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推动了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也让地方文化记忆的传承遭遇载体弱化、叙事僵化、代际断层等多重困境，方言与红色记忆作为社区文化的核心内核，其活态传承成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浙东革命老区兼具丰富的红色资源与鲜明的方言文化特色，却也面临红色教育形式化、方言使用场景萎缩、文化记忆与社区日常脱节的问题。微型公共空间作为居民高频互动的生活场域，为文化记忆的社区嵌入提供了天然载体。本文以浙东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聚焦“方言红色记忆角”这一微型公共空间的营造，探索方言与红色记忆融合传承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社区文化记忆的活化传承与基层文化治理提供微观实践参考。

一、概述

（一）社区文化记忆传承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科学保护方言”的理念，为方言的传承与保育提供了政策依据。然而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方言文化记忆传承仍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传统传承载体随着城镇化进程被更新或消散，新的文化展示形式多停留于静态展板、标语等扁平化手段，叙事僵化，难以承载丰富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居民作为传承主体普遍存在情感疏离与认同弱化，参与动力不足，文化记忆的内生转化机制难以形成。最后，代际之间的记忆鸿沟日益凸显。年轻一代成长于不同的语言与生活环境中，与承载着大量文化记忆的方言及老一辈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断裂，使得基于共同记忆的社区认同难以建立。

（二）微型公共空间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记忆、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的关联，且认为文化记忆需要细致引导。

生活圈理论的本质是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构，做好与空间相关资源配置，符合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需求。“微型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非正式、低成本、高频次的互动平台，而“记忆角”深层逻辑是经由记忆的共享与再生产，在社区内部构筑一种基于共同文化根系的情感联结与意义网络，从而应对现代性可能带来的认同模糊与情感疏离。

当地方性的红色记忆通过亲切的方言，在社区的微型公共空间中被共同讲述、体验与传播时，便能够超越私人的怀旧情绪，升华为一种集体的身份叙事。居民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能深化对本土历史与革命精神的理解，更能通过“乡音”这一情感媒介，强化对社区的归属感，并在代际协作与邻里互动中重塑社区认同。

二、方言与红色记忆在社区中的现状分析

（一）方言在社区中的现状

1. 方言的使用频率与传承现状

实地调研发现，浙东社区方言（以吴语台州片、瓯江片等为主）的使用与传承呈现出“代际断层明显”与“场景持续萎缩”两个特征。具体情况如下：

老年群体在日常交流与情感表达中仍高度依赖方言，是方言使用的核心人群，90%以上老年人在家庭、邻里互动中以方言为主；中青年群体受城镇化及普通话影响，方言日常使用率极低，仅在特定场合偶尔使用，日常主动使用不足8%，仅15%会在节日与长辈沟通时偶尔使用；90后群体对方言的熟练掌握程度出现明显断层，能熟练掌握本地方言的仅占18%；少儿群体中“无方言族”比例显著上升，代际传递链条松动，城市社区45%以上完全不会说，农村社区熟练使用比例仅12%，远低于父辈85%以上的掌握率。

2. 社区居民对方言的认知与态度

居民对方言的认知与态度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化与群体差异。调查发现，95%的老年人日常使用方言，将其视为家乡根脉与情感寄托，因此对方言的消亡普遍存在焦虑。中青年群体的大部分人虽认可方言的文化价值，但在实用理性主导下，更看重普通话的升学、求职功能，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传承动力的弱化。青少年群体面临的则是“无归属感”，由于缺乏日常使用场景，他们对方言认知模糊，甚至产生“方言土气”的偏见，代际认知断层由此加剧。

总体来看，约三分之二居民认可方言的文化意义，但真正愿意主动传承的却寥寥无几。这种“行动缺位”的集体心态，正是方言传承面临的最大困境。

3. 社区对方言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已明确“科学保护方言”的方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方言传承提供了依据，浙江多地也相应开展了方言建档、校园课程等尝试。然而，由于方言在家庭、教育、传媒等领域的弱势地位，导致社区层面作为“语言保护层”尚未形成有效的干预机制，陷入“零散化、可持续性弱”的现实困境。

（二）红色记忆在社区中的现状

1. 红色记忆资源的分布与开发

团队调研发现，浙东革命老区社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记忆资源，核心分布于两类场景：一是实体资源，包括革命遗址、烈士故居、纪念馆等，集中于乡镇核心社区；二是口述资源，即社区老年人亲历或听闻的红色故事、英雄事迹，散存于居民记忆中。但资源开发存在明显短板：一是分布不均，城镇社区红色资源开发程度较高，偏远农村社区资源闲置，未被有效挖掘；二是开发形式单一，多数社区以“静态展陈”为主，仅通过展板、文字解说呈现红色历史，缺乏互动与场景化设计；三是融合不足，未结合方言、本地民俗等本土元素，红色资源与社区日常文化脱节，难以形成独特的地域红色品牌。

2. 社区居民对红色记忆的认知与传承现状

社区居民对红色记忆的认知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老年群体因亲身经历或口耳相传，对本地红色故事记忆深刻，视红色精神为社区根脉；中青年一代的认知多来自课本与宣传，仅停留在宏观事件层面，对社区具体的红色细节知之甚少；青少年群体则因红色教育形式僵化、脱离生活，对红色记忆缺乏兴趣，甚至产生“过时说教”的偏见。整体而言，红色记忆的“崇高感”与居民的“日常体验”相互脱节，多数人认可其政治价值，却难以从中找到与自身生活的关联，情感共鸣严重不足。

在传承实践层面主要依赖“官方主导、被动参与”的模式：活动多集中在重要纪念日，形式以讲座、宣誓为主，参与对象多是党员和学生，普通居民鲜少介入；少数社区虽设有红色展示空间，但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地域特色。

究其根源，核心问题有三：一是叙事僵化，红色故事仍停留在标准化话语中，未能转化为居民听得懂、有共鸣的社区叙事；二是载体单一，仍依赖展板、讲座等传统形式，未能将红色记忆植入微型公共空间等居民日常触达的场所；三是实践断裂，传承止步于“回忆与宣讲”，未引导居民将红色精神转化为社区参与、邻里互助等具体行动，导致记忆传承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循环。

三、“方言红色记忆角”的营造策略

（一）社区嵌入的理论基础

文化记忆的“社区嵌入”，本质上是将待传承的特定文化记忆，通过针对性的社会设计与空间实践，在社区这一地域性生活共同体中实现扎根、生长与生效的过程。要清晰把握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需了解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搭建坚实的理论基础。

1. 空间生产与记忆之场理论：从物理空间到社会载体的转化

调研显示，随着城镇化推进，传统社区记忆载体如老街、祠堂等空间正逐渐消失，而新建的公共空间虽具备完善的物理功能，却难以形成居民聚集效应。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据此观察，社区中那些闲置的边角空间、公共长廊之所以具备人气基础，根源在于其嵌入居民的日常交往网络。阿斯曼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进一步表明，记忆的存续需要依托具体的空间锚点。由此推演，将社区微空间改造为“方言红色记忆角”，实质上是为正在消散的文化记忆重新寻找可供附着的社会空间载体，使记忆传承获得稳定的物质依托。

2.文化记忆理论：两种记忆形态的互补与融合

调研访谈呈现出一个明显反差：老年群体用方言讲述革命往事时生动具体，而年轻一代普遍反映红色教育内容“听不进去”。阿斯曼夫妇对集体记忆的类型划分为此提供了分析框架。他们将记忆区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前者依赖日常口头互动，具有鲜活性但代际传递不稳定；后者依托制度化媒介，具有稳定性但易与日常生活脱节。基于这一区分可以判断，方言传承面临断裂风险，因其长期停留在交往记忆层面，缺乏制度化支撑；红色记忆产生疏离感，则因其过度制度化而失去生活温度。因此，“方言红色记忆角”的构想逻辑在于促成两种记忆形态的互补——以方言的亲切感激活红色叙事，同时借助红色记忆的制度化力量为方言赋予新的文化价值。

3. 社区参与式发展理论：从被动接受到主体参与的转换

部分社区的实践表明，一些文化展示空间建成后使用率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建设过程与居民脱节：项目主题由街道确定，内容由第三方设计，居民仅作为参观者出现。社区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任何社区项目若缺乏居民参与，将难以持续运行。这一判断提示团队，“方言红色记忆角”的构建不能止步于物理空间改造，还需设计相应的参与机制，使居民能够在内容挖掘、活动组织、空间维护等环节发挥作用，完成从“旁观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转换。

4. 双向嵌入理论：外部力量介入社区的行动边界

作为介入社区的外部力量，团队在前期接触中面临双重处境：一是需要与居民建立信任关系，熟悉社区内部的人情规则；二是过度依赖行政资源可能带来的约束。“双向嵌入”理论将这种介入过程概括为邻里嵌入与文化嵌入两个维度：邻里嵌入指向对社区的地理依附和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嵌入指向对社区规范、地方性知识的适应。这一理论提示，外部力量在推进项目时需把握适度原则——既要主动嵌入以获取信任和需求信息，又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避免被行政逻辑完全主导，从而在协作关系中发挥应有的专业功能。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多维度协同的理论框架，分析文化记忆社区嵌入机理，解答文化记忆通过微型公共空间实现社区嵌入的核心问题。

（二）文化记忆的内涵与特征

研究中的文化记忆，指浙东革命老区社区借助方言、“记忆角”等符号系统，反复传承的红色历史与地方文化。其核心是通过有所取舍地重新讲述，为当下提供共享的意义解释与认同坐标，即阿斯曼所说的“凝聚性结构”。

在“方言红色记忆角”的实践中，这一记忆体现为双重建构：一是将本地红色历史与英雄事迹转化为社区叙事；二是激活承载这些记忆的本土方言，重估其文化价值。二者相互融合，既强化红色精神认同，又夯实地方文化根脉，共同构建起老区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

而文化记忆的鲜明特征，则直接决定了其在浙东老区社区嵌入的方式、难点及破解思路，具体体现如下：

1. 媒介依赖性与载体危机

调研发现，随着老街、祠堂等传统空间逐渐消失，红色记忆在社区层面失去了附着点，陷入“脱嵌”状态。打造“方言红色记忆角”，正是为浙东老区创造新的日常化载体，应对这一载体危机。

2. 建构性与叙事僵化挑战

文化记忆需结合当下需求进行选择性重构。调研显示，部分红色教育讲述方式固化、脱离生活，年轻人“听不进去”。因此记忆角需打造“融合叙事”，将宏大历史与本地故事结合、标准话语与方言表达结合，破解僵化难题。

3.认同索引性与情感疏离

文化记忆的核心是构建群体认同，但灌输式传承易引发情感疏离，访谈中甚至有年轻人认为红色记忆“与自己无关”。而方言自带的情感温度能拉近精神与个体的距离，将外部灌输转化为内部认同。

4. 实践导向与治理潜能

记忆不应止于回忆，更需连接当下。调研发现，能激发参与热情的红色故事，往往会转化为邻里互助、社区议事的动力。因此记忆角需引导居民从共同记忆走向社区实践，形成“激活记忆—强化认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红色文化成为老区治理的“软资产”。

（三）文化记忆的社区嵌入机制

文化记忆要在社区层面落地生根，不能仅靠零散的宣传活动，而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嵌入机制。基于前期调研与实践探索，这一机制大致可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空间锚定、叙事激活、主体赋能与实践再生。

首先是空间载体锚定。传统的红色记忆载体，如纪念馆、纪念碑等，往往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存在一定距离。而社区中那些闲置的边角空间、公共长廊，虽天然具备人群聚集的基础，却长期缺乏文化意义的注入。嵌入机制的第一步，便是对这些微型公共空间进行双重改造：一方面通过展陈布置、休憩设施的增设，完善其物理功能；另一方面融入浙东红色故事与方言文化元素，赋予空间特定的情感内涵。经过此番锚定，原本普通的角落得以转化为居民可进入、可感知的“微型记忆之场”，记忆的触发与传递不再局限于特定纪念日，而是自然地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之中。

其次是融合叙事激活。空间只是载体，真正让记忆产生感召力的是讲述方式。针对红色教育叙事僵化、与地方生活脱节的问题，机制的第二环节强调对记忆内容进行叙事重构：将宏观革命历史转化为与社区生活相关的具体故事，并用本地方言加以重新讲述。这种“红色+方言”的融合叙事，使崇高精神借助乡音落地，让记忆从“可敬”变得“可亲”。同时，借助可触摸的语音装置、互动问答墙等设施，将静态展示转化为可参与体验，居民从被动观看转为主动介入，记忆由此获得情感层面的激活。

再者是多元主体赋能。文化传承长期面临“少数人参与、多数人旁观”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居民主体性未能彰显。机制的第三环节着眼于角色分工与能力赋予：老辈居民担任“记忆挖掘者”，提供口述史料与老物件；中青年文艺骨干作为“活动策划者”，将素材转化为快板、短剧等传播形式；青少年既是体验学习者，也是潜在的未来传承者；外来常住人口则可借方言学习、故事分享找到融入社区的切口。居委会承担资源协调，社会组织提供技术辅助，各方各司其职，形成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动力转换。

最后是实践循环再生。文化记忆嵌入社区的终极目标，是使其成为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一次性项目。机制的第四环节体现在三重转化：一是转化为公共精神，共同记忆增强居民认同感与归属感，激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二是转化为治理资源，在老旧小区改造等容易产生分歧的议题中，共同认可的历史记忆可作为沟通基础，促进社区共识达成；三是转化为持续创作，居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这种正向反馈又激励其继续投入新的文化传承活动，形成“创作—收获—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为记忆的持续嵌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上述四个环节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组成了文化记忆嵌入社区的基本路径。而“方言红色记忆角”的营造，关键在于将方言与红色记忆从抽象概念，转变为社区居民能真切感受、愿意参加并能持续下去的活动。这需要综合考虑空间位置、活动内容以及如何发动居民这三个方面。

1. 空间选择与设计

空间是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其选择与设计直接关系到“记忆角”能否成功嵌入社区日常生活。

“方言红色记忆角”的选址应优先考虑居民日常流线上的边角空间，如楼间空地、公共长廊，这些地方面积不大却自带人气。标准需兼顾物理条件与社会属性，让改造后的空间自然融入社区，成为居民驻足交流的“记忆之场”。

设计上贯彻“以人为本、文化赋能”理念，采取微更新策略，通过植入方言视觉符号、红色艺术化标语，配置模块化家具，运用本土材料，在有限面积内兼顾功能、审美与文化，同时满足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使用需求。

功能布局上划分三个相互渗透的区域：记忆展示区陈列图文与老物件，互动体验区设置语音装置与故事墙，交流活动区提供桌椅用于故事会、方言教学。三区流线清晰、彼此连通，形成集观看、体验与社交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2.文化内容的挖掘与整合

“记忆角”的生命力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内容。内容的挖掘与整合是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社区情感的关键。

（1）方言文化资源的挖掘

挖掘工作首先需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通过访谈社区长者，收集记录正在消失的方言词汇、俗语谚语、民间故事及歌谣。例如，可以整理与本地生活、劳动、习俗密切相关的特色词汇，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2）红色记忆资源的整合

聚焦社区本土红色记忆，建立红色记忆档案（含文字、口述史、老照片），绘制社区红色资源地图，联动本地纪念馆、档案馆获取权威资料，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地方性故事。

（3）方言与红色记忆的融合方式

方言与红色记忆的融合，能让亲切的乡音为红色故事注入活力，也能让崇高的精神借助方言更好地传播。具体做法如下：一是用方言讲述本地红色故事；二是将方言俗语、歌谣与红色故事结合，创编快板、短剧或社区读本；三是开展“用家乡话讲红色故事”等活动，在语言传承中深化红色基因理解。

3. 社区参与的动员与组织

居民是文化记忆传承的主体，其深度参与是“记忆角”可持续运营的根本保障。社区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关键在于让居民成为主角。居民深度参与不仅能确保文化内容贴近实际、避免活动“走过场”，更能让大家从旁观者转变为社区记忆的共建者和传承者。为此，动员工作需要多管齐下：先通过需求调研摸清居民对方言和红色记忆的兴趣点，再联合社区骨干以老物件征集、故事茶话会等小规模活动进行示范引导，同时利用公告栏、微信群持续宣传造势，并辅以荣誉表彰或物质奖励来激发参与热情。在具体组织上，可构建“居委牵头、居民主体”的框架，由项目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同时培育三类自组织——“记忆挖掘团”（老辈居民+志愿者）负责资料收集，“活动策划组”（文艺骨干+年轻居民）负责活动执行，“空间维护队”（居民轮值）负责日常维护，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良性运行机制。

四、微型公共空间的实践逻辑

微型公共空间的营造完成，标志着从空间建设转向常态化运营。其实践逻辑的核心在于通过持续、多元的社区活动，将静态的文化空间转化为动态的记忆实践场域，最终实现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与社区认同的深化。

（一）日常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日常活动应遵循常态化、互动化的原则，紧密围绕方言与红色记忆主题。例如，定期举办“乡音故事会”，邀请长者用方言讲述往事；组织面向青少年的“方言趣味挑战”活动；结合重要纪念日，开展红色主题的手工、观影等活动。活动设计的关键在于增强体验性与真实性，多挖掘居民自家的故事与老物件，用真实的情感连接人。保持一定的活动频率，能使“记忆角”持续活跃在社区居民的视野与生活中。

（二）社区教育与传承

“记忆角”可以成为一个社区教育平台，促进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其有效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参与式、场景化的学习模式。不同于课堂上的单向灌输，在这里，青少年可以通过采访社区老人、录制方言故事、参与情景短剧表演等方式，亲身接触和体验本土文化。这种基于真实场景和人际互动的学习，不仅传递了知识，更在共同完成某项文化任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进了年轻一代对社区历史的情感认同和对地方文化的价值认知，从而更有效地激发其传承的内在动力^[10]。

（三）社区互动与交流

“记忆角”的深层价值在于促进社区交往，强化社会联结。空间内举办的各类活动，天然创造了不同代际、不同背景居民交流的机会。例如，“代际对话沙龙”让青少年与老年人围绕过去的生活展开交流，“家庭共创活动”增进了亲子间的合作与沟通。这些互动有助于缓解现代社区的疏离感，重建熟人社会网络。

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共同参与和分享，能使居民围绕本地方言与红色历史形成共同的记忆与话题。这种共享的文化经历会逐渐培育出一种集体感和社区归属感。当居民对空间及其承载的文化产生认同后，他们会更愿意主动维护这个角落，贡献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发组织新的活动。如此一来，物理空间、文化记忆与社区居民三者之间便构建起一个相互滋养、持续演进的良性循环：空间为记忆实践提供场所，记忆实践强化社区认同，而强烈的社区认同又反过来激励居民更深入地参与文化传承实践，从而确保“方言红色记忆角”能够真正扎根社区，成为一项具有生命力的长效文化机制。

五、结语

本文以文化记忆、空间生产等理论为支撑，结合浙东革命老区实地调研，探究了“方言红色记忆角”微型公共空间的营造策略与实践逻辑，证实了方言与红色记忆融合、文化记忆与微型公共空间结合的传承模式可行性。这一模式通过空间锚定、叙事激活、主体赋能与实践再生的嵌入机制，让红色文化以方言为媒介扎根社区日常，既激活了方言的文化价值，也让红色记忆摆脱形式化困境，实现了双重文化的活态传承。同时，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重塑了社区情感联结，让文化记忆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本研究为文化记忆的社区嵌入提供了微观案例，但其实践效果仍需长期跟踪验证，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与微型公共空间的结合，为文化记忆传承注入更多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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