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形态，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支持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等主体流转以来，国家已从认定标准、财政补贴、金融信贷、用地保障等多维度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标志着家庭农场培育已从数量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政策导向下，聚焦家庭农场发展韧性与可持续性的研究，成为回应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关键议题。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始终将家庭农场培育视为深化农村改革、建设农业强省的核心举措，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当地家庭农场正面临多重发展困境：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与农产品价格刚性约束形成的“双重挤压”压缩了效益空间，极端天气与市场波动加剧了经营不确定性，而土地流转稳定性不足、融资渠道狭窄、专业人才匮乏等传统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交织叠加，导致安徽家庭农场发展韧性不足，亟需从本质层面探寻破解路径。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界虽已围绕家庭农场发展展开诸多探讨，但针对安徽省的专项研究存在明显短板：现有评价报告未能结合安徽独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环境条件，对当地家庭农场发展水平进行系统详尽的评估，相关针对性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同时，传统研究多采用静态孤立的分析视角，难以揭示家庭农场应对外部冲击的动态适应过程。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安徽家庭农场发展实践，将“韧性发展”理论引入区域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核心聚焦“安徽家庭农场韧性发展不足的根源何在”“如何构建科学的韧性分析框架与提升路径”两大核心问题，通过构建“抵抗—适应—转型”三维分析框架，打破传统研究局限，系统剖析家庭农场动态发展规律与内在能力构成。

一、文献综述

（一）家庭农场的概念

在不同阶段，学术界对“家庭农场”概念的界定呈现出显著差异。2013年以前，学者对于家庭农场内涵的阐释，主要聚焦于农用土地流转及市场化运作层面。步入21世纪，尤其是自2013年起，学者对家庭农场概念的界定趋于细化，内涵阐释也更为多元。李丹丹等人结合家庭农场的现代特性展开研究，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吸纳科学技术、信息化手段、机械化作业、金融服务等现代生产要素与经营理念，实施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及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而秦国伟在定义家庭农场时，着重强调其与企业化生产的区别，指出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作为劳动力进行经营，而非雇佣外部人员，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具备一定规模、土地面积及技术含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Raup P M着重强调家庭对于长期生产投入以及劳动力的掌控权，并明确规定每年雇佣的工人数量不得超过3人；Hill B将家庭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超过95%作为界定标准。众多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家庭农场能够长期存续，主要得益于其将有限规模经济与家庭劳动力相结合，由此带来了高度的灵活性以及较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并且，相较于企业农场，家庭农场在规避固定工资支出以及雇工限制方面，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二）家庭农场的特征

家庭农场具有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技术装备先进、管理方式科学等典型特征，依据经营内容可分为种植类、养殖类及综合经营类，按经营规模则可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其通过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模式，既提升了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产品产量与质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农业技术普及推广、增强了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肖卫东指出家庭是农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其发展需构建完善支持体系，人多地少的区域应适度引导家庭农场开展良性竞争；从国际实践来看，美国家庭农场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农场数量减少而规模扩大，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开展高度专业化生产，小型农场向大型化转型，通过农工商一体化模式延伸产业链、降低风险、提升效益；法国家庭农场以中型为主，专注单一农产品生产、严控质量，发展重心从数量转向效益，秉持生态有机理念且获市场认可，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与补贴政策保障农民利益；日本家庭农场则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协作生产，借助无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有机绿色农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打造品牌扩大销售，还结合与大城市的距离差异化发展观光农业。

（三）家庭农场的发展

郑可认为，农业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生产模式持续更新转型、融入与时俱进的新元素，而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提高及耕地有序流转，农村居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土地需求扩大也催生了家庭农场、大型种植者、专业合作社等新型规模化、组织化经营主体；在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领域，孔令于指出当前我国家庭农场面临界定不清晰、产权归属模糊、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土地出让方意愿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于发展需求、资金供给短缺、技术产业化进程缓慢及经营主体综合素质与能力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国际上，美国家庭农场呈现规模化发展态势，农场数量减少而规模扩大，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开展高度专业化生产，小型农场向大型化转型，实现大型农场市场竞争力与生产集约化水平双提升；法国家庭农场以中型为主，通常专注单一农产品生产、严控各环节质量，专业化特征显著，政府通过完善制度营造生态有机农业主导格局，同时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对农产品和农场分别给予价格与财政补贴；日本家庭农场则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协作生产，积极探索无土栽培技术、发展有机绿色农业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科技含量高，通过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提升附加值，注重品牌建设以扩大销售，发展观光农业。

（四）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家庭农场研究的系统梳理可见，现有研究在奠定基础的同时，在理论深度、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在理论建构方面，国内外研究呈现出不同取向。虽然学界对家庭农场以家庭为单位、依赖家庭劳动的核心特征已形成共识，但国外研究根植于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理论体系相对成熟；而国内研究则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紧密关联，概念界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早期强调土地流转到后期注重现代要素导入。这种政策导向的研究路径虽具现实意义，却导致理论抽象不足，概念界定存在模糊地带，缺乏融通国际对话与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重宏观轻微观”的倾向。现有文献对家庭农场的类型划分、特征描述及发展困境等宏观层面的探讨较为充分，但对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家庭农场作为复杂社会经济系统，其内部如何在“家庭效用”与“利润最大化”间权衡决策、与外部主体的协同机制、数字技术等创新要素如何具体嵌入生产流程等关键问题，均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尽管有学者提出支持体系的重要性，但对各子系统如何协同耦合的机制研究仍显薄弱。最后，研究的动态适应性与本土化创新有待加强。面对城乡融合、消费升级等新形势，现有研究对家庭农场的适应性演变、组织韧性构建等动态过程关注不足；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多停留在模式介绍层面，缺乏对制度环境与文化基因的深度剖析。如何探索契合“大国小农”国情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底色的本土化路径，仍是未来研究的核心课题。

二、安徽家庭农场面临的挑战

（一）土地流转成本高且稳定性差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耕地资源短板突出，人均耕地仅1.2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皖南、皖西山区地块细碎化严重，皖北平原虽连片但整体规模化经营受限。土地流转成本高企且区域差异显著：皖北粮食主产区每亩年均600-750元，江淮城市周边700-900元，皖南、皖西山区因资源稀缺达800-1000元。近五年全省流转费年均增长5%-8%，合肥、芜湖等城市周边达10%，远超粮食亩均净利润增速。这一现象源于城镇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工商资本涌入的双重驱动，流转费已占粮食类家庭农场生产成本的30%-40%，大幅压缩利润空间。

土地流转的不规范问题进一步加剧经营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合同失范。全省仅约40%流转采用标准合同文本，多数私下合同条款模糊、权责不明，对流转费调整、土地复垦、违约赔偿等核心内容约定缺失，隐患重重。其二，期限错配。流转以3-5年为主，占比超六成，而粮食生产设施投资回收需8-10年，致农场主不愿长期投入，影响生产可持续性。其三，意愿受限。部分中老年农民受传统观念影响，倾向短期或碎片化流转，阻碍土地连片整合，制约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发展。

（二）资金保险融资风险高

在安徽，家庭农场于资金筹集层面，主要依靠自身资金储备以及民间借贷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面临较大阻碍。以郎溪等区域作为范例，当地曾积极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举措，旨在为农场拓展融资路径，全县仅3家具备评估资质机构，覆盖率不足30%，同等地块评估价值差异达20%-30%；试点累计办理贷款127笔，处置成功率仅6.3%。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因评估体系不健全引发的评估障碍，以及抵押物处置环节繁琐、市场认可度不高带来的处置难题。

农业保险方面的情况亦不乐观。全省农业保险共28种，特色种养专项险种仅3种（不足11%），而涉及特色种养的家庭农场占比达42.7%，供需严重脱节。目前所推出的农业保险种类相对匮乏，难以契合农场多元化的风险保障诉求；保险赔付比例较低，农场遭受损失后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资金赔偿；保险覆盖范围有限，大量农场未被纳入保障体系。现有的农业保险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共同造成的双重风险威胁，尤其是在皖北平原这类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皖北自然灾害多发区仅41.8%，低于全省均值10.5个百分点。家庭农场因保险保障机制不完善且资金储备不足，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

（三）市场产品同质化突出且建设滞后

在安徽，家庭农场的产业分布凸显出显著的传统产业集聚态势，其经营重心主要落在水稻、小麦、蔬菜、水产等历史悠久的传统种养行业。不过，这种产业过度集中状况引发了产品高度同质化的问题，不同家庭农场所产出的产品在质量、特性等方面极为相近，进而导致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仿佛众多竞争者争抢一条狭窄的通道。

就品牌构建与市场拓展层面而言，多数家庭农场存在显著缺陷。它们普遍欠缺品牌打造意识以及市场运营能力，在品牌建设进程上极为缓慢，注册商标的家庭农场占比不到10%。此状况致使家庭农场即便产品具备优良品质，也难以凭借优质特性获取合理价格优势，只能在低价竞争的泥沼中艰难挣扎，无法达成产品价值的充分体现。安徽具备“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等极具地方特色与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区域公共品牌资源，这些品牌宛如熠熠生辉的瑰宝，蕴含着可观的商业潜力。然而，家庭农场未能有效利用这些区域公共品牌的优势，将其转化为自身独特的个体品牌竞争力，在品牌发展进程中错失了大量宝贵机会。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土地流转市场，降低流转成本与风险

针对皖南、皖西山区土地细碎化问题，应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小块并大块”整治，对连片整合地块给予每亩100-200元财政补贴，皖北平原则划定规模化流转保护区，限制工商资本无序圈地；同时建立土地流转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对皖北粮食主产区实行每亩不超过750元的流转费上限管控，对江淮城市周边及山区粮食类农场发放每亩50-150元流转补贴，将年均涨幅控制在5%以内并与粮食亩均净利润增速挂钩。此外，需全面推广省级统一流转合同文本，明确核心条款并将覆盖率提升至80%以上，建立县乡两级纠纷调解委员会，同时引导流转期限向8-10年延伸，对签订5年以上长期合同的双方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破解合同失范、期限错配与流转意愿受限等问题。

（二）强化资金保险支持，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在融资服务体系构建层面，需着力拓展土地经营权评估机构的布局范围。具体而言，在皖南、皖西等山区区域增设服务网点，并制定全省统一的评估标准，确保同一地块在不同机构的评估结果差异控制在10%以内。同时，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增信支持，优化抵押物处置流程，将其压缩至6个月内完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开发“信用贷款+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组合融资模式，并对粮食生产类农场实施基准利率下浮10%-15%的优惠政策。

在农业保险机制完善方面，应重点推进特色险种开发，新增覆盖茶叶、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的专项险种不少于10种，满足42.7%特色种养殖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优化赔付标准体系，将主粮作物保险赔付比例提高至60%，经济作物提高至50%。针对皖北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实施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给予每亩20-30元的财政支持，推动区域整体参保率突破60%。通过构建“自然灾害风险保障+市场价格波动保障”的双重防护机制，全面提升农业风险抵御能力。

（三）破解同质化困境，强化品牌与市场建设

基于区域资源特征与产业基础，需科学规划农业产业空间布局：皖北地区应重点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作物生产，江淮流域着力推进“种植—养殖—加工”全产业链融合，皖南及皖西山区则聚焦特色种养殖与生态休闲农业开发，通过差异化定位构建“一域一业”发展格局，有效规避区域产业同质化倾向。

在品牌建设体系构建方面，应实施三维度推进策略：其一，强化主体培育，通过系统化培训推动家庭农场商标注册率突破30%；其二，搭建公共品牌孵化平台，制定“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等地理标志产品准入规范，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协同发展机制；其三，设立品牌发展专项资金，对通过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的经营主体给予5-10万元财政奖励。针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短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建冷链设施给予30%的建设成本补贴，重点培育专业化农业电商服务机构并开展实操培训，支持经营主体入驻拼多多、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破解农产品价值实现困境。同步完善产地预冷、冷链运输、终端销售全链条标准体系，确保农产品品质可控、溯源可查。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基于韧性发展理论构建“抵抗—适应—转型”三维分析框架，旨在破解其发展困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安徽家庭农场面临四大核心挑战：土地流转成本高且稳定性差，制约规模化经营；资金融资难与保险保障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市场品牌同质化突出且建设滞后，产品溢价能力弱；政策服务体系不完善，政策落地与服务供给存在短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系统性对策：构建规范可持续的土地流转机制，通过信息集成、创新定价等稳定土地供给；创新农业金融与风险保障体系，以组合抵押、普惠金融及保险提质缓释风险；实施差异化品牌与产业链升级，依托“区域公共品牌+子品牌”提升竞争力；优化政策供给与服务网络，实现政策精准落地与全链条服务覆盖。本研究不仅为安徽家庭农场突破发展瓶颈、转向质量与韧性并重的发展轨道提供路径，也为我国同类地区家庭农场培育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助力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1] 王振,齐顾波,李凡.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2):87-95.
2. [2] 李丹丹,郑淋议,钱文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5(08):23-41.
3. [3] 秦国伟,卫夏青,田明华.农村土地流转后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分析——基于安徽省33个县市的调查[J].现代经济探讨,2017(12):109-118.
4. [4] 肖卫东,渠鲲飞,高燕翔.“产业融合发展理念”下农业供给质量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9(05):120-126.
5. [5] 郑可,吴秀敏.“三级数字鸿沟”背景下互联网赋能家庭农场创业效应及其异质性探讨[J].农村经济,2024(03):16-30.
6. [6] 孔令,岳奎,杨可心.再组织化—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2(01):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