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7年，日立前CEO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与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在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数字游民”概念，他们预测职业、地域以及线上与线下空间的界限，会随着无线网络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而被打破。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预测也逐渐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数字化工具的支持下进行远程办公，以克服地理空间的束缚，并凭借线上工作的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旅居，这种生活也在逐渐吸引着年轻人。在中国，西方舶来的“数字游民”概念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为人们所知，也得到了“Z世代”群体的认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于2022年10月12日联合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职场人对远程办公的期待随着年龄层的降低而提高，年轻人普遍更期待远程办公，有73%的职场人向往成为数字游民，有76.4%的“00后”表示愿意成为数字游民。可见数字游民已经成为青年一代高度关注的新型职业群体。青年一代也是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4年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其中20-29岁的用户达到13.5%。此部分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信息搜集能力是足够强的，同时信息的异质化对其影响也是较大的。在此现实情境下，本文关注社交媒体中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与青年群体的职业认知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和回答两个问题：当下青年群体的职业认知是怎样的？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是如何建构青年群体职业认知的？由于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对于青年群体职业认知的影响不是短期内产生的，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从个体经验中发现和回答问题，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探讨上述两个问题。

文献综述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新型职业，其在社交媒体中的网络叙事模式会对青年群体认知带来影响。认为数字游民是因便携式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在移动中生活和工作成为可能。这类在移动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群，被称为数字游民。一篇高赞的知乎经验帖将“数字游民”定义为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数字游民与移动工作者也存在较大差异，数字游民的工作地点选取更加注重休闲与自身需求，而且这种充满流动性的工作模式是长久且自发的，移动工作者通常是为了某一项任务或工作要求而出差，持续时间往往依据工作要求而变动，自发性较弱，因此两者有着较大差异。近年来，“工作实践生态”发生了转变，全球各国涌现出共享经济、合作创业、工作灵活化和大量技术创新，数字游民恰好嵌入在这种变迁之中。它覆盖了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士，包括远程自由职业者、数字企业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的公司员工，以及从事各类活动的个体。在此群体中，愿意在互联网上进行自我形象的呈现以及对生活方式的展现的部分群体是数字游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有学者提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者”的概念，此群体的生活方式高度商品化，通过在互联网上进行自我呈现，吸引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学者还将此群体的网络叙事分为四种叙事模式：激励者、教导者、社区管理者、影响者。这种有偏向性的网络叙事模式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对于某一事情的认知。有学者在针对不同地域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之间冲突的认知差异的研究中指出，信息的空间异质性会对公众在事件下的认知和反应产生影响。处于Z世代的群体在经历信息爆炸的时代，多层次多维度的信息让他们对于自身发展及职业认知和选择有了更多思考，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叙事模式的异质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他们的认知。

数字经济的出现加速了职业的更新换代，出现了更多基于数字产业而衍生出的职业，但由于当下青年群体们处于倍速社会之中，承担着内卷文化的宰制，寻求有别于传统坐班的工作成为青年群体职业追求的新方向。并且因为新冠疫情的出现，年轻打工人也体验到了“在家办公”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从制度性工作中脱离的恐惧和不安感，为真正成为数字游民打下了心理建设。马中红学者指出除了一些外部的偶然和必然缘由外，“数字游牧民”更是具有内驱力的一种“出逃计划”，也是身份自反性的结果。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青年群体不再过于关注传统社会要求的稳定、主流的个体身份，反而转向流动性更强的模糊身份，这个过程当中，此群体表现出身份认知的矛盾性，在对于个体自主性有较高追求的同时也对情感交往和共同体归属保持着较高的渴望。也有学者在对于数字游民旅居的心理需求层面的研究中指出，数字游民选择流动旅居生活方式的内在原因，主要是其能够满足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关系需要与享乐需要等四个方面的心理需要。

许多数字游民的选择都是基于对于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清晰认知，但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准备进入数字游民群体的青年群体来说，对于数字游民这一职业方式的认知是否清晰，社交媒体中，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是否引起青年群体职业认知的建构，这一建构又是如何体现的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在社交媒体中，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是一个复杂的媒介生态，对于青年群体职业认知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发展、潜移默化的过程。为了呈现更加完整的现实截面，本文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在正式访谈前，笔者先对其中3位访谈对象进行了预访谈，以初步确定主要研究问题及访谈提纲。访谈通过微信通话、小红书通话的方式进行，时长约为30至50分钟。

（二）研究对象

研究者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的方式招募访谈对象，保证访谈对象中包括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内容发布的数字游民，并且在职业、专业方面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以增强样本的多样性。经筛选，最终参与本次访谈的受访者共有12位。12位受访对象的年龄均在20-40岁之间；受访对象包括大学生和数字游民两种状态；职业包括学生、自由职业者、撰稿人、设计师等；在媒介使用情况方面，受访者均为社交媒体日常使用用户或重度使用用户，样本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采访方式	采访时间
A1	女	33	设计师	微信电话	35min
A2	女	23	自主创业	微信电话	43min
A3	女	26	文案撰写、欧洲设备调试	微信电话	44min
A4	男	31	外贸	小红书电话	38min
A5	女	27	品牌策划	小红书电话	35min
A6	女	25	自由职业	小红书电话	31min
A7	男	24	研究生	微信电话	48min
A8	女	23	研究生	微信电话	30min
A9	男	24	研究生	微信电话	38min
A10	女	20	本科生	微信电话	44min
A11	女	22	本科生	微信电话	46min
A12	男	22	本科生	微信电话	33min

青年群体的职业认知现状

（一）外部认知

在传统社会中，拥有朝九晚五、体制内的工作才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如今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足以支撑人们移动化的工作，数字技术的出现已经打破传统组织的边界，以个人的身份进入市场的壁垒在不断降低，生产活动可以在数字平台进行高效、稳定地运转，即便如此，人们对于这一类型的职业仍然持有观望态度。而在Z世代所处的数字传播时代，数字游民这一新型职业群体的画像通过社交媒体逐步渗透进青年群体的职业认知观念中，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成为社交媒体话语讨论与实践的核心。其背后体现的是青年群体对于整体环境的认知和对能够平衡休闲及工作的职业追求，并通过社交媒体中的数字游民的话语实践反向构建青年群体的职业认知观念。

当被问及为何会选择此就业方向时，受访者表示：“现在网络发展比较好，大家可以只通过互联网就能够实现你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都是通过网络是可以实现的工作，所以我在家里还要加班，还要比如说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还要打开我的电脑加班，其实那些工作还是通过网络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到固定的工位工作。”（A3)数字技术的出现可以支撑人们进行移动化的工作，但这也让人们丧失明确地工作与休息时间，这种随时随地都要工作的要求也逐渐成为各个公司不成文的规定。也有受访者表示：“以前的那种工作模式，非常不喜欢，比如说大家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公司机制下，我讲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大家会去凑加班时长，其实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你依然在公司耗着，比如说打游戏去拉加班时长，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A1)可见虽然互联网上持续产生对于996、加班文化的抨击，但卷加班时长的现象也依旧存在，在这种大环境的趋势下，人们逐渐丧失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感以及加剧排斥非人性化地加班制度，在这种大环境下，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是许多打工人的新选择。

（二）自我认知

在社会共识的成功观的规训下，成家立业是长辈对于青年人的期许与要求。选择稳定的工作继而结婚生子是家长自认为最好的出路，但成家和立业已经开始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成家”逐渐成为当代年轻人避而不谈的话题，年轻一代群体逐渐开启不结婚、不恋爱、不生子的三步道路，“立业”也依旧是社会主导价值观，进大厂、进央国企、考公考编依旧是高学历人群的主要择业途径。但正如凡勃伦指出，比较的习惯会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和分配自己的精力，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当下的青年群体更能基于自身的特点和需求来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在处于“内卷”环境下，既定的职业道路已经变得十分拥挤，人们开始开辟新的职业道路来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现，但开辟新的职业道路并非一人或几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对于“自我”和“自由”的执着就表现为了对于主流评价体系的排斥，但又没有指向大厂或体制之外某种明确的第三条路径，而这种“既不也不”的情境下，“数字游民”就被当作了缓冲和过渡。有受访者表示：“有的人他可能为了逃避，他先是成了无业游民，然后他只能通过成为数字游民来缓解自己的生存压力，但是毕竟数字游民就是在我认知里，他其实收入并不是很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会因为逃避而进入数字游民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会因为逃避而永久地成为数字游民。”(A6) 虽然有些人会因为逃避和缓冲而选择暂时成为数字游民，但这一选择也正是反映了这一职业的曝光度在提升，人们也更乐意去尝试这一新型的职业模式，这也使得在现实和网络世界，关于此职业群体的画像在不断完善。

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对青年群体职业认知的建构

（一）激发职业兴趣：浪漫化叙事迎合精英崇拜的职业追求

运用多媒体的形式，生动直观地展现数字游民的旅居内容及生活理念，他们所打造的此般人设满足青年群体对于精英崇拜的心理，从而使他们对此职业产生希望与追求。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策略性的、超越面对面交流的、从个人出发的展现方式，使用户可以更好地隐藏不想为人所知、不想呈现的那部分，并选择性地展现出自己希望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信息，部分数字游民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呈现，从而塑造自身的人设，他们会在小红书、b站、微博等年轻化的社交平台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造和管理自己的账号，“精心”策划自己的旅居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据此来传达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理念，吸引读者和粉丝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发现，此类数字游民更多地是将自身的生活打造得很精致，灯光、背景、环境必须到位，正如受访者表示“苹果电脑是标配的，咖啡是不能少的，人是要慵懒的。”(A11)因为大多是视频和照片的形式来传播的，而视觉元素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大大推动数字游民网络叙事的“浪漫化”进程。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愈发激烈的求学、求职竞争，生活、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内卷化也越来越严重，尤其对于年轻群体来说，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已经越来越难。通过社交媒体的渲染，阶级固化带来的精英崇拜的心理在网络社会内进行加强，标签化的精英生活让许多年轻网友争相模仿甚至将其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数字游民这一职业大多由年轻群体组成，并且在小红书这一人均“日入过万”的媒体中发布自己的精致照片及视频，部分年轻群体在接收到“浪漫化”的内容后加之自身对于精英群体的向往便将数字游民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手捧咖啡、穿正装、进出公司的大楼已经不再是青年群体对于社会精英的投射了，能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全球各地旅游、同时还有钱赚成为更多年轻人对于社会精英的想象。因此在做访谈的过程中就有受访者表示：“体制内的工作像是让我一眼望到了头，我毕业也不过22岁，如果我选择进入体制内我可能未来几十年的工作都不会改变了，这对于我来说是没办法接受的，而且自己从小就很向往那种可以到处飞的工作，觉得很酷”(A10) 同时也有受访者表示说：“我现在选择gap year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网上之前很火的那句话，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但我目前觉得数字游民这个职业满足了我很多对于职业的想象，我可能更加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可能会在毕业之后选择成为数字游民。”(A6) “我确实我看了这个概念之后，我觉得是很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那种非朝九晚六的那种生活的一个人，而且我很喜欢到处走到处玩，所以说这种工作模式我个人是很喜欢的。”(A4) 数字游民的“浪漫化”叙事为年轻群体打造了一个精英群体的“虚假”画像，并不是说选择数字游民的群体并非精英，而是将生活的部分内容进行美好化从而呈现的模式会让年轻群体对此职业产生强烈光环，将其作为自身成为精英群体的一种选择。

（二）拓宽职业认知边界：流量机制对商品化内容的偏好提升职业曝光度

在由算法主导的流量时代，技术通过算法主动分发逐渐取代人工把关，更具有商品性的内容会被更大程度地推送到用户的主页上，增加内容的曝光度，从而获得更多用户的关注。在小红书上搜索“数字游民”，收藏量最高的就是对于成为数字游民的工具推荐，其次便是“如何找一份远程办公的工作”，同时还有许多不同的职业群体同时他们中的部分人群也是数字游民，例如翻译、插画师、服装设计师等。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给不同专业的学生销售与自身技能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会帮助他们完成数字游民的职业选择，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对于专业技能的销售也包含了对于成为数字游民的路径指导。“自身专业+数字游民”这种模式的内容设置会分发给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和毕业生。“商品化内容+流量分发机制”使得内容的传播版图在无限延展，许多大学生及毕业生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一群体，从而在某一天激发成为此群体一份子的想法。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我是去年正式了解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的，我之前是没有仔细了解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了解在小红书等各方面的去看，然后才了解这个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模式怎么样的，然后我今年才开始尝试。”(A4)还有受访者表示：“在读书的时候，偶尔会焦虑，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那个时候疫情刚过去，就业形式也不好，我当时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关于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主页老是推送，我就了解了这个职业群体，跟我之后的希望的职业方式也很像，所以毕业后可能会选择成为数字游民。”(A12) 推广内容的出现对于用户来说是一种刺激因素的存在，在刺激完成后会在信息接收者心理产生对于新事物的认知，在之后要进行职业的选择或者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时此刺激和认知就会发挥作用，增加人们选择此职业的几率。

（三）增加职业选择：可实现的商业话语展现职业选择可行性

数字游民将自身的丰富经验转化为经过验证的有用方法，经验货币化及商业话语让年轻群体感受到这一职业的可行性，通过在线辅导、会议课程、项目培训和“操作指南”为年轻群体提供能真正实现数字游民这一职业选择的帮助。此类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大多都是以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叙事模式为出发点就是“你如何才能做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认知的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强调在事业发展中起作用的三种个人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即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及个人目标。自我效能指的是人们对于组织和实施所要得到的行为结果的能力的信念，就比如“我能干得了吗”，而自我效能与具体的活动领域有关，其形成与改变会取决于观察学习、社会劝说等信息来源。年轻群体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会从社交网络中获取某一职业多方面的信息，同时也包含教你如何做到的此类信息，而此时你进行观察学习，再加之他所呈现出的完整、具体的职业思路和规划，在展现职业选择的可行性的同时对你进行潜意识地引导和劝说，让你对此职业的选择更加有信心。

小红书中带有“零工作经验如何成为数字游民”“四个步骤成为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第一步”等标题的内容层出不穷，这部分内容大多产出自有经验的数字游民群体，他们用自身的实际经历来拆解进入该职业模式的步骤，而且大多会附有课程教学，“手把手”教你成为数字游民。在访谈中了解到，这些数字游民推广者会通过主动联系和内容推送的方式链接到有意向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和新手，传递给他们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会提出在线挣钱和全球旅居两不耽误的选项，同时请有经验的该群体中的成员提供指导，让他们对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充满希望，他们会注重与受众建立直接、密切的关系。有受访者表示：“我会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帖子，但其实我也不会去主动搜索，大多数都是页面推送的，有些比如说做数字游民需要具备哪些特点，有哪些工作可以选择成为数字游民，这类的帖子，我一般会点进去，大多数这类帖子还是看文字比较多，而且我也加入了一些社群，他们会有时不时地分享，觉得对我了解这个职业也有帮助。”(A8) 运用超越内容推送的方式和用户建立更深层的关系，他们的网络叙事以赋能自我和发现自我为核心，传输“只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并付诸行为，就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的理念，来说服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

（四）促进职业认知多元化：数字游民职业选择的“出逃式”情感底色

数字游民在中国兴起除了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外，更是内驱力的一种“出逃计划”，这种“出逃式”的情感底色迎合当下青年群体反规训、追求自由的心理，而此种“出逃计划”也是青年一代身份自反性的结果。这里的“出逃计划” 借用吉尔·德勒兹的“出逃路线”，是将自反性现代化与青年亚文化勾连起来考察的一种隐喻表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出逃计划”更像是青年一代对传统社会规则的反叛，对于恋爱、婚姻、生子、工作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新时代的诠释。在如今，婚姻已经不是人们恋爱的结果和目的，享受过程才是关键，选择工作也是如此，从一而终的常规工作不再是青年一代的职业追求，能够将自我提升和工作能力提升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才是首选。如今，我们的选择可能看上去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对于青年群体来说这是对于自在生活的想象，也是在追求生活的掌控感。在对于已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进行访谈时，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自身的价值无法体现，这无关于工资的高低，而是我作为一个鲜活的人，我的成就感和工资反馈是没有的。 同为数字游民的受访者也表示在当数字游民的时间里，自己可以有工作的时候就处理工作，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休闲娱乐，不会存在在工位上摸鱼，但下了班还要加班的情况，虽然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清晰，但自己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会更强。年轻一代对于当下的劳动异化行为，比如班加班、kpi绩效考核、工作流程受限自我价值得不到提升等等情况具有更多思考，“现代工厂体系所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因此，数字游牧民放弃和逃离现代工作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对更真实、更完整生命的价值探索，也是对现代工作制度中劳动异化和反人性生活方式的反思及抵抗。传统的就业模式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已经不足以有吸引力，在与世界的碰撞中寻找自我和天赋的可能性，选择鲍曼所称的轻盈、灵动、冒险、多变的“液态生活”是更多年轻人的向往。

总结

职业选择的困难以及就业的压力是当下青年群体难以跨过的难题。在数字社会之下，多元的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岗位出现，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被数字技术淘汰的传统岗位。青年群体一方面希望获得一份收入不菲符合兴趣的岗位，另一方面又希望自由与边界。在这样复杂的职业认知现状里，关于“数字游民”的内容越来越多出现在数字平台之上，它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年群体对于职业认知的建构。首先，将“数字游民”浪漫化叙事，贴合精英阶层的内容极大吻合了青年群体对于工作的期望——体面且多金，同时在一些青年群体聚集的社交平台上，被商品化了的“数字游民”内容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利用“兴趣爱好养活自己”的噱头精准被推送给了求职或即将求职的青年群体。此外鼓动式的推广文字提高了青年群体对于未来可行的想象，也拨动了青年脱离主流职业的最后一道防线，迎合他们“出逃式”的反叛心理。

中国青年“数字游民”的心理动因高于功利意图。国内从事或向往“数字游牧”的人群中有大量求职阶段的青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数字游民”热与“佛系”“反内卷”和“逃离北上广”等话语相交织，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对功利主义评价标准的疏离，以及自我主导职业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意识，这与欧美“数字游民”利用数字金融等产业套利的动机有所不同。其中数字化社会带来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可以说恰恰是数字化媒介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嵌入，使得“数字游民”在中国传播，使得青年群体了解并加入“数字游民”之中。但是因为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模式存在着“浪漫化”和“夸张化”的叙事，部分青年群体其实并未充分了解这一行业就贸然加入，容易影响青年群体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同时也容易打击传统职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扰乱社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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