被贬至黄州之远,已经悟出了“人生如梦”的人生真理,做到内心真正的旷达,可饱经挫折的苏轼依旧对朝廷抱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一丝希望,是千百年后梁启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真实写照。
四、苏轼“出世”观与“入世”观的价值与意义
(一)苏轼“出世”观的价值与意义
苏轼的出世观影响深远,不仅对同时代的人大有裨益,对后来的文人墨客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出世观影响之下,苏轼的作品都抒发了人生哲理,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由此形成的具有苏轼个人特色的旷达清空的风格,影响了后代文人的创作。
苏轼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虽然仕途常有波折,但其性格仍然是乐观旷达。苏轼总是以一种轻松的姿态来面对生活的悲喜,迎接人生一个又一个困境,并且以这样的心态化解内心的愤懑。苏轼总有一种傲视苦难的眼光,就算身处囹圄,苏轼也用自嘲的口吻来淡化苦难意识,正视苦难,超越苦难。苏轼的这种心态影响了后来无数人,在人生处于逆境之中,想一想苏轼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的,为失意的文人提供了一处心灵庇护所。
苏轼出世观的主要思想是道家与佛家,但在这之外,其中也有儒家思想的影子,虽然苏轼的对人生的态度已经进化为旷达清空,但他并未忘记自己身为儒士的社会责任,因此他的出世观中也有入世观的身影。苏轼出世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这种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现出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丰富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对当代研究三教合一的内涵以及具体表现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苏轼“入世”观的价值与意义
苏轼在早期刚进入朝堂之时,心怀天下,心系百姓,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承担起自己作为儒士的社会责任。苏轼的这种创作也影响了后来的文人,学习苏轼将手中的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真正地做到为百姓发声。
苏轼在入世观影响之下创作的作品呈现出豪放的风格以及苏轼词体解放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作家,譬如南宋辛派词人。苏轼和辛弃疾的词都有豪放的风格,辛弃疾在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两人词作都是入世观的具体表现,但相比苏轼,辛弃疾的词更多的是体现爱国主义和上阵杀敌的激情,词中饱满愤懑之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提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两人的豪放词属于同中有异。
苏轼入世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价值,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苏轼在积极参与政治,极力抒发壮大怀抱的同时,仍不忘修炼自己的内心,苏轼在被贬之后,一边恪尽职守,为百姓做好事,一边用道家、佛家思想来宽慰自己在仕途中的失意。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普通人忙于工作,为社会做着贡献,但忘记了修行自我内心,当代人应当学习苏轼处理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在繁琐的世间尽量让内心脱离凡世。
五、结论
北宋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市民阶层扩大,对文化的需求也逐步增大,文学随之繁荣兴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创作了无数优秀的诗词作品。乱世对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诗家来说也是幸运的,对家国、个人命运有感,反而能写出好文章。但不仅仅是国家危难能促使诗人创作,个人的身世以及仕途的坎坷也能催生出好作品。苏轼生活于北宋,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思想随着仕途的发展逐一显露。苏轼既写诗也写词,其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少年时期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有针砭时弊抨击现实的儒家胸怀,也有在贬所生活的日常琐事。苏轼的思想主要分为出世观与入世观,分别来源于道家与儒家,这两种思想在苏轼的人生以及作品中此起彼伏、交相辉映。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逐渐与儒教、道教交融,三教合一成为了时代的主要潮流,文人们总是会在其中选择一种思想作为自己人生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文人的第一选择都是儒教,但文人们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思想,得意时以儒家思想匡救于国,失意时以佛老思想无为而治,而这种不同的思想则表现在本人的诗词作品中。苏轼现存诗词多达六千余首,通过苏轼不同时期的作品能够对他本人窥得一二。
苏轼一生几经波折,不断被贬,各种思想不停地占据着他的头脑,但在不同的处境下苏轼学会了与自我的相处之道。刚入仕时,苏轼怀抱着经世治国的远大理想,以儒家“达则匡救于国”的理想积极进言,同时皇帝和太后对他的赏识也更加坚定了他入世的决心。但官场瞬息万变,北宋新旧党派之争愈演愈烈,苏轼也迫不得已卷入了这场洪流之中,以他之后被贬谪的事实来看,苏轼应是站队失误。第一次被贬时,苏轼主要请求贬谪到杭州,俗语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风景秀美,此时的苏轼对人生的失意感受还并不太深。但当乌台诗案以后,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贬所越来越远,甚至已经到了海南,此时苏轼终于感受到了人生失意之苦,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显然没有之前的作品那么气势昂扬。但贬谪对于苏轼来讲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早年在官场时,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人生,到了贬所,没有政务的烦扰,只消寄情山水,苏轼有了探索人生真谛的机会,此时苏轼的作品中就流露出了道家“出世”的意味了。一位作家要表达自己的心绪,最好的载体就是作品,苏轼对于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悟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迥然,思想也不甚相同,苏轼作品中的出世与入世的态度表现与他本人和儒道融合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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