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县域纵深推进，“县域近郊社区”逐渐从城乡边缘地带转变为承接城市辐射、联结乡村腹地的“中间枢纽”。成都市新桥村作为典型“县域近郊社区”，既不同于纯城市社区的高度行政化与人口异质性，也区别于纯农村社区的资源匮乏与本土封闭性：一方面，其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与高流动性并存特征，本土老年群体的照护需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需求等多元诉求交织，服务供给需兼顾专业性与本土化；另一方面，作为成都近郊城乡要素流转的关键节点，新桥村承担着人口中转、资源整合与功能衔接的核心职能，治理机制需适配行政规范与市场活力的双重要求。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推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下沉县域乡镇（街道）、参与基层治理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明确“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然而在新桥村实践中，社区治理仍面临三重突出困境：其一，服务供给错位，行政性普惠服务占比过高，专业化、差异化服务供给不足，既难以满足城市型需求，又未能充分适配农村型诉求；其二，主体协同碎片化，村“两委”单方主导治理，社区社会组织发育孱弱，外来人口参与率极低，多元主体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效能远低于城市社区的协同水平；其三，枢纽功能弱化，城乡资源对接渠道不畅，居民互动平台缺失，社区凝聚力与要素流转效率双低，未能发挥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中介作用。

既有研究已为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提供理论支撑，但针对“县域近郊社区”这一“过渡性”场域仍存在明显缺口：在社区治理领域，学者多聚焦城市社区的多元协同或农村社区的内生培育，对“县域近郊社区”的“城乡双重属性”关注不足，未能提出适配其特质的治理框架；在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研究中，成果多围绕单一社区类型展开，缺乏对不同社区类型介入策略的比较分析，更未提炼出“县域近郊社区”特有的介入逻辑。基于此，本文以成都市新桥村为个案，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路径存在何种局限？如何适配新桥村的“城乡枢纽”特质，构建差异化的介入路径？其专业介入如何同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与枢纽功能？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旨在填补“县域近郊社区”治理研究的缺口，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现状

既有研究围绕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与县域社区三大场域展开，形成差异化的理论与实践脉络，但针对“县域近郊社区”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介入多以“机制导向”为主，通过“五社联动”搭建多元协同网络、协助制定议事规则，侧重行政资源整合与专业服务标准化。但此类路径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城市社区行政体系完善，社会工作易陷入“行政化依附”，专业服务时间被数据录入、台账填报等行政事务挤压，自主性不足；另一方面，城市社区人口异质性高，居民社会联结薄弱，服务设计多聚焦个体差异化需求，难以形成社区层面的内生凝聚力，且缺乏对城乡资源联动的关注，这与新桥村需兼顾城乡资源流动的需求不匹配。

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介入以“服务导向”与“本土培育”为核心，依托熟人社会网络开展基础服务，同时培育农村互助会、红白理事会等自组织。但其局限同样显著：一是农村社区资源匮乏，服务供给多依赖外部捐赠，可持续性不足；二是行政覆盖较弱，社会工作易面临“行政支持缺失”的困境，难以对接宏观政策资源；三是本土封闭性强，服务设计多聚焦农村居民单一需求，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外来群体融入需求回应不足，更无法承担城乡要素流转的枢纽职能，这与新桥村外来人口占比40%、需承接城乡要素流转的现实不符。

针对县域社区，现有研究多强调“兼顾行政规范与本土特质”，如依托基层党组织链接资源、结合熟人社会开展服务，但未能形成系统性的介入路径；同时，研究多聚焦县域核心社区，对城郊社区的“过渡性”特征关注不足，既未分析其与城市、农村社区的治理差异，也未提出适配其枢纽功能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导致专业服务与社区核心需求脱节。

2.2 “嵌入—赋能—联结”整合性分析框架

基于既有研究缺口，结合协同治理理论、赋能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本文构建“嵌入—赋能—联结”整合性分析框架（图1），作为探讨社会工作赋能成都市新桥村治理的理论指引，其核心逻辑在于突破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介入路径的局限，适配新桥村的“城乡双重属性”。

2.2.1 理论契合性

协同治理理论为“联结”阶段提供逻辑支撑，强调通过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契合新桥村对城乡主体协同的需求，弥补城市社区“主体协同表面化”与农村社区“主体单一化”的不足；赋能理论指导“赋能”阶段的实践设计，主张从个体、组织、制度多维度提升自主性，为激活新桥村内生动力提供路径，既突破城市社区“个体服务碎片化”的局限，又解决农村社区“组织培育低效化”的问题；社会支持理论则为“嵌入”阶段的服务设计奠定基础，要求兼顾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适配新桥村多元需求特征，避免城市社区“正式支持过度”或农村社区“非正式支持单一”的困境。三者共同构成“基础构建—动力激活—协同整合”的递进逻辑，与新桥村治理的阶段性需求高度契合。

2.2.2 框架内涵

嵌入阶段：核心目标是建立专业介入基础。王思斌教授在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一种嵌入性发展，即将现有的专业力量嵌入原有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之中。区别于城市社区的“行政化嵌入”与农村社区的“本土化嵌入”，社会工作通过“组织—服务—文化”三维策略，在新桥村平衡行政协同与专业自主、兼顾本土与外来群体需求、融合城乡文化理念，突破社区的行政与文化双重壁垒，为后续赋能与联结奠定信任基础。

赋能阶段：核心目标是激活内生治理动力。社会工作可将助人自助、增能赋权、优势视角等理念融入服务中，增强基层群众的社会功能，提升基层群众的参与度。针对城市社区“个体赋能为主”与农村社区“组织赋能单一”的局限，在新桥村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维度开展阶梯式赋能：个体赋能侧重分层培训，适配城乡群体能力差异；组织赋能聚焦自组织培育，强化城乡资源联动能力；制度赋能注重机制设计，衔接城乡治理需求，将外部干预转化为社区内在能力。

联结阶段：核心目标是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相较于城市社区“内部协同为主”与农村社区“本土联结为主”，新桥村通过“主体—资源—空间”多维联结，整合城乡治理主体、搭建城乡供需匹配网络、活化枢纽型公共空间，实现社区内部协同与城乡要素联动的双重整合，最终提升治理效能与枢纽功能。

3研究设计

3.1 个案选择

本文选取成都市新桥村作为研究个案，其典型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区类型典型，新桥村地处成都市远郊区县城乡交界带，既是本土村民聚居地，又承接周边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兼具城乡双重特征与明确的枢纽功能，面临的治理困境在“县域近郊社区”中具有普遍性；二是实践路径完整，当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自2023年3月入驻新桥村，实施“和美新桥聚力共治”项目，完整经历“嵌入—赋能—联结”全过程，形成系统性实践样本；三是成效显著，介入后新桥村服务覆盖率从30%提升至75%，居民满意度从42%跃升至95%，为路径提炼与效能分析提供充分事实依据。

3.2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法：2023年3月至4月，对新桥村“两委”干部、驻点社工、社区自组织负责人及居民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累计时长超20小时。访谈提纲围绕不同社区类型治理困境、新桥村介入过程关键行动、介入后效能感知展开，确保获取多元主体视角的经验资料。

参与式观察法：2023年3月至5月，研究者以“协助者”身份嵌入新桥村社工站日常工作，累计观察超80小时，覆盖需求调研、自组织培训、端午活动、小院议事会等场景，重点记录主体互动模式与居民参与行为变化，对比分析不同社区类型的介入差异。

资料分析法：收集新桥村“和美新桥聚力共治”项目报告、社工站工作日志、社区统计数据、政策文件等文本资料，系统梳理介入过程与治理措施，与访谈、观察资料形成三角互证，确保研究的客观性与严谨性。

3.3 数据来源与伦理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研究严格遵循学术伦理，所有受访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对新桥村居民、干部等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数据加密存储以保障隐私。

4 社会工作赋能“县域近郊社区”治理的“嵌入—赋能—联结”实践路径

4.1 嵌入阶段：“组织—服务—文化”三维适配，突破新桥村城乡双重壁垒

“县域近郊社区”的嵌入困境兼具城乡双重特征，成都市新桥村亦不例外：既需响应行政体系的规范化要求，避免农村社区“行政支持缺失”的问题；又需融入熟人社会网络，降低文化隔阂，同时为城乡资源衔接预留空间，突破城市社区“行政化依附”的局限。基于此，社会工作在新桥村构建“组织—服务—文化”三维嵌入策略，实现专业服务与社区场域的有效适配。

4.1.1组织嵌入

不同于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被动接受行政任务”或农村社区“脱离行政支持孤立服务”，社会工作在新桥村的组织嵌入以“党建引领+协议约定”为核心：一方面，以新桥村党支部为纽带，参与社区治理联席会议，协助对接行政资源，确保专业服务符合社区整体规划；另一方面，通过与新桥村“两委”签订《专业服务合作协议》明确权责边界，约定社会工作70%以上时间用于专业服务，仅30%时间协助行政事务，既避免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依附”，又解决农村社区的“行政支持不足”问题。同时建立每周“政社协同会议”机制，及时沟通服务进展与行政需求，在新桥村形成“行政支持不替代、专业服务不脱节”的协作模式。

4.1.2 服务嵌入

城市社区服务多聚焦个体差异化需求，但易忽视社区整体功能衔接；农村社区服务侧重本土居民基础需求，却难以回应外来群体的融入诉求。新桥村兼具两类需求，社会工作通过“网格走访+问卷调研”，精准识别“老年孤独感”与“外来人口融入难”两大核心诉求，开展“老年茶话会”与“新市民邻里宴”试点活动：“老年茶话会”依托新桥村熟人社会网络，邀请本土老人分享农耕经验、开展手工编织活动，缓解孤独感；“新市民邻里宴”组织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土村民共同烹饪川菜、交流生活趣事，打破文化隔阂。两类活动既避免城市社区“服务碎片化”，又区别于农村社区“本土需求单一化”，通过需求精准对接在新桥村建立居民信任，为城乡要素联结奠定基础。

4.1.3文化嵌入

城市社区因居民陌生化，文化嵌入常停留在“活动宣传”层面；农村社区文化嵌入多依赖“熟人中介”，但难以应对城乡文化交融场景。社会工作在新桥村的文化嵌入采用“方言转化+本土场景融入”策略：将“赋权增能”“社会支持”等专业术语转化为“大家一起当家”“邻里互相帮衬”等四川方言表达，降低专业门槛；主动嵌入新桥村“坝坝会”“红白喜事帮办”等本土场景，在熟人互动中融入城市社区的“公共参与”理念——如在坝坝会中增设“新市民意见征集”环节，邀请外来务工人员为新桥村公共空间改造提建议，既依托熟人社会快速建立信任，又推动城乡文化理念的融合，突破纯城乡社区文化嵌入的适配性难题。

4.2赋能阶段：“个体—组织—制度”阶梯推进，激活新桥村城乡适配动力

县域城郊社区的赋能需求具有“分层性”与“枢纽性”特征，成都市新桥村亦如此：既需提升个体参与能力、培育本土组织，又需构建适配城乡资源流转的制度机制，避免陷入城市社区“机制空转”或农村社区“赋能低效”的困境。基于此，社会工作在新桥村通过“个体—组织—制度”阶梯式赋能，将外部干预转化为社区内在能力。

4.2.1 个体赋能

社会生活中的“人”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治理对象，构成所有治理行动的根本落脚点。城市社区个体赋能多面向“同质化群体”，农村社区则侧重“本土居民”能力提升，而新桥村需兼顾“本土居民”与“外来群体”的能力差异。社会工作在新桥村针对性设计培训方案：对村民骨干开展“社区当家人”专题培训，聚焦协商议事与活动策划能力，适配其作为“城乡沟通中介”的角色需求；对社区志愿者开展“服务技能+跨群体沟通”培训，既覆盖常规的安全知识、服务流程，还增设“川渝习俗差异解读”课程，帮助志愿者应对服务中的文化隔阂；对老年群体开展“智能设备使用+社区参与”培训，既解决新桥村老人“不会用手机查医保”的问题，又引导其参与外来人口融入帮扶——这种分层培训既突破城市社区“群体同质化赋能”的局限，又弥补农村社区“本土单一化赋能”的不足，精准回应新桥村的群体结构特征。

4.2.2组织赋能

社会工作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路径选择上具有多样化特征。城市社区自组织培育多依赖“项目资助”，但易因缺乏本土根基导致“项目结束即解散”；农村社区自组织则常因“资源不足”“能力薄弱”难以自主运作。社会工作在新桥村的组织赋能采用“组建—培训—实践—资源链接”四阶培育法，孵化“紫藤邻里汇”（事务协商类）与“花漾影工坊”（文化传播类）两支自组织：组建阶段结合新桥村城乡群体需求，吸纳本土村民与新市民共同参与，避免农村自组织“本土封闭性”；培训阶段定制化设计课程，针对“紫藤邻里汇”开展“城乡诉求协商技巧”培训，针对“花漾影工坊”开展“城乡文化融合活动策划”培训，适配新桥村的枢纽功能需求；实践阶段依托“端午包粽子”“城乡文化展”等项目提供实战机会，如策划“成都非遗蜀绣+新桥村竹编”展示活动，吸引50余名城乡居民参与；资源阶段对接成都市区企业捐赠活动物资、新桥村周边合作社提供场地支持，强化自组织的城乡资源联动能力，既突破城市自组织“本土根基弱”的问题，又解决农村自组织“资源不足”的困境。

4.2.3 制度赋能

城市社区制度赋能多聚焦“协同机制”，但较少关联城乡资源流转；农村社区则侧重“本土规则”，难以适配人口流动场景。社会工作在新桥村的制度赋能结合“行政规范性”与“城乡流动性”需求，构建三项核心制度：一是“线上+线下”需求响应机制，既满足城市社区的“高效服务”要求，又适配新桥村老人“偏好线下沟通”的习惯；二是《新桥村小院议事会规则》，明确外来人口代表占比不低于30%，破解农村社区“议事排斥外来者”与城市社区“议事主体碎片化”的问题；三是社区治理积分激励机制，积分可兑换成都市区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或新桥村合作社的农产品，通过“城乡资源兑换”激发居民参与动力——这类制度设计既不同于城市社区的“纯行政化机制”，也区别于农村社区的“本土封闭性规则”，实现新桥村城乡治理需求的制度性衔接。

4.3 联结阶段：“主体—资源—空间”多维整合，构建新桥村枢纽型治理格局

“县域近郊社区”的核心价值在于“城乡枢纽”，其“联结”需求不仅包括社区内部主体协同，更需实现城乡要素跨域联动，这是纯城乡社区联结逻辑均无法覆盖的核心诉求。成都市新桥村作为典型“县域近郊社区”，社会工作通过“主体—资源—空间”多维联结，构建适配枢纽功能的治理格局。

4.3.1 主体联结

城市社区“五社联动”多聚焦社区内部主体协同，但因利益诉求差异大、缺乏统一协调载体，常陷入“联动空转”；农村社区则因“社会组织少、慈善资源不足”，“五社联动”难以落地。社会工作在新桥村的主体联结对“五社联动”进行城乡适配改造：以村“两委”为行政协调核心、社会工作为专业中介、社区自组织为执行载体、志愿者为服务力量、社会慈善资源为支撑，形成“分工明确+城乡互补”的协同格局。如端午主题活动中，新桥村“两委”协调文化广场场地与安全保障，社会工作设计“城乡文化融合”方案，“紫藤邻里汇”组织本土村民与新市民共同包粽子，“花漾影工坊”策划蜀绣与竹编展示，志愿者负责活动执行，成都市区企业捐赠粽子原料、新桥村合作社提供粽叶——各方协同效率较纯城市社区“主体分散”或纯农村社区“资源不足”的场景提升50%，既实现新桥村内部主体的协同，又完成城乡主体的联动。

4.3.2资源联结

城市社区资源丰富但易“供需错配”，农村社区需求明确但“资源匮乏”。新桥村作为城乡资源流转的节点，需解决“资源下沉精准性”与“需求对接有效性”的双重问题。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中介作用，在新桥村构建城乡“需求—资源”匹配数据库：一方面通过前期需求评估，分类梳理本土居民的“基础服务需求”与外来群体的“发展性需求”；另一方面主动链接成都市区资源与农村资源，形成“城市专业资源—新桥村发展需求”“农村本土资源—新桥村基础需求”的双向匹配机制。如针对外来务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链接成都市区职业培训学校在新桥村开展电工、家政培训；针对本土村民的竹编销售需求，对接成都市区企业食堂建立直供渠道——这种资源联结既突破城市社区“资源错配”的问题，又解决农村社区“资源不足”的困境，实现城乡资源在新桥村的精准流转与高效转化。

4.3.3 空间联结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多为“功能单一化”，且因居民陌生化导致“使用效率低”；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则以“自然散落”为主，缺乏规范化功能设计。新桥村的公共空间需兼具“社区内部互动”与“城乡要素展示”的双重功能，成为联结城乡的实体载体。社会工作对新桥村三类公共空间进行功能升级：一是将党群服务中心改造为“治理枢纽”，设置“城乡需求对接窗口”“自组织孵化室”“资源展示区”，使其成为城乡主体互动、资源对接的核心场所；二是活化文化广场，定期举办“城乡文化融合活动”，吸引城乡居民参与，强化空间的城乡联结属性；三是打造“邻里角”微空间，利用楼道、墙角等闲置区域，设置“城乡故事墙”“资源交换站”，使微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互动与资源流转的末梢节点——这种空间联结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功能单一、使用低效”的问题，也区别于农村社区“缺乏规划、功能薄弱”的困境，通过空间功能的城乡适配，使公共空间成为新桥村枢纽功能的实体支撑。

5 新桥村治理效能提升与枢纽功能彰显

5.1 治理效能提升

5.1.1 服务效能

社会工作介入后，新桥村服务覆盖率从30%提升至75%，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服务覆盖率达60%，显著高于农村社区的服务覆盖水平；需求响应时间从平均7天缩短至2天，接近城市社区的高效服务标准；居民总体满意度从42%跃升至95%，其中“服务精准性”评分最高（92分）。通过“需求—资源”匹配机制，“四点半课堂”“老年心理慰藉”等12项专业化服务在新桥村落地，既填补行政服务空白，又实现城市型需求与农村型需求的双重满足。

5.1.2 主体效能

新桥村社区自组织已具备独立策划活动与链接资源的能力，累计牵头解决小院纠纷18起、自主举办文化活动9场，自主性远超农村社区自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从6.7%提升至42%，其中外来人口参与率达35%，凝聚力强于城市社区；“五社联动”机制降低新桥村行政成本30%，协同效率显著提升，既避免城市社区“协同表面化”，又解决农村社区“主体单一化”的问题。

5.1.3机制效能

在新桥村构建“自组织调解+社工指导+村‘两委’兜底”的矛盾化解机制，成功率从65%提升至85%，高于农村社区的矛盾化解水平；形成“政府购买为主、企业捐赠与社区自筹为辅”的资源整合模式，累计引入外部资源超8万元，可持续性强于农村社区；建立居民、社工与村“两委”三方评估机制，每季度在新桥村开展服务评估，确保治理质量持续优化，规范性接近城市社区标准。

5.2 枢纽功能彰显

5.2.1 人口中转功能

通过针对性服务与互动平台，新桥村外来人口的社区认同感显著增强，访谈中80%的外来受访者表示“在新桥村找到了家的感觉”，归属感强于城市社区；成功帮助8名外来务工人员通过技能培训实现新桥村周边企业就业、2户家庭申请成都本地居住证，推动城乡人口良性互动与稳定融合，发挥了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中介作用。

5.2.2资源整合功能

累计引入成都市区资源价值超8万元，同时挖掘新桥村本土竹编、蜀绣等乡村资源，通过“城乡文化展”吸引城市居民关注，推动3项本土技能与成都市区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初步实现“乡村资源城市转化”，资源转化效率高于农村社区；资源数据库在新桥村的供需匹配精准度达85%，培训就业转化率达20%，资源利用效率接近城市社区水平。

5.2.3 功能衔接功能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填补城乡公共服务空白，如在新桥村开设的“四点半课堂”解决外来务工子女课后托管问题，联动成都市区三甲医院与新桥村卫生所开展“分级诊疗”服务，缓解农村老人“看病难”，服务覆盖面与专业性均优于纯城乡社区；“小院议事会”模式实现城市议事规则与新桥村熟人社会传统的有机融合，累计形成社区治理建议23条；12场城乡文化融合活动成为连接城乡价值观念的纽带，促进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合，新桥村的枢纽功能显著。

6讨论与展望

6.1 社会工作介入新桥村的现实挑战

6.1.1 专业人才稳定性不足

新桥村社工站面临“招人难、留人难”问题，核心原因是县域薪酬水平较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现有社工多为城市成长背景，对新桥村的熟人社会运作逻辑理解不深，初期存在“照搬成都市区服务经验”现象，需通过长期融入调整服务策略，人才适配性低于农村社区本土培育的社工。

6.1.2资源可持续性待提升

目前新桥村社工服务资源中，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占比达80%，企业捐赠与社区自筹仅占20%，来源单一，与城市社区多元化的资源渠道存在差距；共建单位的参与多为一次性捐赠，缺乏长期合作机制；新桥村社区微基金规模仅1280元，难以支撑自组织长期运作，资源稳定性弱于城市社区。

6.1.3 行政化干预仍存影响

新桥村“两委”有时将社会工作视为“行政助手”，安排数据录入、会议筹备等行政事务，占用专业服务时间达20%，虽低于城市社区的行政化程度，但仍影响服务的连续性与精准性；在服务项目设计中，有时需优先满足“文明城市创建”等行政要求而非居民需求，专业自主性受到限制。

6.2 提升社会工作赋能新桥村效能的策略建议

6.2.1 构建本土化人才保障体系

政策层面，建议成都市远郊区县政府出台县域社会工作人才激励政策，提高新桥村等近郊社区社工薪酬待遇、设立职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践层面，社工机构与成都本地高校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定向输送熟悉县域情况的社工人才，同时在新桥村建立“传帮带”机制，由资深社工带领新社工融入社区，提升人才适配性。

6.2.2 拓展多元资源整合渠道

深化“政社企”合作，推动新桥村与成都市区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激活新桥村公益慈善资源，通过线上众筹、居民捐赠等方式扩大社区微基金规模；探索“服务换资源”模式，如为成都市区企业员工提供团建服务，换取企业对社区的物资支持，构建类似城市社区的多元化资源网络。

6.2.3规范政社协作权责边界

通过修订《专业服务合作协议》，明确新桥村社工站与村“两委”的职责分工：社工站聚焦专业服务与自组织培育，行政事务由村“两委”承担；建立“政社协商”机制，每月在新桥村召开会议协调服务需求与行政任务，避免行政干预挤压专业服务空间，提升专业自主性。

6.3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作为单一个案研究，以成都市新桥村为样本得出的结论，其普适性有待更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县域近郊社区”案例检验；介入后的追踪时间有限，新桥村自组织与资源循环的长期效能仍需持续观察；研究偏重质性分析，未来可引入量化工具使评估更为精确。

未来研究可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开展多案例比较，选取不同省份的“县域近郊社区”，提炼“嵌入—赋能—联结”路径的共性与差异，形成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二是聚焦社会工作从“项目化运作”转向“常态化嵌入”的制度化机制，探索新桥村社工服务长效化的实现路径；三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研究如何通过智慧平台提升“需求—资源”匹配效率，进一步强化“县域近郊社区”的枢纽功能。

7结论

本文以成都市新桥村为个案，系统阐释了社会工作通过“嵌入—赋能—联结”三阶路径赋能“县域近郊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表明，相较于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依附”与农村社区的“本土化局限”，该路径通过“组织—服务—文化”三维嵌入突破新桥村的行政与文化双重壁垒，依托“个体—组织—制度”阶梯式赋能激活适配城乡双重需求的内生动力，借助“主体—资源—空间”多维联结构建城乡要素联动的协同格局，不仅有效破解服务错位、主体碎片化等治理困境，实现服务精准化、主体多元化、机制规范化的效能提升，更显著彰显新桥村作为“县域近郊社区”的人口中转、资源整合与功能衔接枢纽价值。

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扮演专业中介、能力培育者与资源整合者的多重角色，其行动逻辑既适配新桥村的“城乡双重属性”，又紧扣“枢纽功能”提升的核心需求，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专业支撑。未来需通过人才保障、资源拓展与政社协作优化，推动社会工作介入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在城乡融合中的专业价值。

参考文献：

1. [1]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2024-01-01）［2025-03-27］.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86/202402/content_6934551.html
2. [2] 毛丹.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适应性变革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5.
3. [3] 王宇越.“五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5.
4. [4]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02):206-222.
5. [5] 杨佳佳,李晓慧.社会工作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23):211-213.
6. [6] 白玥.“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5,25(05):74-84+96.
7. [7] 徐选国,秦莲.回归“人”的治理：社会工作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构建的内在逻辑[J].社会政策研究,2025(04):60-72+134.
8. [8] 李炫慧.多元共治视野下社会工作介入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研究[D].西南大学,2025.
9. [9] 王宇越.“五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