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最初是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完成的，他们分别从不同维度推动了诠释学从传统的“解释技艺”向“关于理解的普遍理论”转型。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诠释学之父”，首次将诠释学系统化，通过区分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明确“诠释学循环”，将其从具体技巧升华为关于理解可能性的哲学理论；狄尔泰则进一步将诠释学拓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区分自然科学的“解释”与人文科学的“理解”，以“生命”为核心将理解对象扩展至人类精神与历史的表现，并深化诠释学循环的历史性维度，为后续哲学诠释学（如伽达默尔）奠定了从方法论到存在论过渡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诠释学有两大传统，一种是海德格尔将诠释学看作对于所有的理解之特征和必要条件的一种哲学探索，另一种则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传统，他们将诠释学视为奠定诠释的方法论原则之普遍的主干部分。在帕尔默《诠释学》的第二部分提到了施莱尔马赫对一般诠释学的构想，用一句话阐明他的基本目标：“构建一种作为理解艺术的一般诠释学”，他认为理解作为一门艺术是对文本作者之心灵过程的重新体验，理解与创作是逆向而行的，并且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分为语法的诠释和心理学的诠释两部分。在狄尔泰这里，他的目标是发展获得“内在生命表达”的“客观有效”的解释方法，恢复对自身存在之“历史性”的意识问题。狄尔泰精神科学的要旨就是强调必须从生命本身的体验来理解生命，反对形而上学，“思想不可能把握生命”，生命范畴植根于鲜活的实在之中，而非超验的实在，要从生命本身来理解生命，生命是一种“历史的”实在。狄尔泰还提出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狄尔泰的诠释学模式：体验、表达、理解，以及诠释学循环和理解。这也为我们表明了理解的“完成”是可能的，而方法的作用正在于消除障碍、实现“客观有效的理解”。

然而，这种“完成性”的预设始终带来一个未解的疑问：施莱尔马赫反复强调“移情需重返作者的心理处境”，却从未解决“时间距离如何真正跨越”的难题，时间距离与心理重建的不可能性；狄尔泰坚信“理解是生命的自我认识”，却始终无法弥合“个体体验”与“历史整体”之间的断裂。这些理论“缺憾”并非偶然疏漏，而是根植于理解活动的本质——当施莱尔马赫在《诠释学讲演录》中承认“完美的理解永远是一种理想”，当狄尔泰在《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中感叹“生命的意义永远在远方”，他们实则已触摸到理解的“不可完成性”这一诠释学的核心命题。其实，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构建了“完成理解”的方法体系，而在于通过各自的理论困境，揭示了理解的这种“不可完成性”是它的本真形态。

1.施莱尔马赫的“移情困境”

施莱尔马赫是这样理解“读者—作品—作者”的关系的，他认为，作者的精神或意图是理解的核心目标。施莱尔马赫称解释学最高意义的理解就是“超乎言说者本人对他自己的理解的理解”，他将作者视为文本的“创造者”，文本的意义并非自足的，而是源于作者在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历史语境与个体体验。因此，理解的本质是“回溯性”的——读者需要跨越时间、文化的距离，重返作者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再现其思考过程与情感状态，即通过“心理移情”进入作者的视域。作品被视为作者精神的“外化”或“客观化表达”，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但作品本身并非意义的终点，而是通往作者原意的“桥梁”。施莱尔马赫强调，文本的语言形式（语法、结构、语境等）是理解的基础，但其意义需通过对作者“内在生命”的追溯才能完整呈现。因此，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承载了作者的独特精神，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必须以揭示这一深层精神为导向。读者的角色就是积极的“重建者”，读者需受方法论约束，不能凭主观臆断去重建意义。然而这种“移情”只能注定成为“不可能的理想”。

1.1 时间距离的不可跨越性

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目的在于明确“作者原意”，并且提出了“心理移情”的诠释学方法，但是施莱尔马赫也知道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是时间距离阻碍了读者正确理解作者原意。作者和读者分属不同的历史语境，其生活经验、语言习惯、精神结构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差异，然而施莱尔马赫试图通过“历史语境还原”克服这一障碍，这就意味着读者自己需要通过回溯历史、考证文献等方式将自身置于作者的时代处境之中，像作者一样思考。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种“还原”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妄的假设”。一方面，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无法被完全重构，任何“还原”都只能是对历史的选择性截取；另一方面，读者始终“站在当下”进行理解，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他的理解无法脱离当下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影响，其前见始终被当下的历史处境所规定。

帕尔默在分析施莱尔马赫时也曾尖锐地指出过，当我们试图进入19世纪作者的心理时，携带的是21世纪的概念框架与价值判断，这种“携带”是无意识的，也是无法摆脱的。就像当我们解读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诠释”时，不可能完全摆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理论影响，因为在头脑意识中已经带有这种“先入之主”，所以这本身就构成了理解的“历史局限”。施莱尔马赫的困境在于，他既意识到时间距离是理解的“先天障碍”，又坚信通过方法论努力可以“跨越”这一障碍，却从未意识到正是时间距离本身，为理解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时间距离不是鸿沟，而是理解的生长土壤”。施莱尔马赫对跨越时间距离的执着，从侧面也证明了从“当下”跨越到“过去”的不可完成性。

1.2 个体精神的不可复制性

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诠释学以一个核心预设为前提，那就是作者的个体精神是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被客观化的，而且读者可以通过符号“反向追踪”作者原初的心理状态。这就暗示着符号可以对应精神，但是我们要明白语言符号本身带有“公共性”的特质，而个体精神是属于私人的，它们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

公共符号是人类为实现群体沟通创造的共享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图像、文化符号等。其核心功能是“简化差异、达成共识”，因此必然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为了让不同个体能理解同一符号，它必须舍弃具体细节，提炼出同类现象的共性。而私人体验是个体在特定生命历程中形成的，它的核心特质就是不可重复性与情境嵌入性。它不是孤立的情绪或想法，而是与个体的私人记忆、感官细节、时间坐标深度缠绕的“独特场域”。所以说公共符号对于个人精神的表达只能是“近似理解”而非“完全复制”。施莱尔马赫试图将这种“不可复制的个体精神”转化为“可理解的公共知识”，但正是由于公共符号的普遍性与私人体验的独特性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面临着难以转换的困境，任何想要“完成”这种复制的努力，都会导致对理解本真形态的扭曲。

1.3 整体与部分的无限循环

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循环”明确揭示了理解的基本结构，理解文本的“部分”（如词句、段落等）必须以对“整体”（如主题、结构、意图等）的预设为前提，而对“整体”的理解又依赖于对“部分”的细致解读。这种“整体与部分的互动循环”并非是逻辑矛盾，而是理解的必然路径，通过不断往返于部分和整体，从而深化对文本意义的把握。这种“部分→整体→部分”的往返过程，就是阐释循环。

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循环的重点落在对作者意图的重建上，特别强调通过“心理移情”的方式还原作者的创作心境，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作者的精神整体是开放的，要理解某一作品的创作心理，不但需要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精神，还需追溯更广阔的历史脉络。而且文本的意义并非完全由作者主观想法决定，还受时代、读者、环境等因素影响。施莱尔马赫本人也指出过“一部艺术作品真正扎根于它的底根和基础中，扎根于它的周围环境中。当艺术作品从这种周围环境中脱离出来并转入到交往时，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样看来文本远离了它的原始语境就会成为难以理解的陌生物。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文本的“整体”也并非封闭的篇章结构，而是不断向更大的意义网络开放。一个词语的意义不仅依赖于其所在的句子，还依赖于作者的全部作品、同时代的语言习惯，甚至整个文化传统。这种“整体”的开放性意味着，对“部分”的理解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文本意义的生成也离不开外部因素（如历史背景、社会文化、读者经验等）的参加。这种“整体”的无限扩展，使“重建作者精神”成为永无止境的过程。

施莱尔马赫是想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的理解过程，不断修正对部分和整体的认知，从而达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最终无限接近作者的原意。但是理解的这种“循环性”本身就揭示了人永远在有限的历史语境中理解着，对“整体”的把握也是暂时的、有限的，而“完成理解”这种构想永远都是难以实现的。

2. 狄尔泰的“体验裂隙”

狄尔泰进一步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并结合生命哲学，开创了“生命诠释学”，将诠释学从“文本解释”扩展至“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认为理解的真正对象是“生命”，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相互关联的精神实在。而文本、艺术、历史等都是生命的客观化表现，理解就意味着要通过这些“表现”回溯到生命本身，找到其意义。狄尔泰他首次提出了“体验”的概念，“体验”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它是“生命”的直接显现，是生命在特定情境中的“在场”。体验始终是处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连续中，不可被拆分还原为部分，它是情感、认知、意志的统一体。所以“体验”本质上是通过解读人类的各种表达，重新“体验”原初的生命经验，揭示生命的意义。但是“体验”始终是“我的体验”，与主体的自我意识不可分割，带有鲜明的主体性印记。这种“自我体验”同样面临着无法弥合的裂隙，体验的个体性与历史性的冲突、生命整体的不可传达性、理解的相对主义困境等，所以理解的意义永远在生成中，是不可完成的。

2.1 当下与历史的断裂

狄尔泰严格区分了“体验”与“经验”，体验是主体人与世界之间活生生的、未被概念切割的生命经历，是最原初、最直接的“当下存在”，具有不可重复的个体性。而“经验”更多指具有客观性和因果特征的“普遍化知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唯有通过历史而非内省，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理解人的问题，对于狄尔泰而言乃是恢复对我们自身存在——它已消逝于静态的科学范畴中——之“历史性”的意识问题。当人们试图从“当下”回溯“历史”去进行理解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当“体验”通过客观化的符号被表达出来时，它原本的部分意义已经流失，且带有当时代的语境含义，当后人通过“表达”去重塑“体验”时，必然会被自身的历史处境、生活体验、思想文化所影响，所以这样终究会导致“原初体验”与“历史性理解”之间的断裂。表达主体表达出来的生命经验是异于阐释者已有的经验，但是因为人类可以根据自身内部的经验来体会和理解他人的生命经验。整个过程来看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经由文本的介质，到达他人，并由他人的生命经验转换或移入自己的生命经验，实现“在他人那里认出了自己”的自我理解，从而完成了理解和阐释的使命。但是这样形成的“理解”只会是一种不完全的、未完成的理解。狄尔泰虽然超脱了施莱尔马赫的“移情困境”，但是他这种体验的“当下性”与“历史性”的裂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揭示了：“此在的本质是有限性，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必然带有有限性的印记。”这种有限性决定了理解永远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语境”，永远无法“完成对意义的终极把握”。

2.2生命的整体化与理解的片段性

生命作为一种动态存在，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不可达”的整体，生命自身的复制性和超越性决定它的“不可达”。我们知道生命不仅包含生理层面的细胞组成，更包括心理层面的情绪流动、意义感知等，人也是镶嵌在社会关系这张大网之中的，即使我们能拆解部分，并进行逐步地理解，但是整体的意义永远大于部分之和，我们无法通过对部分的把握达到对整体的理解，生命的“整体意义”远远超越人类认知的“完全理解”之外。生命是历时性的流动体，它糅合了过去、现在与将来，且三者在共同对生命这个主体起作用，所以生命是不可以用静态的框架去定格的。“我们对生命的体验，不是在机械的“力”的范畴中，而是在“意义”、在对作为整体的生命之直接体验的复杂的、个体性的因素中，以及在对特殊性真实的把握中。”除此之外，生命是带有主观性的，每个生命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体验与意识，不是外人可以轻易介入和完全感同身受的。最后狄尔泰也意识到了，他在《精神科学引论》中写道：“生命是一个关联整体，每一个表达都是这一整体的显现，理解就是通过这些显现回溯到整体。”然而，这一“整体”始终处于“不可达”的状态——生命是一个不断流逝的过程，其意义在死亡之前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即使对于逝去的生命，其“整体”也只能通过有限的“表达”被部分把握，永远无法被完整呈现。

2.3 理解的相对主义与意义的无限扩展

狄尔泰的“历史性理解”承认了任何理解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存在超越历史的“绝对真理”，无论是对历史文本的解读，还是对他人行为的把握，理解者必然带着自己的时代偏见、文化传统与生命体验介入，其实这种理解的相对性也并非是缺陷，也是一种特质，正是因为理解受限于历史性视域，它才更真实地植根于生命的具体性之中。同时，狄尔泰眼中的“意义”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生命在自我表达与被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展开的“可能性”。狄尔泰试图通过“生命的关联”化解这一困境，生命虽具个体性，却始终处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关联网络中，这种“关联”使不同理解之间能够形成“意义的对话”，而非绝对的对立，但是他未能解决的是：“关联”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不同时代的“关联网络”存在根本差异，使“对话”往往可能沦为“误解”。其实正是因为生命的开放性以及其无法被定义，理解才获得了持续扩展的动力。

3.结语

从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出发来思考理解的“不可完成性”，施莱尔马赫以“移情”为主，试图通过重构作者的“原意”来达到理解，但却暴露了“移情的困境”，理解者的主观性视域与被理解者的历史语境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重构原意”不过是对“纯粹理解”的幻想。狄尔泰则将理解的根基从“作者心理”转向“生命体验”，然而生命的动态流动性，又使得意义永远处于“生成”而非“完成”的状态，同时“部分与整体”的阐释学循环一直在动态中展开，永远无法抵达一个封闭的“终点”。这两位思想家共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理解的“不可完成性”并非是认知能力的缺陷，而是生命的本质状态的呈现。这种理解的“未完成”，恰是人文精神的生命力所在，它拒绝将意义凝固为教条，也拒绝因“不可完成”而陷入虚无，而是在承认限度的同时，守护着意义不断生成的空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教会我们理解的“不可完成性”从来不是理解的终点，而是理解真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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