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苗绣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古代濮人的雕题文身，并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独特稳定的风格，其纹样构成、色彩搭配、工艺技法均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是凝结苗族历史记忆的珍贵宝藏。黔东南苗绣作为我国苗族服饰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华民族传统手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黔东南地区的雷山苗绣、剑河苗绣、凯里苗绣、台江苗绣先后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其深厚的文化价值。

纵观苗族服饰的发展脉络，色彩始终是其审美表达中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后汉书》《搜神记》等典籍中便有关于苗族先民“好五色衣服”的记载，表明其服饰多彩的传统；到了唐朝，东谢蛮酋谢元琛“鸟章卉服”的记述，更进一步强化了苗服色彩丰富鲜明的历史印象。因此一件精湛的苗绣作品，虽然离不开纹样、绣法、用色、材质的共同作用，但是色彩的选取与搭配一直被视为评判绣品等级与语义传达的关键指标。历经世代传承与在地实践，苗绣色彩不断融汇时代语境与审美变迁，为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的构建提供宝贵的资源与启示。

一、苗绣色彩符号的基本范式

苗绣色彩源于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创立的“五色论”，即青、赤、黄、黑、白，天地万物都可以用这五色表现。作为一种天然的视觉语言，色彩本身即承载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体系。通过对色彩的分析可知，苗绣色彩的运用遵循了一定的范式逻辑，从而帮助苗绣搭建起独特的视觉秩序与审美体系。

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的意义植入规则，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都称为“符码”。“编码”则是指符号信息的发出者，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织。文化/艺术符号文本属于弱编码，发送者的编码并非强制，而接收者对符号信息的解释也享受很大的机动余地。^［4］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苗绣色彩的创作可被视为一种弱编码过程：绣娘作为符号的发送者，将颜色的象征含义、配色逻辑等族群共同认可的符码，借助信仰体系、社会结构编织进绣品之中，完成意义的植入。而观者作为符码的接收者，则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认知框架对符号进行解读，实现解码这一过程，从而促进意义的传递与再生。

在这编码、解码的双向过程中，苗绣色彩不仅承担装饰功能，更成为文化认知与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这些范式体现在构成层面的配比与组合、工艺层面的技艺与流程、表征层面的主观审美与视觉秩序之中。因此，通过对苗绣色彩进行归纳与整理，有助于揭示苗绣色彩符号的内在规律，为苗绣的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一）色彩的构成范式

构成范式通常是指视觉元素的组合形式。在苗绣的形式构成中，色彩的搭配与组合构成其艺术表现的主要核心要素。从整体配色偏好上看，苗族服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浓郁古朴、色彩艳丽，既有对比又有统一的特点。苗族女性喜用蓝粉、黄紫、红绿等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组合，形成鲜明的视觉效果。同时，为了避免色彩过于生硬，在局部图案或者单一纹样主体内部，又常使用邻近色进行自然过渡，营造出丰富和谐的色彩层次。

为了不使绣面因为颜色过多而显得花哨，苗绣在色彩构成中极为重视底色的平衡作用。绣品通常使用深蓝色、黑色的底布作为背景，从而有效中和掉色块之间的视觉冲突，让整体视觉显得更加稳重和谐。此外，对颜色比例的把控也能有效避免视觉拥堵。尽管苗绣喜用满花式构图，将主纹样与辅纹样布满整片绣布，但是在色彩运用上仍遵循主次分明的原则，让主导色占据画面主要面积，并辅以其他颜色作为次要点缀，使整体画面形成繁而不乱的视觉效果。

（二）色彩的工艺范式

苗绣的色彩表现还依赖于一套完整且代代相传的工艺技术范式。该范式涵盖了从染料制备、绣线加工到针法运用的全部流程，是色彩从自然物质转化为文化符号的技术保障。

苗族所用颜料多取自自然：如蓝靛制蓝，五倍子、野山柳、板栗壳等制黑，椿树皮、茜草、朱砂制红，石黄、栀子、槐花制黄，绿条刺制绿，烟子、稻草、油麻秆制灰。此外，苗族还掌握丰富的配色与定色技艺，如台江县一苗族妇女可染出超过50种颜色的丝线。绣线多采用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经手工染制形成丰富而稳定的色纱体系，为绣品提供了基本的色彩物质载体。

不同的针法技艺则直接影响色彩的最终呈现效果，针法因此不仅是造型手段，更是调节色彩明度、纯度与质感的重要技术语言。比如在明度的表现上，破线绣需要将一根普通的丝线平分成8-16股细丝线，分好后的细丝线再用平绣的针法铺满图案轮廓。这种极致细腻的排布使得原本相同的丝线在视觉上呈现出更高的光泽感与通透度，从而提升色彩的明度；在纯度的调节上，堆绣将上过浆的轻薄面料裁剪叠成三角形或正方形，层层堆叠于底布之上，使平面的色彩转化为具有物理厚度的实体色块。这种色彩堆积使色彩的纯度表现与布料堆叠的厚度相挂钩，让苗绣更具色彩变化；在质感塑造上，打籽绣每绣一针丝线就在上面卷结形成一个圆籽，从而赋予色彩一种哑光质感，呈现出颗粒状的肌理特征。

这些兼具规范性与创造性的工艺体系，是绣娘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而来的。她们能够根据绣品用途、主题、底坯的不同，灵活选择恰当的线色、配色顺序、针法组合，从而在创造出千变万化色彩效果的同时保障苗绣在传承过程中不离其宗。

（三）色彩的表征范式

苗绣对于色彩的运用，并不追求对于自然意象的客观摹写，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来源于苗族人民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独特感知，并通过色彩赋予绣品一种独特的艺术生命力。

在对颜色的选择上，绣娘往往突破物体固有色的束缚，将客观的自然色彩经过主观审美进行过滤与重构。因此，同一纹样在不同的绣品中会依据创作者的情感表达与画面主题呈现出不同的设色。草木花卉不再拘泥于原本的翠绿或枯褐，反而呈现出粉红、鹅黄、深紫等奇幻色彩；龙纹、蝴蝶纹、鱼纹等动物纹样也没有单一定式，既可以用鲜艳的红色也可以用深邃的蓝色；漩涡纹、菱形纹等几何纹样更是完全脱离物象参照，通常依据主色调和主纹样进行设色。这种超越写实主义的表征范式，使色彩能够独立表达审美意趣，形成极具张力的装饰效果与艺术语言。

二、苗绣色彩符号的语义层次

在符号学的视域下，苗绣色彩的语义系统主要划分为显性语义层次与隐性语义层次。显性语义层次属于“能指”范畴，即为知觉音像，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概念联想；隐形语义层次属于“所指”范畴，即为意念心像，是符号所代表的概念或意义。在苗绣的色彩语义系统中，显性语义作为色彩的“外壳”，向观者传递出最为直观的视觉意象与感官体验；而隐性语义作为色彩的“内核”，折射出族群深层的信仰逻辑与情感体系。二者相互依存，引导观者通过苗绣色彩从感官体验逐步深入到对苗族文化的精神解读之中。

（一）显性语义层次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虽然因为部落和地域的不同存在于语言、服饰上的差异，但对色彩这类能够直接引发普遍联想的表意符号，在理解上具有高度共性。该地区早期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来自农业和林业，因此流传着“崇青尚绿、忌红恶黄”的色彩观念，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及文化交流的深入，黔东南地区的苗绣色彩呈现出动态的丰富与演变。

现如今，黔绣绣色一般以红、绿、蓝三种颜色为主色调，并以黑为底色。红色也从“凶灾”“火魔”的象征转变为具有吉祥、辟邪作用的美好寓意。在台江施洞县的盛装制作中，绣娘会在衣袖与肩部用破线绣工艺密布红色的龙纹、庙屋、姜央、蝴蝶等吉祥纹样，甚至直接用红缎作为底料，以此希望驱除邪祟、人丁兴旺；绿色象征着自然与生命力，因此苗族妇女喜用绿色的布料和丝线，在衣襟、袖口等服饰边缘位置用打籽绣工艺形成具有肌理感的植物纹样，以展现苗族依山傍水的生存环境和祈求风调雨顺的朴素愿望；蓝色象征着天空、河流，是苗绣中最普及且常见的颜色。在黔东南地区流传的“兰娟衣”传说中，女首领兰娟在记录南迁历程时，在袖口处用蓝色丝线代表长江，使蓝色成为记录迁徙史诗的符号。此外，蓝色也常作为苗族蜡染工艺的主色调，形成独具特色的蓝花图案，呈现出一种内敛含蓄的视觉美感；黑色象征着庄重、沉稳，是常服中最基础的背景色，用来衬托鲜艳的绣线。雷山等地的苗族还会在制作时运用“亮布”工艺，使布料黑中透红、保暖抗菌，让实穿与美感兼具。

（二）隐性语义层次

苗绣色彩的隐性语义，不再局限于视觉上的区分与装饰，而是深入到苗族人民的精神内核。它折射出族群对神灵的敬畏、对生活的渴望，是苗族精神世界的一种隐喻式表达。

苗族信奉“万物有灵”，因此常寄情于用龙纹、太阳纹、蝴蝶纹等纹样以求庇佑，而特定的色彩赋予了这些纹样神圣的含义，使其成为传递心意的精神媒介。在表达美好祝愿时，色彩通常会选取更加鲜艳的暖色调。以常见的儿童“背扇”为例，其核心图案常以红、黄等高亮色丝线绣制而成，意在表达长辈对新生命的健康成长祝福与希望。反之，在古藏节等大型祭祀等场合时，核心成员通常身着深色服饰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强化仪式的神圣性与边界感。

色彩同时还是苗族人民情感宣泄与心理补偿的出口。黔东南地区山多地少，早年苗族人民大多聚居在大山深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且生活条件艰苦。为了对抗现实生活的单调与沉重，苗绣在色彩上呈现出一种极度热烈、饱和的倾向，以此抒发苗族女性内心深处炽热的情感，让服饰成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三、苗绣色彩的语用实践

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规律，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与文化功能。

在苗族社会中，苗绣色彩的运用遵循着一套与社会生活紧密交织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使得色彩的使用能够根据穿着者的身份、所处的场合以及互动的对象发生动态调整，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这种规律还使色彩符号超越了视觉层面，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交往与生产劳动之中，从而在构建社会秩序与维系人际情感方面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一）族群认同与身份识别

《华梅谈服饰文化》一文中曾指出“服饰作为最普遍直接的外显形式，成为了保持社会有序的工具”。受山川阻隔，苗族被划分为不同支系并散布在不同区域中。服饰色彩因此成为界定族群、区分内部角色的视觉媒介，维护着苗族部落结构的稳定有序。

从清代开始，服饰的外形与色彩已经成为区分苗族支系的一种方式。依据服饰颜色，早期学者将苗族分为红苗、白苗、黑苗、青苗、花苗五大类。在黔东南地区，也因此对应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支系，比如剑河红苗、雷山黑苗、西江青苗、麻江白苗、花溪花苗等。这些迥异的服饰色彩成为部落之间进行自我识别最直观有效的标志，形成了一套被族群内部与外部所共同认可的视觉符号体系。

在色彩选择上，虽然个体呈现出明显的选择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色彩的选用与年龄阶段存在紧密的关联。未成年的服装穿着较为随意；正值适婚的女子服装色彩艳丽、纹饰精致，参加隆重的节日庆典时还会佩戴大量的银饰，凸显青春活力；中年妇女在穿着上逐渐由繁入简，但是在色彩的选用上仍会将大面积高饱和度绣片装饰在衣服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姿态；年老以后，衣服则以大面积暗色为主，在衣襟、袖口、腰部、腿袜等服饰边缘位置进行少量的色彩装饰，更显庄重阅历。有些地区进一步以服装形制和纹饰作为识别记号，清楚地标示穿戴者的年龄层和已婚、未婚状态，服装体现在社会秩序维系上的文化功能，清晰可见。

依据服装色彩的浓艳、复杂程度，色彩符号还能发挥场合识别的功能。在黔东南地区，日常所穿着的“常服”多以青、蓝、白等冷色为底色，风格朴素，主要为了在生产劳作时方便耐用；在大型节日仪式上所穿着的“盛装”，多采用饱和度极高、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并辅以繁复纹样，使服装成为传达活动寓意的媒介，从而履行特定的社会职责。

（二）情感维系与文化传承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传统苗族社会中，色彩成为了记录历史与传递温情的载体，通过代代相传的工艺实践与日常的馈赠往来，实现了情感的流动与文化的继承。

苗族女性通常是在少年时期便已跟随母亲或者族中女性开始了解学习刺绣。从染制、配色到运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长辈的悉心教导。这种亲密传授，不仅使苗绣成为维系家族情感的纽带，同时还使苗族的文化观念、审美传统、生活智慧在无形中进行代际传授，实现活态的文化传承。

在苗年、姊妹节等重大节日时，全寨的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出席。当成百上千的苗族人身着以朱红、宝蓝为主调的传统服饰，佩戴繁复华丽的银饰汇聚一堂时，会形成极大的冲击力。这种在视觉上高度统一的色彩秩序，营造出极具凝聚力的仪式氛围，激发出苗族人对于本民族文化强烈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色彩也不再是个人的审美选择，而是一种集体仪式的象征，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苗族人都能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四、结语

黔东南苗绣的色彩符号作为苗绣的视觉表征，具有深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通过引入“符号学”视域，本文首先梳理了苗绣色彩在构成、工艺与表征上的基本范式，揭示了苗绣色彩符号的使用规律与生成规则。作为蕴含深意的文化符号，苗绣色彩通过“显性”的色彩认知与“隐性”的色彩象征构建起双重语义架构，体现出苗族与自然、社会之间的深刻关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色彩符号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语用实践，指出色彩在苗族社会中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功能，成为强化族群认同、实现代际传承的重要媒介，发挥着整合社会关系，固化文化习俗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这种从形式到意义再到功能的整体性研究，不仅有助于系统解读苗绣色彩的文化密码，也为理解其他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体系与当代价值，提供了可参照的分析框架与方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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