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些年我国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人数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已经超过1200万，青年高知人群的占比不断提升。同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纳入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为青年高知服务农业农村提供了制度保障。毋庸置疑，近年来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不仅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为农村经济稳定增长保驾护航，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各类市场风险的发生，并且能够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

一、研究背景

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是衔接城乡发展的“桥梁纽带”，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核心引擎”，更是落实国家战略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作为“五大振兴”的核心动能，人才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具有多维度的战略价值，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更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引导广大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实施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工作方案》，强调青年在返乡创业、振兴乡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就“大力培养本土青年人才”“引导青年人才返乡下乡”等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深化青年返乡驱动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或者是某一个单一产业来论述乡村振兴问题，较少聚焦青年人才这一核心主体所发挥的“赋能”作用，对于以要素注入、模式创新和激活社区等为代表的青年返乡所孕育的系列化、综合性的“赋能”机制缺乏系统的揭示。通过“青年返乡—实践创新—乡村发展”三方面分析，从剖析青年返乡带给乡村的新资本、新技术、新观念出发，并指出由观念转变为现实动能，可以提供理论学理支撑并丰富目前以“人”为核心的人类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理论话语体系。

围绕青年返乡存在“扎根难、发展难、持续难”的全方位阻碍问题，通过对如何使青年具有利用家乡可动员资源，在当地创新升级产业项目和搭建相应的链接关系网络的三种重要能力予以探讨，重点分析其能够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意愿—能力—环境”的青年人才振兴理论模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援助青年留乡创业、工作与发展问题。

拓展现有研究视域下的青年和乡村关系研究。把青年返乡放在城乡互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不仅仅是着眼于青年为乡村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更加重视青年对于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创造乡土文化认同与生产实践方式、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所带来的积极效用。以此克服传统“劳动力回流”视角，从更大范围学科视域开拓有关青年和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的理论阐述空间。

（二）实践意义

可为有关部门提供精准化支持青年返乡的政策设计思路：本项研究会通过对现有的青年返乡的现状进行实证调研，找出制约青年返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比如：存在一些制度性阻碍、受制于金融资源的局限、难以被本乡本土群体所接受等等），并且可以客观地评价现有的政策对于青年返乡的支持情况，进而提出能够弥补目前政策短板的相关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提高现有政策的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

总体上讲，结合各区域、各领域青年返乡的成功范例，总结青年人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模式和经验，拓展青年人赋能乡村振兴的工作途径。发掘一批年轻人返乡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方法和做法，探索一种方式与模式可供推广应用，可以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为广大有返乡创业就业意愿的青年朋友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也给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招引留用青年人才的方法启迪和经验借鉴。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解决乡村发展困局。从某种程度上讲，返乡青年带来的既是人才资源补充，也是创新创业活力和思路方式的注入，探索挖掘返乡青年所能发挥的桥梁、先锋作用，有利于打通城乡资源要素对接渠道、拓展乡村新产业业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改善乡村人口结构等现实问题，助推乡村步入自我发展、循环往复的良性循环状态。

引领社会风气、重塑青年对乡村价值认同：通过青年站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刀阔斧的改革来带动乡村发展取得成效的例子，大力引领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提倡和鼓励更多的青年投入到家乡乡村发展中去；另一方面结合当地文化和精神气质去探寻当地青年对于自身家乡的感情和认知以及情怀，促进他们形成对故乡的精神价值认同感以及感情归属感，更好地发掘出“新乡贤”的作用力。

（三）时代价值：响应国家战略，汇聚青春力量

本研究坚持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国家青年发展规划”的核心要义，围绕“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基础”开展重点突破，立足于青年返乡赋新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归纳出青年返乡赋新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及过程机理，并着力构建“组织动员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实践”的基本理论支撑和实践性指引，从而支撑实现“让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最终将青年的创新活力转变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之一的实践目标。

三、青年返乡创业的原因

青年返乡创业是个人选择、宏观环境与地方发展机遇相互作用下的复杂决策。其动因可系统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情感驱动与价值追寻：家乡情怀与归属感的内生动力

人们对故乡的情感联结与想要反哺的强烈愿望，家乡是人们青年人生中的一份美好回忆、一副乡愁乡恋，是人的一种来自骨子里的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感情羁绊；对所处城市的观察体验加深了他们感知到城乡差异，想以自己的青春去改变家乡的模样，带上面貌拮据的老乡们一同“致富”，它也是乡村青年克服创业过程中种种困境所必须依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

要实现自我的发展和事业上的自主，相对于城市那种既定化的职业角色和有限的自主权而言，返乡创业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把个人的理念变成现实，掌控自己事业前进的步伐的空间。他们在熟悉的地方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自己的所学、所见、所创都运用到家乡建设当中去，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二）现实压力与发展权衡：城市竞争压力与发展瓶颈的理性反思

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生活的品质焦虑是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高负荷、高节奏的工作模式压榨了青年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疲惫感”“疏离感”。此外，返乡也是一种希望找到更优质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重建社区联系、增加自身幸福感的方式。

由于城市工作面临着过于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以及容易碰触职业天花板的问题，不少年轻人逐渐开始意识到青年群体发展的机会空间并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大。所以他们也开始重新看待在乡村这片“新发展空间”，若是能借助差异化的经验和眼界，或许就未必只能是跟随者、慢跑者，而有机会成为一名领跑人，获得突破城市或一城的限制，达到一种自由发展的状态。

（三）战略机遇与条件成熟：乡村振兴战略与时代红利的综合吸引

最有力量的“政策引力场”支撑——国家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以及双创扶持基金、创业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用地保障等相关政策，降低返乡创业的制度门槛和初始风险，并形成巨大的“政策引力场”，使青年看到在农村创业是有希望、有保障的。

借助于技术力量和市场可到达性的大解放，特别是互联网、电商平台、物流网、社交媒体的大量应用普及，让青年能直接通过数字实现产品链接大市场，利用数字手段进行品牌建设、远程协同工作，实现乡村办现代商样的可行，进而释放出乡村“沉睡资源”多年后的巨大商业价值。

基于在地资源优势和利用自身人脉积累的社会资本，青年人更容易接近家乡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以及人际关系网络，并能够基于此种“在地性知识”的知识资本有效调配资源，在同一本地的固定范畴下更有利于整合当地土地、劳动、特色产品等要素资源，因而创业具有较高的资源到位可能性和更低的开始创业的投入成本。

四、农村创业的困境

返乡青年投身乡村创业浪潮，虽怀抱理想与热情，却在实践中普遍遭遇多重现实挑战，制约了其创业活动的启动、生存与发展。

（一）资源获取困难，创业基础薄弱

核心生产要素的短缺是最主要的阻碍。资金瓶颈尤为严重，受制于本来问题多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返乡青年普遍都是既没有自己的启动资金，也无法通过外部融资取得足够的发展所需的资金。邱琦（2025）通过对粤北地区农村电商创业的研究，发现在创业过程中创业青年一般都得不到足够的贷款，缺少合格抵押物以及良好的信用情况就是创业青年得不到贷款的最主要的原因。该问题具有普遍性，谈灿（2020）指出由于缺乏通畅的融资渠道和较弱的信贷支撑力，很多优质创业项目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除了上述提到的物理和技术条件影响之外，受限于自身创业的经验和技术知识储备，一些创业者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符合当地产业特点的技术和信息，导致一些创业者生产经营比较盲目，不利于产品及时开发，易出现滞销等现象，柳进（2024）通过对A区调研得出，大量青年在电商运营、品牌打造等方面的现代化商业能力较弱。

（二）市场竞争激烈，项目同质化严重

创业集中在少数几种模式上，因而产生低水平内卷、薄利的现象；大量创业项目集中在简单的农业种植、传统的养殖以及农家乐等初级生产环节中（谈灿，2020）。朱苗苗（2023）分析认为，“一窝蜂”的原因在于挖掘自身优势特色不够以及把握市场发展形势不明，致使区域内产品和服务雷同。另外，如前文所述，许多创业者皆将产品盯向初级农产品品类。不少创业者单纯利用价格开展低价竞争，并无法持续形成竞争优势或打造品牌价值。其他早期研究也都持相同的结论。例如，在前人对德庆案例研究（肖向前，2014）中就曾提到同质化竞争是影响整个行业利润水平的原因之一。

（三）个人能力存在短板，经营管理面临挑战

创业的热情无法抵消专业化的商业知识以及管理模式方面的力量（柳进，2024），很多返乡青年对于项目策划、市场调研、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内容并未经过系统的锻炼。（任凯，2020）根据宁波市开展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对如何更好地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学习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开拓市场的需求强烈，能力不够则决定着一家企业生存与否。（陈聪，2015）从共青团组织的角度研究发现，由于存在自身的能力短板问题，很多创业项目的抗风险能力不强，企业管理比较松散，缺乏规范化发展、扩大化发展的能力。同时，吴慧君（2016）对青年创业者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造成青年创业者无法把小项目做成大项目的重要原因还是缺乏战略的眼光、整合资源的能力等等。

（四）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不完善，创业环境有待优化

由于农村相较落后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因素造成创业的成本以及风险较高，在硬件上存在物流网络未健全、冷链仓库设施缺乏、网络通信不够稳定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的开展（邱琦，2025）；在服务上，政府和社会创业的支撑力度不够。马杨（2025）认为，目前的创业政策信息不畅达、审批繁琐、相关培训等培训不足等问题突出；柳进（2024）指出即便地方政府想助力亦难使整体力量形成合力，只是每个部门都努力、但是无从操作的结果就是遇事不会形成统一体，至于创业者的帮扶也很难及早获得。

五、返乡青年的创业保障与优化路径

为破解上述困境，必须推动创业支持范式从零散的资源输入，转向构建一个能够持续培育内生能力、激发在地价值的系统性生态。

（一）创新资源嫁接模式，构建动态化的要素支持体系

破除资源束缚的必要性不在于超越现行的单纯补贴和信贷手段，而是要帮助青年创造出一种被市场认可的“新型信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形式，开发出针对个人技能、商业计划的质量和是否参加过创业培训的“软资本”融入到产品里的“新贷产品”，形成信用评价指标多元化。引导同一产业链或者同一社区的青年人的创业者组织成“互助联保小组”，可以发挥共同的内部监督、风险共担的作用，使更多的创业青年团体集中获得金融服务，从而缩减银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成本和顾虑。同时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集成化、智能化的乡土创服平台，实行“人找资源”向“资源匹配人”的转变，并通过运用算法为不同创业项目动态地推送最合适的办法和技术方案。

（二）深耕在地特色价值，推动从产品复制到场景运营的转型

破解同质化竞争，要带领青年再次发现和经营乡村独特的“复合价值”，鼓励创业者以售卖单一农产品为起点向立足当地生态、文化、生产和生活构建的“微型场景”运营转变；如改造果园不仅是售卖产品，而是作为开展亲子自然教育、企业团建、农产品订阅等复合功能场所；政府和社会性主体可以替代过去对项目的内容直接指导，着眼于“特色定位诊断”和“在地知识导入”，助力青年发现原本未能识别到的地域符号和故事，将其转化为品牌故事或体验项目。同时可以在各地区支持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区域品牌共创联盟”，围绕统一品质打造不同的产品，在统一体量下实行差异化表达，形成员工独特人格魅力且突出产品自身特色的矩阵化产品。

（三）建立长效陪伴机制，实现从知识灌输到实战能力养成的跨越

弥补能力短板，要摒弃“短训班”，打造培育真实成长的过程性的陪伴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实行“实战导师制”。由一位熟悉企业、供应链或者零售一线工作的资深人士担任创业青年的导师，并对其进行长周期的辅导，其重要性不在于教授理论知识，而是陪伴式持续复盘、关键时刻把脉问诊、关键决策牵线搭桥。另一方面，开办“创业开放诊断会”。请财税师、律师、营销师等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到现场，用真实的账本、真实的合同、真实的推广案例来实打实地剖析问题，梳理问题产生根源，谋求解决方案，在为创业者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提升综合经营能力。最后一个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建设“本土化失败案例库”，以匿名的方式解剖当地创业挫折事件，探寻其失败背后原因，以此来规避一般性的问题。

（四）优化服务响应架构，推动创业环境从基础保障到敏捷赋能的升级

改进创业环境要既不断补齐硬件短板，也要注重“软环境”服务，提高响应速度和人情味儿，可以在县域建立“创业首席服务官”机制，由县就业部门分管负责人兼任，负责帮助区域内每家初创企业的青年处理各种遇到的问题，比如遇到不明白的政策，请教“首席服务官”，该员会在第一时间代劳解决创业初期的各种难题，将重点放在创业者业务上；大力建设共享型基础设施，比如建立公共冷库，提供直播间的共用服务，以及普通的包装车间等，实行“按需使用、付费共享”，能够让那些初次创业，初始资金并不算太富裕的人少投资固定成本。最核心的就是充分利用好数字化工具，打造一套“政策和服务智能匹配系统”，根据创业者简单填入的项目特点，由系统自行比对匹配推送给创业者对应的扶持政策、申报途径和对接渠道，真正实现扶着创业人上去，帮着走出创业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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