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张衡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其赋作中最为人称道者是《二京赋》与《归田赋》。创作于他初入仕途时的《二京赋》极写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之繁盛，文章结构之宏伟与气势之磅礴使其成为两汉散体大赋压轴之作；写于其晚年的《归田赋》则以田园隐居生活为题材，一洗汉大赋的铺采缛文、繁重凝滞，转为短小隽永，朴素自然的抒情风格，主要抒发作者入世的感慨和厌倦，描写回归山水田园后悠然逍遥的生活，为东汉抒情小赋开风气之作。在历经宦海沉浮后创作的《归田赋》，不仅标志着汉赋由体物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历史性转变，更以其凝练的意象构建了中国文学中最早的田园精神图谱。其中“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一句所呈现的“渔父”意象，绝非偶然的文学选择，而是融合了先秦隐逸思想与士人精神困境的表达。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结合思想史溯源，试图揭示“渔父”在《归田赋》中的意蕴，通过“渔父”这一微观意象，可重新审视张衡在东汉儒学式微、道家复兴背景下的精神突围，及其对魏晋文学自觉的深刻启迪。

一、“渔父”意象的源流追溯

（一）先秦两汉的渔父原型

中国古代的士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在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纠结。古典文学作品中渔父意象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备受文人的青睐，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还是他们人格精神和审美品味的外化。在历代文人士大夫的歌咏描绘之下，渔父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钓竿泛舟于江河湖海，与清风明月为伴，枕烟霞林涛而眠，或歌或钓，余韵绵长。这样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疏离于政治之外的隐者形象跃然纸上，历代文人不乏描写渔父的章句，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被渲染上了这种隐者的悲愤。渔父形象最早在《诗经》中出现，虽尚未形成真正的意象，但却是中国诗歌“渔父”这一意象的现实来源。之后，《吕氏春秋》里多处出现了关于姜太公扮演渔父角色的记载，《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具备》记载“太公尝隐于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后可成。”反映出姜太公有治国之能，但生逢乱世，只能隐于渭水河畔垂钓。在《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中，渔父形象已呈现出两种哲学面向：《庄子·渔父》里的渔父先是跟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对话，从二人的口中得知孔子“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后，渔父认为孔子的行为是苦心劳力而危其身，间接批评了孔子。《楚辞·渔父》描述屈原放逐于江畔，面容憔悴，遇渔父，与渔父一问一答，最后渔父唱歌划船离去。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楚辞·渔父》）

“鼓枻”即划动船桨。渔父并非无言以对，而是以行动和歌声回应——他选择顺应自然、与世推移，而非如屈原般执着于对抗污浊。歌罢“遂去，不复与言”，这一飘然远去的姿态，随之也成为超然智慧的经典定格。可见，《楚辞·渔父》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的渔歌，开创了与世浮沉的生存智慧。通过对比屈原赴死明志的决绝与渔父鼓枻而去的超然，将渔父塑造成一个洞悉现实困境后返身复归自然的智者——其“笑而不答，踏歌离去”的高洁姿态，成为后世文人投射儒道思想博弈与精神出路的载体，在陶渊明的桃源、柳宗元的寒江、苏轼的赤壁中屡次回归。故而，“渔父”历经《诗经》、姜子牙、《庄子·渔父》《楚辞·渔父》等不同时期历代文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完成了由实到虚的意象化过程，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里的一个经典意象。

（二）哲学思想的意象载体

在张衡的时代，渔父意象已成为儒道思想碰撞的凝结点。当赋中主人公感慨“谅天道之微昧”后，随即感慨“追渔父以同嬉”，这一递进关系正揭示了张衡的隐逸观。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天道微昧”暗示着王道衰微、纲纪紊乱的社会危机；而在道家视域下，这恰是回归自然的契机。张衡生平，先后出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但始终表现出一种隐逸之思，在不能归隐的现实状况下张衡只能借助文学创作来寻求精神慰藉。渔父在此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指引张衡从政治失意走向精神自由，显然渔父是一个代表道家思想的智者，是道家思想的代言人。

《归田赋》描写理想的田园生活来表现隐居之乐，尽情享受自然与身心的和谐之美，为生活在政治重压下的封建时代早期文人构建了一座寻求解脱的精神家园。进一步探索文人士子的精神出路。其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渔父意象从哲学寓言移入现实田园，相较于《庄子》中玄虚的渔父，《归田赋》里的渔父存在于具象化的自然场景：“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春日原野的勃勃生机，使渔父形象获得了空间的依托和生命的温度，使隐逸理想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现实的生活方式，为后世田园文学提供了范式。至《归田赋》，渔父形象已经超越《庄子·渔父》的道家朴素自然观和《楚辞·渔父》的隐者，作为作者同嬉的伙伴，与士人实则为精神同路人，处在超然避世的哲学立场（表1）。

出处	核心特征	哲学立场	与士人关系
《庄子·渔父》	训导孔子的智者	道家自然观	价值批判者
《楚辞·渔父》	歌唱的隐者	和光同尘	对立劝导者
《史记·货殖列传》	经济生产者	功利主义	无关群体
《归田赋》	同嬉的伙伴	超然避世	精神同路人

二、《归田赋》中渔父意象的文本呈现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魦鰡。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归田赋》）

“渔父”一词出现在赋文第一段的末尾：“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这一位置极为关键。此前，张衡以“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的谦辞开篇，实则抒发了对“俟河清乎未期”即太平盛世无望的深切失望，以及目睹“蔡子”“唐生”等历史人物慷慨悲歌却命运多舛后的警醒，最终得出“谅天道之微昧”的沉重结论。前文提及的战国辩士蔡泽（蔡子）与唐举，是积极入世、依赖时运的象征。他们的命运起伏，衬托出世事的无常与功名的虚妄。“渔父”意象的出现，标志着张衡在价值取向上与这种汲汲于仕途的人生模式彻底决裂，转而寻求一种不依赖于外部时运的、内在自足的生命形态。至此，情绪的累积已达临界点。“追渔父以同嬉”一句，便如破开云层的一束光，成为由现实困境转向精神超脱的唯一出口。其“嬉”字直承《楚辞》中渔父“莞尔而笑”的神态，暗示了精神谱系的延续。此句既是前文所有政治苦闷与哲学困惑的自然归结，又是开启后文田园生活想象与心灵自由图景的明确宣言。

“渔父”所代表的“欣然而乐”与“超埃尘以遐逝”，为后文所有的田园描写奠定了超功利、求自由的精神基调。无论是“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还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都是在“渔父”这一精神原型下的生活化实践，其核心在于心灵的自主与愉悦，而非物质收获。后文“俯钓长流”的描写，与“追渔父”形成了意象的呼应。但“钓”的行为在此处是与“仰飞纤缴”并列的游乐，其“贪饵吞钩”的原始隐喻被暂时悬置。这种处理，恰恰体现了张衡对“渔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他保留了其超脱的神髓，却淡化了其固有的孤绝色彩，将其融入一幅更富生活气息与审美情趣的、士大夫化的田园理想图之中。这使得“渔父”意象不仅是逃离的起点，更是精神被净化、生活被诗化后的境界象征。

但渔父在赋中的出现并非孤立意象，而是处于精妙的文本结构与情感脉络中，从篇章布局看，“追渔父以同嬉”位于首段结尾，是政治失意叙述“无明略以佐时”“俟河清乎未期”向隐逸生活描写的过渡。前句“谅天道之微昧”揭示官场黑暗的现实认知，后句“超埃尘以遐逝”则表明隐逸的决心。正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指出：“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渔父承载的不仅是张衡向往自然的欣喜，更是对“污浊政治”的疏离。同时，渔父在《归田赋》中与其他意象组合，共同构建隐逸世界：空间意象如“方泽”“山丘”“长流”构成了渔父的活动场域，与“都邑”形成对立。这种空间转换也暗示着从政治中心到自然边缘的价值位移；动植物意象如王雎、仓庚等自由鸣禽与“触矢而毙”的逸禽形成对照，暗喻官场陷阱中的生存危机，渔父则代表规避风险的生存智慧；典籍意象如后文的“咏周孔之图书”与渔父的道家色彩形成互补，暗示张衡的隐逸非全然弃世，而是融合儒道的精神选择。这种精密的意象组合，使渔父超越了独立的个体形象，成为自然理想的表达。《归田赋》中的“渔父”意象，在文本中居于结构性的核心地位，在功能上沟通着现实批判与理想建构，在心理上则深刻反映了张衡在东汉特定政治环境下，融合儒道思想，以主动的精神追寻化解生命困境的复杂心态。

三、渔父意象的思想内涵

复杂的动因和悠久的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诗词文化中独特的隐逸观。按照审美角度和价值取向的评价标准渔父形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悟道参禅、禅渔合一的渔父；待时而动、以隐求仕的渔父；功成身退率真唯美的渔父；铮铮铁骨义薄云天的渔父。渔父在《归田赋》中最显层的意义是隐逸精神的具象化，不同于传统隐士的离群索居，张衡笔下的渔父以“同嬉”姿态出现，赋予归隐生活以诗意特质：“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张衡用“交颈颉颃”的飞鸟、“关关嘤嘤”的鸣声构建了自然界的和谐共舞，而渔父正是融入这春光图景的人。其“逍遥”姿态不再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坚守，而是转向道家与自然融合的审美。其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毅然选择辞去官场，在田园之乐中追求身心的愉悦，可谓是将张衡的幻想变为现实。《归去来兮辞》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正是对张衡《归田赋》的继承。

张衡生活在东汉中叶，此时大一统政权正逐渐走向衰微。政治的腐败与衰落导致了文人的晦黯心态，歌功颂德的热情骤减，转而关注个人价值和内心体验。抒情言志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小赋渐渐取代大赋成为文学主流。渔父意象承载着含蓄而深刻的政治批判，当张衡以“天道微昧”解释归隐动机时，实质是对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控诉。渔父在此成为政治清流的象征——正如《楚辞》渔父以“沧浪之水”隐喻处世之道，《归田赋》中的渔父代表着在污浊政局中保全清白的生存智慧。赋中渔猎场景的描写更暗含对官场险恶的影射：“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李善注指出此句“语此而意彼”，云间飞鸟因触矢毙命，深渊游鱼因贪饵吞钩，恰是士人在政治绞杀中命运的写照，而渔父作为钓者却未陷入同样危机，保持清醒的疏离。

渔父在《归田赋》中的最高价值在于提供精神超越的范式。赋尾“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的感悟，可视为渔父哲学的终极指向。空间上，“超埃尘以遐逝”突破了政治场域的禁锢；精神上，“纵心于物外”摆脱荣辱观念的束缚。渔父在此显现出与《庄子·渔父》不同的特质——他不仅是自然的栖居者，更是文化价值的守护者。张衡以此调和儒道思想，将道家的自然理想与儒家的文化担当融合，创造出东汉士人独特的精神之路。

四、文学史中的“渔父”审美

张衡《归田赋》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文人小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已经成熟，因而《归田赋》是两汉抒情赋作从大赋向小赋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归田赋》中的渔父意象开创了抒情小赋的象征传统。直接启迪了后续抒情赋的写作，王粲《登楼赋》中的“栖迟”客子，向秀《思旧赋》的“息影”孤鸿，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抚孤松”高士……这些意象皆可视为渔父的变体，共同构成魏晋抒情文学的精神谱系。 在隐逸文学谱系中，张衡的“渔父”意象具有开创意义。此前文学中的隐者形象多为伯夷、叔齐等不食周粟的烈士，或许由、巢父等拒绝仕进的逸民。张衡首次将渔父这个具有平民特质的形象作为归隐理想的人格载体，使隐逸叙事从道德崇高转向生活审美。陶渊明对渔父意象的接受最为典型，在《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成为理想世界的发现者；《饮酒》诗“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的意境，正是“追渔父以同嬉”的深化。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虽未直接引用渔父典故，但其《归去来兮辞》中“或命巾车，或棹孤舟”的自我形象，与张衡笔下的渔父都存在明显的精神谱系关联。从张衡到陶渊明，渔父意象彻底实现了从文学意象到文化内涵的升华。

纵观汉魏六朝文学，渔父意象在流变中保持着几个核心精神特质：始终代表对政治权力的疏离、永远与山水田园空间共生、体现精神独立的最高价值。这些特质在《归田赋》中已基本确立，使渔父成为士人精神传统的“原型意象”。当白居易在《渭川偶钓》中自称“心与白鸥同”，苏轼在《临江仙》高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时，他们都在延续张衡构建的渔父精神谱系。在这个意义上，《归田赋》中的渔父已超越具体文本，升华为中国文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五、结语

张衡《归田赋》中的渔父意象，是东汉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却超越时代成为士人精神的永恒象征。这一意象巧妙融合了先秦儒道思想，通过精炼的文本构建与深刻的意蕴开发，创造出具有多重阐释空间的艺术形象。从文学史视角看，渔父意象的创造标志着汉赋从“体物”向“写志”的关键转型。张衡以不足二百字的篇幅开辟的抒情小赋道路，经由渔父等意象的传承，最终在陶渊明笔下绽放为璀璨的田园诗篇，当我们追溯“归田”主题的文学谱系时，总能在桃花源的溪流与归去来的舟影间，瞥见那位东汉渔父若隐若现的背影——他不仅是张衡个人精神的投射，更是整个士人阶层在政治困境中寻求超越的永恒象征。正如《归田赋》终章所言：“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渔父穿越千年的文化旅程，正印证着精神自由对历史局限的永恒超越。这一意象的生命力，源自每个时代对独立人格与诗意栖居的永恒渴望。

参考文献：

1. [1] 杨灿.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01):102-105.
2. [2] 熊伟.从山水画中的渔父意象看古之文人的渔隐情怀[J].美术教育研究,2022(11):18-19.
3. [3] 姚俊奇.浅析先秦“渔父”多重意蕴的流变[J].名作欣赏,2025(06):108-110.
4. [4] 邓丽.中国文学“渔父”意象的形成过程[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42(05):93-97.
5. [5] 周晓宁.从屈原、贾谊到张衡赋作看早期文人精神家园的构建[J].今古文创,2024(09):57-59.
6. [6] 姚俊奇.论唐诗对“渔父”意象的继承与发展[J].名作欣赏,2025(08):101-103.
7. [7] 冯晓莉.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5-8.
8. [8] 王林瞄.古诗词“渔父”意象与文人隐逸心态探析[J].美与时代(下),2022(09):101-104.
9. [9] 包金格.张衡人格及其作品风格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10. [10] 王蓓蓓.浅论《归田赋》与《闲居赋》中的隐逸心态[J].戏剧之家,2018(25):228.
11. [11] 安忆涵.悲士不遇的隐逸情怀——《归田赋》与《归园田居》之辨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24(03):63-65.
12. [12] 高宏涛.唐代诗词中的“渔父”意象探析[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3(05):33-35.
13. [13] 钟益兰.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及其文化意蕴[J].芒种,2012(08):120-121.
14. [14] 张武桥.论张衡《归田赋》的生态美学观[J].前沿,2008(10):152-154.
15. [15] 杨玲.智者执者达者——兼论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的形成[J].社科纵横,2008(06):94-96.
16. [16] 吴燕日.中国文人的渔父情结[J].中国韵文学刊,2000(01):12-17.
17. [17] 马亚平.张衡抒情小赋对陶渊明辞赋的影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S3):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