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日笔者阅读了刘再生先生2019年发表于《中国音乐》的文章《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以下简称《批判意识》）以及2020年发表于《音乐文化研究》的《论史学结构的逻辑性和史学观念的隔阂现象——在杨荫浏先生120周年诞辰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下简称《隔阂现象》）刘再生先生浅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并反思其现象从哲学的角度唤醒其“批判意识”。与此同时思考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史学结构的逻辑性以及史学观念的隔阂现象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刘再生先生就以上问题在《隔阂现象》中给予分析和评价。在阅读过程中思考并有所收获，本文根据以上两篇文章为基础，从音乐史学研究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展开论述。

一、音乐史学研究的批判性

批判性思维使人们具备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去伪求真，是检验音乐史学研究的本质，历史的真实性是一切史学研究的根本。通过批判性思维，我们能够分析信息的来源、真实性以及背后的动机，从而避免受到误导。具有批判意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被固有思维所限制自由表述，但与此同时常识性的错误是不能出现的。《批判意识》中提到了常识性的批判意识并列举《中国近代音乐史》（最新修订版）中所存在多处具有常识性错误的地方并纠正其史实。使笔者不禁思考，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他者的言论以及史料的真实性是否具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是否查询多方资料以证明该言论的可信性、对待问题是否具有严谨的态度小心求证、是否勇于抛弃假象，追求真理。因此去伪求真不仅是对自身学习的负责，更是对于作者以及史料的尊重。

在具有客观的批判意识的同时，也要正视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不同学者对待事件的角度不同因此提出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因此学术争鸣在所难免。例如《批判意识》中提到居其宏曾在他的《新中国音乐史》中指出：“关于杨荫浏‘防范心态’的争论是一场影响较大的学术争鸣。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杨荫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动机和效果有不同的估价，并涉及该著作中有关论点科学性如何质疑。”冯文慈在1999年连续撰文择评杨荫浏《史稿》，指出其存在“走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等问题的同时也指出其贯彻唯物史观的突出成就，并评价其成就总体表现在“转向唯物史观的起步”。针对这些观点许多学者都撰文进行了交流辨析。这次争鸣双方本着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精神，就主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辩，相互指出了对方存在的不足或偏颇，涉及唯物史观以及史学研究多方面的问题。程兴旺在《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史学中唯物史观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出，“1949年至今，中国音乐史学界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并运用。唯物史观应以怎样的姿态阔步前行于中国音乐史学建设的新时代，迫切需要我们的回顾与思考。”就此来看，“防范心态”争鸣意义已经不仅在其本身，而更在其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具体问题的指导运用。因此笔者认为，诚然史学研究理应理性思考，客观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无数场百家争鸣对其学术的推进与发展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在批判中还需具有冷静思考和客观评价的能力，避免人云亦云。史学研究的批判性思维除学者们通过不同视角所阐发的观点不同外，不同时代的思想观点或受历史局限性的制约所阐发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忠言逆耳却因受其时代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使其落得“悲惨”的下场。

古今中外思想家均有批判精神，同时代的评价需要面对现实相较于历史评价更加困难，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但同时对于文人的思想也具有部分约束的作用。就其约束方面而言孔子的中庸思想特别注重整体平衡和谐的意义和价值，虽不完全抹杀个性，但更多的是偏重共性。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加强了民族的统一意识、群体意识和内凝聚力，在历史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例如在音乐领域，中庸思想的影响同样呈现出双重性。中国传统音乐讲究“中和之美”，追求音律的和谐统一。古代雅乐体系强调五声调式的平衡，避免偏激的音程跳跃，这种审美取向与中庸追求的整体平衡一脉相承。但过度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偏重共性的中庸思维也对音乐的个性表达形成一定约束。《乐记》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将音乐纳入道德教化的框架，要求其“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使得古代音乐创作长期受制于“雅正”“合度”的规范，使得文人音乐创作常陷入模式化困境，文人古琴虽被视为抒怀载体，但其曲目多遵循含蓄内敛的美学原则，激烈的情感宣泄，如强烈的节奏对比、破格的音调组合往往被视为“不合中庸”而遭抑制。

但中庸思想对音乐的影响并非全然消极，现代音乐创作正在探索中庸智慧的新可能，新民乐运动既保留二胡、古筝的传统韵味，又融入现代编曲技法。这些实践表明，传统音乐的“和”并非排斥创新，而是要在新旧元素间找到动态平衡点。音乐领域的“中庸”不应是简单折中，而要在深入理解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孔子及其思想所带来的巨大贡献，至今仍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出于后世尊崇他的人们的想象之上；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于古代乐教的传承，一方面是来自他对于乐的艺术精神的新发现。艺术，只有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可以说，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逐渐解放，同时音乐史学又与音乐考古学相结合，在思想较之自由的基础上又具有大量考古资料等加以支撑，如黄翔鹏、王子初、王清雷几代学者对《中国音乐文物大戏》各省市卷投入了巨大精力，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出版，使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在史料或史实方面，从文献和考古方面以双重证据法角度均有突破与新的认知。使得史学研究不断突破新的认知以及史学观点更有说服力。正如《批判意识》中所说：“从哲学层面呼唤着批判意识的崛起，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学术观念建立新的音乐史学体系。”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或许变化但客观的批判意识不可改变，正视历史发展中的新陈代谢，从过去的音乐发展中汲取经验以此来促进当代音乐的发展。

二、音乐史学结构的逻辑性

音乐史学结构的逻辑性是音乐史学研究的又一关键，《隔阂现象》中提到：“史料愈完整，史学构架逻辑性愈高，可信度愈强，读者受益愈多，“以史为鉴”，亦在于此。同时，由于时代制约，并非所有史学著作都不被时代淘汰。”因此逻辑性离不开翔实的史料做支撑，同时其著作也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并且以翔实的史料来研究和构建中华民族音乐的历史，是学者们长期与之奋斗的目标。杨荫浏先生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贡献可谓史无前例，对于传统音乐始终秉持着“多保留”“少淘汰”的警示恒言。在创作、记录的同时不忘以不同的视角关注前人的创作以及未来的发展，他的著作《史稿》对音乐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任何著作都存在受其时代、历史局限性影响的问题。因而受其制约《史稿》中表述的内容难免带有“唯心”的成分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治学成果以及持之以恒的实践精神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史稿》在音乐史著作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现今中国现代音乐史学分期长期存在问题，如刘再生在《隔阂现象》中所提到的“不同结构起止内容无序现象。”等问题，影响了音乐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有几种音乐史分期方法：按朝代分期和按音乐自身规律分期等。若中国古代音乐史按朝代和形态相结合为可行的分期方法，那出现的问题则是1840年以后对于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如何处理？许多现代史学著作的起止年代、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应如何归类、构建现代音乐史学分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在《隔阂现象》一文中就宫宏宇在《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中分期问题提出的史学构想得到启发，即“能否以‘晚清音乐史’‘民国音乐史’‘共和国音乐史’作为音乐史学名称与内涵，突出音乐史学阶段性本质。”这一史学构想明确了不同时期的史学年代、时代特征等能够使史学研究更具有规范性、与古代音乐史之间更具有连续性。笔者思考在日常的学习中也应具有连续性的意识，所阐发的观点和想法要与前文保持一致性和具有逻辑性，结构脉络层层递进，而非前言不搭后语。除此之外，任何观点和文章的阐发都不是一蹴而就，都离不开大量文献、史料的积累。一个观点的背后会有无数的史料和实践来支撑，同时也需要灵感的迸发，同时在大量史料、文章面前还需以客观心态对待，避免受多发观点的影响而主观臆断。

三、音乐史学观念的隔阂现象

《批判意识》中提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古代音乐史学中考古资料大量涌现：黄翔鹏、王子初、王清雷几代学者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省市卷投入巨大精力所取得的成就，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出版，使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在史料或者史实方面，从文献和考古方面以双重证据法角度均有突破与新的认识，渗透到礼乐制度和各类乐器与乐人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达到无考古资料难以言史之地步。现代音乐史学也由于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冻与公开……有更多史料对我国近代音乐历程发展做出新的阐释与解读。”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史学研究中，就史学内容而言音乐考古学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且它不仅对于古代音乐史学对于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中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也不言而喻，因此古代音乐史学与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不应产生隔阂与分裂，史料从古至今渗透到方方面面，在研究音乐史学时同时要具有向前看和向后看两个视角。

《隔阂现象》中提到了古代史与现代史存在隔阂现象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受到了历史视野的严重制约。笔者思考古代史与现代史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不同阶段所存在着不可抗的历史局限性，因此难免会存在思想观念的差别，但这不能成为二者产生隔阂的原因。过去的历史不论精华或是糟粕都成就了现代音乐的发展，许多思想观念中还渗透着过去的影子。例如儒家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并举”等音乐思想至今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说“传统是一条河流”从古至今源远流长，因此古代史与现代史不应割裂开来，而是像河流一样不能中断，一直流淌下来成为整体。“以史为鉴”树立音乐史的整体性观念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总结

通过以上内容的讨论，音乐史学研究的批判性、结构逻辑性与观念整体性，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维度，需在史料辨析、体系构建与视野拓展中实现有机统一。批判性思维是史学研究的根本准则。去伪求真是史学的本质要求，研究者需以批判意识分析史料来源、动机及真实性，避免常识性错误与固有思维局限。学术争鸣是批判精神的重要体现，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引发的唯物史观讨论，展现了不同视角对学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需正视历史局限性，如孔子“中庸”思想对传统音乐“中和之美”的塑造及其对个性表达的制约，在现代音乐实践中实现传统与创新的动态平衡，既尊重历史价值，也警惕保守倾向。

逻辑性构建依赖史料支撑与体系优化。史料的完整性是史学架构可信度的基础，杨荫浏等学者的实践表明，扎实的史料积累与多视角研究是突破时代局限的关键。当前中国音乐史学分期存在的无序问题（如1840年后的分期争议），需通过更具规范性的框架（如“晚清—民国—共和国”分期）增强历史连续性，使观点阐述与结构脉络层层递进，避免割裂与主观臆断。

打破古代与现代音乐史学的隔阂是必然要求。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论断深刻揭示了音乐史的延续性，儒家音乐思想的现代影响亦印证了古今观念的内在联系。研究者需以“向前看”与“向后看”的双向视角，破除历史视野制约，将古代与现代视为有机整体，以“以史为鉴”的态度推动当代音乐发展。

总之，音乐史学研究需以批判精神辨真伪、以逻辑思维构体系、以整体视野破隔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实现学术创新，为当代音乐实践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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