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1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历经“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的范式迭代，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符号的微观转换，而是转向了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的宏观引领，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学术格局（杨枫，2021a）。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形式对等与转换技巧，忽视了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知识加工、重构与传播的本质属性。翻译的根本动因源于知识的跨域流动需求，知识的生产、转移与增值才是翻译行为的核心逻辑，但这一核心命题长期处于学界研究的“边缘地带”，相关成果零散且缺乏系统性整合（蓝红军，2022）。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西方译论虽历经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多元思潮洗礼，但始终未能突破“技术描写”与“文化阐释”的二元框架，缺乏以知识为核心的本体性追问与系统性建构（杨永林，2023）。国内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依赖西方翻译理论，本土自主理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在地方性知识对外传播、跨法系知识跨学科迁移、隐性知识语言转换等复杂问题时，西方翻译理论并未能很好地解释这些话语，也不能有力地指导此类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人类文明互鉴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如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亟须通过翻译实现跨文化传播，打破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先进知识的引进也需要翻译实现本土转化与吸收。不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西方文化走进来，都存在文化折扣、知识失真等困境，亟需科学理论指导。在此学术反思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杨枫于2021年在《当代外语研究》发表《知识翻译学宣言》，首次明确提出“知识是翻译的对象与本质”的核心论断，构建起以知识为逻辑核心，标志着知识翻译学的正式诞生（杨枫，2021a）。该理论既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知识观，又吸收了西方知识论、社会学的合理成分，突破了传统译论的认知局限，填补了国内翻译研究中知识维度的学术空白（孔令翠等，2024）。自理论提出以来，学界围绕其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和翻译角度展开了密集探讨，《当代外语研究》等核心期刊开设专栏刊发系列成果，学术研讨会与专题研究持续涌现，形成了丰富且多元的研究文献。然而，现有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在理论层面，其核心概念界定与学科定位尚未形成共识；在实践层面，未能系统整合多领域应用成果，也未充分辨析关键争议焦点与发展瓶颈。为此，本文系统梳理2021至2025年间知识翻译学的核心文献80篇，整合理论建构、核心议题、实践应用与争议焦点等维度的研究成果，厘清其学术脉络与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为后续研究确立清晰的学术参照，更能推动该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化传播，从而助力中国自主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基于上述目标，本文聚焦知识翻译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脉络，开展系统性综述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纵深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一、知识翻译学核心概念

（一）“知识”的界定

1.基于客观知识论的本质定义

杨枫（2022a），覃江华（2023），赵涛、董晓波（2025）基于客观知识论本质的角度厘清“知识”的概念。杨枫明确将“知识”界定为“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人的生存需要与生活积累的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工具”，知识兼具“产品”与“过程”双重属性，即知识既可看成一种产品，也可看成一个过程（杨枫，2022a）。覃江华认为知识产生于人类生活实践，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呈现，但其意义并非源于符号本身，而是符号背后的认知与经验。翻译的本质并非符号转换，而是符号承载知识的跨域迁移（覃江华，2023）。赵涛、董晓波将知识视为“信息工具”，服务于人类生存与发展需求，如法律翻译中“民事主体”等术语的知识传递，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法律知识体系间的迁移与再构。直接支撑跨法系沟通与法治实践（赵涛、董晓波，2025）。

2.基于传统哲学知识论的衔接定义

袁丽梅（2022），李瑞林（2022），孔令翠等（2024）认为知识翻译学的“知识”界定吸收了中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核心要素，形成了其独特定位。袁丽梅借鉴柏拉图“被证明为合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三要素（P为真、S相信P、S有充分理由相信P），强调知识的“可证实性”与“可信度”（袁丽梅，2022），李瑞林（2022），孔令翠等（2024）融入中国传统知识观：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内涵，强调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联。

3.基于翻译语境下的专属定义

贾晓庆、张德禄（2025），岳峰、陈泽予（2022）从具体的翻译语境出发，赋予“知识”其专属特征。贾晓庆、张德禄以“community”一词为例，展示地方性知识在国际交流与传播之间地方化阐释和再创造路径，体现了知识作为本原在翻译中的流动。（贾晓庆、张德禄，2025），他们认为知识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翻译中经历“剥离源语语境→适配目标语语境”的重构过程。岳峰、陈泽予认为关注文化中包含的知识，是很必要的，在实践方面主张真、善、美的原则，将知识翻译学译为元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

（二）“知识”的分类

1.按学科属性分类

杨枫（2022a），陈大亮（2022）依据知识所对应的学科领域，将其分为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三者在翻译策略与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杨枫认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成为超学科或元科学”（杨枫，2021a）。陈大亮从学科角度出发，将知识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相应分为科学知识、社会知识与人文知识，这三类知识应对着不同的文本类型，继而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性质。

2.按存在形态分类

严程极、杨枫（2022），李瑞林（2022），覃江华（2022）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严程极、杨枫借鉴波兰尼“显性—隐性知识”理论，知识翻译学进一步细化两类知识的内涵与翻译路径，强调二者在翻译中的动态转化。覃江华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认为知识管理的工具的研发可以从掌握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规律入手，以提高语言服务和翻译教育水平，进而指导翻译实践。李瑞林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从源语的显性知识出发，经过对隐性知识的重构与整合，以目标语为依归，实现知识的再语境化。

3.按适用范围分类

杨枫（2022b），徐玉凤（2024）将知识分为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将知识分为“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认为二者的转化是翻译的核心命题（杨枫，2022b）。徐玉凤将翻译视为助力中国地方性知识得到世界性认同的第一步，中国农业典籍的英译过程就是将充满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知识向世界农业知识体系转化的过程（徐玉凤，2024）。

二、知识翻译学核心研究议题

（一）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定位与作用

1.翻译的本质重释

学界达成共识：翻译的本质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知识是翻译的先在、现在与存在（杨枫，2023）。传统译论中语言、文化等要素均围绕知识展开，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文化是知识的规约语境（蓝红军，2022）；翻译史本质上是知识翻译史，人类一切翻译实践的核心动力是知识转移（严程极、杨枫，2022）。这一重释打破了“语言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回归翻译的本体属性。

2.知识与其他翻译要素的关系

在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中，“知识”作为核心本体，与语言、译者、文化、语境等其他翻译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以知识为核心、多要素动态互动”的有机整体。这种关系既决定了翻译的本质是知识的跨域重构，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以知识为锚点”的策略选择逻辑，具体可从四大核心关系维度展开分析。首先是知识与语言的关系，张生祥（2022）提出语言是知识的符号表征，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语言重构实现知识的跨语传递，知识与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其次是知识与文化的关系，袁丽梅（2022）指出文化是知识的生成语境，知识是文化的核心内核，翻译需平衡知识的地方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第三是知识与译者的关系，孔令翠等（2024）认为译者是知识的加工主体，其个体知识（显性+隐性）决定知识转化的质量，需经历“知→识→智”的素养进阶。李晶、华云鹏提出译者能力的知识观，认为译者能力包含翻译陈述性知识、翻译程序性知识和翻译元知识。

（二）“真善美”方法论的内涵与应用

在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中，“真善美”方法论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纽带，由杨枫首次明确界定为“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既扎根于中西哲学对“真善美的”经典认知，又结合翻译跨语言、跨文化的实践特性，形成兼具学理严谨性与实操指导性的完整框架。

1.三原则的具体阐释

袁丽梅（2022），黄剑（2025），杨枫、李思伊（2024）围绕“知识传递的准确性、语境适配的伦理正当性、表达形式的审美适配性”三大核心目标对翻译知识学的三原则进行了阐述。袁丽梅强调知识传递的准确性与名实符合度，要求译者挖掘原文知识本质，保留知识异质性（袁丽梅，2022）；黄剑聚焦翻译的伦理正当性，兼顾不同主体需求，实现知识的合目的性传播，分“弥合知识差距的大善”与“便利读者的小善”（黄剑，2025）；杨枫、李思伊，追求知识表达的审美适配性，以“以美启真”为目标，根据知识类型选择异化或归化策略（杨枫、李思伊，2024）。

2.三原则的关系

“真善美”并非孤立适用的三个标准，而是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应然层面，“真”是目的，“善”与“美”是手段——通过“善”的语境适配与“美”的形式优化，最终实现“真”的知识传递；实然层面，三者相互交织、可能冲突，需动态平衡，冲突时以大善为先（黄剑，2025）。刘军平（2024）指出，三原则分别对应知识的科学性、伦理与美学属性，共同构成翻译的理性实践框架。

（三）译者知识素养与能力建构

在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中，译者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者，而是“跨语言知识加工者、重构者与传播者”（陈大亮，2022）。其核心竞争力源于“知识素养”与“能力体系”的协同——知识素养是能力建构的基础，能力体系是知识素养的实践转化，二者共同决定知识跨语言传递的精准度与有效性。

1.译者知识体系

译者知识体系包括三类核心知识：翻译陈述性知识（语言、文化、百科知识）、翻译程序性知识（策略、技术应用）与翻译元知识（过程监控、评估）（李晶、华云鹏，2024）；同时需整合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实现知识的动态转化（庞秀成，2022）。

2.素养进阶路径

译者需经历“常识—学识—见识—胆识”的进阶：具备基础普通知识，积累专业学术知识，形成跨文化洞察能力，拥有理论与实践创新勇气（孔令翠等，2024）；在认知层面遵循“实然—或然—应然”的求真路径，从文本事实还原到多重诠释，最终实现知识的理想表达（庞秀成，2022）。

三、知识翻译学的实践应用研究

知识翻译学作为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译学新范式，其核心价值最终落地于多领域的翻译实践。自理论提出以来，已从传统文学翻译拓展至法律、医学、科技、民族文化等多个专业领域，形成“以知识为核心、以语境适配为路径、以跨域共享为目标”的实践逻辑。

（一）法律翻译领域

法律翻译是知识翻译学应用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张法连、崔璨（2023），曹进、展露露（2025），胡波（2024）从不同视角对法律翻译中知识翻译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阐述。张法连、崔璨（2023）将法律知识分为个体/公共、显性/隐性知识，探讨隐性知识（如语境适配经验）向公共知识的转化路径；曹进，展露露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出发，对古英语词中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进行研究。研究聚焦知识分类与转化：胡波（2024）提出译者需将术语植入四维语境结构，挖掘背后的法律知识体系，避免孤立解读导致的误解，实现跨法系、跨文化的知识等值传递。

（二）文学与典籍翻译领域

文学与典籍翻译聚焦地方性文化知识的世界性传播，梁林歆、王迪（2023），冯正斌、齐北羽（2024），叶梦如、张海榕（2024），黄勤、何霜（2023），李丝贝、何立芳（2025）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分别对不同的典籍文献翻译提出各自的观点。冯正斌、齐北羽（2024）聚焦戏曲外译，从知识翻译学视角系统梳理戏曲外译历程，考量翻译实践对地方性戏曲知识对外传播的意义。梁林歆、王迪（2023）聚焦文化典籍复译，提出复译是知识的历时性建构，译者基于默会知识实现知识增值；叶梦如、张海榕（2024）致力于二十四节气的英译研究，提出翻译需兼顾知识准确性、传播适配性与审美一致性，拟定“真善美”导向的统一译版。黄勤，何霜（2023）认为汉诗作为地方性知识，其世界性建构的关键是围绕“异质、平等、交互”展开，通过翻译实现知识从地方到世界的迁移，既保留汉诗结构意象、文史勾连的异质特征，又促进与目的语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互。李丝贝、何立芳（2025）对道教典籍翻译进行研究，认为其本质是学术阐释，核心规约为“以真求知”，需通过系统阐释传递道教地方性知识，助力其走向世界。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2021—2025年间知识翻译学核心研究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完整呈现了这一中国自主译学理论的崛起历程与发展全貌，清晰勾勒出其在理论建构、核心议题、实践应用三大维度的核心成果，同时明确了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的争议焦点与瓶颈。作为译学界理论创新的核心热点，知识翻译学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译论“语言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桎梏，以“知识本体论”为核心构建起兼具中西哲学底蕴的理论框架，明确“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方法论原则，成功填补了译学研究中知识维度的学术空白，为翻译本质的再认知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在核心议题研究上，学界已就“翻译的本质是跨语言知识加工与传播”形成共识，厘清了知识与语言、文化、译者等核心要素的动态互动关系，围绕知识分类体系、地方性与世界性知识转化机制、译者知识素养建构等关键命题形成了多元探讨，为理论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层面，知识翻译学已实现多领域拓展，在法律翻译的跨法系知识传递、文学典籍的地方性知识世界性传播等场景中展现出强劲的实践指导价值，形成了“以知识为核心、语境适配为路径”的多元应用格局，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对外传播、先进知识本土转化提供了科学指引。

综上，知识翻译学作为中国译学自主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其发展既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互鉴的现实需求，也为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未来，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实践应用的持续深化，知识翻译学必将在推动人类知识跨文化共享、打破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译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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