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舞台民族民间舞的“乡土”命题自中国民族民间舞进入学院教育与专业舞台创作领域，并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以来，其与原生“乡土”之间的关系便始终处于动态的调适与重构之中。

纵观近两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不难发现，“乡土”依然是绝大多数作品着力表现的核心主题，但其呈现方式、情感内核及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已发生深刻转变。舞台上的“乡土”，日益成为一个被高度提炼、审美化乃至符号化的对象，与当代中国活态、复杂且流变的乡土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忽视的疏离感。此种疏离，并非意味着“乡土”的消失，而是其存在形态与意义指涉的变迁。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对“荷花奖”作品的观察，探讨此种“疏离感”的具体表现，追问当代舞台民族民间舞在艺术化追寻的过程中，其“乡土性”发生了何种流变，又当如何实现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重构。

一、从生活到舞台：“乡土”的内涵转换与情感重构

原生形态的民族民间舞，其生成与特定地域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往往是集体劳动、日常起居或仪式活动的直接延伸与象征表达。此时“乡土”的核心在于其强烈的“生活性”与“非表演性”——舞蹈即生活本身，舞者便是劳作者，身体承载着群体共同的社会记忆与生命经验。当下学院派民族民间舞所继承与提炼的，多源于此类仍保有集体劳作记忆的社会形态。在教学中，这种对动作进行分解、归类与重组的“元素教学法”，虽在外部形态与风格特征上有效地保存与传承了其特色语汇，但动作背后那份与土地、劳作、社群血脉相连的、具体的“身体感知”与生命体验，却在转化过程中难以完全复现。舞台技术的高度精致化或可弥补某些表现力上的缺失，但在精神气质与存在本质上，却与原生形态产生了本质的距离。

在当代中国急速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对于许多舞者、编导乃至观众而言，“乡土”早已非亲身浸润的日常空间，而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乡愁与情感寄托。此种个人化的乡土情愫，与原初舞蹈所依托的集体性、生产性的“在场经验”已有本质不同，它更多地基于文化记忆、想象或身份认同进行内向的情感投射。当这种个体化的情感成为创作的主要驱动力时，作品便容易导向对“乡土”的浪漫化、感伤化呈现，如《江南》《仟仟羊角花》与《再望这片黑土》等，以致原生“乡土”中所蕴含的质朴、厚重乃至艰辛的生命力，有时在舞台审美中不自觉地被趋向唯美与精致的风格所覆盖或替代。

这一转化并非舞蹈领域的孤立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内涵结构性变迁的缩影。正如文学研究所指出的，当下的“新乡土”本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召唤结构”，它没有固定形态，且在不断“增殖”。这意味着，当代语境中的“乡土”早已超越其地理与生计本源，成为一种可被不断阐释、想象与情感投射的文化符号。在舞台民族民间舞中，“乡土”的呈现正呼应了这一逻辑：它不以与土地、劳作血脉相连的“在场经验”为重点，而更多的是基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内向的情感投射”。在此，舞台“乡土”的成立，有时其首要依据并非与特定地理空间、生产生活方式的严格对应，而在于其所激发的情感能否被感知为“真诚的”或是否具有鲜明的“民族韵味”。例如《雪之子》《永不停息的脚步》《格桑花开了》与《我心中的格桑梅朵》等作品，便通过极具风格化的身体语汇与情感氛围，成功唤起了观众对高原、草原等文化空间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共鸣。然此种基于文化记忆与美学设计的“情感真实”，若缺乏对“真实乡土”（即与土地、劳作、社群血脉相连的具体经验）的深度观照与转化，则易于滑向一种泛化的精神象征。故而，民族民间舞创作在追求情感感召力与风格韵味的同时，也须警惕与“真实乡土”的经验本源断裂的风险。如何使动人的“情”与厚重的“土”相互滋养，使“深扎”不仅是一种创作姿态，更能转化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艺术实践，成为亟待探索的课题。

二、“过去时”乡土叙事的主流化

纵观第十四、十五届“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一个突出的创作现象是：众多作品在题材与叙事时间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面向过去。丰收、祭祀、婚恋、节庆等传统民俗场景成为高频主题，涌现出如《热瓦普情歌》《红妆·热》《挡门迎婿》《上红梁》等一批技法娴熟、风格浓郁的作品。此种对“过去时”乡土的集体性回望，承载着守护文化记忆、传承民族风格的自觉，其价值不容否认。然而，当此种回望固化为一种主流的乃至具有惯性的创作路径时，便显露出其内在的限度——本文称之为“沉湎于怀旧的追忆”。具体而言，其表现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其一，为题材与时空的“定格”。创作视野高度集中于对已逝的、定格式的传统生活样貌进行提取与再现，无形中营造出一种观念氛围，即民族民间舞最“纯正”的领域在于表现“历史的乡土”或“文化的乡愁”。相比之下，对乡土社会当下进行的变革，如技术渗透下的生计转型、人口流动中的情感结构变化、新旧观念的交锋与融合等，则较少成为叙事焦点。但这并非要求舞蹈直接图解社会事件，而是指在整体创作图谱中，对“现在时”乡土的经验观察与艺术转化，尚未形成与“过去时”叙事同等规模与深度的对话。

其二，美学情感的“纯化”与“泛化”。在将过往场景搬上舞台时，创作时常倾向于进行浪漫化的提纯处理。乡土多被呈现为《江南》《岁岁》《年年有鱼》中所描绘的和谐静好、诗意盎然的桃源景象，或如《仟仟羊角花》《再望这片黑土》般，笼罩在一层浓郁的、感伤化的文化乡愁之中。此类处理固有其审美合理性，却也可能在无形中过滤了乡土生活中原有的粗粝质感、劳作重量以及社会变迁中必然伴生的矛盾与张力。当“怀旧”从个体情感升华为一种普遍的、风格化的美学范式时，其所承载的“乡土”便容易从具体、复杂的生活现场，抽离为一种泛化的、可供消费的情感符号。

其三，引发与当代性的“疏离”。上述“定格”历史与“纯化”美学的创作范式，使得舞蹈的叙事逻辑在整体结构上，与乡土社会所内蕴的当代性（流动性、矛盾性与新生性）产生了分离。当代“新乡土叙事”理论强调，“新乡土”的形成离不开“新主体”的“实践”参与以及“时代”的“发展意志”。所谓的“新主体”，正是那些融入“新山乡巨变”大潮的驻村书记、返乡青年、创业新人等，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当代面孔，在舞蹈的叙事空间中仍显模糊与稀薄。反观舞台，当创作的主要精力与想象力持续倾注于对往昔的“追忆”，便可能在客观上弱化了对新时代主体及其鲜活经验进行艺术“追寻”的紧迫感与探索力。这并不是指《阳光下的麦盖提》《涧溪春晓》这类触及当代气息的作品完全缺席，而是指在整体的创作生态与审美期待中，前者构成了强大而熟悉的潮流，后者则仍需更多的倡导与突破。

因此，本文所指的“沉湎”，也并非对怀旧题材艺术价值的否定，而是对一种失衡的创作倾向的警惕。它意味着，当“过去时”叙事在路径依赖、评委趣味与观众期待的合力下，形成某种不言自明的“正典”时，舞蹈艺术便可能在不自觉中缩减了其回应现实、参与当代文化建构的维度与锐度。

舞蹈是以身体为媒介的表演艺术，其真切的情感往往源于具体的身体经验。然而，当代专业舞者大多成长于城市，接受高度规范化的训练，其身体经验与传统农业劳动、乡村生活之间存在着天然隔阂，此种“身体经验的代际断层”，使得他们在诠释需要深厚乡土经验支撑的情感时，面临“情”无所依的困境。即使可以通过模仿掌握动作外形，通过技巧完成高难调度，但那种从真实乡土中生长出来的身体质性、在自然与社群交互中形成的动律呼吸，却难以仅凭技术训练复现。这便共同导致了部分作品的情感表达停留在情绪渲染层面，呈现出一种“情感的虚发”——情绪饱满却质感苍白，难以引起深度共鸣。

这种对“过去时”乡土的“定格”处理，使其看似在审美上得以保存，实则却可能失去了活态文化的核心特征——“流动性”与“当代性”。所谓“流动性”，指乡土社会随时代变迁而固有的动态发展本质；所谓“当代性”，指艺术对当下现实议题的关切与回应。当舞蹈普遍回避乡土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变迁、生产方式革新与文化转型时，它便自我放逐于与时代的深刻对话之外。要重建连结，就必须如新乡土写作所倡导的那样，将视角转向“建设性思考”，正视并艺术化地转化当代乡土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上的深刻变革。

三、今日舞台民族民间舞的“拥有”与“失去”

在探讨“失去”之前，需先厘清我们“拥有”什么。不可否认，以专业院校为代表的学院派民间舞教学体系以及各地方民间艺术团，在整理、保护与传承民间舞蹈文化遗产方面成就瞩目。“深入民间、扎根生活”，通过田野采风、向民间艺人学习、建立训练教材体系，使许多一度面临濒危的舞蹈形态得以系统性留存。并且经过技术化与艺术化的提炼与升华，这些舞蹈形态在当代舞台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特点，形成了兼具风格性、训练性与观赏性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与表演体系。对“乡土”艺术资源的现代转化，以此种系统化、专业化的传承为主要路径，构成了今日“乡土”重要的“保留”部分。

然在舞台化、赛事化的评判导向之下，原生舞蹈中那些粗糙、即兴、充满地域特色与生活质感的“土味”元素，为适应现代剧场审美标准与舞台规范，往往经历刻意的修饰与规整。其后果是，不同地域、族群的舞蹈，在高度精致的舞台呈现下，有时呈现出风格趋同的“精致面貌”。一些地方性独特的思想观念与细微习俗差异，经过“技术化”的平滑处理后，其文化表达的独特性可能被淡化。若以“艺术高于生活”为由，将技术化处理简单等同于艺术提升，则可能无形中将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鲜活性消解。民族民间舞的叙述，不仅是“如何跳”的问题，更是“为何而跳”“以何种精神气质与文化立场跳”的问题。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早已在肢体表达上练就了原生形态民间舞蹈难以比拟的“精致”。然这种“精致”在舞台实践中，却可能演变为对技术表象的追逐，遮蔽舞蹈与土地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结。在第十五届“荷花奖”终评的网络舞评中，便有批评犀利地指出：“灯光很炫、音乐很吵、气氛很high、道具很多、表情丰富，像一层喧嚣的雾，遮蔽了民族民间舞最珍贵的‘土地基因’——那股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沉甸甸的深情。”这一批评恰恰印证了前文的忧虑：作品在技术层面不断“精益求精”，在身体技术、队形调度、舞美设计等形式载体上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与冲击力，却在精神内容层面将原生形态的鲜活性、多样性与生活气息消磨，使“乡土”从一种精神寄托逐渐转变为疏离于观众生活经验的、纯粹的审美客体。

最根本的挑战，或许在于“现在时”叙事的普遍缺失与“身体经验代际断层”的加剧。当创作视野过多聚焦于“过去时”，舞蹈便与当代乡土的鲜活变革产生了隔阂。与此同时，年轻一代舞者因成长背景不同，普遍缺乏对传统农业劳作与乡村生活的直接身体经验，使得他们对“乡土”的认知多来自间接传授与文化想象。即使开展田野采风，也易流于表浅的“体验”与“采集”。当表演无从调动身体记忆深处的真实情感与质感时，便难免流于外在形态的模拟与文化想象所引起的普遍化情绪铺陈。舞蹈与当下现实以及真切身体经验的双重脱节，便构成了当代民族民间舞发展的一大内在窘境。

四、重构路径：“乡土”的活化、当代转化与文化对话

“乡土”的精神内核，不仅在于特定地域的静止概念，更在于文化传统与社群关系之间紧密相连的身份认同、情感纽带与生存智慧。就此来看，当代创作需完成从“追忆”到“追寻”的叙事视野拓展。这意味着编导需大胆拓展创作题材，勇于打破“过去时”的叙事惯性，尝试用民族民间舞的语汇来讲述当代故事，关注乡土“现在时”。在这两届“荷花奖”参评作品中，已可见部分作品进行着有价值的探索，如《扎西的蓝天梦》关注个体的梦想与远方，《涧溪春晓》描绘新农村建设下的生机，《信号美满》探讨现代通讯技术如何重塑乡村人际关系与情感表达，《幸福路上》聚焦于新时代技术带来的跨国友谊获得感。这些作品初步证明了“乡土”精神可以以多种形式为载体，在当代叙事中依然焕发活力。

围绕“乡土”的当代创作，编导与舞者依旧需要持续深入的田野实践，让身体重新“扎根”。但今日的“田野”不应止步于探访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区”的传统村落，更应走入当代中国多元的、流动的乡土现场——包括那些正在经历剧烈转型的城镇结合部、依托新技术的新兴农业社区、被电商与直播赋能的山村等。在此类鲜活的现场，积累真实的一手经验与鲜活的身体感知，理解当代乡土中“新主体”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从身体训练与表达层面，则需有意识地探索如何让舞者理解动作背后的生活逻辑与文化语境，让情感从具体的文化逻辑与生命经验的“理”中自然生发，而非凭空渲染。

诚然，舞台化与精致化是民族民间舞发展的必然路径，但不应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与精神的真实性为代价。创作应在形式美与精神质感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平衡。这意味着编导需具备深刻的文化辨析力与独立的美学判断力，懂得哪些“土味”是其文化独特性的核心，值得在艺术转化中予以保留甚至强化；哪些形式元素可以与现代表现手法创造性结合，生成既根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审美表达。同时，赛事与评论的评判体系也应鼓励多样性，对那些敢于呈现乡土复杂性、探索当代转化、并保有其文化根性的作品给予更多关注与倡导。

最终，民族民间舞对“乡土性”的重构，其意义远超越形式更新，而关乎如何以身体叙事参与一场深层的文化对话。这呼应着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核心命题：如何在“地方性路径”与“现代性镜像”之间找到平衡与互鉴。舞蹈中的“乡土”应作为一个流动的、充满张力的文化场域来呈现，而非博物馆化的风格标本。它需要“继往开来”，在回望中辨识出那些“超稳定文化结构”中蕴含的永恒精神，更需有勇气“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唯有如此，才能让“乡土”在舞台上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力量”保持其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不仅保存文化记忆，更成为思考社会变迁、回应现代人精神需求、激发文化内生活力的有力艺术载体。

五、结语

“情”在，故“乡”在。这份“情”，不应仅是舞台上对往昔田园的“追寻”与怀旧之情，更应包含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那份复杂“乡土情结”的深刻体察与艺术关怀。这份情结，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或许更与“寻根”“认同”“精神家园”等命题紧密相连。“乡土”本身跟随时代在剧烈变化，但其不变的核心，是那种与土地、社群相连的、持续的生命力以及在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创作真正能够在回望传统的同时，勇敢地向现实经验敞开，既铭记过去，又直面当下，更能想象未来时，它便不难重新获得那种源自生活深处、能够回应时代精神需求、足以触动广泛人心的“乡土”力量。故“乡土”绝不“土”，它深厚地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同时也坚定地指向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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