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地名是地域空间的文化密码，是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映射，承载着区域历史记忆与生产生活智慧。赣南作为客家文化核心传承地，地名体系兼具自然环境烙印与客家发展轨迹。赣州市南康区地貌多元、区位特殊，其地名形成受自然地理与客家人文因素共同影响。GIS技术的发展推动地名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化、可视化分析，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也为区域研究积累了海量数据。目前赣南客家地名研究多聚焦宏观特征，南康区的精细化、定量化研究仍较薄弱。本文以南康区3775个地名为样本，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构建自然与人文景观地名分类体系，通过核密度、叠置分析等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探究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影响机制，以期丰富赣南客家地名研究，为南康地名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文献综述

1.1研究目的及意义

自2014年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后，地名研究关注度提升，但相关文献多聚焦地名来源与管理。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地理信息技术在地名可视化空间分析中的应用愈发重要，其可直观反映研究区地名分布及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空间分布的影响，打破传统定性描述的局限，直观展示地名时空变化特征，但二者结合仍处于起步阶段。地名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的体现，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人们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关注度提升，但对其地名文化认知仍较匮乏。本文以赣州市南康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地名空间分布及形成因素，深挖地名文化内涵，为区域地名文化保护与研究提供参考。

1.2国内外地名研究

1.2.1国外地名研究现状

地名学作为独立学科兴起于欧美，19世纪70年代瑞士Eglin出版《地名学》，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J.W.Nagl发表同名著作，此后美国成立地名委员会，地名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早期国外地名学研究聚焦起源、记录与演变，与我国古代地名研究方向相近。

20世纪后，地名研究向多元化发展，1926年法国语言地理学家多扎在《地名起源与发展》中，从文化视角探讨人口迁移、经济发展对地名的影响。20世纪中叶，前苏联地理学家首次提出“地名景观” 概念，洛斯唐、尼迈伊亚、尼科诺夫等学者的相关著作，为西方地名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末期，Jett、Gill等学者拓展了地名研究视角，涉及自然环境感知、政治象征等主题。近年，Michle Simeu-Kamdem、Duncan Light等学者聚焦殖民影响、城市地名商业化等主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国外将GIS技术与传统地名研究结合，实现研究方法的定量转型。StephanFuch结合GIS技术分析日耳曼社会人口、政治等因素对地名的影响；Gian Franco Capra等将数据库、GIS技术应用于地名研究，深入分析其分布与内涵，美国、加拿大等国也依托GIS开展地名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总体而言，国外地名研究已从定性分析逐步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向，为我国地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1.2.2国内地名研究现状

我国地名研究历史悠久，《周礼》《禹贡》《谷梁传》《山海经》等古籍奠定早期研究基础，后汉至清代多部著作均有地名渊源解析。

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推动地名研究发展，1920年代《中外地名辞典》出版并于1940年修订，1931年《古今地名大辞典》发行，收录海量地名信息。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新地名出现，改革开放后，地名学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受到关注，《中国地名》杂志创刊，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开展，为地名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

第一次地名普查后，褚亚平、李如龙等学者的著作奠定理论基础，司徒尚纪、王法辉等探讨了地名与移民、语言分布、城市规划的关联。在赣南客家地名研究方面，连伟海、吴琼等学者分析了客家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

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国外将GIS技术与传统地名研究结合，实现研究方法的定量转型。StephanFuch结合GIS技术分析日耳曼社会人口、政治等因素对地名的影响；Gian Franco Capra等将数据库、GIS技术应用于地名研究，深入分析其分布与内涵，美国、加拿大等国也依托GIS开展地名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总体而言，国外地名研究已从定性分析逐步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向，为我国地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2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地名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南康区地名志》、南康区人民政府官网及其他互联网资源。

数据预处理阶段，从全国行政区矢量数据中提取赣州市县级及南康区乡镇级行政边界；爬取百度地图中地名点、街道及山水名点；裁剪DEM数据得到南康区高程数据并生成山体阴影，提取区内河流、道路矢量信息，统一所有数据的投影坐标系。

地名点数据在Excel中结合《地名志》及用字特征分为七类，来源模糊的地名结合周边环境数据判断。最终整理有效地名点3775个，导入ArcGIS进行空间连接与属性赋值，通过核密度、叠置分析得到空间分布状况图。

2.2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叠加分析、核密度分析法、数理统计法、文献综合法与分类归纳法开展研究.

网络爬虫技术：通过百度地图API接口，利用Python爬取地名点数据并转换坐标，获取精准经纬度；叠加分析：在ArcGIS中叠加多源数据图层，分析空间对象关系与属性特征。

2.3技术流程

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为研究区域，结合《南康县地名志》、相关历史资料以及矢量和高程数据，分析南康区的地名空间分布情况。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了解社会背景，最终得出关于南康区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结论。具体的技术流程图见图1。

3研究区概况

3.1地理区位

南康区历史悠久，古为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越，战国为楚地，秦称南埜，晋朝更名南康，1995 年撤县设市，2013年撤市设区。其位于东经114°48'-114°88'、北纬26°24'-25°47'，地处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源章江流域，东邻赣县区与赣州市中心城区，南接大余县、信丰县，西连上犹县、崇义县，北邻遂川县、万安县。区域呈狭长形，南北长85.45km，东西宽42.6km，总面积1722km²，下辖2个街道、6个镇、12个乡（见图2）。

南康区区政府驻蓉江街道，经济与人类活动核心集中于中部平原区域。区域交通便利，森林覆盖率60.82%，是“实木家具之都”，常住人口77.12万，外来人口较多，为制造业投资优选区域。

3.2自然地理

南康区地形较平坦，拥有唐江、蓉江河谷平原，平均海拔300～500m，最高点白鹤岭（1042m），最低点三江口（106m）。区域地形以丘陵、低丘岗地为主，丘陵占比21%，低丘岗地占比38%，平原与山地分别占14%和27%。

境内河流属章江水系，章江与上犹江在三江口汇合流入赣江。气候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9.3℃，降水充沛；主要农作物为双季晚稻、薯类等；土壤以红壤为主；地下资源丰富，钨矿产量突出。

3.3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南康区发展迅速，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354.60亿元，产业结构比例7.3:41.9:50.8，2019年脱贫摘帽后经济增速加快。2016年至202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如图3所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608元，农村居民13471元。2016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图4所示。

4南康区地名分类与统计

4.1南康区地名类型分析

结合南康区地名用字、用词特征及《南康县地名志》记载，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其中自然景观类细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三类，人文景观类细分为姓氏、方向、建筑经济活动和美好愿望四类。本次研究共收集地名点4034个，经筛选后有效统计地名点3775个，占总地名数的93.58%，剩余259个地名因来源不明、特征模糊未纳入统计。地名分类依据用字特征快速划分，来源模糊的结合周边环境综合判断，确保分类准确性。

4.2南康区地名数量统计

南康区自然景观类地名共2073个，占已统计地名总数的54.91%，是区域地名的主要类型。其中地形地貌类地名1245个，占比32.97%，为所有类型中数量最多的，以含“坑”（463处）、“山”（116处）的地名为主；动植物类地名436个，占比11.55%，常见用字为“竹”（50处）、“龙”（39处）；水文类地名392个，占比10.38%，以含“塘”（203处）、“湾”（41处）的地名居多。人文景观类地名共1702个，占已统计地名总数的45.09%。其中方向类地名943个，占比24.97%，为人文景观类中数量最多的，以 “下”（317次）、“上”（188次）为主要用字；建筑经济活动类地名372个，占比9.85%，常见用字为 “坝”（77次）、“屋”（40次）；姓氏类地名295个，占比7.81%，涉及77个姓氏，其中“罗”姓（18处）、“朱”姓（17处）为主要姓氏；美好愿望类地名92个，占比2.44%，为数量最少的类型，以含“新”（22次）的地名为主。

详见下图5—图7及表1。

	类别	主要用字（词）	地名/个	比例(%)
自然景观类	地形 地貌	坪、垇、坑、丘、垄、岭、山、屳、塅、岗、墩、埂、石、窝、排、脑、坳、塆、田、坝、埠、仚、坌、坞、陂、峰、岩、洞、土、沙、阶、岸、圩、塘、塖、地、嵊、盆、坡	1245	32.97
	水文	塘、河、湾、水、江、湖、清、井、涧、洲、泉、溪、潭、洋、浮、滩、海、池、渡、源、潮	392	10.38
	动植物	鱼、白果、鹅、枫、竹、秆、狗蚤、狗、谷、龟、桃、虎、花、鸡、老虎、莲、龙、麻、梓、树、牛、杉、蛇、松、杏花、杏、野猪、樟、油、荷、柳、芦、桐梓、蜈蚣、鹊、鸭、羊、禾、马、麦、狮、梅、湾、燕、蔗、蕉、萝卜、兔、白鹤、姜、蒲、笋、桐、白鸽、草、猴、兰、杨梅、柑、螺、茶、木、鼠、林、鹤、花生、黄峰、芋、葡萄、鲤鱼、猫、猪、薯、茅、潭、稼、棉、凤、桂、庄稼、莲花	436	11.55
人文景观类	姓氏	蔡、陈、龚、罗、彭、丘、温、肖、谢、徐、钟、朱、方、高、蒋、梁、廖、张、曹、曾、古、黎、李、姚、周、甘、郭、黄、赖、刘、施、薛、赵、邹、何、蓝、江、康、许、杨、朝、林、王、叶、胡、练、伍、毛、商、吴、杜、傅、汪、邓、明、舒、余、聂、谭、涂、袁、连、苏、奚、董、严、欧、邱、饶、段、雷、卢、马、唐、石、郑	295	7.81
	方向	里、上、下、背、口、头、前、东、尾、西、中、南、边、斜、北	372	9.85
	建筑经济活动	坝、仓、屋、场、庙、棚、路、寺、塔、窑、寨、街、园、圩、楼、犁、桥、庵、坊、寮、壁、庄、栏、秤、门、窖、店、船、径、铺、巷、墙、营、库、城、堂、摊、阁、院、亭、埠	943	24.97
	美好 愿望	富、新、永丰、长胜、安全、红星、青云、贤女、幸福、安、爱、吉、流芳、丰、昌荣、健民、联民、崇文、龙凤、芙蓉、红光、益、向阳、东、福、民丰、瑞、盛、忠、康复、义、通贯、解胜、新红、太和、国材、星光、幸、红心、胜利、新民、新兴、新志	92	2.44

5基于GIS的南康区地名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5.1地名文化景观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经统计南康区地名数量，结合各乡镇面积通过GIS点密度分析计算地名点密度并生成密度分布图（图8）。结果显示，南康区地名密度空间分布不均，中南部显著高于北部，唐江镇、蓉江街道一带密度最高，此区域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频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北部乡镇地名密度偏低，人口与经济活动相对较少。该分布特征是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及地理环境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2自然景观类地名空间分析

5.2.1地形地貌类

将南康区地形地貌类地名核密度分析结果DEM图、山体阴影图叠加，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11）。数据显示，北部山地多以“岭”“山”“坳”命名，如隆木乡“当风坳”（图9）；中南部地势平坦，局部坑洼地带多含“坑”“田”字，如东山街道“长坑”（图10）。可见该类地名与海拔高度高度相关，高海拔区域多以山、岭命名，低海拔平坦区域则以坑、田命名。

5.2.2水文类

对南康区392个水文类地名做核密度分析并叠加水系数据，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13）。结果显示，水文类地名集中于河流交汇处及两岸，章江、蓉江周边的唐江镇、蓉江街道等区域核密度更高，“塘”“江”为核心命名用字，如“三江口”（图12）。东山街道“莲塘”后谐音改“联塘”，地名虽经演变仍留存水文记忆。可见水文类地名与水源位置高度关联，是早期人类依水而居的直接体现，水文环境深刻影响当地地名文化形成。

5.3.3动植物类

对南康区436个动植物类地名做核密度分析并叠加高程数据，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16）。结果显示，该类地名集中于中部平坦区域，北部山区分布较少，且命名与地势高度关联：北部山区多以原生林木、野生动物命名，如“松林”“蛇坑”（图14）；中部平坦区因人类活动频繁，多以芭蕉等经济作物命名，如“蕉坑”（图15）。

5.3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析

5.3.1姓氏类

客家家族聚居的特点，使姓氏成为南康区村落命名的重要依据。对该区姓氏类地名的核密度分析（图4-18）显示，边界地带及中部三江口区域的姓氏类地名分布密集，如“罗屋”“蔡屋”等（图4-17）。这类区域迁徙便利、水土条件优越，易形成家族聚居村落，凸显了家族聚居对当地地名命名的深刻影响。

5.3.2方向类

南康区共收集方向类地名943个，核密度分析（图20）显示其集中分布于中南部，北部有少量分布。古代居民以“上”“下”“东”“南”等方位字命名，是借助地标辨位的便捷方式，如“唐南”“西陂”（图19）。中南部因经济发达、建筑密集、人类活动频繁，地标丰富，成为方向类地名的核心分布区。

5.3.3建筑经济活动类

对南康区372个建筑经济活动类地名做核密度分析并结合道路数据，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22）。结果显示，该类地名集中于中部平坦区域，此地气候适宜、水源丰富，人类活动频繁，“桥”“坝” 等用字体现了生产生活对地名的影响，“窑”“坊”等地名则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活动类型（图21）。同时，建筑经济活动类地名多分布于道路附近，交通便利性成为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凸显了建筑与经济活动对地名文化的深远影响。

5.3.4美好愿望类

对南康区92个美好愿望类地名做核密度分析，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25）。结果显示，中南部区域该类地名核密度显著高于北部，如“民丰”“群丰”“红心”“红星”等（图23、24）。北部山区战事较少，地名多体现对平静生活的向往，该类地名分布较少；中南部平原历史上人类活动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通过地名得以体现，使美好愿望类地名在此集中分布，反映了社会发展与时代背景对地名命名的影响。

6结论

本文以赣州市南康区3775个地名点为研究样本，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结合数理统计、文献综合等方法，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七类，分析其数量特征与空间分布规律，结合区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背景探讨地名分布的形成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南康区地名类型的数量分布反映了鲜明的区域文化内涵。自然景观类地名以地形地貌和动植物类型为主，体现了区域多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对地名命名的深刻影响；人文景观类地名中方向类地名占比最高，凸显了当地居民以方位辨位、命名的传统，是古人生产生活智慧的体现。

其次，南康区地名文化系统呈现以自然景观类为主、人文景观类为辅的特征。自然景观类地名2073个，占比54.91%，人文景观类地名1702个，占比45.09%，地形地貌类地名在所有类型中数量最多，反映出自然环境是南康区地名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建筑经济活动类地名则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对地名文化的丰富与补充。

最后，南康区地名类型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特征高度相关，且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耦合。水文类地名集中于河流两岸及交汇处，地形地貌类地名与海拔高度显著相关，建筑经济活动类地名多分布于平原与道路附近；中南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区域地名密度显著高于北部，地名景观不仅是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与反映，更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与人类发展历程的直接记录。

参考文献：

1. [1] 宋晓英,李文娟,傅学庆,等.基于GIS的蔚县地名文化景观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12):63-68.
2. [2] 任建兰,公平.浅析地名的地域性[J].世界地理研究,2011,20(03):163-170.
3. [3] 师云云.湖北省行政地名的语源类型与地理环境要素关系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6.
4. [4] 奥佳.十七世纪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名考察[D].复旦大学,2012.
5. [5] Stephen C.Jett.Place-Naming,Environment,and Perception among the Canyon de Chelly Navajo of Arizona[J].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1997,49(04):481-493.
6. [6] GRAEME GILL.Changing Symbols: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J].The Russian Review,2005,64(03):480-503.
7. [7] Karl Inge Sandred.English stead-A Changeable Place-Name Element in a Changing Community[J].Studia Neophilologica,2001,73(02):164-170.
8. [8] Michel Simeu-Kamdem,David Koulbout.Some Features of Urban Place Names in Central Africa[J].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2016,3(08):1-7.
9. [9] Duncan Light,Craig Young.Toponymy as Commodity:Explo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Urban Place Nam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5,39(03):141-156.
10. [10] Stephan Fuchs.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Germanic Place Name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J].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15,67(03):330-341.
11. [11] Gian Franco Capra,Antonio Ganga,Peter Filzmoser,Carla Gaviano,Sergio Vacca.Combining place name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on soil resources through an integrated ethnopedological approach[J].Catena,2016（142）:89-101.
12. [12]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13. [13] 李传永.我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1):101-105.
14. [14] 韩光辉,彭静杨,田海.近代地名研究及地名学的发轫[J].北京史学,2019(02):25-46.
15. [15] 褚亚平.地名学论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16. [16]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7. [17] 戴均良.中国地名古今对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8. [18] 司徒尚纪.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01):21-55.
19. [19] 王法辉,王冠雄,李小娟.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GIS分析[J].地理研究,2013,32(03):487-496.
20. [20] 孙美丽.基于GIS的山东省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1.
21. [21] 王佳.蚌埠市地名工作为城市建设赋能[N].中国社会报,2021-07-26(007).
22. [22] 蒋蕴翔,谭晓林.文化基因视角下南京市地名保护创新实践[J].中国民政,2021(03):34-35.
23. [23] 连伟海.基于GIS的客家地名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分析[D].江西理工大学,2018.
24. [24] 林琳,王馨儿,曾娟.基于GIS的新会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演进及影响因素[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60(05):72-85.
25. [25] 姚露露,李云,宋凯丽.徐州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测绘科学,2021,46(04):192-198.
26. [26] 陈晨,修春亮,陈伟,等.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地理科学,2014,34(04):420-429.
27. [27] 黄珊.南康客家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