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深度报道（In-depthreport），是指涉及重大题材，系统提供新闻事件背景，用客观形式进行解释分析从而延伸和拓展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长久以来，深度报道凭借深刻的报道内容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引导公众认知、监督社会权力、凝聚社会共识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度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当前，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革命，传媒生态发生结构性巨变，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日益趋向视觉化、碎片化、娱乐化与场景化，以文字阅读为核心的深度报道传统范式遭遇严峻挑战。如何走出困境，在新媒体环境下吸引更多读者的注意力，平衡“深与微”的矛盾，成为深度报道发展的重要课题。

伴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深度报道可视化的探索让传统媒体看到了破局的可行性。其中，深度报道视频化凭借对视听媒介的融合成为当前深度报道可视化探索的主要方向，不少传统媒体敏锐地捕捉到“大视听时代”的发展机遇，推动深度报道与视频形态深度融合。这不仅是顺应传播格局变化的生存之策，更是主流媒体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使命所在，或将为媒体融合时代的深度报道破局提供新的可能。

深度报道视频化

要对深度报道视频化进行定义，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视频深度报道和深度报道视频化的辨析。这两个概念指向深度报道视频化探索过程中的一动一静两个维度，对二者进行清晰界定，是研究其发展进路的前提。

（一）视频深度报道对比深度报道视频化

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这一舶来品，国内学者的认识莫衷一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类，一是“文体说”，这种观点以张志安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新的文体、体裁。二是“报道方式说”，更强调其作为一种深入挖掘事实本质的报道理念与操作方式。罗哲宇在著作中将深度报道定义为挖掘表层事实背后的深层事实的报道方式。丁柏铨指出深度报道是通过展示宏观背景，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解释或预测，并达到相当深度的报道形式。本文采纳“报道方式说”的观点，认为深度报道的本质在于其“深”，即通过系统性地揭示事实的因果链条与深层意义，超越事件表象，提供全面的认知框架。

在新媒体技术重塑媒介形态的背景下，深度报道所依托的载体与呈现形式得以极大扩充，但其追求深刻性与全面性的核心宗旨并未改变。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冲击，传统媒体利用现有技术，积极将深度报道与各类“新媒介形态”相融合，从而实现报道的破局与创新。视频深度报道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的概念。从前这个“新媒介形态”指的是以电视为代表的长视频，现在则指的是以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为载体的中短视频。因此，相对于“深度报道视频化”这一偏向动态化转型的过程的概念，“视频深度报道”则是静态的结果——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和逻辑呈现的深度报道，从文字深度报道到视频深度报道，变的是呈现形式，不变的是对深度与真相的不懈追求。

（二）深度报道视频化：动态化的过程

深度报道视频化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日。这种动态化伴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与传媒生态的变迁，既体现在微观层面报道载体的演变上，也贯穿于宏观层面历时性的发展脉络之中。微观的动态化指的是深度报道载体的演进。从刊载在报刊栏目的文字深度报道，到播出于电视栏目的以长视频为主的电视深度报道，再到以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为载体的中短视频深度报道，可以看见，深度报道载体的变化映射着深度报道视频化变迁的原动力——即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

宏观的动态化体现在时间层面。中国的深度报道视频化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发轫于传统媒体时代、深化于媒体融合时期的持续探索。这个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推出了大量引发社会深思的文字深度报道，确立了深度报道的公共议题设置能力与社会影响力。此后，伴随着报纸改版，广播电视普及与互联网兴起，受众对新媒介的需求和视听媒介的先天优势推动了深度报道的首次视频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深度报道发展迎来新局面，在这段被称为“黄金20年”的时间里，中央电视台接连推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纵横》等栏目，这些深度报道电视栏目的推出就是深度报道视频化之路上的最初探索。

时间来到了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深度报道开始向线上迁移。1997年，《人民日报》网络版的推出成为网络深度报道兴起的标志。随后，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开设深度报道频道，标志着深度报道进入了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新千年以来，深度报道发展虽有向前但步履蹒跚。特别是2010年后，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媒介生态，碎片化阅读和娱乐化潮流的兴起压缩了互联网文字深度报道的存在空间，原本的电视深度报道也因渠道失灵和受众流失遭遇困境。因此，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入的当下，为了迎合“大视听时代”的发展格局，顺应移动化、视频化的趋势，传统媒体开始在文字可视化、视频化转向上做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传统媒体的先行者基于媒介融合的趋势尝试在文字报道中加入视频因素，将文字与视频进行结合，如新华社、新京报、中国青年报。这种探索的进程从开始的简单“移植”、有意识的添加、再到文字与视频生产的相辅相成、再到生产独立成篇、原生于视频逻辑的深度调查报道，正体现了深度报道为应对生态剧变、重获传播效能而进行的自我革新。

从文字深度报道到以电视栏目为代表的长视频深度报道再到依托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以中短视频为主要载体的深度报道，这条深度报道视频化之路走得可谓曲折。如果说“视频深度报道”这一概念指的是以视频作为主要载体的深度报道本身，那么“深度报道视频化”就是一种趋势、一种理念、一种方向，它代表着新闻业自我改造的强大动能。传统媒体不断适应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在媒介演进的进程中，致力于将深度报道融合于各种新媒介形态中，让深度报道持续焕发生机，更好地被新时代的受众了解和接受。“曲高并不一定和寡”，在这过程中，流动形式与深度内容之间的融合张力得以彰显。

深度报道视频化的发展现状

四川日报社总编辑李鹏曾在2023年发出疾呼“再不视频化，又要‘传统’了”。可见当前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视频尤其是短视频已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力量。这一趋势深刻影响了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进程，包括传统纸媒在内的各类媒体纷纷探索视频化转型，深度报道的视频化发展也随之大步向前。

（一）主体：以传统媒体为主，商业媒体亦有行动

不论是电视时代的电视深度报道，还是网络时代的视频深度报道，探索实践的主体大都是一些传统媒体的先行者。传统媒体原本指的是以传播形态划分，根据传播介质出现的先后顺序，新出现的传播介质为新媒体，与之相对的便是传统媒体。在本文中。传统媒体还代表着作为从传统传播形态发展而来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它们拥有采编权和积淀多年的丰富信息源、权威的新闻资讯、专业的人才队伍，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和自我改造的强大动能。在面对各种新媒体的冲击时，能够勇立潮头，主动破局。例如《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传统媒体都纷纷探索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视频化的发展。其中《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冰点视频”栏目最为典型。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从传统媒体出走的记者开设自媒体账号从事“类深度报道”，他们脱离了原来的媒体组织，在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的自媒体平台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产能力。

因此，从实践主体来看，传统主流媒体仍是推动深度报道视频化的核心力量，但站在互联网技术前沿的互联网商业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深度报道对提高用户口碑和品牌辨识度的重要性，出于“双向融合”的需要，开始发力加强对深度内容的挖掘和制作，形成多元共生的格局。《中国青年报》的叶铁桥曾表示“移动互联网宣告了传统深度报道的终结，而一些新创业的媒体平台以及门户网站开启了新型深度报道的发展。他们或原创栏目，如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网易新闻“人间”等栏目；或积极与传统媒体合作，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如新京报社和腾讯合作推出的“我们视频”，通过扶持优质内容创作者或自建团队，推出了大量具有深度特质的非虚构作品。近年来，这些商业媒体也顺势进行了一些深度报道视频化的探索。但这些视频化的探索只停留在浅表，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范式。

（二）形式：文字+视频协调有机

从文字深度报道到以电视栏目为代表的长视频深度报道，再到依托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以视频作为主要载体的视频深度报道，纵观深度报道的视频化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部分媒体在探索深度报道视频化的过程中都采用了文字+视频的形式，在呈现形式的演变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摸着石头过路”的试水阶段。在传统媒体探索新媒体背景下的深度报道视频化初期，文字深度报道向“线上”的简单平移和电视深度报道节目视频内容的粗糙切片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尝试成果。第二个阶段以文字和视频的物理相加为特点。在这个阶段，报道中的视频部分以短视频为主，时长决定了其能够承载的内容比较单薄，无法完整呈现深度的内容。因此在这一阶段，视频存在的作用主要是穿插在文字深度报道中作为辅助，补充印证。一方面，嵌在报道中的视频为文字描述提供了可观可感的视觉佐证，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但另一方面，它出现在报道中仅仅是为了配合文字部分，这与以往深度报道中穿插的新闻图片的作用并无二致。这些视频虽然提供了视觉元素，但信息承载量有限，且叙事相对独立，与文字报道的逻辑衔接较为松散，二者更多是简单的并列与补充关系，视频的深度叙事潜能未能充分释放。在这一阶段，视频实际上只是动态化的新闻图片，视频化的尝试仍存在浅表化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文字和视频的叠加有了化学反应。在这一阶段，深度报道的文字部分与视频部分都具有完整意义，文字与视频不再是孤立的部分，而是统一的叙事整体，通过视频部分对文字的说明、叠加和延伸，报道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强化和升华，二者在叙事逻辑、功能定位上实现了深度融合和优势互补。例如《冰点周刊》推出的视频深度报道《当写诗和摘苞谷一样日常》，采用了文字特稿与视频结合的形式。文字特稿通过聚焦袁方顺、蒲欣怡等孩子的个体故事，深入展现了诗歌如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情感及对未来的困惑交织，抛出了“诗歌课缘何能够在乡村扎根”的深层疑问。与之配套的视频报道则通过纪实性的画面还原了报道中提及的画面，将遥远山坳的自然环境与校园场景直观呈现，将文字中描述的情感联结转化为可听可感的视觉冲击，强化了报道传递的情感张力。同时，文字又为视频中澎湃的情绪提供了理性的注解与升华的通道，二者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报道逻辑，既让读者通过文字读懂孩子们的内心与诗歌课的价值，又通过影像感受到大山里的真实气息，让 “诗歌是否重要” 的思考更具温度与说服力。杜骏飞、胡翼青两位学者曾提出“全知化”的概念，他们认为记者在进行深度报道时不仅要对事实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还需将自身的感性知觉与理性知觉融合到报道中去，实现两者的全面发展”。这一阶段的尝试恰好印证了“全知化”的内涵。

以上三个阶段概括了大部分媒体在探索深度报道视频化的过程中，在呈现形式上的演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字+视频的融合形式，部分传统媒体也致力于探索完全以视频为载体、不依赖或少依赖文字叙事的独立视频深度报道。这类视频深度报道完全依靠视听语言进行新闻叙事，是深度报道视频化探索的又一里程碑。例如，澎湃新闻旗下的“纪录湃”和“温度计”栏目，就以“深度挖掘还原事件真相，记录民心冷暖，推动问题解决”为宗旨，生产了大量独立成篇的视频深度报道。这些尝试都标志着深度报道在融合语境下，正从媒介形式的简单叠加走向叙事模式的深度融合与再造。

（三）载体：长视频式微，中短视频备受青睐

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长视频为主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得到了充分的探索和发展，但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下多少有些“水土不服”。传统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通常时长在30分钟以上，并且受制于线性播出模式、固定时段限制，在触达受众，适应碎片化、移动化的媒介使用习惯等方面存在天然短板。重新审视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短视频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又一次变革。《2025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40亿人，使用率达93.8%，短视频占据大量用户时长。短平快的消费环境和碎片化的信息环境使得短视频成为风口，许多传统媒体纷纷紧随大视听时代的主流，通过布局短视频赛道，探索深度报道与短视频融合的张力。

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短视频成为深度报道补充资料、交互印证的绝佳工具。北青深一度、冰点视频等深度报道栏目的视频尝试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相比单个短视频来说，“系列短视频”的内容分发策略也为深度报道内容适应当前媒介生态提供了新的破局之法。这种“化整为零”的内容分发方式不仅能够保障长视频报道内容的连贯、完整呈现，还更加符合当前用户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实现了“深度”与“悦读”相平衡的传播效果。例如，新京报“我们视频”在抗疫期间推出的系列短视频报道，通过对医生、患者、志愿者等角色的跟拍报道，在几分钟内呈现了个体命运与人性微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共鸣与讨论。另一方面，近年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纷纷布局中视频赛道。相较于短视频，这种1-30分钟时长的中视频是信息密度更高的内容形态，为深度报道视频化的探索拓宽了空间。例如澎湃新闻则以微纪录片的中视频形式发布了与就业相关的深度报道，受众可以跟随寻找工作的主人公一起感受大环境下就业的艰辛不易和温暖感动。可见，当前深度报道视频化在载体方面的探索，在于理解碎片化视听方式与深度化新闻内容之间关系的重要逻辑，为了平衡“深和微”的矛盾，中视频自然而然备受青睐。

深度报道视频化的发展进路

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入，大视听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新闻生产者更应在把握用户对视频的内容需求和观看习惯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深度报道视频化发展的有效布局。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尝试跨界合作，借力AIGC赋能新闻生产等方式，从而实现视频与深度报道的优势叠加，有效破解深度报道的传播难题。

（一）创新体制机制，尝试跨界合作

一直以来，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深度报道就以采编难度高、独创性强，能全面深入地展现新闻内涵而著称，堪称是传统媒体时代最具特色的报道形式。而伴随着“大视听时代”汹涌而来，媒体融合走入下半场，深度报道视频化的实践对媒体和记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对新闻记者来说，视频深度报道不仅需要既保有对深度内容的洞察力，又熟练掌握视频制作技能的“融合型记者”，更需要掌握多媒体融合思维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对媒体机构来说，传统新闻生产条线分工的部门架构是阻碍深度报道视频化生产的首要障碍，打通传统媒体机构内部各个部门，在联动与协作中完成视频深度报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势在必行。因此，加强传统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抓好媒体组织架构调整、管理模式变革和人力资源转型，是推动深度报道视频化探索的必由之路。这是撬动媒体融合的三股内生动力，也是重要的基础性改革，势必能够为视频深度报道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

在内部改革之外，向外主动寻求跨界合作也成为当前应对深度报道视频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拓展深度报道视频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而从网易、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深度报道领域可以看出，野蛮扩张后的互联网商业媒体也开始寻求回归主流话语体系的途径。在这种“双向融合”趋势愈加清晰的当下，优势互补、强强合作或成为深度报道视频化在主体方面探索的可行方向。例如新京报和腾讯视频联合打造的“我们视频”，凭借新京报专业化新闻内容生产、公信力和权威性以及政策资源优势和腾讯前沿核心技术、海量用户积累等优势，在数年的实践探索下成功跻身于视频新闻行业的一线梯队，微博的粉丝量高达1528.2万，视频累计播放量145.1亿，成为传统纸媒视频化转型的领跑者。

（二）技术赋能深度，AIGC借力生产

AIGC在国际上对应的术语是“人工智能合成媒体（AI-Generated Media）”，其定义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或媒体进行生产、操控和修改的统称”。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通过算法模型自主生成新的文本、图像、视频等各种形式的内容和数据。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AIGC技术的出现和迭代发展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新闻传播业的生产变革也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

作为书写时代的产物，深度报道的想象力也随之拓展，AIGC技术正在重塑深度报道的边界，视频化的探索空间变得无远弗届。尤其是随着ChatGPT、Kimi、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的面世，智能化的内容创作工具或将成为深度报道视频化创作的新标配。例如在新闻调查的前期阶段，这些AI工具能够辅助记者快速梳理海量网络信息捕捉新闻线索，为深度调查提供方向。同时，AIGC技术的应用也为深度报道视频化的探索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创新维度。以文生视频大模型为例，它能通过用户输入的文本指令快速生产出符合描述的视听内容，在解释一些抽象的宏观经济趋势、复杂科学原理时，由大模型生成的可视化图表、模拟动画等可将抽象的议题转化为直观可感的画面。同理，在一些灾难现场或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往往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出于人道主义和新闻伦理的要求，难以获取关于新闻现场最一线的视频影像素材。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文生视频AI工具生成模拟事故现场的动画或图片，既可以丰富视频深度报道内容的可视化呈现，帮助公众更直观地理解事件，也对事故原因的探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用技术赋能报道的深度。可见，文生视频技术在视频深度报道中的应用也未来可期。但必须看到的是，尽管AI生成的图片、视频仍需依托于已有的新闻文本进行生成，但其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仍需警惕。

结语

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度报道始终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在变与不变中散发出理性的光辉和人文关怀。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媒介生态的变迁，深度报道陷入困境。新媒体环境扩充了报道的呈现形式，但深度报道对深刻和全面的追求仍未消失。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冲击，传统媒体把深度报道融合于各种新媒介形态中，对深度报道视频化的探索让传统媒体看到了破局的可能性。未来，应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利用AIGC等智能技术红利，不断探索视频深度报道的张力，进一步释放深度报道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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