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朝鲜半岛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先秦时期两国就展开了经济与文化交流。芦敏指出，“北宋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以文化同源作基础”，即使在高丽奉契丹为正朔后，高丽仍“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中国”，与北宋长期保持了文化交流。高丽文臣金富仪称“善学中国，厥惟本朝，远自祖宗之时，已尊贤圣之教”，可见中华文明对高丽王朝的发展影响至深。高丽光宗九年（958），“始置科举”，此后“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科举制的实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使得一批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进入政权，如金富佾、金富轼、金富仪兄弟三人均以文学被拔擢并多次出使北宋；朴寅亮、金观等使臣在宋期间，与宋朝官员酬唱诗文，文辞雅丽，其作品被编为《小华集》，流传于宋土。高丽众多使臣均以科举入仕，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宋丽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高丽请购书籍背后的顾虑

在宋丽交往期间，宋应高丽之请，将诸多重要的史书典籍均赠予高丽。大中祥符八年（1015）郭元使节团使宋，真宗赠予御诗、《登科记》《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等。元祐元年（1086），林㮣等人来贺哲宗登极，请求购买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最终哲宗“惟赐《文苑英华》一书”。元符二年（1099），哲宗赐尹瓘使节团《太平御览》与《神医普救方》。建中靖国元年（1101），王嘏使节团来贺徽宗登极，徽宗赐《太平御览》一千卷。此外，宋廷允许高丽来人自行购买书籍，天圣年间，便有高丽使者“往国子监市书”；熙宁年间，准许国子监卖《九经》、子、史诸书于高丽使者。

但宋朝人士反对高丽购书之声颇多，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轼。哲宗时期，苏轼上《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

“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北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取进止。”

苏轼认为如果任由书籍流入高丽，那么很难保证不通过高丽间接流入辽国，从而使针对辽国的书籍禁令形同虚设。但苏轼并非厌恶与高丽的交往，宋廷曾有意以苏轼出使高丽，苏门学子秦观曾在诗中记录此事：

“学士风流异域传，几航云海使南天。不因名动五千里，岂见文高二百年。贡外别题求妙札，锦中翻样织新篇。淹留却恨鸳行旧，不得飞觞驻跸前”。

宋廷欲使子瞻使高丽的时间约在元丰八年（1085）前后，听闻这一任命的风声，苏轼在给友人林希的信中写道，若能“浮沧海，观日出，使绝域”，实为“人生一段美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远行海东的期待。苏轼的诗文早已传入高丽，深受推重，高丽使者曾专程寻访其文集。对苏轼而言，出使不仅是一项政治使命，更是文化交流的契机，符合他一贯开阔豪迈的性情。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但此后一个世纪里苏轼文集刊行全国，高丽文人“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其体也”，可见在宋丽官方交往下宋文化对高丽文人影响至深。

二、高丽使臣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

曾于建炎二年（1128）使宋的尹彦颐，因拥趸“称帝建元”论并受西京之乱牵连被贬，在被高丽仁宗重新启用后，其《庆州谢上表》中便以援引苏轼境遇为自己辩明：

“……臣伏读苏轼受贬时表曰，‘臣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几至沦陷，日夜守捍，偶获安全。又尝选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购捕凶党，致获谋反，妖贼李铎、郭进等十七人。庶几因缘，侥幸功过相除。’以子瞻豪迈之才，尚譊譊之若此，况彦颐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乎……”

“苏轼受贬时表”即《乞常州居住表》，熙宁十年（1077）苏轼任徐州知州，正遇黄河决堤，苏轼以带领军民共同抗洪取得胜利一事，起到将功抵过之效。像苏轼这样豪迈旷达的天才，在受贬时尚且要为自己申辩，何况像尹彦颐这样处境孤危的小臣，更无法沉默不语。尹彦颐通过将自己与苏轼类比，将自己的申辩行为合理化，并在表文中详尽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竭尽全力平复叛乱的。尹彦颐作为曾出使南宋的使臣，对苏轼的生平无疑更加了解。以被高丽士大夫所熟知和景仰的苏轼为例，便将此事上升到超越个人申冤这一狭隘情感表达而是古今贤臣同慨的层面，从而求得饶恕，达到“功过相除”的目的。尹彦颐通过塑造自身由戴罪之臣到类比苏轼的蒙受冤屈的忠臣形象，得到了高丽仁宗的重新认可，同时表现出高丽使臣娴熟的汉文化修养和将其运用于实际政治斗争中的能力。

三、高丽的制度吸收与使臣的文化表达

宋神宗时期宋丽的复交，使得两国交流络绎不绝。在高丽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请求后，元符二年（1099），“宋诏许举子宾贡”，此后高丽在政和五年（1115）的出使中共派出五名留学生，详见金富佾《上大宋皇帝遣学生请入国学表》：

“化民成俗，由乎太学之风；用夏变夷，籍彼先王之术。故呼韩遣子于汉室，吐蕃请书于唐家，事虽不同，义则无异……遂遣学生金端、甄惟氏、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令随入朝谢恩，兼进奉使船次赴阙……倘令吾道以东归，永荷大明之下烛。”

金富佾以匈奴与汉、吐蕃与唐的交往为例，表明中原政权通过华夏文化教化周边民族的合理性，指出高丽长期以来受中华文化影响。通过派遣留学生，高丽希望系统学习儒家经典、礼乐制度，以解决国内学术混乱的问题，建立统一的文化体系，并吸收宋朝的典章制度以巩固自身统治。篇末强调“吾道以东归”，旨在延续于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重申自身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归属性。此后金瑞等五人“入太学，朝廷为置博士”；政和七年（1117），“试高丽进士权适等四人，皆赐上舍及第，遣归其国”。权适更是因在宋表现出色被拔擢，后作为使臣入金，在高丽与宋、金的多方外交中斡旋，并履行了以“事大”为目的的外交。权适于高丽毅宗元年（1146）去世，金富轼因此写下《哭权学士适》以哀悼好友：

“书剑当年入汴京，玉皇亲赐好科名。挥毫敏捷浑无纇，对酒□□别有情。忽忽浮生惊大梦，飘飘逸气返元精。断弦难得鸾胶续，含泪悲吟老友生。”

金富轼已年逾七十，此时距自身最后一次出使宋朝也过去了二十年。他怀念过往权适入宋时展现的才华与性情，难免思及徽宗时期文人相谈赏识之景，那正是北宋灭亡前向高丽时人展现的最后的繁荣。他悲叹的既是岁月匆匆不留人，亦是晚年心境已变，再忆往日宋丽交往华景已去，心中更添一份凄凉。而北宋时期众文学家对陶渊明的推崇，也对高丽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北宋初期由欧阳修主导并展开古文运动，提倡和畅自然的文风，陶渊明的作品自而得以士人欣赏研习。苏轼称“吾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诗。渊明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金富轼仰慕苏轼，其对陶渊明之文的接受也应多受北宋士人尤其是苏轼的影响，《对菊有感》便极具代表性：

“季秋之月百草死，庭前甘菊凌霜开。无奈风霜渐飘薄，多情蜂蝶犹徘徊。杜牧登临翠微上，陶潜怅望白衣来。我思古人空三叹，明月忽照黄金罍。”

金富轼以咏菊明志，诗中所流露出的在仕宦与隐逸之间的矛盾，以及对高洁人格的追求，与宋代文人的心态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东亚文化圈内对陶渊明精神的集体认同。而于绍兴三年（1133）出使的李之氐，其笔下则构建了高丽自宋沿袭的天命范式：

“帝出震以乘干，虽曰应时之数；王在镐而饮酒，固多与众而欢……所以地不爱宝，而祥金出于东都；天有成命，而神玺出于西州。犹谦让以不居，每忧勤而自处。辅世长民。虽莫如任德；立邦设都，则不以废天。遂于平壤之区，卜得大花之势。非独魏国山河之宝，是为洛邑天地中……已敷帝舜之德，舞干羽于两阶；行见涂山之朝，执玉帛者万国。臣等叨居法部，傍采民谣，上奉天颜，敢呈口号。

玉辇西巡第六春，周邦虽旧命惟新。干元用九群龙合，离照当中四国宾。帝所已惊闻广乐，鹿鸣还赋宴群臣。大平父老争相贺，五色云中望北宸。

勾合曲

乐且有仪，既启需云之会；纯而又绎，欲闻韶奏之和。上奉宸严，工师合曲。”

宋代文人创作名为“致语”“乐语”等作品，最初在教坊流行，后广泛用于宫廷宴会等场合。格式为先作骈文，后附口号律绝诗，勾合曲为示意乐师致语已毕，可以出场进行演奏。而致语的创作者多为文坛巨匠或台阁重臣，欧阳修、苏轼等均曾受命作文。而致语的撰写，往往又成为官职升迁的途径之一。此致语遵循宋乐语格式，开篇就将当前宴会与儒学中的圣王典范挂钩，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承袭天命的基调。而“祥金”“神玺”等祥瑞叙事，是汉代以来中原王朝构建合法性的核心话语，亦被高丽用作代表上天对君主德政的肯定与天命的象征。后又以“行见涂山之朝，执玉帛者万国”将高丽自身置于华夏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对宋人自居“天下之正”的深刻模仿。

综上所述，高丽通过派遣使臣，以请购典籍、诗文唱和等方式，将宋代的文学风尚、学术思想和礼仪制度系统传入高丽，推动了高丽对宋文化的深入接受。使臣的文化交往更内化为高丽文人的精神追求与身份认同，使其与宋代士人形成共鸣，从而在东亚文化圈中奠定了高丽文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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