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一个人被大众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并且不认为精英文化比大众文化能给予自己更多的意义与快感，他并不需要担心自己失去审美的判断能力。因为大众文化已经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取得了某种自主性地位，直接介入了人们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和审美。本文将从文化商品的两种经济和媒介转换的视角分析大众文化取得自主性的过程。

一、两种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双层依附性

约翰·费斯克在分析文化商品的时候，以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范例，认为“文化商品可以同时在两种不同的经济中流通：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也有学者翻译为财经经济，这个术语强调的是文化商品和物质商品相类似的市场流通性质和财富增值作用。费斯克认为，“金融经济为文化商品提供了两种流通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节目制作者把节目卖给发行者，节目是直接的物质商品。在第二种模式中，作为商品的节目改变了身份，成了生产者。它所生产的新商品是观众——观众被卖给广告商或赞助商。”文化经济中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和消费这两个词的运用对于费斯克来说更像是对金融经济中生产与消费这两个术语的隐喻性挪用。“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转变成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同时，观众自己也是这个意义与快感的消费者。不过，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只表示意义与快感的流动去向，而不表示和物质商品一样的市场流通的终止处。因为严格上讲，“在这种文化经济里，没有消费者，而只有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持续的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对于文化意义来说，流通和消费不是真正的终止，反而是再生产的契机，意义的真正的终止只有遗忘。

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种虽然分离却有联系的经济中，生产者生产文化商品，文化商品生产观众，观众生产意义与快感，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对话语权力的争夺和某种意识的抵抗。“我们的大众文化当然是一种工业化文化，我们所有的文化资源也是如此；而所谓的‘资源’一词，既指符号学资源或文化资源，也指物质资源，它们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二者共同的商品。除了极少数和极边缘的例外，大众无法也未曾生产自己的物质商品或文化商品。”由于传播媒介和复制机器等生产资料都不由大众所掌控，因此造成了文本生产和意义生产的分离。以电视媒介为例，大众并不具备生产电视节目即文本本身的能力和权力，虽然他们可以以换台或者关闭电视机的方式彰显自己的自主性，或者更进一步，通过丰富的、异质的意义与快感生产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力、进行意识形态的抵抗。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就在于此。“大众文化的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大众的力量将文化商品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大众文化的抵抗性是建立在对不属于大众的文化资源的讽刺、夸大、拼接、象征、阐释等修辞性改造之上的。正如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所总结的粉丝处境：“正如旧时的盗猎者，粉丝行动时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就像所有的流行读者一样，粉丝缺乏直接进入商业文化生产方式的渠道，且只有极有限的资源影响娱乐产业的决策制定者……从某种角度而言，在控制生产的经济层面上，这些游牧性的观众和文化工业的关系确实只是‘无力地寄人篱下’。”虽然詹金斯对粉丝群体的自主性保持乐观，但是大众对意义与快感的生产毕竟依附着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器所生产出来的文本。这是大众文化的第一层依附性。

大众文化的第二层依附性在于大众所生产的意义与快感本身与口头文化及其背后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费斯克意识到了大众文化和口头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对大众社会的大众媒体表示出太多批评和理论方面的关注，以致我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都市化、制度化的社会使得口头交际变得至少像大众交际一样便利……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中，我们都要说话。说话中的许多内容都与大众传媒及其文化产品有关，而且大量的谈话对这些商品都起着同样的文化作用——也就是说，它代表着我们社会体验的许多方面，使得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说既有意义，又有快乐。这些意义与快乐在建立社会关系，从而建立起我们的社会认同感方面起到了作用。”在口头文化中，大众发挥着自主的创造性，在社会交互中运用天赋的说话能力生产着那些不是被文本预设的多样的意义与快感。口头方式是大众最便捷、最能彰显自主性，甚至最安全的意义与快感生产方式。费斯克认为电视“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部分原因就是它的节目能够插入在大众的、工业化社会中生存下来的口头文化形式之中。”费斯克和哈特利曾经列出了交际中口头和书面方式的区别。其中口头方式的种种特点决定了其与大众文化的天然联系，也决定了口头方式作为意义与快感生产方式的优势与劣势。例如，口头方式是片段式的和瞬间性的特点决定了大众运用其进行意义与快感生产的便捷性。这种便捷性就是大众可以随时随地运用口头方式，将异己的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从自己的言语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中同时生产出抵抗和自主的快感。无论是在夜晚黄金档观看电视节目后的自言自语或者默念，抑或在社交场所与同样是该节目观众的其他人的交流，都是这种生产的体现。大众文化的产生就扎根在这样的口头土壤中。不过，这样的口头土壤也正是因为这种片段式和瞬间性的特点变得过于松散，以至于难以承载一个真正有形的、坚实的大众文化形式。所以比尔·奥斯歌伯（Bill Osgerby）在《青年亚文化与媒介》这篇文章中提到“要在‘有意义的’青年亚文化和‘被收编’的媒介制成品之间作出理论的区分，这总是很难做到的事……实际上，大多数青年没有完全采用亚文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习惯于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亚文化的装饰或媒介大肆宣传的标志……正如史蒂夫·雷德黑德（Steve Redhead）所讽刺的那样：“‘原生态的’亚文化是被亚文化理论制造的，而不是周围的其他事物。”费斯克也承认：“大众文本是被使用、被消费、被弃置的，因为其功能在于，它们是使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加以流通的中介；作为对象本身，它们是贫乏的……大众文化包含的意义和快感处在永远的形成变化之中。因为不完整，所有大众文本的疆界都不是牢固的……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矛盾与不足。”口头方式的片段式和瞬间性的特点决定了口头文化以及大众文化随时随地的优点，同样决定了口头文化以及其培育的大众文化转瞬即逝的缺点。这种转瞬即逝意味着大众文化从来不能借助口头形式对文本和生产商进行干涉。所有卓有成效的干涉依然要依靠连贯式的、永恒的书面形式，而这恰恰是大众文化总是与其保持距离的形式。

如果说上面关于大众文化和口头文化联系的分析仅仅展示了大众生产的意义与快感本身影响力的有限。那么大众文化对口头文化背后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的依赖，就展现了第二层依附性的本质。口头文化从来不形成什么文化上的纲领和共识。如果说大众文化形成了什么纲领和共识，那么这些纲领和共识只能融入捉摸不透、千变万化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中。身体知觉、个人经验、社会境况等这些词在这里也许不是完全同义的，但是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一种不可能性，即言说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领域可被称为先验的，只能将其当作某种不言自明的在场，无法逃离的假设来对待。不可言说之物只能被语言“权且表达”。其有效性只能由同样是不可言说的身体知觉、个人经验、社会境况等中被发觉。这样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和就是大众生产的意义的背板。“意义是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适应社会的读者与文本结合的产物……‘决定’这个词并不指这种机械的、单一的因果过程。它的意思是消除界限或者确立界限。”费斯克援引了霍奇和特里普的观点：“从有效性来说，社会关系具有比任何电视节目都更为强大的‘直接回报和制裁’……在建构主体性和意义时，社会关系的有效性比电视的有效性要强，而且似乎更‘真实’。‘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非电视意义的力量很强大，足以淹没电视意义’。”而“这些‘非电视意义’，即产生于读者话语而不是产生于文本的意义，经常是通过口头加以提升和传播的。”大众文化拒绝了直接给予的文本意义而选择自己生产意义，这个意义是由社会“决定”的，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关系。于是，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第二层依附性，即生产的意义与快感本身对背后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的依附。

二、回到金融经济：亚文化的圈层化与收编

观众和粉丝也许确实像打“游击战”一样在生产符合自身需求的意义与快感，不过如果重新检视文化商品的两种经济，可以发现大众并非没有赢得“正面战场”或者进行“割据”的机会。如前文所述：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种虽然分离却有联系的经济中，生产者生产文化商品，文化商品生产观众，观众生产意义和快感。文化工业生产的文本和大众生产的意义是分离的。这是因为“在金融经济中，消费显然是与生产分离的，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明晰，也比较容易分析。但文化经济不是这样运作的。文化经济的商品（我们称之为‘文本’）不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者或传递者，而是意义与快乐的激励者。产生意义/快乐最后成了消费者的责任，也是为了消费者自身的利益。”文本与意义的分离造成了大众文化的依附性和抵抗性。那么，如果观众夺取或者自己生产文本，事情会如何呢？

詹金斯在思考文本盗猎者自身保有什么的问题中，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媒介转变及文本资源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德塞杜低估了读者的力量：“德塞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划分了一道明显的界线：‘写作会积攒、会累积，通过建立地域而抗拒时间，通过再生产的扩大化增加生产。阅读则对时间的侵蚀毫无抵抗力（一个人沉湎其中忘记自我时也会遗忘外界），它不能保留任何它所获得的东西，或者说保留得十分拙劣’。在德塞杜的讨论中，写作具有实体性和永恒性，读者的盗猎文化在这几点上无法与之抗衡。 因为读者永远流荡在各地之间，他们的意义生产过程只能在旅途中草就，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读者的意义生产都源于即时反馈，一旦不再有用便被抛诸脑后。”这正是口头方式之于书面文化的弱势。不过，“这一理论在广义上可以用于流行阅读中的瞬时意义生产过程，但是对于具体的媒体粉丝圈现象，有两点不符之处。第一，德塞杜将读者描述为彼此彻底孤立的存在，‘盗猎’原始文本的意义只服务于每个读者自身的兴趣和利益，而‘盗猎’行为产生的结果也只涉及非常有限的智力投资。这些意义生产只在于瞬间，一旦无用便可立即弃诸脑后。粉丝阅读则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独立个体的阐释是通过与其他读者持续互动而逐渐成形并加强。如此对话交流将文本初始的消费经验大大拓展。如此生产出的意义就和读者的生活紧密结合，并本质上区别于短暂偶遇一个不出色也未受注意的文本所生成的意义……第二，对于粉丝圈来说，并不存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明显界限。粉丝并非仅消费业已创造出来的故事，他们会创造自己的同人志作品和小说、同人画、歌曲、视频、表演等等。”詹金斯反对德塞杜的第一个理由恰恰是前文所揭示的文化意义第二层依附性。而在第二个理由里，詹金斯对读者和作者界限的消除依靠的是粉丝自己创造的作品。詹金斯没有意识到其中媒介转变及文本资源的关键作用。他所举的粉丝自己创造的作品如同人志作品和小说、同人画、歌曲、视频、表演等等，都已经脱离了大众生产的意义的土壤——口头方式，而转向了书面方式。但是如果读者没有一定程度占有媒介的使用权、传播权和用于文本生产的生产资料，那么这种读者和作者界限的消除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这些粉丝自己创造的文本就仍然无法摆脱口头文化的随时消逝的魔咒。不过，当粉丝确实获得了这样的经济权力，那么就会如詹金斯所说的：“粉丝圈在这里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将媒体消费变成了新文本的生产，或者毋宁说是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媒体粉丝圈自身也能独立构成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远离媒体制作者直接控制的自我运转的世界。”

回到文化商品的两种经济上来，此时，如果某些观众利用文化工业的文本作为资源成为了新的文本的生产者，这一新的文本就会吸引（生产）更多的粉丝，粉丝又通过这一文本生产新的意义与快感。可以发现，这一模式就是文化商品金融经济的再现，于是便产生了围绕该作者和文本的新粉丝圈层。这个圈层便是亚文化的场所。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文本者就是费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迷”，“作为一个‘迷’，就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着迷主要包含两种行为的特殊性：辨识力与生产力……大众文化迷具有生产力：他们的着迷行为激励他们去生产自己的文本……这种生产者式的行为与生产原初文本的活动十分类似。”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大众文化迷就是所谓“大神”，他们的生产行为被称为“为爱发电”，其中带有某种无功利的意味。他们做粉丝所想，其作品文本因此蕴含着许多为大众所青睐的意义。这意味着文本从总体上被抵抗某种程度变成总体上被顺从。亚文化的共识就固定在这些文本和派生的意义中了。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变得更为清晰可见，它们围绕着大众文化迷的文本建构起自己的圈层、界线和权威，形成了有抵抗意味的共同体。巧合的是，这些文本生产观众和使粉丝顺从拥护的强大能力也正好受到被抵抗者即资本的青睐。生产观众带来金融经济上财富的增值，而在文化经济上，“资本主义也要求多样性，但它所要求的是一种被控制的多样性，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需要所决定、所限制的多样性……资本拥有者之所以能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那只是因为他们于其中繁荣兴旺的社会秩序，已经生产出法律、教育以及文化的体制，而这些体制在其自身范围内，则又在生产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社会主体性。”因此，除了“遏制”以外，资本也乐于“收编”作为生产者的大众文化迷，使之服务于自身的金融和文化利益。这样一来，大众“自己的”文本被夺去，该圈层的运作回到了金融经济的机制上，回到了文化工业的某种控制性上。不过，大众会自发地反击，回归抵抗的意义。“资本主义工业将这种抵抗行为收编到自己的生产体制，乃是一种相应的遏制策略。从金融经济里面保留住文化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这样做，可以打开文化商品所具有的抵抗或规避的用途：而相形之下，弥合分歧、削减自主性的尝试，则是进一步施行‘遏制’或‘收编’的策略。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广告业总是兢兢业业地使社会的差异符合于文化的差异与产品的差异。”被收编的作者回归了文化工业的金融经济，但是也很可能因此失去了文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因为文本在被收编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意义。新的亚文化圈层和大众文本作者又会兴起，争夺着文化上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这就是大众文化尝试摆脱依附的尝试和努力。

三、媒介转换与摆脱依附的大众文化

从电视到互联网的媒介转换激发了大众创造的狂欢，大大加强了大众文化的力量。前文说到，大众没有生产文本的能力和权力，其生产的意义和快感扎根于转瞬即逝的口头文化之中，是社会意义在文化资源上的某种再现，因此大众文化具有双层的依附性。但互联网的出现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互联网是具有群体交互性的新媒介，它为口头文化提供了书面载体和传播途径。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将自己生产的口头形式的文化意义转化为书面形式的具体的文本。这种转化不仅仅是单纯地将口头形式的意义搬运为书面形式的文本，它从深层次改变了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的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二者的界线。以书面形式呈现的互联网文本内容越来越具有口头特色。人们有时候不免抱怨网络上的语言使用不规范，但是事实上这种不规范恰恰来源于口头言语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日常生活性。在互联网上，大众不仅仅“拥有的是从媒体提供的符号原材料上建筑起来的整个文化体系”，他们还确实一定程度拥有了符号原材料本身。大众从单纯利用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资源生产意义的人，变成构建自己文化体系的文本盗猎者，最后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成为自己生产文本的作者。詹金斯所提到的作者和读者界线的消除在互联网时代真正大范围地实现了。就中国互联网来说，自媒体、论坛交流、评论区互动、弹幕文化等现象都是大众同时生产文本和意义的体现。就此，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第一层的依附，即意义生产行为对现成文本的依附，意义的生产力便获得了解放，造成了大众创造的狂欢。大众文化因此在互联网空前繁荣。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资本主义工业的“遏制”和“收编”手段也相应有了变化和发展。电视文化中资本主义工业的代表手段是投入巨大的广告行业，进入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工业还可以通过制造舆论和阉割式审核等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遏制”和“收编”。舆论的制造使得不同的亚文化之间互相攻击和内耗，是对大众意义生产的压制，而阉割式审核则限制了大众文本生产的自由。

不过，大众文化确实因为互联网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第一层依附，并且因此逐渐达到了对第二层依附，即对日常生活和社会意义的依附的摆脱。因为大众生产对文本权力的获得，改变了大众此前面对文化工业的被动姿态，使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主动性。互联网是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文本和意义的交汇处，它由于其书面形式而比日常生活和社会意义更易把握，由于其口头形式而兼有日常生活和社会意义的大众性质，俨然成为了“第二现实”。大众在互联网上生产、传递的意义不再单纯是社会关系和境遇的再现，它反过来获得了可以塑造对现实社会认知的力量。因此，大众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繁荣不只是量上的繁荣，更是质的提升。它不仅在生产的方式上摆脱了依附，还在生产的内容上取得了实体，介入了社会和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再也不是现实生活“蛋糕上的酥皮”，而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四、结论

综上所述，费斯克、詹金斯等文化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乐观展望在互联网时代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然而，对于文化工业和大众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却始终存在，并在这种斗争中互相不断地发展。在互联网上，二者将继续围绕着文本和意义生产中的舆论制造和阉割式审核互相对抗，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同媒介技术的发展一道，向日常生活最后的一块地盘——经验的、身体的、感官的区域蔓延。

参考文献：

1. [1] 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2] 约翰·费斯克,王晓珏.理解大众文化[M].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 [3] 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4] 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